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现过程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大讨论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引发的属于政治腐败的“官倒”现象，更是招致群众极大不满和普遍反对。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人试图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度框架使这种不合理、不公道的社会现象理想化和合法化。他们利用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的话说，“人们不应幻想：既获取高效率，又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公。”[1]我不赞成这种主张。我认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前进的前提和保证，不是什么幻想”，工人、农民及其他社会下层群众总是成为社会发展的代价和牺牲品，太不公道，就发表了一篇叫“也谈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商榷文章[2]。这就是中国学术理论界1993—1997年关于公平与效率展开大讨论的起因[3]。后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公共政策，写进了“红头”文件，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996年，看见汤敏先生的文章“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4]，并得知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四川仪陇县农民中推广试验，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就立刻到仪陇县实地考察了一个星期并写出了调查报告[5]。与此同时，城市中小企业融资难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我们试图探讨把农村小额贷款的基本经验（原理）运用到城市中来的可能性，于是，“小额贷款追踪调查”作为2001年四川软科学重点课题获准立项[6]。时间到了党的十六大（2002），一方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任务的提出，另外一方面是《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当时还有一个情况，中央银行等4家单位出台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2002.12）。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思维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农民融资难、中小企业主融资难、工人融资难、个体工商户融资难，客观事实摆着，怎么概括和归纳？说成是“弱势群体融资难”，可是，老、弱、病、残等也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但他们需要的是社会救济而不是融资。我们讨论涉及的“弱势群体”只能锁定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市场活动主体，这就是2003年四川社科规划课题“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融资难问题研究”申报并获准立项的思考过程[7]。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资助课题”《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研究》（批准号05XJL001）立项之后，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了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个体工商户组合和中小企业集群。课题组通过反复讨论，决定借用艺术创作的“原生态”概念，把历史上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分散、孤立地求生存谋发展方式，叫做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原生态，他们在不改变独立性的前提下，按照各自的方式组合起来，以群体的方式求生存谋发展，我们把这概括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我作这个简短的叙述只是要证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以及“原生态”和“新生态”概念的提出，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不管人们对它怎么评论，却是我们十多年来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生事物，诚实探讨的结果。

中国的新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市场活动主体，这是从比较中概括出来的一个范畴。农民与城市居民比较，工人与老板比较，个体工商户与商业巨子比较，中小企业主与企业集团的董事们比较，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前者无疑处于十分不利的弱势地位。我们把他们规范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具体是指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民政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创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以孤立、分散的方式求生存谋发展，我们定义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原生态；他们在不改变独立性的前提下，按照各自的方式组合起来，以群体的方式求生存谋发展，我们定义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

新的生产方式具体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个体工商户组合和中小企业集群。

1、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和市场主体，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孤立、分散的生产方式与国际国内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抗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非常脆弱。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又一创举，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农业现代化的形势而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适当调整，是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重要试验，对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

典型的职工持股会目前有两种，一种是美国企业中职工以个人掏钱多少为条件的职工持股会，另外一种是西斯蒙第主张的以“职工工资收入多少作为股东身份认定依据”的职工持股会[8]。新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后一种职工持股会。

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并不否定老板的地位和作用，也不侵犯老板的正当权益。此种新的生产方式只是认为，剩余价值（利润、收益）的创造，劳动者提供劳动力，老板提供劳动条件，都有权利参与剩余价值（利润、收益）的支配。目前世界占主体的分配方式是，劳动者提供劳动力，最多只能收回成本（工资），老板（资本家和政府）提供劳动条件，不但收回成本（资本投入），还独占剩余价值（利润、收益），实在是不公道。

3、个体工商户组合

成都市荷花池市场是典型的个体工商户组合。成都市荷花池市场，是成都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所属的大型商品综合批发市场，于1986年建成并营业。经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占地0.6平方公里，4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营业面积的规模，拥有服装、纺织品、针织品、鞋类、小百货、玩具等十二大类商品的专业市场，有3万多个注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年成交额55亿元，成为我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多、运作规范的大型综合批发市场，是全国十大贸易市场之一。

4、中小企业集群

中小企业集群是世界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1990）一书中概括出的一个范畴。他认为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的崛起，主要应归结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态——高度集群化。事实上，中小企业集群正是意大利经济的显著特征。意大利素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平均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仅为43人，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三分之一，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个企业创造的产值也是位居工业化国家之末。但是，这样一个资源匮乏、企业规模小的国家，经济总量却排名世界第七。这主要应归功于中小企业集群优势。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问题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如2001年1月23-24日，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法国经贸部在巴黎联合召开世界大会，探讨世界经济中的地方企业网络——地方集群，这表明发展区域集群成为各国公共政策的热点。2003年1月10来自世界各地的150多名学者在丹麦进行欧洲集群政策研讨会，就集群政策如何从竞争力政策和增长政策中吸取经验、及作为增长工具的集群政策如何在未来起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小企业集群也很快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关注的热门话题。中国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的代表作有仇保兴的《小企业集群研究》（1999）、王缉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2001）和陈雪梅等人的《中小企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2003）。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团专程赴希腊、意大利考察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状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正就拟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广泛征求意见，地方政府中如湖北、广东、安徽、河北、山东、浙江等省均在2006年初不仅制定了“加快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有的还研究确认了“中小企业重点产业集群”名单，进行具体的规划指导。

1、新的生产方式出现的科技条件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不但没有随着时代发展逐渐消亡下去，反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新的科学技术起了决定性作用。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致命威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一个汽车高速公路，一个信息高速公路，再加一个通信技术的个性化特征，市场的不确定性缓解了[9]。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优势。集中化和分散化成为当代社会两股并行不悖的发展大趋势。

2、新的生产方式出现的人文环境

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工业革命时代，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征服、改造自然是生产力的内涵；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资产阶级征服、改造农民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帝国主义征服、改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基本的国际关系。所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理念。征服、改造的社会理念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这种氛围里面，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生存、发展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有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自然力的无情惩罚和报复面前，人类终于明白，自然既不能征服，也不能改造，只能同自然和谐相处，只能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换。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也必然带来其他关系的改变。这就是说，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观念，不但受到自然力的报复和反抗，同时，在国内受到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报复和反抗，在国际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报复和反抗，那些自以为是“上帝”，可以主宰一切的人们，也开始明白，对内敲骨吸髓地剥削，对外穷凶极恶地掠夺，并不见得就是好办法，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给别人一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自己活得或许还要好些，是曰“双赢”。征服、改造的社会理念被迫放进了历史的博物馆。彼此适应、相互提高，开始成为新时代的主导理念。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得益于新的人文环境。

3、新的生产方式出现的现实土壤

近代中国落后了。19世纪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蹂躏和压迫，20世纪整整花了半个世纪中国才获得独立。独立后的新中国面临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农业社会如何向工业社会过度的社会形态转变问题，由于我们照搬计划经济体制，用行政办法搞“穷过度”，社会形态转变走了不少弯路，工业化的使命没有完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又面临一个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度的社会体制转变的问题。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我们的价值取向，不管是社会形态转变，还是社会体制转变，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回头路”，“回头路”是死路；也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老路”是歧路。简言之，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群众自己的事业，要由群众自己自主选择，政府再也不能包办代替了；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又不能以牺牲社会下层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为成本。这些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出现的现实土壤。

通过对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出现的科技条件、人文环境和现实土壤的考察和分析，我们至少能得出以下3点结论：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是介于小生产和大生产之间、既不伤害小生产者和其他劳动者利益又能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要求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

2、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创造的新生事物，面对新生事物，我们只能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体系，而不能用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体系裁减和取舍新生事物。

3、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条件的生存理念，以透明、诚信为特征的交往方式，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开展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新生态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研究，能为科学发展观提供理论支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新的切入点。

新的生产方式的研究很不平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比较深入，目前已经进入立法程序。2006年6月24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虽然只有10年的历史，但中国的研究与国际上的研究基本同步，互动性很强，研究的发展势头比较好。

个体工商户是一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落，至少在学术理论界是如此。我们通过学术检索，研究个体工商户的学术专著只见到时宪民先生的研究报告[10]，另外就是一些零星的调查个体工商户的实证分析了。个体工商户组合的研究就更无从说起。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实践中有，比如，海尔职工持股会就是这样的组织；理论上的研究也比较充分，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就提出了“工者有其股”的系统理论[11]。可是，学术理论界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还是认可美国企业中职工以个人掏钱为条件的职工持股会，所以，人们就把海尔职工持股会的基金叫做流失的国有资产，而《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在伙计中推行“身份股”的改革措施，人们说“不真实”、“太超前了”。

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个体工商户组合、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综合起来进行抽象、概括和归纳，目前还是理论上的研究空白。

新的生产方式的共同特征是活动主体集中在某个地域活动，所以新的生产方式往往为区域经济理论工作者所看重，而不为理论经济学工作者所注意。其实，理论经济学当其研究重心从研究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转向研究活动主体的行为，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样问题的时候，活动主体的环境因素不但不能被“抽象”掉，反而应当像恩格斯说的那样，“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2]。

1、产业纵向关联而形成的生产方式

这类生产方式同属于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活动主体，彼此间存在着生产过程的联系，产业链成为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每个活动主体都在产业链上占据合适的位置，形成一种合理的分工和协作状态。以四川乐山五通桥的长益畜牧科技公司为例，该公司主要从事生猪养殖，在公司附近有提供上游配套服务的饲料加工厂、兽医防疫站，生猪养大后又有食品加工厂、猪鬃加工厂和猪皮加工厂等下游企业可以合作，形成垂直的一条龙产业链。

2、区位优势指向所形成的各类专业化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通常是由同一产业的众多市场活动主体组成，它们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如廉价劳动力集中地、信息和技术发达地、原料或燃料集中地、产品的主要市场地、交通运输枢纽地等，形成各类专业化的生产方式。比如，正在崛起的“中国西部瓷都”夹江陶瓷业，在其“工业园”内就有130多家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中小陶瓷企业；成都市新都大丰镇的家具“工业园”，中型企业500多家，年销售收入80多亿；成都市的博美装饰城集中了1000多家中小装饰公司；还有就是各种“家具城”、“鞋城”、“电脑城”，也当属此类型。

3、产业横向关联而形成的生产方式

这类生产方式通常以区域内某一主导产业为核心，通过市场活动主体间的横向联系，外部形成多层次的各种群体，由于这些群体之间相互享受着彼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效应，因而充满了活力。处于核心地位的活动主体通常叫“龙头企业”，如隆昌蜀鑫畜牧科技开发公司就是四川隆昌金鹅镇生猪协会的“龙头企业”。该协会通过实施国家星火科技项目，主要做好生猪品种改良及规模化、科学化养殖，联合组建6个LY二元种猪场、18个三级商品场，现已实现年产“DLY”优质种猪0.8万头，实现产值640万元。再如一些大型钢铁企业、大型烟草企业、大型酿酒业等的周围都可能形成这类生产方式。

1、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3]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的夙愿。“私有化”论者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解释为建立私有制。可是，马克思在结论前面就明确说了，“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国有化”论者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解释为重新建立消费品个人所有制。这就更离谱了。物质生产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制问题肯定是指生产条件，而不是指什么消费品。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资产阶级早就建立了，还需要马克思著书立说去“重新建立”吗？

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不但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还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承认劳动条件提供者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说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思想。

2、新的生产方式是典型的“资本集聚”经济现象

“资本集聚”可以带来规模效应。马歇尔在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中分析了适应社会化生产发展要求的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通过“资本集中”建立起来的大型企业，可能获得“内部规模经济”；另外一种是通过“资本集聚”即“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建立起来的企业集群，可能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14]。所谓“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就是指由于同一地域活动的原因，其中的市场活动主体既可能节约和降低生产成本，又可能节约和降低交易成本。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组合、中小企业集群是典型的“资本集聚”现象，给它们带来“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是客观规律的自然表现。

3、新的生产方式是适应市场节约交易成本的产物

节约和降低交易成本在马歇尔那里如果还是天才的猜想的话，科斯则把节约和降低交易成本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在深入研究了。科斯从他1937年的《论企业的性质》到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反复地在阐明一个道理：“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执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15]简言之，如果存在交易成本，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或者说，采取哪种制度安排取决于哪种形式的交易成本最低。

计划经济产品由政府直接调拨，微观活动主体不涉及交易成本问题。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活动主体自己寻找或开辟市场，是否节约交易成本就成为市场活动主体制度选择的基础。我们此次前往四川隆昌调研，与隆昌县科协主席谈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否节约交易成本问题时，他回答到是十分爽快：交易成本不就是卖得脱、买得到所花的钱吗？隆昌禽苗协会是遍布28个省市的跨地区经济组织，上海地区的老板（禽苗协会理事）一个电话过来，这边就有人（一般也是理事会成员）买好小鸭并包装好送上飞机，对方到机场接货就行了。交易成本是不是节约了？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组合、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如此之快，能节约和降低交易成本恐怕是其基本动因。

4、新的生产方式是市场合作机制的产物和重要形式

“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6]任何事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既有排他性（对立）的一面，又有依存性（统一）的一面，排他性的一面产生竞争，依存性的一面需要合作。竞争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合作机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社会就应当从竞争机制和合作机制两个方面促进事物健康地向前发展。

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往往把竞争机制极端化，似乎市场机制就等于竞争机制。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反对把竞争机制极端化，强调市场的合作机制，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先知、先觉，会预见到某一天人们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目标，而是因为合作机制即“彼此适应、相互提高”的新型生产方式是他们力量的源泉，是命运使然。

农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中间等级）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度的代价和牺牲品。《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论断的：“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发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眼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17]

显然，上述论断过时了。《共产党宣言》之所以认为“中间等级”必将灭亡，必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大生产才适应社会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所以无产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而“中间等级”是一种孤立、分散的小生产方式，与社会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所以“中间等级”，必将灭亡，必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间等级”不需要灭亡，也不需要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无产阶级与“中间等级”同属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创造的新的生产方式已经融入社会化生产过程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这个群体不但能组织生产自救，还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生力军，成为“中等收入者”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稳定的强大柱石。

社会体制变革的“死扣”是指意识形态强烈的“私有化”和“国有化”两种学术思想的尖锐对立。当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要么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占主体，要么是国家所有制占主体。中国所谓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道“难关”，实际就是在国家所有制和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两者之间，让谁个占据主体地位进行的艰难选择。这是一个“死扣”，因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本来就不科学。

先不管“私有化”和“国有化”或先不问姓“资”和姓“社”，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问题应该有共同语言。“国有化”论者大概不会反对劳动价值理论。既然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为什么劳动者对剩余价值（利润、收益）没有处置权？“国有化”论者自己当了老板，就否定劳动者的权利，这是不是搞的双重标准？“私有化”论者估计也不会反对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既然承认白领（管理者和技术员）的本领需要积累，是资本，为什么不承认蓝领（普通劳动者）的本领也需要积累，也是资本？本领有大小，资本有多少，这是量的不同，但不是有无的差别。这是不是也搞的双重标准？

“国有化”论者和“私有化”论者放弃双重标准，承认工人作为劳动力参与条件的职工持股会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体制变革的“死扣”不但有望解开，而且，生产力还会释放出新的巨大能量。

重视大轻视小的“规模歧视”是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留下的遗产，重视国有制轻视非国有制的“所有制歧视”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留下的遗产，重视老板轻视劳动者的“苦力歧视”是历代的剥削制度留下的遗产。“三重歧视”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待遇不公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市场扭曲、无序的要害所在。我们十年如一日地对市【赫械娜跏迫禾褰凶纷傺芯浚康木褪窍胙罢乙桓龃鸢福喝绻缁嶙龅健?lt;B>起点机会均等、过程操作公开、结果分配公正”，他们能不能管理好自己？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富裕起来、强盛起来？

2006年6月6日，我们一行4人走进四川隆昌禽苗市场，眼前的情景带给我们的与其说是惊喜，倒不如说带给我们的是心灵的震撼！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每天的交易量是在30—50万只之间，没有完好的市场秩序，根本就不可思议。我们同去的调查人员问：同行是冤家，会不会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隆昌禽苗协会的理事长回答说：开初是这样。竞相杀价的所谓恶性竞争还不打紧，最严重的问题是欺骗外来客商，以次充好。1994年创办禽苗协会。价格公开、透明是市场秩序好坏的标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早晨公布头天市场的价格。还会不会以次充好？你们看，坐在树下喝茶的那些人，他们是养鸭的农民，也是卖鸭苗的老板，还是禽苗协会的理事，同时他们又是市场秩序的义务监督员。隆昌禽苗市场现在是块金子招牌，我们大家都明白，该怎样维护它的形象和声誉了。

农民通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接受市场的洗礼，逐步走向成熟，自己能管理好自己。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应该做得更好些。当然，前提是没有“三重歧视”。隆昌禽苗市场没有“规模歧视”，生产规模大的年销售收入过百万，小的只有几千、几万；没有“所有制歧视”，全部是非国有制经济；没有“苦力歧视”，他们本身就是苦力。

“三重歧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桎梏”。凡是落后地区，看看他们过去的规划、历年的总结和其他“红头”文件，普遍存在着“三重歧视”；再看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横行的行业或部门（烟草、电力、银行、通讯、交通等），“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根深蒂固；珠江三角洲地区没有“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可“苦力歧视”肆无忌惮，成为两极分化的典型。

答案应该有了。批判和废除“三重歧视”是健全和完善市场秩序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活力的激发因素和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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