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发表医改建言，提出“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科学医学（西医）成为国家惟一的主流医学”。此言既出，立即引发一场激烈的中医废存之争。
　　
　本文不评论张教授的建言。我认为可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是，即使没有要求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激进主张，中医中药在现存的国家医疗体制内已经退得差不多了。所以，无论我们同意还是反对张教授的意见，中医中药事实上的边缘化并不是他今日建言的结果——报道说张教授的意见虽然得到万人签名的支持，但遭到卫生部发言人的驳斥。那么，到底什么力量让中医中药早就处于“退出”的状态呢？
　　
　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实际状况。也是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提供的，公布调查结果说，民国初年，中国共有中医80万人，1949年为50万，但是随着人口从5亿剧增到13亿，现在只有27万；而据调研估计，其中只有3万人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西医人数呢？从1949年的8.7万，增长到今天全国的175万。另据报道，目前国外中医药从业人员约50万，大大超过国内中医人数。对比之下，有媒体报道甚至惊呼“中医不再姓中”！
　　
　如此“西盛中衰”，不免让人到“西风东渐”、“民族虚无主义”那里去找原因。不过上面提到的数字说，恰恰在“出产西风”的欧美国家，中医中药日盛。2005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全欧中医药大会公布，欧洲目前中医师12万人，每年应诊患者500万人次；全欧现有中医教学机构300所，每年向各国输送5000名中医药人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莫非西洋人也闹了他们的民族虚无主义，才导致中医在欧洲的“大举进攻”？
　　
　中医走弱，应该是真的。不过在事实的层面上，我以为现在国内的中医人数还是被低估了。1993年陪两位英国教授到北京大红门外看当时鼎鼎大名的“浙江村”，在“村中”的一家小诊所与主事大夫——一位老中医——倾谈过几句。那次访问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祖母——金华乡下地方的一位小学校长。祖母会背书、念诗、做诗，还懂得开中药。小时候我们孩子有点头痛脑热的，就靠她开方子抓药。幸好是家内服务，否则很可能就是现在讲的“非法行医”了！这几年东跑西看，不少小地方类似浙江村那位中医那样的人物是不少的。不一定有合法行医的执照，但无照行医的所在多有。问题是他们的人数究竟有多少？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琪在他的个人博客里，提到“四川省有9228名民间中医，由此估计，我国尚有15万没有行医执照的中医”。章先生的估计究竟怎么样，希望有行家可以教我。但是中国有为数不可小视的“法外中医”，应该是一个可靠的判断。至于像我祖母那样连把悬壶也没有、仅限于给家人亲朋好友开方治病的，你说还有没有？我知道是有的。过去的一位老朋友，现在是樊纲那个研究所（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懂中医。三年前有一次开会相遇，他说他现在还常常为人开药方！
　　
　这些现象要如何解释才好呢？注意，至少并存着三个现象：国内合法行医的中医人数大减；欧美行医的中医人数大增；以及国内不合法行医的中医为数不少。这些并存的现象彼此矛盾，随便找一个理由也许可以对付其一，却对付不了其二。比如上引“民族虚无主义”，名头很大，可是万一遇到不怕吓的，非要追问，不免破绽立见了。
　　
　另外的解释也怪。比如有报道引用一位专家的意见，“从上世纪80年代把医药推向市场后，中医基本上就已经活不了了”。为什么呢？据说西医可以靠昂贵设备的检查费赚钱，中医成本低廉，所以就不行了。可是既然号称“市场”，除了卖家总还有买家呀。西医收费贵，难道不正好给取费低廉的中医一个市场机会吗？我们难道不是看到，恰恰是欧美医疗收费更加昂贵，才给中医中药“腾出”了一个市场？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市场”才有力量淘汰中医的呢？
　　
　说“西医主控了国家医疗体制”，听起来也似是而非。欧美的医疗体制难道不更是由西医主控的？——那里的西医可真的就是“惟一的主流”！为什么同样也是由西医主控，欧美国家倒没有阻挡得住中医的增长，但是在发明了中医中药的中国——一个由现行宪法条款明确要“中西医并重”的国家——至少合法的中医却江河日下呢？
　　
　看来，还是要到所谓“国家医疗体制”里去寻找答案。欧洲的情形我没有直接的观察，从资料上看，那里的医疗体制至少容许中医的合法活动。在美国，中医合法行医并不容易，但比之于一个在中国获得执业资格的西医，中医在美国合法开业的机会要多很多。是的，那里并不把“中医”当正规医生对待，所谓“看病叫咨询，中药为保健”很普遍。不过，只要患者认为你的中医中药能解决问题，凭本事合法谋生的机会之门还是对中医开放的。
　　
　比较而言，针灸在美国的地位要更高一点——据说与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位随从享受过一次神奇的中国针灸功夫有关——目前绝大多数州都有承认针灸师资格的法规，合乎条件的就公开执业。我在洛杉矶念书的时候，知道不少国内出来的中医就是先取得针灸师执照，然后在行医过程中提供“咨询”和“保健品”综合服务。美国的医生协会（西医是也）当然不容卧榻之旁他人喘息，闹过不少纠纷，但他们的司法体系怎样看也给中医提供了合法生存的空间。
　　
　反观国内医疗体制，合法行医资格的门槛似乎要高得多。比如历来中华医师的培养都靠师傅带徒弟。但是在今天，就算你的师傅是李时珍，也难以获得合法执业的机会。我国《医生执业法》规定了医生必须经过正规医学院毕业，而医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办法都是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章琪文中提到，中医泰斗吕炳奎为校长的民办“光明中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中医人才“多数拿不到行医证”，从而无从合法行医。这说明，高度垄断、不当管制的国家医疗体制才是中医萎缩的原因。
　　
　要是在合法执业行医之外，还有一个类似“咨询和保健”的空间，那么中医执业的实质性门槛也许可以有所降低。但是我们这里，合法执业之外，只有泾渭分明的、有待打击的“非法行医”。国家当然要打击危害人民健康生命的行为，但是一切无害的或专家认为“不科学”但患者认为有用的行医活动，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点弹性的空间？实际上，行医门槛高得脱离了社会实际，恰恰是“非法行医”普遍发生的一个原因。
　　
　这套国家高度垄断的医疗体制，只有在本身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才不至于造成中医的减少和萎缩。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与许多流行的解读不同，我把赤脚医生的盛行，看作是降低合法行医门槛的举措——当年一起下乡的不到初中毕业的同学，仅仅在农场场部医院受不到一星期的训练，就“一把草、一根针”地上岗行医了。其实他们拿的是伟大领袖颁发的行医执照。赤脚医生对提高中国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功莫大焉，但他们并不是“国家医疗体制”的成果。相反，正是在国家体制被破坏得几乎荡然无存的条件下，赤脚医生才得以大规模发展。无须奇怪，等到国家体制恢复了正常，合法行医的门槛重新提高之后，“赤脚医生”就退出了舞台。
　　
　无意冒犯他人。不过我只是以为，如果政府真的听从了张教授的建言——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只要无害就允许民间生存——其结果可不是他认定“不科学的”中医的衰亡。我们倒更有理由推断，那才是中医在本土兴盛起来的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