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学家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每一种分类都可以帮助人们对经济学家这群人的认知。过去我写文章曾说过：如果以服务对象为标准，经济学家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服务于政府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国家全额供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研究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全额供养的其它经济研究机构；第二类是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企业的经济研究机构，或者受聘于企业，或者主动服务于企业；第三类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经济学家，他们大多置身于高校，置身于理论经济学研究机构，比较超脱于政府的政策导向与企业的盈利诉求，这类学者也有一部分来源于业余研究。近来，我觉得有一种划分，可能更能把握经济学家群体的立场、利益诉求。这种区分可以称这为“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这可以给人们一个新的视角，以便正确认识我们的经济学家们。

§ 以体制为界区分的两类经济学家

将经济学家区别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类，基本标准就是经济学家是置身于国家社会经济体制之内还是之外？以我的理解，凡是在政府体制范围内任有公职的就是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否则就是体制外的经济学家。有人说，这要看学者们是否受国家供养而定。言下之意就是说，即便在体制内任有公职，只要不拿薪水、不拿任何经济报酬，就不算体制内经济学家。也有人说，这要看学者们在公职上每年的工作时间而定，如果他每年达不到一定的职能工作天数，也算不得体制内经济学家。还有人说，就是他在公职上，拿了相应的报酬，也能保证一定的职能工作天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干职务活暗地里干自己的私活，恐怕也难入体制内经济学家。这些质疑都有其道理。是否置身于体制内的公职上，是一个基本判断，它是一类经济学家的基本标识，一般标准。但是，任何划分标准，都不可能没有例外，都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个别地说，只要这位学者在这个公职上能够基本完成他的职务工作，无论他是否是全职，是否报酬拿全额甚至分文不收，是否同时兼干自己的私活，都不在话下。

那末，什么是体制内经济学家？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所有公有制下的大专院校中的经济学学者，所有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的经济学学者（各级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有党政机关部门中的研究机构、政策研究单位，所有党政系统主办的媒体（报刊、电台、电视、网站以及各类传统与新兴媒体）中的经济学学者；在一定时段承担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教委等一切公费项目的民办研究机构中的经济学学者，至少在这个项目的研究上是干的是体制内的活。

这样说来，体制外经济学家就比较容易界定。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学者是从公职上退出来的，退离休的，退职的，离职的，被清退出来的，等等，即原本是公职上的人现在成为学术自主身，成为独立研究者；转轨市场经济以来，有一部分自由职业者，也加入到经济学研究行业，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也有科班出身，甚至也有人数不少的海归分子。

还有一部分人可称之为双栖学人，很难说得清他们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可能既是体制内又是体制外，既不是体制内也不是体制外。一种情况是，一些学人兼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事，在两者之间挑挑拣拣，出出进进；一种情况是，体制内的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工作与经济研究毫无关系，只是在业务时间或者工作的空隙中进入这个领域；一种情况则是，体制外的一些学人，在体制内的经济研究与教学机构兼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 “体制内”与“体制外”给予了经济学家什么差异

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跻身于经济学领域，或就现实问题，或就理论（学科建设）问题，或说策问题进行研究。

然而，两类经济学家的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经济学家，站在体制内与站在体制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由公共财政供养（至少自己从事的职务研究是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后者是非公共财政供养；也就是说，前者是体制支持着他的研究课题，后者却不然。

由于体制内经济学家是国家供养的学者，他们首先有学术职称的标识以及地位认定，这些界定大体如下：从最初级的助教（研究员实习员）开始，一路攀升，讲师（助研）、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研究生导师（硕导、博导），学部委员；与此平行的还有专家评价系统：单位专家，省部级专家，国级专家；如果要在党政部门，以官本位为基础，还会有处级研究员、厅级研究员、省部级研究员之差别。相应的称谓，某些同仁还时常将其印在自己名片上，引以为荣。体制外的学者就没有学术职称可言，同时也没有如此复杂的身份标识，大不了有些同仁会自称教授、研究员，有的人觉得这样还不够甚至自称“高级”研究员。有的人也许是心有不甘，会通过关系（也有受聘的）弄个兼职教授、研究员之类的称号。有的人或许出于愤世嫉俗，或者出于醒目，会有意说自己是“独立”学者。由于在物质上精神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学家的区别，不是多与少、厚与薄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这种原生态的差别，很可能是两类不同学者之所以不同的深层原因。

由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经济学家的地位不同，一类是国家机器中的职能部件，一类是国家机器之外的自由运行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就不能相提并论。首先，研究经费，体制内的自然由政府提供，各种课题经费、项目经费、研究基金，可谓名目繁多。每项研究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上百万。据说，某中央重大研究项目研究出版一本书的经费就100万。当然，除过一些部委、一些单位自己的课题是封闭招标之外，国家也有一些大的基金项目对社会是开放式的，体制外的经济学者也可以去申请国家各类基金课题。但在国家职能机器上的学者与不在其中的还是有所区别的，换句话说，命中率是不同的。即令体制外的成功获得了某项课题，那他也就等于分时段成为体制内学者，不再是体制外独立学者的。即令从事相同课题的研究，体制内外的学者资料资源同样天差地别。有些资料是可能通过购买获得，但有些资料是难以对体制外学者开放的。项目鉴定与评奖，同样是体制内经济学家的强项。自己出的钱做出的研究成果，通常又会自己再出钱找专家评审鉴定。尽管国家项目现在实行了盲鉴，但其间漏洞百出，实难以鉴定论高下。至于花钱开鉴定会，更是花钱买好的大卖场。说到奖项，去到方舟子的“新语丝”上浏览一下，真叫人倒吸一口凉气。奖项中的腐败，与官场中腐败堪称孪生兄弟。这一切对于体制外学者来说，虽然没有那些资源，没有也罢，可能会更少些精神污染。

正由于不同的供养、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两类不同的经济学家各自承担的职能、责任、负责的对象就大不相同。体制内经济学家是政府职能运转中某种职能的承担者，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是为政府职能服务的。他们必须这样做，这是他们应担当的责任。而且他们的全部研究必须对现行体制与现行政策负责，必须对领导意图负责。当然，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有独立见解，可以与现行政策、现行理论观点不一致。但研究成果是一回事，对外言论必须与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如果他吃财政的饭，不为政府研究课题服务，如果他拿着财政供养的钱，却干自己的私活甚至干些反政府反现行政策的活，如果他在公开场合、或者开放媒体上的言论与直接批评供养他的政府，那他就犯了体制内经济学家之大忌。因为这是严重的违犯职业道德！相比之下，体制外经济学家就自主甚至自由得多了。他可以完全听由自己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指引他的言行，他可以完全任由谁给钱给谁说话、给谁辩护，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现行政策发表评论甚至严厉批评，只要他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之内。他怎么说不会有人说他违背职业道德。体制外经济学家、香港学者郎咸平，成功地演绎了这种角色。

体制外经济学家由于没有供养与见解之间的关系，也就没有了利益关系，一般说来，他们处于更客观、更独立、更自由的位置，因而他们的见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轻视体制内的学者，他们自己的优势，经费优势、资料优势、人力优势，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容易获得官方承认。

我想有了以上几个主要逻辑结论，便不难演绎出两类不同经济学家面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面对国家经济政策、面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给出解释的异同。

§ 经济学家只是一种职业，它不是道德标杆

经济学家与各类从事不同行业的人群一样，有血有肉，七情六欲，同时也追名逐利。他们不是一群道德君子，不是一群无欲超人。他们也会为钱财动心，为美色动心，为名誉动心。宋真宗（赵恒）《励学篇》不是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那时皇帝（即国家元首，但这个国家是他家里的）都这样号召天下读书人，可见这还是有些个道理的。是的，作为社会成员，谁能够要求经济学家心地无私？

这里可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要分清。无论他立足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一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二是作为社会生活中人的经济学家。一般说来，作为学者，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与功利毫无关系可言，因而他的学术活动自始至终都不能有任何经济利益取向，不能有丝毫的名利要求。但是，作为生活中的人，他必然要追求经济利益，追求名誉地位。完全将两都割裂开来纯而又纯学者，可说是寥若晨星。回望中国，历史上确有过一些文人学士，清高深纯，与世俗概未搭界，甚或与凡人从不搭话。但他们多为家财万贯的富豪子弟。如果没有他们的父兄挣世俗的钱，并积累足够的财富，他们能有飘飘欲仙的学术生涯？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没有经济利益支持的学术研究从来就不存在，学术研究的纯粹性从来都是相对的。看到这一点我们要说，还倒不是对经济学家要不要宽容的问题，而是在那个层面上给予经济学家以经济利益。

经济学不是道德标杆，它只是一门学问，经济学给予学者们的只是一种职业。不要说经济学不代表道德，就是政治学甚至道德伦理学，同样也不是。作为职业，它与社会上七十二行一样，彼此没有高下贵贱之分。站在这中间的人，同样也是各色人等。在这里，同样讲道德（个人品格、职业道德），同样讲职业水准。

心灵与视野，即道德与水平，两者有某种联系，但相互背离的情形亦有发生。操守好，学术水平高是一种情形，操守好，学术水平平平是一种情形，操守差，学术水平高是一种情形，两者都差则是又一种情形。这四类学者中，双优秀是世人赞美的；双恶劣是世人唾弃的；操守虽好水平平庸者无害亦无益。反倒操守差，水平高的经济学家在经济社会中引发了不小的震荡。

出生于苏格兰的约翰·罗可称之为骗子经济学家的鼻祖，但与以后的纯骗子相比，他却相当有学问。他一手策划了并实际操控了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计划”骗局，自己捞足了名利，却令法国殖民地密西西比经济崩溃。但这并不能掩盖他1705年所写的《货币与贸易研究：国家货币供给的建议》中学术成就。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罗正确预言了信用体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用纸币代表金属货币的重要性，同时罗预言了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一位学问极好人品极差的典型人物。为了功名，他不择手段向上爬，在他登上学术高峰的同时，心灵也下到了人间地狱。配第成为“统计学之父”，配第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至今还闪烁着光彩。可是他以权谋私，背叛理想，卖主求荣，其生活作风也极不检点。一时为世人唾弃。配第的子孙们一直没把配第的著作整理出版。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出版著作必须有作者传记，但“这个思想敏锐而又特别轻浮的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庇护之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爵士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诸于世的。”

经济学说史上另一位大家──马尔萨斯，他的《人口论》大约是倍受批评的巨著，他从动物世界的繁殖规律想到了人类自身，并以英国当时的统计资料作出判断，人类社会中人口增长必然超过财富增长，由此必然带来社会灾难。他是第一个理性地提出必须对人口的自由增长进行抑制的思想家，将其称之为人类计划生育的鼻祖应当说是十分恰当的。然而，他的人口论遭遇了此起彼伏的讨伐至今还有人在对其指责。这其间，与由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本身的局限性也许有关，但同时也与人们的误读有关。特别是，当人们注意到这个提倡计划生育的牧师，在悲天悯人为人口的增长忧郁的时候，他自己几乎毫无节制地成为一个多子女的父亲。

经济学成为显学，使从事这个行业的学者光环倍增。然而，一当社会的关注度过于倾斜时，会令事态急剧逆转。目前中国经济学家队伍正在遭遇这种社会思潮冲击。社会实在应当宽容地对待经济学家们，因为他们与任何职业一样，可以高尚可以卑微，可以追名逐利可以淡泊名利，可以与从事任何行当中人们发生一切行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