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宏观经济学正处于一种混乱的局面”①。依照目前流行的说法，宏观经济目标是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其行为主体自然是政府了。宏观经济学混乱的基本原因，恰恰在于行为主体（结构）错位，目标（功能）紊乱，分析方法不科学。

（一）宏观经济行为主体错位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界定为企业和家庭②，这个没有争议。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斯蒂格利茨解释为上和下的关系③，萨缪尔森解释为总量和个量的关系④。这就是说，宏观和微观是同质的比较，是同一系统的两个不同层次。比方，政府作为行政系统，乡、镇和街道办事处是微观，国务院是宏观；军事系统，连队是微观，总参谋部是宏观；政党系统，支部是微观，中央委员会是宏观，如此等等。企业和家庭属经济系统，政府属于行政系统，两者存在着质的区别，不是同一系统的两个行为主体，不存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还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前者被新闻媒体誉为第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后者被誉为第四个里程碑），都把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行为主体，这是不合逻辑的。

（二）宏观经济功能目标紊乱

宏观经济目标紊乱是指宏观经济学政策设计没有科学依据。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在一部经济思想史中，更加重要得多的则也许是凯恩斯政策建议。”⑤，然而，凯恩斯的政策建议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却是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心病。凯恩斯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深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两套”⑥。这一“成果”却使宏观经济学政策设计更为离谱。

 

1、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肯定是两套而非一套

经济学原理只有一套，若我们把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那么，宏观经济原理和微观经济原理就是两套。众所周知，宏观和微观两个概念是从物理科学借鉴过来的。宏观指爱因斯坦相对论研究的宇宙世界，微观指量子力学研究的基本粒子世界。宏观世界物体的运动轨迹是确定的，而微观世界物体的运动轨迹则测不准，前种现象抽象为哲学命题叫决定论，后者则叫随机论。爱因斯坦生前同量子力学主流学派（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辩论了三十多年，当他从哲学角度对物质运动的两种现象“做出与观察者无关”的唯物主义解释的时候，他成功了；可他试图把两种物理现象的诱因和约束条件即基本原理做出统一解释的时候，却失败了①。

物理科学面对的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没有主动性的非自组织系统，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的基本原理尚且不一致，经济学属社会科学，面对的是有生命、有意志、充满活力和主动精神的自组织系统，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居然要用“均衡理论”把两个领域的基本原理统一起来，这种信念毫无根据。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熊彼特称是“古典派杰作”②，反对的意见也很尖锐。但笔者还是以为，局部均衡分析在假定技术、价格等因素不变的条件下（这种假定符合实际），形成经济现象的相关变量是因果关系，掌握和认识了它们，这对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市场预测并相机做出决策，确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量均衡能说明什么呢？总的社会经济现象，没有一个因素能假定为不变条件，而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只是相关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总量均衡也好，总量非均衡也罢，既不能解释“滞胀”现象③，也不能解释新经济预示的经济周期微波化现象④，除了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感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2、宏观经济目标不是微观经济目标的简单相加

要素和总和的关系，贝塔朗菲区分为两种关系。一种是简单的、直观的叠加关系，比方，一袋马铃薯，知道单个马铃薯的重量，叠加起来就是总重量；一国的失业人数，单个企业的失业人数加总就是全社会失业的总人数；国民总收入，把各个单位的销售收入加总起来，就知道一年的GDP了。另一种是相互依存、相互竞争（斗争）的组合关系，比方，单棵树同森林之间的关系，单个劳动者同企业的关系，单个企业同经济系统的关系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应当是第二类组合关系，“组合性特征不能用孤立部分的特征来解释，”“复合体特征与其要素相比似乎是‘新加的’或‘突现的’”⑤。对组合关系，艾仕比说得更为生动而具体：某村庄100个男人中有82个是已婚的，那么，0.82对全村男人组成的集合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对个人来说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单个人的婚姻状况，要么是已婚的，要么是未婚的，不可能是0.82。显然，0.82是一种系统性质，而不表示单个人的性质⑥。但是，宏观经济学目标的设计，因微观存在销售收入、招工计划、裁员行为与进出口活动，于是一一对应，宏观就有GDP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恐怕太简单了吧？一袋马铃薯的重量是单个马铃薯重量的总和，天上下雨地面就会有水，二乘二等于四，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这些也算作科学命题？！

3、宏观经济目标是比例问题，而不是利润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涉及宏观经济目标与微观经济目标的关系。马克思探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所运用的两大部类平衡理论，人们可以说出千百条不同意见来，但是，马克思提出问题的角度，学科对象和理论边界的划分，却无懈可击。

第一，微观经济目标，马克思指出“是生产剩余价值”①，换一种为东方、西方经济学者都能接受的普遍命题，是利润最大化。

第二，宏观经济学的对象应当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什么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②。我们把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运动直接理解为宏观经济学的对象，符合前面的两个理论规定：一是同质比较，二是组合关系。

第三，宏观经济目标就是研究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即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问题。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③。所以，宏观经济目标是补偿问题（实现问题），是比例问题，是结构问题，与微观经济目标利润最大化相比，其目标是“新加的”或“突现的”。

对宏观和微观现象的理论概括，物理科学发现了固定轨迹和测不准关系，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是两套而非一套；系统科学总结出了系统功能不等于单个要素功能之和的命题，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是两套而非一套；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宏观经济目标是结构问题，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是两套而非一套；唯独现代主流经济学用什么均衡理论证明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是一套而非两套。由此看来，谁更接近实际、谁更接近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了。

（三）宏观经济学方法不科学

宏观经济学是伴随国家干预主义风行全球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可以这样说，宏观经济学是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武器，而国家干预主义又是宏观经济学的物质力量，所以，解剖宏观经济学必须从解剖国家干预主义入手。

1、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不是心理因素的产物

把国家干预主义说成是心理因素的产物，有两种表达方式：第一种，新自由主义学派，无论是哈耶克④，还是弗里德曼⑤，都不承认国家干预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他们认为，国家干预主义是在一批知识分子的蛊惑下，把人类引向了“奴役之路”。第二种，凯恩斯主义学派，把“灵活偏好”或“市场失灵”⑥说成是国家直接干预的“充要条件”。所以结论也就尖锐地对立着，前者把国家干预主义说成绝对恶的偶然历史现象，后者则认为国家干预主义将伴随市场的不确定性永远存在下去。

2、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和消亡是个历史过程

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现在已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劳动者的对立，“物质上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都变得困难，不肯定而且日渐衰落”②，物质生产活动的规模十分狭小，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只需“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行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叫“无为而治”。

伴随蒸汽机的发明，工业经济时代到来。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又使“不少人看清在科学中蕴藏有可以利用以谋取厚利的巨大力量”③，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时候，人类对生产力的认识能力和调控能力却滞后了。面对盲目发展、无法驾驭的现代生产力，人类由过去迷信自然力转而迷信生产力。迷信自然力，人类希望上帝的“委托代理人”——天子把自己从苦难中振救出来；迷信生产力，人类希望一个德（大公无私）才（无所不能）兼备的人或机构把自己从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④。这就是国家干预主义出现的历史条件。

“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出现，预示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如果说，工业技术革命极大地解放了人的体力，那么，信息技术革命就是极大地解放了人的脑力⑤。信息技术带来社会决策指挥系统物质条件的革命性变化，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调控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信息对称性的提高，就是不确定性的降低。这既是新经济现象（经济周期微波化趋势）的物质技术条件，也是国家干预主义从世界范围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物质技术条件。

政府同经济的关系，“从无为而治到直接干预，现在又从直接干预向间接调控过度，正沿着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轨迹行进。”⑥这种历史演变过程，决定性因素是科学技术。

3、宏观经济学面对国家干预主义消亡的选择

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不是心理因素的产物，国家干预主义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作为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表现并为之服务的宏观经济学，应该作何选择呢？

第一，宏观经济学是在批判无视客观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没有科学价值，但不能否定其革命意义。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只能继承和发扬，不能把整个宏观经济学弃之如敝屣。

第二，如果因为宏观经济学曾经发挥过革命的积极作用，看不清宏观经济学容易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的内在缺陷，反而用过时的教条限制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活动，那么宏观经济学只会成为御用经济学而走向灭亡。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句名言，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为他生后一百多年的社会经济变化负责，这个意思也适用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修正、补充和完善应当通过我们之手完成。

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民经济与之相伴随的微观经济目标、宏观经济目标、国民经济目标以及各个经济目标行为主体等一系列范畴的出现，是经济科学由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转向研究“做什么”和“怎么做”的主要标志。经济科学历史使命转变了，但在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过程中所形成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结论仍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一）人类构造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规律

1、社会层次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东方学者熟知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反作用，就是从这段话推演出来的。西方学者理解起来不应该有障碍。其结构模型可以表示为：

 

                                      行政管理

 

经济管理

 

 

这个社会经济结构模型的深刻内涵此处不可能展开全面讨论。模型所显示出的以下几层关系是很明确的：

第一，生产力是人类同自然进行交换的一个关系范畴，对生产力进行协调和组织管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叫经济管理，政府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和管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叫行政管理，政府直接参与生产力的组织和管理显然是“越位”了。

第二，所谓宏观经济应该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发生的问题，是对生产力进行布局和调整，所以宏观经济问题属于经济管理活动范围之内的事情。

第三，席卷全球的非“国有化”历史潮流是让生产关系复位，让经济基础复位，恢复它们作为民事行为主体进行交往的本来面貌。很明显，非“国有化”与西方学者主张的“私有化”不能划等号，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股份化”更不能划等号。

2、社会行为主体关系的人权理论视角

人权理论是多元社会的理论武器，多元社会是人权理论的物质力量。人权理论不应该是意识形态的工具。社会经济结构多层次性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也呈现出多层次特点，作为承担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社会行为主体，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身份地位的本质区别，我们绝对不能把物的层次关系转化成人的等级关系。社会行为主体之间谁也不是谁的工具，说也不是谁的手段，人格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因此：

第一，按照社会层次的划分，政府是国民经济目标的行为主体，银行是宏观经济目标的行为主体，宏观经济目标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目标，但不等于说银行是政府的工具，是政府的手段。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银行应该独立，银行不能依附于政府，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不等于说银行独立就一定要走企业化道路。社会活动主体企业化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行为目标利润最大化，二是产品价格自己说了算。美国是最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产品价格恰恰是中央银行行长说了算，而不是各个商业银行行长说了算，而银行目标利润最大化对经济周期必然推波助澜而不是逆向调节。所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企业化道路是一条歧路。

第三，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并不排斥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帮助。在明确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市场活动主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政府承担一些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不能容忍的是强制市场活动主体承担社会职能，而政府进入市场则成为与民争利的借口。

3、社会经济结构构造的人体结构视角

社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体结构精美绝伦，社会结构只不过是人类以自身结构作为参照系改造、适应世界的结果。所以，人们常把经济机体中的货币比作人体血液，按照此逻辑，银行就是人体心脏了。心脏的基本功能是把血液准确、及时并成比例地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如果某个部位血液没有输送到，医学上叫“血梗阻”。社会经济机体中的“血梗阻”现象，中国有，美国有，全世界都有，只不过中国最严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迎接加入WT0挑战的口号下，向中心城市收缩，割断了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信用关系即割断了与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的信用关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目前，中国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融资难即农民融资难、工人融资难、个体工商户融资难和中小企业主融资难问题，已经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与步伐，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到了非根治不可的时候了。

根治社会经济机体中的“血梗阻”现象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宏观经济目标及行为主体定位依据

1、经济结构问题面临的两难选择

经济越发展，社会化生产程度越高，经济结构问题就越是突出。理论来自实践，经济结构应当纳入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现在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是：经济结构问题怎么分类。有两种意见：第一，反映计划经济实践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把经济结构问题纳入政府职责；第二，中国搞市场经济了，我国经济理论界有学者主张把经济结构纳入微观经济学的视野①。

按上述两种意见分类，实践中我们就会陷于两难选择的窘境：经济结构调整和布局纳入政府职能，与社会分工原理相悖，必将使政企不分延续下去；若让企业在自发的投资过程中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历史反复证明，这样付出的代价太大。

2、银行承担宏观经济使命的可能性

银行作为宏观经济目标行为主体可能性的前提条件，就是否定我国目前学术理论界很流行的一种错误看法。他们看到“货币本身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不承认现在货币流通对商品流通的决定性影响。货币流通应当为商品流通服务，这个毫无疑问，但它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宁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由于“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形成金融垄断资本，“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①。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也有过精辟论述，“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②。就是凯恩斯主义者现在也承认货币流通对商品流通的决定性影响，“在美国，这些经济学家（指现代凯恩斯主义者）逐渐倾向于用货币政策稳定商业周期”③。

货币流通决定商品流通是客观事实，当“银行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的时候，事情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只是由于中国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弃之不用，货币流通对商品流通的决定性影响，我们当然感受不到了。银行成为“万能的垄断者”，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承担宏观经济目标即经济结构调整和布局的使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3、同货币主义学派的区别和联系

我们这样突出银行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是货币主义学派“货币最重要”理论的翻版，客观地说，有联系，但也有区别。

（1）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主张相同，价值观念的选择不同。按照社会分工的要求，政府不应当直接干预经济的运行。弗里德曼否定国家干预主义，他主张“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④。他说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要维护的是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规定看，弗里德曼的观点没什么问题，我们接受这个主张。价值观念选择，货币主义学派或自由主义学派主张用“私有化”代替国家干预主义，我们主张用“民有化”作为新体制的微观基础。

（2）货币流通量发放的原则相同，宏观经济目标实现机理不同。货币主义坚决反对凯恩斯的通货膨胀政策，坚决反对政府滥发钞票，主张货币发行量同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主张物价稳定等。这些已经“证实”，是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我们赞同。但是，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不相信“有意识地调节”，而主张“独立个体之间的明显的偶然的相互作用” ⑤，一句话，回到“斯密时代”。社会资源配置是一种活动，社会经济结构是一种结果，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又会为社会资源配置形成一个新的平台。社会总资本的这个运动过程，无论哪个环节，我们相信“有意识地调节”比撒手不管强，不同意回到“斯密时代”。货币主义把银行比作“水龙头”，“水龙头”只管得了水的流量，却管不了水的流向；我们把银行比作“人体心脏”，“人体心脏”既要管血液的流量，也要管血液的流向。“新凯恩斯主义把银行比作‘大脑’⑥，货币主义把银行比作‘水龙头’，我们把银行比作‘心脏’”⑦，这就是区别。

 

（三）宏观经济目标的量化方法

1、宏观经济目标量化的理论来源

宏观经济目标量化的理论来源有两个：一是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有机构成是指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马克思揭示出的社会生产活动过程实物和价值的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如何把宏观经济目标量化提供了思路。二是金融理论工作者贝多广博士《宏观金融论》一书中分析、介绍的对社会货币流向和流量进行定量分析的金融计量模型和资金流量帐户①。

2、宏观经济目标量化的主要内容

宏观经济目标的具体内容至少包括：（1）生产力布局，如西部大开发，就是社会资源在地域间的大调整；（2）产业结构，如农业、高新技术、基础设施等应成什么比例才是合理的问题；（3）产品结构，如房地产业的经济居民楼与高档别墅成什么比例才能同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问题；（4）技术结构，如结构优化升级的比重和过程等。我们用金融资本经济结构这一范畴反映经济结构运作状态。

推导是这样的：从实物方面看，宏观经济目标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表现为生产资料、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在企业间、行业间、地区间的分布，按现代社会化生产的要求，这种分布应当存在一定比例，我们把这种比例叫金融资本实物结构；从价值形态看，金融资本实物结构也可转换成货币关系，我们把这种货币关系叫做金融资本货币结构。金融资本货币结构应当以金融资本实物结构为基础并由它决定，金融资本实物结构的变化必定引起金融资本货币结构的变化，金融资本的货币结构通常也能反映金融资本实物结构的状态。从结构看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资本有机构成状况主要反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而金融资本经济结构则反映整个经济系统资源的配置状态。

3、宏观经济目标量化的技术条件

充分认识到经济目标量化技术条件的人，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1968年他在《论凯恩斯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资源配置理论的探讨在瓦尔拉时代，甚至在凯恩斯的时代都有困难，他觉得：以厂商分散化决策为基础的瓦尔拉模型要以具有充分信息为前提，但由于现实经济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每个厂商都在收集信息并为此付出代价，这样，要把影响无数分散化的厂商单位决策的市场信息和价格预期统一在一个庞大和复杂的模型中，从技术与方法上说，在第二次世界世界大战以前是不可能的。这一任务只有在控制论（1948年）出现之后才能实现，因为控制论的一个定义就是动态体系中的联系与控制的研究②。

那么，他的研究为什么不曾引起比较惹人注目的连锁反应呢？第一，知识的缺陷。西方宏观经济学派，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面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和控制，他们用粘性工资、粘性价格或货币发行失控，用非自愿失业或自然失业等理论去描述和提供对策，都不涉及技术条件。讨论经济波动的控制问题，不涉及技术条件，这同坐而论道没有什么区别。第二，时代的局限。维纳本人开始也不赞成把控制理论运用到社会领域，他说，“这是因为影响社会的主要的量并不都是统计的量，就是那些统计的量，它所凭借的统计游程也过于短暂”③。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到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了，而且，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以维纳估计不到的情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维纳的担忧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设计的宏观经济目标，计算方法可以直接借鉴著名的克劳修斯热力学第二定律，求出“熵”值的负数①，信息量就是经济系统资源配置科学、合理的度量。

经济生活多姿多彩,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觉也应当层出不穷。我们并不否定宏观经济学四个指标（GDP、通胀率、失业率、国际收支平衡）的积极意义，我们要否定的是张冠李戴的目标定位和绝对化的实证分析方法。四个目标反映的内容是客观存在，而且，目标设计思路还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关注公众情绪，紧扣公众的好恶；二是直观、明了、通俗易懂。当年凯恩斯就凭借这两条打败了哈耶克②，所以对于宏观经济学的表现手法尤其不能低估。

三、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与矫正

社会经济的“血梗阻”现象是社会规模歧视、所有制歧视、苦力歧视“三重歧视”的集中表现，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孟加拉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里斯发明创造的小额贷款是金融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挑战对象就是以“嫌贫爱富”为核心理念的传统金融制度和传统金融理念③。小额贷款是指1000—5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贷款额度。小额贷款可以解决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融资难问题即可以根治社会经济的“血梗阻”现象。

（一）小额贷款的灵魂——扶真贫，真扶贫

“扶真贫、真扶贫”的价值诉求是要求机会均等。机会均等应该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规范。科学、合理的货币流量与流向是银行绩效考核的基本尺度。银行作为宏观经济目标的行为主体，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再也不能片面理解为把货币配置到经济效益好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而应当像人体心脏那样，准确、及时并成比例地把货币配置到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这就是用人体心脏功能矫正商业银行社会功能。

这里的“贫”是指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即指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不是指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即不是指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后者是个社会救济问题，不属于信用关系的研究范畴。

（二）小额贷款的精髓——联户担保，分期还款

小额贷款在我国的运用并不怎么成功，不成功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贷款回收率不高，个别地方只有40%左右；另方面是小额贷款贷不出去，比如四川的荥经县，2004年中央银行给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是2000万人民币，结果只贷出了800万人民币。问题的根子是：我国金融贷款机构和其他扶贫贷款机构普遍是把小额贷款当作一项单纯的政治任务在做，他们既不要贷款人的任何抵押，也不搞联户担保、分期还款，而是沿用传统的放款办法，这样做不但交易成本高，而且风险也特别大，所以不成功。

小额贷款为什么必须坚持联户担保、分期还款的原则？小额贷款是贷款不是救济。贷款就必须偿还。小额贷款做得比较好的地方，贷款回收率达到98%，不是因为那里的人觉悟特别高，而是有联户担保、分期还款作保证。联户担保组织中的成员，彼此知根知底，担保和监督关系的透明度极高，信息不对称的偏差极小，能把道德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就不会发生；而要分期还款的原因更简单，因为贷款对象在年终不可能一次性地拿出那么多钱来还贷款，所以要分期还款。

 

（三）小额贷款的路径——自我管理，自我受益

国际小额贷款自身的一个重大缺陷是贷款利率太高。为了防止贷款落入富人手中，小额贷款利率一开始就定得比较高，名利利率是8%，由于每星期偿还2%的本金，落入贷款者手中的贷款额只有发放时额度的一半，利率实际就是16%，如果再加上防范风险损失的保证金，利率就接近20%了。这么高的贷款利率，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从中不可能得到多少实惠。

在国务院扶贫办、四川省政府、仪陇县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于2005年7月23日在仪陇县昆山村创建的农民互助脱困基金会解决了这个问题①。贷款对象资质和贷款项目可行性的审核，主要由“基金会”负责。因为“自我管理”，所以“自我受益”，贷款机构只能按正常情况计取利率了。

（四）小额贷款的风险——分类分解，“二八三三制”

国际小额贷款自身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追求98%以上的高回收率。追求零风险贷款，实际是把风险损失全部转嫁到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身上，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合理。

小额贷款风险化解应明确三条原则：其一，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风险不可避免；其二，小额贷款风险化解是项系统工程，涉及联户担保机构（甲）、国家正式的信用担保结构（乙）、出资机构（丙）、国家设立的创新发展基金（丁）等；其三，坚持责、权、利对等原则。

“二八三三制”是指：道德风险损失80%的份额由甲承担，乙和丙承担20%的份额；经营风险损失由甲、乙、丙三家各摊1/3损失；创新风险损失80%的份额由丁承担，乙和丙承担20%的份额。提出并回答三个问题作为这样设置风险化解机制的理由。

第一，联户担保机构为什么应当承担道德风险损失80%的份额？

联户担保机构中的成员彼此知根知底，信息不对称的偏差极小，具有把道德风险降到最低的条件与能力，把住道德风险关口，这是他们获得社会金融支持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政府为什么应当承担创新风险损失80%的份额？

形成“鼓励成功、宽容失败、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是政府基本职责所在。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需要投入，需要成本。政府承担创新风险损失80%的份额，就是政府尽职尽责时的投入，就是政府尽职尽责时所付的成本。

第三，风险损失为什么不由单个市场活动主体承担？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不能加剧力量的不均衡，这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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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川仪陇属于边远贫穷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国务院的重点扶贫对象，也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年确定的旨在示范可持续信贷和储蓄这一有效扶贫模式的试验基地，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是项目试验的职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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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下册），第3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③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第52页，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④布砍南：《自由 市场和国家》[M]，第37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

⑤H·A·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M]，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⑥刘润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一道难关透视》，《西南政法大学学报》[J]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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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多广：《宏观金融论》[M]，第277—302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②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M]，第254—26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N·维纳：《控制论》[M]，第25页，科学出版社，1963年。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第389页，第390页，第4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④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序》[M]，第118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⑤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第73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⑥凯恩斯：《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M]，第166—17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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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毫斯：《宏观经济学》[M]，第49页，第48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

②③⑥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上册），第17页，（同上），第17页（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第3卷，第61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