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指一类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路径。它可以有多种分析、判断的角度和方法，既可以从资源的利用和消耗状况来判断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增长；也可以从投资、消费和出口来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源；还可以从经济要素的密集程度来界定是劳动、是资本、或是技术为主的经济驱动方式；此外可以从所有制形式来区分国有、集体、个私、外资、或混合等经济的主导形式。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对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概括。

 

　　1. 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利用方式粗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重

 

　　西部地区是中国自然资源的富集区，尤其是能源、矿产、生物等资源相对丰富，“立足资源搞开发”，是除中心城市以外的西部大部分地区发展经济的基本模式和战略。据统计，目前西部地区仍有60%左右的劳动力依赖于土地生存，地区生产总值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比重高达20%以上；而工业生产中，基于资源开采加工的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的比重约在45%左右，其中超过50%以上的省区有青海、新疆、甘肃、西藏、内蒙古、宁夏。

 

　　由于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西部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总体上仍属于粗放型的。如，农田灌溉绝大部分还是大水漫灌，采取滴灌、喷灌等节水设施的比重估计在5%以下。开采煤、油、气等能源以及其他矿产资源时，“吃白菜心”现象严重（指专挑富矿采），特别是对煤炭资源进行“吃肥丢瘦、采厚弃薄、挖浅甩深、采大弃小”的掠夺式开采。现阶段我国重点煤矿的回采率平均为65%，而西部地区普通煤矿的回采率只有50%，地方煤矿、乡镇小煤矿的回采率一般仅为20%至30％。

 

　　经济发展对能矿资源的依赖及其利用方式的粗放，使得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难免遭受重压。从2004年资料计算显示，全国工业的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0.7%，其中东部、东北、中部分别为94.8%、91.1%和89.2%，西部最低，仅有83.16%；西部地区的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22.1%和25.1%，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到全国总量的53.3%；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占全国的43.8%，污染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比重高达91.6%。这些数字确实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近五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加快，2000年扣除价格因素，西部经济增长率为8.5%，2005年达到12.7%，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390亿元，占全国各地区加总生产总值17.0%。从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来看，投资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统计资料计算，投资对西部GDP的贡献率超过60%（2000年为55%）。同年，西部12个省区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6004亿元，占全国各地区加总投资额的21.1%，比重较之上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增速达到30.6%，高于东部地区(11个省市)24.0%的增速，比上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内蒙古增长50.1%，增速居全国第2位。西部投资占全国比重要高于GDP占全国比重4.1个百分点。

 

　　与此相对应，西部的最终消费率只有30%多，2005年西部12省区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为11581亿元，增长速度仅有14.0%，较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高的是内蒙古，为15.8%，最低的是甘肃，增速仅有12.9%，居全国倒数第3位。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更小，2005年，西部12省区市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完成451.34亿美元，占全国各地区加总进出口额的比重仅为3.2%，增长速度达到23.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2个百分点，较上年下降了3.7个百分点。其中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最快的是甘肃，为49.4%，增速居全国第1位；青海、贵州进出口贸易额则出现了28.2%和7.3%的下降。所以，总体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属于投资拉动型，而西部地区则更为典型。

 

 

　　从经济要素密集程度看，西部地区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优势的产业除航空航天、电子（彩电）、少数装备制造业外，都具有加工度低、产业链条短、技术含量不高等特点。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年年有增加，但总量很少且与企业脱节，自主品牌更是凤毛麟角。

 

　　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主要原因在于科技投入少、科研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支撑能力与经济发展不适应。国家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西部土地面积占全国71.5%，人口占28.7%，GDP占16.9%，而研究与开发（R&D）投入仅占全国14.4%，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占全国的14.9%，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占13.5%，包括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在内的国家产业化计划项目当年落实资金121.6亿元，占全国的15.1%。从近些年看，西部地区R&D投入占全国的份额还在逐年下降，2000-2004年分别为15.73%、15.20%、14.19%、14.27%和12.87%。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还远未确立，目前西部大中型工业企业R&D支出占35.7%，低于东部48.6%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46.8%的比重。另外，军民分离、部门分立、地区分割等条块问题，也阻碍了西部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科技对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特别是对特色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亟待加强。

 

 

　　尽管西部地区同全国一样不断推进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但迄今西部仍是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地区。2005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9.2%，西部地区平均仍在60%以上，其中甘肃、青海分别高达78.9%和84.1%。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投资的大幅增加和西部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民营资本和外资相应有一定的跟进，但总量还很少。2005年，西部12省区市实际利用外资共计45.8亿美元，仅及江苏或广东一省引资量的1/3，当年江苏和广东省外资实际到位分别为131.8亿美元和123.64亿美元。这表明西部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还很低，地区发展对国家投资仍有很大的依赖性。

 

    综上，我们可以将目前西部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概括为：资源依赖及高消耗型、高投资拉动型、初级要素密集型和国有经济主导型。

 

 

　　如何看待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我认为有两点必须特别加以强调：一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有其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不能忽视它在全国地域分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二是近些年西部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趋向优化，而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实施了与以往方式不同的“新型”西部大开发战略。

 

 

　　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或方式的分析研究，不能就西部论西部，而必须将其放到全国地域分工格局中来认识。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一直扮演着“资源产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的角色，资源开采出来输往东部，由东部进行加工制造，制成品然后销往西部地区，这种垂直分工格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有了一定变化，如东部企业已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西部也已开始发展一些资源深加工项目和高科技产业。但迄今，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初级特征并没有根本改观；西部地区的能矿资源在全国经济的战略地位，不仅未降低而且随着全国资源与环境的紧约束而趋向于进一步加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西部地区资源依赖及高消耗型模式，是在满足全国经济发展需要，特别是早期建立国家重工业体系，以及现阶段改善东部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等需求背景下形成的。如，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交通干线建设，已经并将继续源源不断地把西部地区的能矿资源开发出来，输往全国各地。

 

　　第二，西部形成这种资源消耗型模式在对国家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做出了很大牺牲，不仅减少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破坏了本地生存环境，削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且相当一部分地区并未因资源开发而得到相应的实惠，如在一些天然气的气源地，当地老百姓却用不上这种清洁、低廉的燃料，当地要发展下游加工业却得不到充足的原料保障，但目前还未建立对西部资源产地应有的补偿机制。

 

　　第三，西部的高消耗、高排放在很大程度上是西部特殊的工业结构所决定的。评判西部的增长方式，关键不是对其消耗、排放量进行地区比较，重点应观察其变化趋势。所谓“西部地区万元产值排放的污染物，要比东部地区高出１至５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西部与东部存在较大的工业结构差异，有相当程度的不可比性。

 

 

　　有一篇题为“西部开发遭遇‘两高一低’之痛”的文章写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占国土面积71.4％的西部地区，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模式，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见《经济参考报》2005年6月28日）这种把西部生态环境恶化，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联系起来的评价和判断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首先，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既有自然原因也有历史原因，而改善西部生态环境，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动因之一和主要的切入点。始自新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与历史上几次西部大的开发行动有着显著的不同。“一五”、“二五”、“三线建设”时期主要着眼于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新工业基地建设，而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党中央、国务院选择了西部地区最薄弱的方面、也是长期以来制约西部发展的瓶颈——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突破口，提出力争在西部开发头10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务院西部办负责人语）。修建道路、能源、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等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是西部开发几年来开发建设的重点内容，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要建设“山川秀美”的新西部目标，避免把“大开发”变为“大开荒”的历史重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新的西部开发战略本质上就是转变西部增长模式的战略。

 

　　事实上，目前西部地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效最为显著，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据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截至2005年，国家累计新开工西部开发重点工程70项，投资总规模9700多亿元。中央累计投入各类财政性建设资金5600多亿元，其中长期建设国债3100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各类转移支付累计7600多亿元。2000—2004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西气东输工程提前一年全线贯通并投入商业运营，西电东送工程形成年送电能力2500万千瓦，青藏铁路已全线铺通并于今年7月投入试运行，6年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4.7万公里。截至2005年底，西部地区累计退耕还林8468万亩，配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11579万亩，退牧还草工程安排治理严重退化草原2.9亿亩。

 

　　从生态治理效果看，人们比较认同的评价是，虽然整体恶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但局部明显好转。笔者考察过的贺兰山区、陕北地区等地，都发现林木、植被仅经过一年的栽种、休牧就得到很快恢复。再从西部地区一些排放指标的变化趋势看，也有趋好的迹象。统计指标显示，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国比重由2000年的23.02%下降为2004年的22.12%，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由2003年的80.28%提高至2004年83.16%。

 

　　当然，要认识到西部地区增长模式的优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看到国家在推动西部增长模式转变方面做出的种种努力，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经济技术落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是目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而在这一过程中要想根本改变旧的模式是很困难的，但这是必须努力的方向。

 

 

　　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无论对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无例外。作为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转变增长模式的难点，我认为最主要有6个方面，即产业调整、技术支撑、管理水平、教育培训、政绩考核、国家扶持等。

 

　　1. 增加非资源依赖的产业比重。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一直没有明显起色，原因是存在对资源的“路径依赖”。“不搞资源，干什么？”成为西部很多地方领导和企业的思维定势，他们很少想“资源挖完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必须有计划调整西部地区基于资源的初级特征的产业结构，不断地引导发展一些技术适中、与当地资源关联不大的新兴产业，或者是一些资源消耗少、污染小的高起点产业项目。新疆的特变电工就是西部发展非资源型产业的成功案例。

 

　　2. 增强产业技术支撑能力。西部技术人才匮乏，已有人才大量外流，是西部开展技术创新，增加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的最大难点。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也主要在于西部缺乏资源深加工技术，好的原材料生产不出好的产品。增强西部产业的技术支撑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都要自主创新，从实际出发西部的技术需求更多地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把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国外成熟的技术实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是后发地区产业技术路线的捷径。此外，对西部地区的科技能力建设和特殊的技术需求，国家要给予重点支持。

 

　　3. 提高企业环境管理水平。西部地区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总体上很低，主要表现在生产过程控制粗放，信息化程度低，跑冒滴漏现象普遍，资源节约和环保意识差。通过科学管理减少单位产品的消耗和排放，提高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建立循环经济系统，既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也带来良好的环境效益。

 

　　4. 开展广泛的可持续思想教育和培训。转变增长模式不只是企业和政府的事，还需要西部广大人民的参与。要从学校到社区开展广泛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把“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家园”变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使之深入人心。

 

　　5. 制定科学的地方政绩考核体系。对西部各级地方政府而言，加快发展，脱贫致富，是第一要务，若仅仅以GDP论英雄，在有限任期内不会使地方领导真正关心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所以必须将能耗和环保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当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部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饥不择食”，对“污染转移”项目放松监管。

 

　　6. 加大对特色优势产业的扶持力度。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的基础上，“十一五”时期国家将着力促进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重点在6类产业领域，即能源及化工、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特色农牧业及加工、重大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旅游与文化产业等。通过有力度的扶持，使西部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建立在高起点、高标准上，无疑将推动西部经济增长模式的逐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