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谈一个概念问题。增长方式是过去长时间沿用下来的概念，主要是指效率高低、消耗大小等意思。我在这里更多地使用增长模式的概念，这个概念除了上述涵义外，还有要素组合和竞争优势等涵义，包容性更宽一些。简而言之，“增长模式”包含了“增长方式”的内容，又多了一些涵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国内外的评价总体上说相当高，但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看法就大不相同，经常听到的评价是“粗放”、“低效”，如此等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和“模式”评价如此不一，颇令人困惑。

　　对中国增长模式的评价，可以列出许多数据加以论证。这里不妨作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近一些年来，中国吸引外资数量在全球位居前列，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中国的增长模式仅仅是“粗放”、“低效”，那么，外资为什么不留在其他国家“集约”、“高效”的模式内，而要到中国来呢？逐利是资本的天性，如果中国不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国家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外资到中国来就不合常理。当然，可以认为外资到中国是因为市场广大，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又如何解释这些年中国出口强劲，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而在中国的出口额中，外资企业生产产品占到一半以上的事实呢？1这表明中国不仅具有消费上的优势，同时也有生产上的优势，在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粗放”、“低效”的确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但远非它的全貌。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全面、客观、无偏见的认识。对此，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具有国际范围内少有的要素组合优势。首先是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丰富。这两条都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为基础。过去我们讲人口多，基本上看成是负担，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人口多带来了经济学上所说的“人口红利”。除此之外，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节俭、勤奋、守纪律等优良传统，特别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都是有利于发展的要素条件。国际上，具备上述某一两种要素的经济体较多，但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经济体却很少。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要素组合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改革开放使上述要素组合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素禀赋接近的国家之间存在发展鸿沟。问题是仅仅拥有某些要素，并不必然具有竞争优势。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资源丰裕地区“捧着金碗讨饭吃”，资源贫乏地区增长成绩斐然的事例。关键是要有将要素很好地组合和利用起来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创造这样一种制度，一种体制和机制。同样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同样的生产要素，改革前后就可以全然不同。开放的直接作用是促进要素流动，在国家范围，可以引入我们过去缺少的资金、技术、供应链、营销渠道等要素，使要素组合更加多样化和有效率。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在引入上述要素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简而言之，改革开放解决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促进要素流动，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二是改变了要素组合和使用方式，效率大大提高了。其结果是要素组合的比较优势转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竞争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上，所以，我将这一阶段的中国增长模式简单地概括为“低成本竞争”模式。

　　第三，由于存在着体制和效率上的“二元结构”，“低成本竞争”仍然不足以概括中国经济的全貌。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主要是市场竞争充分的领域，非国有企业和改制成功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而在行政性垄断严重的领域，国有企业集中而又未得到实质性改造的领域，低成本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成为劣势。举一个例子，我国某大型国有石化企业与国际某大型石化企业比较，我国企业人均工资水平比国际企业低很多，但由于我国用人比国际企业多许多倍，结果单位产值的工资成本我国企业比国际企业还要高2。所以，当说到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经济的一个部分具有的特性，而在经济的另一些部分，“粗放”、“低效”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相当突出。

　　第四，随着中国人均收入和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受到削弱，需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促进竞争优势的动态转化。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实施，被低估的要素价格的校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加等，都对低成本竞争优势形成挑战。当然，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消失，但这种优势逐步削弱是大势所趋。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会集中地表现在这一地区。由于这一地区的产出比重在中国最大，经济活力最强，低成本优势削弱的影响不可低估。比较优势的转换并非中国特有，只不过是曾经先在美欧、日本，后在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发生过的故事在中国(首先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重演。迎接这一挑战的选择是培育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技术进步，或用目前流行的表述就是自主创新，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其紧迫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因为它关系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能否持续地保持竞争力。

　　把以上几条概括起来，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做这样的描述：独特的要素组合加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增长模式呈现出低成本竞争优势，但这一优势并不能概括中国经济的全貌，而且正面临着向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转型的紧迫挑战。

　　二、经济模式转型讨论中的“假问题”

　　在近年来关于增长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转型、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或争论。从学术活跃与发展的角度说，这是正常的、有意义的。为了使讨论深入且富有成效，我们需要“淡化”乃至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假问题”，抓住能够反映事物实质的“真问题”。

　　一个典型的假问题是“是否需要发展重工业”。有人认为在中国现阶段“重化工业阶段不可逾越”，有人则认为这个阶段大可不必经历。讨论者可以有各自的论点和和理由，但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与发展何种产业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套用一个著名的论证范式：重工业可以是“集约”、“高效”，轻工业和服务业也可以“粗放”、“低效”。当然，相反的论证也能成立：轻工业和服务业可以“集约”、“高效”，重工业也可以“粗放”、“低效”。许多年来大家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但在过去的长时期内，中国产业增长是以轻型工业为主的。造纸业是污染严重的行业，它属于轻工业；金融业是大家公认的低效率、加入WTO后抵御冲击能力最弱的行业之一，但它属于服务业。我参观过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民营钢厂，当时产量接近千万吨，用人不到一万，而产量相近的国有大厂少则四五万人(还是“减人增效”以后)，多则上十万人，其间成本必然拉开差距。此外，这个民营钢厂在原料运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发电、余热利用等环节，形成合理布局和循环经济流程，在物流成本、能耗成本、环境保护等方面表现出独特优势。事实上，在不同类型行业中，都能找到好的和不好的增长模式。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

　　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是对“资源约束”的看法。近一个时期，“资源约束”问题讲得很多，那么，人类经济活动何时曾未受到过“资源约束”？只要世界上有一个以上的人，而资源是有限的，就会存在资源约束问题。经济科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实现其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资源约束的强弱将表现为价格的高低。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经常看到一方面资源供给紧张，另一方面浪费严重的情况？是因为价格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当事人利益与资源节约缺少相关性。价格起作用，一是刺激供给，在开放条件下，既包括国内供给，也包括国际供给；二是促进节约，少花钱、多办事；三是鼓励技术创新，发展各种替代品。当然，也有价格“失灵”的地方，需要政府管制加以补充，如在能耗、环保等方面实施强制性规定，但价格起作用还是基础性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加快，规模扩大，重工业比重增加，资源约束的压力确实加大了。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国内某种资源储存、生产量“少了”，还是我们使用资源的机制有问题，资源价格受到扭曲，价格所引导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如果我们确实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位了，仍然无法打破资源约束的瓶颈，那才是“山穷水尽”。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包括那些资源禀赋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包括经历几次石油危机，资源约束都没有阻挡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步伐(尽管有一些波动)，相反，成为技术创新的诱因(如发展节能、节材的家电，节油汽车等)，并为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就目前大家关注的供给约束压力大的几种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来说，增加供给的潜力，包括利用国际资源的潜力还不小，节约的潜力更大，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替代品的潜力则不可限量。因此，所谓“资源约束”只是表象，它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价格失效”，价格所带动的增产、节约和创新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把眼光只放在“资源约束”上，而轻视乃至忽视其背后的真实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就不会仅仅是资源约束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产业链升级”的误解。“两头在外”，搞加工贸易，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搞OEM，外国人赚大头，中国赚小头——于是，有人呼吁不能再为老外“打工”了，要升级到产业链的高端。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积极发展研发、品牌、供应链、营销渠道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环节，无疑都是正确的，是我们所强调的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转变；是不是所有企业都应该和能够做这件事情；为他人“打工”，搞加工制造，是不是就一定比从事中高端环节“吃亏”？进行劳动密集(和部分技术密集)的加工制造，劳动力价格低只是条件之一，正如前面所说过的，还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和好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的支持。这正是当年东亚“四小龙”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中国则不能的原因所在，也是目前一些比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不能替代中国位置的原因所在。就发达国家而言，并非不想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放在本国，而是因为要素成本过高，“养不起”。如果低成本的普通劳动力能够大量跨国流动，发达国家未必愿意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起国家转移。所以，在中低环节进行加工制造，当“世界工厂”，是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做不到”，发达国家“养不起”的一件事情，做好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也不丢人，不能说明“无能”，相反，表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独到的竞争优势。即使将来一部分环节向高端“升级”了，我们产业中的相当大部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还是要做“中低端”，做加工制造，而且在这个领域把事情做好的潜力还很大。道理很简单，没有中低端，高端何以存在？且不说能力如何，大家都去做高端，也就没有高端了。此外，处在高端与中低端，并非一定显示能力的强弱，更多的是不同类型能力和竞争力的分布。

　　我们产业中的一个部分，应该向高端升级，而且这种紧迫性和可能性较前大大增加了。实现这一升级，首先要把中低端的事情做好。例如，在研发、品牌、营销等环节形成竞争力，都要以对加工制造环节的深入理解为基础；要有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企业体制，企业领导人有足够的激励去考虑一二十年后的事情；要有能够促进产业链上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配套条件；政府在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培育高级生产要素等方面，能够提供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支持；最后，要有长期努力和承担风险的准备。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不确定性增加，高端投资的风险相应增加。既有投资成功获利丰厚的例子，也有投资失误，损失惨重，企业长期陷入困境的例子。

　　向产业链高端延伸的过程，是企业和产业成长的“自然过程”。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大批新型企业的成长时间都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就出现大批在高端领域具备竞争优势的世界级大企业，反而是不正常的。我们一方面要有紧迫感，使有可能升级的企业尽快升级，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拔苗助长”，使一些企业原有优势丢掉了，新的优势又没有形成，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

　　三、真问题：我们需要转变什么

　　以上讨论是为了正确地提出和回答我国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转型面临的“真问题”。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当优先和重点关注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被扭曲的要素价格的纠正。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少地方实行低地价乃至零地价。水、石油、煤炭和其他自然资源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资源收费制度，不少资源产品价格偏低。我国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存在的现实，使劳动者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多年来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然而，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在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着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是资源浪费和误置的主因。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增长模式转型、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推进。

　　第二，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重点加快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措施都已明确，应当坚持不懈地推进下去。垄断性行业主要处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其中有自然垄断环节3，更多的是行政性垄断。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的加大，与处在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直接有关。垄断性行业改革，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新的投资者和生产者，在能够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引入竞争，对其中尚未实质性改制的国有企业，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推进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将会对整个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改进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争议很大。一方面，传统体制延续下来的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越位的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深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培育发展环境、提升生产要素质量等方面作用日益显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的现象。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政府对经济发展过程和结果的作用不一定在减弱，因此，改进对政府发展实绩的考核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问题不仅仅是单纯追求GDP，其实，GDP中也含有大量社会发展指标(如科教文卫等行业的发展指标)，过去存在的一个倾向是更看重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指标。此外，绿色GDP指标、人类发展指标和反映资源环境制约的约束性指标等，都应当通过认真研究以合理、可行的形式纳入考核体系。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比如某个地区被认为不适合发展工业，重点实行生态保护，为此要调低GDP指标，明确生态保护指标，同时在如何进行补偿，如何保障当地居民发展权益等方面，也应提出相应指标。

　　第四，继续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型最应该做好的一件事情。保护各种合法产权、维护竞争秩序、反垄断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加入WTO前后，我们在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地方保护、不同类型企业歧视等问题仍在发生，而且往往是以“不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某个地方政府提出“重点扶持”某某企业，多种政策和资源向这些企业“倾斜”，事实上构成了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而且对吸引外部企业投资是不利的。但是，当地政府并不以为这是“问题”。政府对产业的管制，要由管项目、管投资甚至管品种为主的“经济性管制”，转向以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理为主的“社会性管制”，转向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以“规模经济”为由设立进入标准，在经济学上是难以成立的。以汽车行业为例，有的企业生产1万辆就能赚钱，有的企业生产10万辆也在赔钱。因为涉及到市场供求关系、企业激励机制、技术和设备来源、投资成本、配套环境、企业战略等多种复杂因素，不同企业将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深入，这种差异性趋于加大。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非国有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应当主要由投资者、生产者自己决定。设想政府官员比投资者本人更关心他们自己的资产盈亏，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政府应主要通过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制，防止和减少企业对社会造成负面外部性。当然，企业有时在宏观和产业全局上信息不足，政府有关部门如果在这方面具备信息优势，应当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上。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具备或者通过改进能够具备这种信息优势，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做好这件事情。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服务可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可观察的一个标志。

　　第五，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政府公共服务相对滞后，是过去一些年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既是居民普遍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需要，也是改进劳动者素质、增强创新能力、改善发展环境的需要。换一种说法，这种公共服务，既能促进“公共消费”，也是一种“公共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公共服务，首先有一个增加投入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公共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次，从前一时期的讨论看，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对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政府和市场各应扮演何种角色，二者如何有机结合，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否则，很容易在思想上、实践中陷入混乱，延缓或误导相关的改革和发展。

　　第六，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自主创新是“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其背景是，我国已经到了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问题是如何才能形成有效推进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举例说，一个企业负责人，如何才能有足够的激励去开展创新活动？外部要有激烈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公平和有秩序的，竞争使企业不创新就活不下去；内部有一套机制，使企业负责人能够“高瞻远瞩”，愿意去做5年甚至10年后大见成效的事情；有一个好的创意，能够及时得到资金特别是风险投资的支持，成功则已，不成功也“输得起”，既要“鼓励创业”，更要紧的是有“容忍失败”的机制(不能因为失败而被债主逼得见不了人)；创新成果能够得到知识产权的必要保护，人才合理流动促进技术外溢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创新型活动，特别是处在培育期和正外部性突出(如共享技术)的研发项目，能够得到政府财税政策的支持，如此等等。显然，与实现这一“愿景”的要求相比，现有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差距或小或大，有的方面还相当大。没有组织、制度和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将大打折扣，甚至寸步难行。现在有人把自主创新的困难，理解为缺资金、缺优惠政策。这方面的问题固然存在，也需要解决。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科研项目大把花钱，成果寥寥的例子。不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形成“自主”追求创新的微观机制，讲自主创新有可能演变为争资金、争优惠政策的竞赛(此类竞赛已经很多了)。如此离真正的自主创新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不只是上述几个，但如果这几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增长模式转型将会取得实质性(而非仅仅形式上)的进展。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不容易，这正是增长模式转型“知易行难”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期待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期待中国能够保持并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面对并下功夫去解决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