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讲一下：这是我的角度，而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角度。
　　对于全球失衡来说，我想失衡实际上是把两方面的问题合在一起了，一方面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是亚洲的经常账户盈余。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非常巨大，经常项目赤字的累积额也非常之大，这令人担忧。但是现在首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战胜它，而是要问我们将来往哪儿走。考虑外部负债占GDP的比重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的这一指标做一个对比的话，美国的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债务比还不到60%。所以我想我们要考虑的就是美国外部负债占GDP的比重达到一个危险水平还需要多长时间，现在没有人能够通过准确的预测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能够把这个预测做好，我想大家都会问一下美国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多方都有了分析。在这儿我想引述一些美国官员代表的观点，比如美联储副主席德科森这样说，美国的失衡有五大原因，这五个原因我不会一一地重复。在我看来根据德科森的说法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差距是最不重要的，就是相当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这个问题也是最不重要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很感兴趣，很有意思。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维系性，是不是可持续的，对此我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要问。
　　首先我想问一下，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那么重要，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举个例子，直到不久前，美国还有很多的决策人要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不关心经常项目赤字。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一种政策使得美国的生产力在未来多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很快的增长，并且使得美国家庭将来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既然这个政策有这样的作用，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担心呢?为什么急于要修正这样的现状呢?当然有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政客，他们谈到了就业机会减少，以及竞争能力的下降。
　　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地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也许有些国会议员在担心由于全球失衡对这个地区所造成的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从长远的目标来说，我认为美国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关注哪些工人们失去就业机会，我觉得他们对此并不是特别的关注，当然我对此也是有一些困惑。我想说的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更谨慎地加以思索。我认为，很多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他们都是三心二意地来处理全球失衡的问题。所以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一个目标是他们不可抵抗的，就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绕过这个目标做出调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我们最通常使用的一种失衡衡量指标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也就是NIIP的占比。根据一些非常简单的计算，在我的论文当中提出了八个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中有几个结果是具有警示性的，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是没有警示性的。我让我的学生们进行了一些计算，做了一些假设，假设美国的GDP达到了某一程度，还有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到2010年的时候，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是会低于50%的，这导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并不是很危险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还要问另外的一个问题，究竟什么会触动我们进行调整，而这个调整是不是会很大幅度的，很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都在思索这些问题，当然很多美国人对此也有一些观点。在这里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官员们的观点，实际上这应该是信心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如果相信美国继续运行这样的赤字是可以做到的，那实际上就可以做到，如果不相信就不行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我不想重复我的观点，因为我已经写过很多这方面的论文了，但是这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美国官员的观点听起来是非常自负的，尽管这些观点并不是十分的有理，他们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我认为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说，这些观点是以美国人为中心的，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他们应该问一下中国将要做什么，亚洲的一些国家将要做什么，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问美国做什么，我们要考虑中国在做什么，亚洲的其他国家在做什么。我们不能被美国的观点误导，所以我要从中国的观点来讲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应该做什么，我认为中国对全球的经济会有影响，而且对全球的经济有很大影响。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
　　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下的，这个不平衡的特点就是双顺差。对于美国我们讲双赤字：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在中国双顺差指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这是非常特别的。中国的双顺差存在有15年了，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想在此讲一下双顺差的本质，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非常巨大，这是由中国巨大的储蓄来支撑的。
　　中国是一个资本输出型的国家，不是一个资本进口型的国家，十年前就是这样了。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在利用外资。事实和这个想法实际上正好相反，这是中国双顺差的一个本质。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有着过剩储蓄的国家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呢?在这里我给大家列举了几个原因，我讲的是一些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的因素实际上是促进了资金的流入。我们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当然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因素也许有的时候比正面的因素更能够吸引外资的进入。
　　首先，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些中等规模的企业，他们想要从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但是他们贷不到钱，这些银行拒绝给他们贷款。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对外商投资有利的优惠政策，所以他们就建立起合资公司，外汇就流进了中国的市场，但是他们并不需要用这些外资来买外国的商品，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汇卖给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时候外汇储备就升高了。也就是说资本的流入实际上是增加了外汇储备，这些资本流入的情况在一个有着非常健全的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说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不完善导致了这个现象。即使你有了钱，想买外国的产品，但是由于资本管制你就不能买。
　　我想在这里重申一点，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特别是国企，如果企业能够和本地政府有很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得到的资金应该就是免费的午餐。对于很多的本地政府来说，不关心未来的情况。在未来几年当中你可以获得收入，你要付红利，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要分红，我才不关心呢，因为到那时候我早就退休了，不在这个职位上了，所以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这是免费的午餐，但是对于子孙后代来说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因为你必须给他分红的。必须考虑到政府和国企的企业家他们的一些做法，这些都是外资流入整个市场的一些原因。我并不想在此赘述，你们可以去看我的论文。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顺差。在这里有一个答案，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储蓄是持续高于投资率的，我可以告诉你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投资比率是48.6%，而今年会超过50%，肯定的，但是储蓄率比这个还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常项目会有赢余。当然储蓄和投资的差距还有经常项目的盈余实际上是一个总体的问题。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1993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当时投资率是64%，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当然会有经常项目的赤字，但是在其他的那些年份里，中国都是存在通货紧缩的时候，中国在出口方面表现非常良好，所以经济循环周期在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仅要看国内的循环周期，还要看国际的循环周期，比如在1998年、1999年的时候贸易性商品表现并不是很好，因为世界经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衰退。
　　还有第三个因素是政府促进出口的政策，这个政策以前是非常成功的，我想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直到最近应该说这个政策都是比较正确的，但是这个政策的确产生了许多的扭曲。在最早开放的时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叫做自我平衡的规则，最重要的那些外商投资应该是用来保持外汇的平衡的，所以这些合资公司必须是面向出口型的，否则就不欢迎建立合资公司，所以很自然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些直接投资，这些外商的直接投资将会提供经常项目的盈余，而不是赤字。当然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有效的方式，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政策，所以我并不想说这个政策本身有错，我只是想说这个政策是过时的政策，特别是中国进入WTO以后要取消这个政策，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我们仍然在品尝这些政策带来的苦果。当然还有汇率政策，我不想详细地讲这方面的内容。
　　此外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等其他的一系列政策，从很大的程度来说造成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政府推行的促进出口的政策，它实际上是给市场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工贸易在中国的作用。我想我很尊敬我的一个女士朋友，她在早期做过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我认为她的论文是非常杰出的，所以我要在此提到。这里有几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020亿，加工贸易占了约54.6%，顾名思义，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例越大，总贸易顺差就会越大，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现状的。
　　我想稍微转一下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制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贸易盈余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对欧洲、对美国都是有贸易顺差的，但是对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还有其他的东亚国家来说都存在贸易的逆差。当然内地对香港地区是贸易顺差，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把他看作是中国的顺差，我是并不反对的，其实有些产品并不是完全在中国制造的，中国只是国际制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他实际上是配套的一个环节，我想中国制造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标签，应该说亚洲制造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标签。对于美国来说，如果要减少贸易逆差，要打击中国的话，实际上应该是打击整个亚洲。
　　另外，对于中国双顺差的可持续性问题，即使双顺差对中国来说是可持续性的，是可以接受的，是中国想要的，但是全球的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不满意，也许他们假装没什么不高兴的，但实际上他们就是不高兴，在我看来我们也不愿意维持这样的双顺差，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它继续维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投资的收入外流将会在未来稳定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中国外商投资是5000亿，这里有500亿是投资的收入，要流出中国，如果他们不把钱寄回国内就会进行新的投资。每年外商投资在中国将会逐渐地减少，这个时候中国就要有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平衡这个投资收入的外流，而这将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世界市场不会允许中国如此大幅度的提升出口，无论这是一件幸运的事还是不幸运的事，大部分外商投资者现在还不希望把钱返还回去，现在进行再投资，但这只是把问题推迟了，在今后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当中潜在的问题会出现。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排除将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可能性。日本和韩国他们过去做的非常聪明，在他们发展的早期采取了很多种方法，防止了我刚才描述的这样的情景的出现，所以中国也要考虑到十年以后我刚刚讲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就是资源的错误配置，中国是一个贫困的国家，中国通过出口去支持了一些富国的消费，我认为这是一种资源的错误的配置。对中国来说继续保持贸易的顺差是必须要改变的，因为这是不可维系的，这样全球的失衡也是不可维系的。
　　不久前我们推出了“十一五”规划，其主题就是中国必须调整其增长策略、发展策略，从而降低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要进一步地刺激内需，使得国内的需求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中国的政策方向已经出现了转变，现在我们应该放弃对外商的投资优惠政策，这点大家已经达成共识了。同时我们也将会放弃很多促进贸易的政策，比如税收减让以及退税政策，同时中国的汇率政策也在调整之中。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还有很多政策上的选择，来解决失衡的问题，中国在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也会有助于全球失衡问题的解决，至少从一定程度上中国会有助于全球失衡问题的调整。我有很多政策上的建议，大家可以在我的论文中看到，我就不一一朗读了。最后一点，如果全球失衡是不可维系的，我们如何来修正这样一种全球失衡呢?现在中方已经开始了修正，我们已经开始在国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了，虽然我们没有向美国施加压力，我想他们也该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了。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国际协调，这样一种修正会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失去了信心的话，如果人们认为美元会贬值20%、30%，有人就会匆匆忙忙地抛售美元资产。
　　在20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荷兰的央行行长，由于英镑的贬值造成了国家储备资产的大幅度贬值，这个荷兰的央行行长就自杀了，我不希望将来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亚洲各国的央行应该在一起进行协调，因为大家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中国是整个国际体系一个很大的利益相关方，中国当然是希望看到整个国际系统的平衡、稳定，中日和其他的东亚经济体应该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的策略，就是一旦出现某种外部冲击的时候我们如何同舟共济度过难关，然后亚洲和欧洲应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广场协议，这样我们能够共同修正全球的失衡，我觉得这是惟一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其他的道路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评论人：Midsuhir0 Fukao(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席)
　　首先我归纳一些要点，余永定教授认为美国居高不下的生产力使得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可以维系的，而且美国有大量的外国资产，美元贬值又能够干涉美国对外的收支平衡，所以现在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可以维系的。
　　第二点，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可以维系的吗?不，是不可以维系的，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太多了。央行的外汇储备的风险太大了，过去促进FDI做得过了，大量的FDI造成了简单的外汇储备的上升，所以中国应该减少对FDI的促进，对于出口的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疲弱也是重要的因素，我同意余永定教授的观点。
　　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和不平衡的状况，他强调了中国的主要强项是加工出口，而加工出口主要是由外资来投资的，但是如果中国把所有的出口收入都用掉的话就不会有顺差了，只要中国把所有的出口收入都用在投资和消费上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顺差。这跟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很虚弱也有关系。所以我在这里也讲我们要更深刻地研究一下中国国内的不平衡，比如说收入分配、比如说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公是不是可以维系。上海、北京为代表的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比分别为1：3、1：4，这是1990年的情况，收入差别拉到了1：1O，这是2000年的情况，现在差距已经更大了，所以这种地区之间收入的不均衡，可能会带来一些地区过度的储蓄。
　　同时，在中国市场最大的扭曲——劳动力流动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居民户口制度妨碍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1993年之前的中国实行的都是粮票的制度，就是食品的供应都是定量的，所以在1993年之前劳动力基本上是不能够移动的，今天虽然能移动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限制，对于农民工和迁移性的人来说他们的孩子还是无法上学、还是无法上保险，所以有一些民工致富以后他们专门开办自己的民工子女学校。对于北京的一些大学来说，和北京当地居民的子女相比，这种外地人，特别是农村的子女入学需要高考的考分高出100多分，才能够被北京的大学录取，这也是一种扭曲的现象。
　　在余永定教授的论文当中也谈到了日本对于中国状况的观点，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国对日本的进口在不断地增长，在过去几年当中日本在对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出口，中国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日本的一半，而且中国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9%，日本的增长率只有1%-2%，所以每年的增长率的差距是7%，也就是说十年以后中国的GDP的总量就会赶上日本。中国的GDP总量正在迎头赶上，尽管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中国在国际经济当中的规模和影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世界经济主要地区的失衡，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赤字来说，美国的赤字非常巨大的，日本有巨大的顺差，中国的顺差累计额约为日本的一半，但是在今后几年当中中国的顺差可能会赶上日本。
　　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实际上是由外国中央银行支撑的，比如说中国每年就在积累2000亿美元的资产，所以中国实际上是支撑美国赤字的最大来源之一。有建议中国要避免犯日本犯过的错误，比如说在日元升值方面，在1992年到1993年、1997年到1998年，这几轮的日元汇率的变化，先是带来了通货膨胀，后来带来了日本经济的疲软，也就是说日元的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灾难，但是对此我并不赞同，实际上日元升值给日本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对日本的公司和日本的消费者，他们能够进口商品和先进的技术。
　　而日本汇率机制的放松进程太慢了，在1948年、1949年的时候，日本的汇率的自由化就已经开始了，我过去也是读了这项法律起草人的回忆录。这项法律本来只应该生效10年到15年，而不是30年。比如说索尼现在已经开始从美国收购一些来自中国的技术，他们在开发一种新的射频收发机，使用的是中国的技术。如果中国要保持一定限度的汇率控制，因为要控制资本的话就必须要控制贸易，对于贸易进行一定的控制是重要的，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控制中国的公司在世界市场上进一步的扩张就会受到限制。在日本80年代进行汇率控制的时候，当时日本银行大量增加了他们的雇佣人员，但是与此相反当时英格兰银行实现了裁员一千人，因为当时英格兰银行放松了对于外汇的管制。
　　

        评论人：Dennis Snower(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觉得余永定先生的论文非常精彩，充满了对于全球失衡颇具洞察力的看法，而且政策极富建设性。我想要让我来归纳一下余永定教授的这些精彩的观点是没有益处的，我要做的是努力地去接着谈几点，主要是想围绕着Midsuhiro Fukao刚才的观点展开。
　　我们实际上对于全球失衡还没有完全地做出最终的判断，我们可以把失衡分成两类，一种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消失，还有一种是比较长久性的，也就是说会长期与我们共存的。在我们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讨论中，我们主要探讨了这些临时性的东西，造成全球失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投资方面，还有过去的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资产的泡沫，还有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在北美、拉美地区的IT泡沫，不同的国家对此反映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做出货币和财政反应，而新兴的亚洲国家他们更抵触这个风险，他们用货币紧缩的政策来应对它。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同国家，比如日本想要刺激它的经济，但是很不成功，德国也是一样，直到最近才好一些。而英国和西班牙和美国比较相似，他们有很大动力刺激宏观经济。这是一些暂时的反映，最终他们所应对的危机的影响会逐渐地消退、消失。
　　另外的一点，就是有很高的储蓄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最终它们的储蓄率会不断地降低，而石油输出国都会有更多的储蓄。许多东亚国家他们的投资占GDP的比率是比较低的，这些国家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所采取的外贸主导型的政策。
　　我们在这些领域做了很多的讨论，但这些都是关于暂时的失衡的。
　　还有一个领域，就是长期的决定性因素。余永定先生的论文当中已经详细地介绍过了，我是完全同意的，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的重要。美国的经济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更高的程度，当然美国的储蓄率非常的低，因为它很容易借到钱。在中国需要有更快的金融的改革，以便能够建立起健全的金融市场，使企业能够分红付红利，使中小企业都能够很容易的融到资金。同时也要建立起一个可信任的机构，改善银行系统。
　　正如余永定先生所讲到的，这里有很多有利的方面，可增加消费率，人们会发现找钱比较容易，而且减少了资源配置或者是投资配置不当所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当然中国金融市场正在迅速地扩展，担保市场方面也在迅速的发展。这种长期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中国的高储蓄率和美国的低储蓄率有所调整的。
　　还有另外两个长期的发展趋势，则是被大家所忽视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统计的长期发展。很明显，当大多数的人都在工作，这个时候储蓄率是非常高的，随着人们的退休储蓄率就逐渐地降低，比如拿中国和日本做对比就非常的明显。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储蓄投资率在将来是比较容易被预测到的，所以这是一些长期的要素，是需要让我们认真考虑的。我们对此却没有很大的作为。
　　另外的一个趋势就是经济增长对习惯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增长非常迅速，就需要花一定时间调整他的消费。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进行调整之前，如果增长过快储蓄就非常高，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处在这个位置上。这些增长都是在沿海地区的，收入增长非常迅速，正如Midsuhiro Fukao刚刚给我们看到的。但是消费没有增长，这需要花一定的时间，这是长期的东西。但是这里有一个长期的失衡，政府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不是能够自动调整的，这就涉及到社会的供应、社会的拨备，如果社会服务的提供是非常低的，有很多经济上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储蓄率就会很高，人们需要通过储蓄进行自保。
　　这是在中国可以普遍看到的现象，风险并不是聚集在一起的，但是个人仍然留了很多的储蓄来自保，所以国家总的储蓄率是在逐渐地增加的，这对于中国的储蓄率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如果你是看长期而不是看短期的话，我认为有必要不仅仅看储蓄投资的失衡，或者是看现在的全球的经常账户的失衡，我认为我们更需要认真考虑的是社会服务提供方面的不平衡。就欧洲和美国的社会服务提供来说是非常发达的，比其他地区更为发达，即使比远东的国家也更为发达，社会的提供深入到了美国和欧洲非常基础的层面上，由政府来提供，是非常发达的，这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
　　在中国有家庭计划生育的政策，所以人们不能指望自己老的时候单靠自己的子女抚养。另外，在中国有很多人支付养老金，但现在在农村地区养老金的制度还是非常罕见的，只能在城市的层面上执行养老保险的体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导致储蓄率提高的原因。
　　此外，住房也非常昂贵。在教育方面中国花了GDP的2.3%用于教育，这比马来西亚、泰国都要低。而中国实际上是在向以收费为基础的医疗系统和教育体系过渡的转型过程当中，它的社保安全体系是在不断地降低的。实际上这还和中国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是匹配的，这些都是推动中国储蓄率提高的原因。在美国储蓄率是非常低的，如果你看一下具体的社会服务提供的话，我想在美国社会服务的提供是非常起作用的。人们在美国如果找工作的话，很容易找到工作，一旦找到了工作就能够获得医疗保险、获得教育、获得养老金的保障，还有各种权利。所以美国实际上在社会拨备方面、在社会服务的提供方面是更为安全的，所以它的储蓄率就比较的低。
　　在德国，社会工资起点非常高。人们发现政府对于社会的提供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减少的，所以人们对于未来也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现在就业率也在降低。所以我们如果从社会服务方面看一下储蓄，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开一个政策的方子，社会服务提供的平衡应该是能够保持的。要求个人能够有能力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保障自己的医疗、保障自己的教育。如何实现这一点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对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当中所做的一些工作，我的解释是，如果你看欧洲的社会模型，它实际上是有摇摇晃晃的现象的，所以不愿意来跟随这样的模型，我们更想以市场为导向。这么做就需要非常有效地来提供社会服务，因为它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风险。
　　要考虑解决收入的不平等，还有社会服务提供的不平衡问题。我看到有些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有益的进步，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们不是完全基于市场化的，中国不要跟随欧洲的模型，但是如果看一下社会账户，在新加坡、在智利，还有欧洲很多的其他国家，社会福利更多地是由社会账户来进行管理的。所以这是离开了税收转移的账户，来提供社会服务，更多地由社会账户来进行福利的提供。在智利就是这样，人们为自己的个人账户付费，然后可以从这个账户上提款。
　　在瑞典也开始建立起教育和培训的账户，人们建立这样的一个账户来提供教育，还有很多的国家，比如说英国他们都建立起了养老金的账户，在美国也在讨论开设类似的账户。所以我想请大家来想象一下，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加的注重类似账户的话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是说通过缴税让政府提供各种保险、医疗体系和教育以及养老金，那些已经缴税的人们还会来建立自己的个人账户，可以从个人账户这个角度进行贫富之间的重新分配，可以根据政府的意愿、想要达到的层面来进行调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你结束工作之后可以把你的钱从你的失业账户当中转到教育账户当中，或者从养老金账户转到其他的账户之上，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你工作的时间越久你从国家得到的钱就越多，现在的情况是你工作的时间越长，有的时候从你的养老金账户当中获得的钱就越少。
　　同时，我们也要改变原来的激励体系。中国想要提供社会服务，我认为这种基于社会账户之上的体系是非常有利的。作为一个副产品也能够减少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社会服务提供方面的不平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