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词是1930年由拉尔夫.威廉.苏特在经济学讨论中提出的”[①]。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按照以下思路，“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②]，把“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想系统化了。“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想是创建中国经济学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

    贝克尔把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区分为两个时代并给出了否定性评价。一是“基于物质产品的经济学定义十分狭隘和乏味”。为什么？他说“目前美国物质产品的生产所提供的就业量不到市场就业总量的一半，劳务部门的产值高于物质产品部门的产值。”[③]二是“基于稀缺资源和各种可供选择目标的经济学定义过分笼统”。为什么？他认为“根据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定义经济学，内容包罗之广泛远远超出了市场领域或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为难之际，便将非市场行为一挥而去。”[④]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出路何在？贝克尔认为，“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⑤]

根据不同时代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经济学或经济学家不断调整自身的使命和研究方法，贝克尔的这种想法是十分有益的。可是，他要创造一种不讲研究对象、不受时空约束与限制、能“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的分析方法，就把经济学引进死胡同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⑥]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时代划分的基本依据。贝克尔虽然说他的“经济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缺乏共同之处”[⑦]，可是，他判定的“基于物质产品的经济学定义十分狭隘和乏味”，具体事实是美国的物质产品生产状况所发生的变化，运用的方法还是“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否定不了。

    经济学使命的确定机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物质产品生产状况，这是基础；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与物质生产过程的联系；社会阶级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经济学人知识结构以及价值取向等众多因素。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将经济学的历程划分为三个时代并确认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理论表现形式。

    亚当.斯密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交替时代的经济学理论，学界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国民财富”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就是研究“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原因”就是解释“为什么”这样说；最终回答，国民财富是劳动创造的，还是上帝恩赐的。劳动价值论创立。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问世。1776年发明蒸汽机，这既是工业革命的开始，也是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象征，因为在此之前，科技发明创造只是供宫廷达官贵人享乐的玩具[⑧]。所以，当时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要求经济学阐明，要不要把科学技术从宫廷中解放出来，要不要把社会生产力从封建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亚当.斯密承担并完成了这项历史使命，因为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一位勇猛的反封建斗士，而且知识广博，适应理论上的归纳和综合要求。熊彼特客观公正地作了评价，亚当.斯密“他时常把讲台变为审判台，对各种事物大加褒贬。”“当时正是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⑨]

    这些是贝克尔认为“十分狭隘和乏味”经济学定义的产生背景。

    时代进入工业社会。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革命，加速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⑩]可是，巨大的生产力并没有使整个社会居民从中获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间等级”则处在剧烈的分化之中。经济学分裂了。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继续研究亚当.斯密没有说清楚的问题，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西斯蒙第反映“中间等级”的愿望和要求，创立了社会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归类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⑪]；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剥削辩护的经济学）沿着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路线创立了“新古典”，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来源。1890年，马歇尔所著《经济学原理》是“新古典”的经典。

    《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另外一种表述。“增长”就是研究“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办法”就是讨论“怎么做”才行；最终回答，沿着什么路径，才可能使国民财富极大丰富。效用价值论创立。

    贝克尔所说的“定义过分笼统”的经济学定义是指工业社会开展《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的理论成果。

    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诞生为标志，人类社会开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度。信息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科研技术人员直接进入生产第一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⑫]但是，“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的时候[⑬]，效用价值论指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又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成员、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年经科学家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当代人类的享受不能以牺牲子孙的利益为代价。《国民财富的代价和选择的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是说，“国民财富”仍然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重点要由研究“增长”转向研究“代价”；“代价”就是研究“谁买单”这样的问题，“选择”就是讨论用“什么法”才合理；最终确认，国民财富属于人且为人所享受，而不是人剥削人的工具。

    “二战”结束，世界上不但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都获得独立，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怎么搞好建设。怎么搞好建设，现代主流经济学虽然总结出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但是，“效率优先”或“效用至上”的发展道路，曝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不管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还是别的什么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除了前面面临的增进国民财富能不能以牺牲子孙的利益为代价的选择之外，又面临两项新的选择：一是增进国民财富，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二是增进国民财富，能不能继续以牺牲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这样，以“成本均衡论”代替“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并作为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成为历史的必然。

“成本均衡论”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建立、健全新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使享受和付出两个相反的量相差不能太悬殊的知识体系。比方，美国最富有，消耗的能源和排放到大气中的废气也最多，可是，1997年联合国召开关于防止地球变暖的京都会议，美国政府却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再比方，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可以提前宣布进入现代化了，可是，珠江三角洲的“打工仔”10年（1995—2005）月平均工资才上涨了68元钱！“成本均衡论”就是对这种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的社会经济现象做出科学的回答。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⑭]不同的研究对象形成不同的学科。可是，贝克尔不这样认为，“我确信，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⑮]贝克尔确信的观点如果有事实根据，当然可以向这种属于常识性的学科建设问题提出挑战。

    所谓方法无非两种，一是研究方法，诸如辩证法、实证法，归纳法、演绎法等，这种方法是以人的思维为对象所概括出的规律性认识；二是分析方法，诸如经济分析方法、管理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物理分析方法、化学分析方法等，这种方法是对研究对象（客体）运行机制的概括和总结。比方物理分析方法，宏观天体世界运动轨迹有序、测得准，微观基本粒子世界运动轨迹无序、测不准，我们只要真正弄清了这种差别及其因果关系，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当然可以借鉴这种物理分析方法。再比方贝克尔的经济分析方法，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后面讨论，这里只需指出他的“最大化行为”的来源就可以了。“最大化行为”源于“理性选择”的两个前提假定：一是自私自利的出发点，二是最大化行为目标[⑯]。那么自私自利是谁的“价值偏好”呢？亚当•斯密是这样揭示的：“完全为自己不为他人，这似乎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⑰]这就是说，贝克尔的经济分析方法同样是他对自己研究对象（资本家）价值偏好、行为轨迹的概括和总结。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学科对象的学科方法，贝克尔“挑战”失败。

    贝克尔的经济分析是这样表述的：“在我看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⑱]贝克尔的“经济分析的核心”不仅老调重弹，而其科学性和可行性也很值得怀疑。

    “最大化行为”假定实际是指资本家“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⑲]，这样就把资本家“遵守的可鄙格言”当成所有人“遵守的可鄙格言”。逻辑上的错误是把个别等于一般了。范畴边界不清，是指自私自利的“可鄙格言”混淆了自然法则与价值判断的界限。婴儿需要吃奶，这是自然法则，有奶便是娘是价值判断；“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⑳]这是自然法则，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这是价值判断；等等。

    所谓市场均衡就是市场上的产品既卖得脱又买得到的一种供给与需求状态。市场均衡源于“萨伊定律”。熊彼特对萨伊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21]所谓“萨伊定律”是这样评价的：“这个规律——至少在含义上——等于是承认了各个经济数量的一般相互依存性以及它们彼此互相决定的均衡机制，因而（像萨伊的其他贡献一样）在一般均衡概念出现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22]熊彼特的评价符合实际。这就是说，均衡理论可以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和参照系，可是，从“新古典”开始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了掩盖经济周期中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因素，以及把政府直接干预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愚昧无知见解，就把均衡作为意识形态去坚持、去信仰。“市场均衡”脱变为“市场神话”。面对1929—1933那场大危机，“市场神话”破产，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风行一时。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出现，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个性化特征，再加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经济周期出现“微波化发展趋势”[23]。国家直接干预能缓解市场不确定性的优越性被新科技代替，而本身固有的低效和“寻租”却越来越突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应该有计划分步骤地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进行描述和分析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大师们反复炒作老掉牙的问题有意思吗？

    经济分析不能排斥心理因素。经济分析中的心理因素“偏好”假定，可以借鉴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24]。“偏好稳定”假定无根无据。非洲的难民“偏好”肯定不稳定，伊拉克人民“偏好”也肯定不稳定。贝克尔说他的“偏好稳定”假定不适合“战争及其他许多政治决策”[25]。好，我们排除上面所举事例。但是，当经济发展由平稳转入萧条的时候，人们又只相信凯恩斯的“偏好灵活”假定了。请问，“偏好稳定”假定还多少用武之地？“实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26]的自制广告宣传之可信度有多高？

    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是所有玄学的显著特征，也是贝克尔经济分析的显著特征。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把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企图纳入他的构想之中。简单问题复杂化是把一看便知道真相的问题，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说辞使你有种似是而非的满足感。我们以贝克尔的“有效歧视”理论为例。

    歧视问题，国家之间有大国对小国的歧视，有宗主国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歧视；种族之间有白人对所有有色人种的歧视，在中国曾经有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阶级之间有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歧视，有少数富人对多数穷人的歧视；男女之间有社会对妇女的歧视；生理状况有健康人对残疾人的歧视；等等。歧视现象这么复杂，而引起歧视的原因就更复杂。用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解释全部歧视行为，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

    玄学目的包含在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演变过程之中。歧视现象应当根治和废除，怎么根治和废除？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论就这么简单。贝克尔的“有效歧视”理论通过高等数学的复杂运算，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用W代表资本家或富人或白人，用N代表工人或穷人或有色人种。贝克尔说：“虽然W的歧视使N蒙受损失，但是，N的歧视（反抗）会使N蒙受更大的损失。”[27]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W对N的歧视是“有效歧视”！

    贝克尔经济分析除了能证明W对N的歧视是“有效歧视”之外，还能证明W对N的剥削是“有效剥削”；W对N的压迫是“有效压迫”；W对N的强奸是“有效强奸”；如此等等。贝克尔经济分析代表谁的意志，维护谁的利益，难道还需要说破吗？

    新古典的破产与终结，这样提出问题不等于否定新古典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也不等于说新古典关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一无是处，更不等于重提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都是资本家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凯恩斯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这一点[28]。区别在于，新古典偏重意识形态而凯恩斯主义偏重现实。新古典的破产与终结，只表明以新古典为基础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取而代之。

    在生产力不太发达、市场范围有限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调控经济运行可以实行“无为而治”政策的时候，针对局部市场状态的均衡理论分析，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生产力高度发达、市场范围朝着无限扩张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再照抄照搬均衡理论分析新的对象，均衡理论就变成了“均衡教条”。“均衡教条”等于“市场神话”。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虽然对“市场神话”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批判，但由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不愿意正视市场长期失衡的制度因素，于是设计了“总量均衡”一套范畴以弥补“局部均衡”之不足。新自由主义学派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当然不承认为政府直接干预市场服务的“总量均衡”理论，于是退回去求助于“市场神话”。贝克尔的“市场均衡”不过是“市场神话”的翻版。至于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提出的所谓“自然失业率”[29] ，也是在为“市场神话”辩护。简言之，经济整体结构及运行状态，均衡理论已经无法描述，所以要创造新的理论对经济运行状态进行新的描述。

    “理性选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前提假定条件。人们只要到动物世界认真观察，“理性选择”的两个假定是动物中最残忍动物的“本能反映”。中国有两句俗话，一是“虎毒不食子”，二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狠毒的老虎和可怜的兔子都懂得“可持续发展”。“理性选择”连老虎和兔子都不如，其实是“狼性选择”。所以说，“理性选择”与人的理性毫不沾边，是彻头彻尾的反理性。

    创造一个“无所不包”的科学体系的祖师爷是黑格尔。黑格尔的科学体系虽然破产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特别是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0]至今还是我们科学探索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第二个追随者是孔德。孔德创造的企图包括一切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破产了，但他毕竟创立了社会学这门学科和可以借鉴的实证哲学。贝克尔标榜的“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31]的经济分析方法一文不值，但他提供了我们对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反思的又一个案例。大师们为什么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武学中有“走火入魔”一词。“走火入魔”告诉我们，任何人（当然包括大师们）只要对某种事物过分痴迷，必然会闹出违背常识的笑话。世界无限，人的生命和精力有限，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只能从某个时段或某个侧面入手进行研究，谁想挑战这个常识，除了破产不会有第二个出路。

    让新古典破产与终结，这应当是贝克尔的贡献。

    （二）中国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中国经济学”的含义，笔者赞成以下两个约定：一是经济学界多数同仁认同的“经济学在中国的国际化与本土化”[32]；二是何炼成教授的“经济学没有国界”观点[33] 。简言之，“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发展过程在观念上的反映。

    “邓小平公式”=（解放、发展生产力+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34]。“邓小平公式”中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镇山之宝”，现在取得了执政地位，自然是“镇国之宝”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然不会否认“邓小平公式”的革命意义和科学价值。“理性选择”不喜欢“邓小平公式”，但是，新自由主义开山鼻祖哈耶克倡导的所谓制度“自然选择”法则[35]却不能对“邓小平公式”说三道四。“邓小平公式”设立的所有制建构机制，其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勿庸置疑。

    邓小平给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极高的评价，说“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36]。邓小平极高评价的理解，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这个极高评价的核心内容是《决定》关于“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的科学论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经济形态的描述。生产和交换“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37]从横坐标角度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产品既不是为了自己消费，也不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而是为了交换，就叫商品经济，否则就叫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从纵坐标角度看物质生活资料的交换，产品既不是自给自足，也不是由政府官员调拨，而是老百姓自己到市场上买卖，就叫市场经济，否则就叫封闭经济或计划经济。所以，《决定》的科学论断等于说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确定了当代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时段，西方主流经济学大概不会反对，但是，这与贝克尔创立的超越时空、没有研究对象的所谓经济分析，却没有共同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一些立志“为民请命”的经济学界同仁，因政策或理论的某些失误，否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只是资源社会配置的一种方式，政府官员说了算叫计划经济，老百姓自己说了算叫市场经济。“为民请命”难道会反对老百姓自己说了算的经济运行机制？

    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8]我们用“完整描述”界定邓小平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刻揭示，是试图从哲学层面说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的研究方法是实证哲学。实证哲学突出调查研究，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表达方式直观、通俗易懂，这是实证哲学获得成功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的基本原因，但是，实证哲学把个别与一般等同起来，其片面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比方，经济萧条时，居民和企业对市场（自己）丧失信心，为了说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必要性，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就把“偏好灵活”说成是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当经济复苏，或信息不对称偏差极小，居民和企业对市场（自己）充满信心，为了说明政府从市场中退出来的必要性，西方经济学（贝克尔）就把“偏好稳定”说成是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我们究竟应当相信那一条是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呢？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才是规律性认识。这个判断运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邓小平第一次是为了排除意识形态障碍，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抽象，不仅不能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进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9]邓小平第二次仍然是为了排除意识形态障碍，对计划经济进行了抽象，“好像一谈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所以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40]邓小平第三次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则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角度进行高度抽象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1]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经济学家都得承认，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比“偏好灵活”或“偏好稳定”的认识高明，而“均衡教条”（“市场神话”）就更不需要提及了。

    当然，这不等于说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能“包医百病”，关键还得看我们是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能不能审时度势。比方，经济萧条，居民和企业六神无主，当然“偏好灵活”，那么就“计划多一点”；经济复苏，居民和企业信心十足，自然“偏好稳定”，那么就“市场多一点”。所以，我们还不能排斥实证哲学。因为辩证法也有自身的弱点，那就是比较抽象、难懂，不易把握。不了解这一点，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性则很难保证。

    中国经济学人新的历史使命就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集中主要精力研究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生事物。

    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价值偏好是“私有化”和“国有化”。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研究的困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让谁占主体并居于主导地位进行的艰难选择。现在又有了源于萨缪尔森的“混合经济”[42]的第三条道路“股份公司制度选择”[43]。上述三种选择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本质都是“以物为本”，反映和代表的是物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无产阶级在企业中的“三重身份”：一是生产要素；二是合作者；三是投资者。生产要素身份容易理解。所谓承认合作者身份，就是承认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增值、都是资本，人力资本所有者同物力资本所有者一样，有权参与收益的处置和分配；所谓承认投资者身份，就是在承认合作者身份的基础之上，工人通过职工持股会或别的组织结构，借鉴国际上的小额信用贷款模式，同物力资本所有者一样，有平等的机会向银行贷款，参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技术改造的投资。

    无产阶级“三重身份”宪法确认，所有制结构市场选择，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规定性。

    农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在经典著作中叫“中间等级”[44]。历史上“中间等级”采取的是分散、孤立的小生产方式，不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要求，“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发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45]以资本集中方式形成的大生产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要求，因此，“做大做强”成为几代人的思维定式，“做大做强”也成为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言自明的行动纲领。

    信息时代，集中化和分散化成为两股并行不悖的潮流。中国的“中间等级”顺其历史潮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们在不改变独立性的前提下，按照各自的方式组合起来，以群体的方式即以资本集聚的方式求生存谋发展，创造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组合和中小企业集群。这是一种介于小生产和大生产之间、既不伤害小生产者利益又具备大生产功能、适应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要求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

    “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贯彻“统筹”战略，我们就要调整思维方式和行动纲领：做“大”可能“强”，做“小”也可能“强”；“资本集中”能办大事，“资本集聚”也能办大事[46]。

    “成本均衡论”的价值诉求是起点机会均等，过程操作公开，结果分配公正。“成本均衡论”不会以牺牲效率、做小“蛋糕”为代价，相反，是要把“蛋糕”做得更大、更香、更甜，不再含有肮脏的血腥味而已。“成本均衡论”也可以这样表述：讨回无产阶级应该拥有的权利，争取“中间等级”应该给予的机会。和谐社会不能建筑在劳动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基础之上；和谐社会当然也不是恢复平均主义，平均主义首先伤害公平，其次损失效率。

    “均衡成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代价和成本，也是建立和谐世界的代价和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