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十一五”规划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战略

      

    刘鹤（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首先我代表50人论坛向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欢迎。我还想特别感谢三联集团对这次会议作出的重大贡献，很多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我想在进入议题之前，建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一并表示感谢。

    今天的命题，主要讨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十一五”规划，可以说是党中央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观目标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入世以后我们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所以这个规划对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开始对制定“十一五”规划做出部署，希望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目前已经形成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不久以前，《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消息，五中全会的主题就是讨论这个五年规划。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会，主要目的就是想听听各位经济专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有什么重要的看法，对未来五年有什么重要的看法。

    具体说，会议主要想讨论三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判断估计未来五年，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因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当然未来也充满某种不确定性，怎么看未来？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可能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体系。所以，未来五年，怎样估计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怎样和中国互动，有哪些变化？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未来五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战略重点以及重大的战略思想怎么实施？我们知道，目前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从经济上我看，至少有三件大事需要讨论：

    首先，未来五年经济周期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这可能是判断五年最重要的起点；

    第二，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怎么转变？现在消耗太多、浪费太大，我们怎么建设节约的社会？怎么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第三，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是史无前例的，从社会、政治等方面可能都会有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各种独立的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希望参政议政表达自己的权利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应对。我想第二个问题重点要讨论“十一五”有哪些重要的战略重点，我们究竟怎么应对。

    第三，就是未来五年，我们的改革有哪些重点？究竟有哪些优先顺序？大家反复的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所谓“攻坚”，就会涉及到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那么究竟怎么改？改革的动力在哪儿？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是重点改企业还是改政府？是金融还是财政还是价格？因为，顺序搞对了可能好办，如果顺序错了，效果可能不一定好。前二年，我们实现了渐进发展的改革战略，未来五年到底会怎么样？总之，通过一天的讨论，我们要在这些问题上听听我们经济学家包括企业家以及各个方面的意见，以便为中央决策提供更好的服务。

50人论坛在北京之外开会这是第二次。五年以前我们是在西安，西安讨论的重点是政府体制改革。我记得当时大家非常感慨，说在古都西安讨论思想改革，那次会议提出的很多主张现在已被广泛地采纳。这次我们在山东青岛的田横岛开会，今天早上，我站在房间的阳台往南看，海那边究竟是什么？如果从这里一直往南走，我们就走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走到了智利的圣地亚哥。中国在和平的发展，在走向世界，我们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讨论未来五年的发展变化，田横岛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这次会议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会议。

    另外，大家感觉这里各个方面条件都非常好，今天早上，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后每年争取在田横岛这块宝地开一次会，在这里同时也向三联集团张继升董事长表示感谢。

   

樊纲（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我先就第一个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也想想谈一下这个岛的感想。今天早上刘鹤看到大海在感慨，我看着大海也有点感慨。第一个感慨，是想到2000多年前五百壮士在这儿生活得很艰苦，过去当地人过得也很艰苦，现在岛上这些设施都是在近十几年以来投资建设起来的，说明今天的物质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站在海边，我想的是，在古代到了海边是尽头，而在现代看来却是起点。当时，没有那些交通工具，海边确实是尽头，是国家的边界，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边界。而现在呢？应该成为思考问题的起点。就像刚才刘鹤讲的，海的外面有多少东西？怎样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我们自己，怎样利用这个海来发展我们的市场、技术等等。到了海边，只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一个起点。

    第三就想五百壮士。现在回忆起来，都说壮士自杀了叫“义举”。反过来想想还有一个词叫“义气用事”。但是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我们是意气用事？还是理智的思考？今后这些年，我们将面对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冲突，国际的冲突、国内的冲突，应对这些冲突还真不能义气用事，要认真用经济学的理智来思考怎么走出困境，走出这些冲突。

“十一五”期间国内、国外的环境和背景，我不想多讲，因为大家在这方面都有研究。我想在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各讲一个大问题。

就国内来讲，我觉得“十一五”规划比起“十五”计划，两者不同的大背景、大环境和面对的突出问题，就是社会差距、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扩大到了全社会都在谈论的这样一种程度。“十五”期间有差距，这些差距和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没有到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程度，没有到众多的媒体、会议、研究工作包括政府很多政策、现在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开始来应对这些矛盾和冲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差距确实在进一步扩大，进一步显现化，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感觉到。

    仔细想想，其实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中国特别大，人口特别多，农民特别多，要求实现就业的特别多。韩国、台湾，20年实现了充分就业，问题就不一样。我们二十几年了，农民大概才出了一半，大概还要二、三十年，才能把另一半该出来的全出来。韩国、台湾需要二十年达到充分就业，中国至少要五十年。这需要经历所谓工业化阶段。    在这个阶段，社会面临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然后出现了一个大的、人口大多数处于低收入的状况，出现一个存在弱势群体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19世纪西欧工人阶级，就是一个弱势群体状态。因为没有充分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紧张导致了工人成为弱势群体，不仅收入低而且方方面面没有保障，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西欧这个阶段大概经历了七、八十年的时间，最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西欧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当时对内他们没有民主，靠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当时的法制实际上是有产阶级的法制；另一方面对外靠的是战争，靠殖民地掠夺，开辟市场，当时全世界都是靠战争手段来开辟市场。后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实现了充分的就业，又开始搞工会、民主社会保障等等，西方是这样走过了这个阶段。

    中等发展国家，现在典型的例子就是拉美。拉美实际上还没有到中等发展的程度。拉美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拉美是后进国家，它看到了发达国家后来实行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于是它也搞了各种社会福利，搞了各种民粹主义的体制，结果没有走出去，或者走走停停，就到了这个社会大转型时期，这时候又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所以在这个阶段上开始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中国应该是从“十一五”开始将正式进入这个阶段，而“十五”只是开始进入。正式开始进入这个阶段，国内社会矛盾一定会加剧，我们看不到基尼系数可以逆转，在可预料的五年之内，基尼系数还会增大。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发达国家压制我们的情况下，想走曼彻斯特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我们跟过去一百年间、二百年间不一样了，需要我们用经济学的理智来思考这个问题，寻求如何在短期的社会冲突和长期的解决办法之间取得某种积极的平衡，考虑社会的平等问题，防止社会矛盾达到尖锐的程度。

    另一方面，当前的各种社会福利救济的手段、各种公共政策要不要？一定要。我们不能使这些社会政策的推行，使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就业增长停顿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和最大的经济均衡。应该说，公共政策主要是针对短期的一些问题，缓解当前的一些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是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特别是就业的增长，实现了充分就业，整个社会的整个结构就不一样了，力量对比也不一样了，我们要从这个大的历史进程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不能重蹈覆辙。要吸取韩国、台湾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但他们毕竟走出去了，没有陷入拉美陷阱。

    吸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利用好我们现有的一些体制，来实现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矛盾的最终解决。刘鹤文章里面我划了一句话，大家看一下：“拉美现在在中央政府普遍抛弃的民粹主义做法，力争使政治承诺与政府实力相对应。”，后面这句讲的就是一个均衡。要加一句就是说，是短期的社会稳定和长期的根本出路相适应，相互适应、相互均衡。

    我们经济学者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来研究怎样实现这个平衡，而不是意气用事，走极端。拉美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大问题，他们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走极端，非常极端。他们不讲根本的出路问题，而跟你讲价值观，经济学讲得更多的是均衡，他一讲价值观这就走了极端了。我们不否认社会上有很多领域需要走“极端”的，像科学就需要用极端的思维来发展。我想强调的是，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用一种均衡的观点，用理性的均衡的观点来思考、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我们比较均衡的政策建议。我们可能显得不那么有激情，但是我们的责任是给社会多一些理智，多一些均衡，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要对“十一五”期间将要面临的条件和环境做深入地一个分析，找出它和以前不一样的、新的、或者带特点的东西。

    第二就是国际。“十一五”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的规模了，跟别人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了。过去一只小蚂蚁，到我们这个会议室愿意在哪儿爬就在哪儿爬，现在你变成了一头大象了，不说大象，就说成变一头猪了，你进了会议室就会磕磕碰碰给人家发生冲突了。

    现在，国际上包括资源发展了、市场东西好卖了这些积极的评价，也包括各种冲突，WTO、贸易、资源的各种冲突，例如美国尤尼科事件，还开始显现出一些政治冲突，包括日本的表现。

    我们看这些问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看。和日本之间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开始跟世界上发生各种冲突的一个开始。今后几十年，确实冲突将会越来越多。比如说贸易，日本当年也是从皮鞋、帽子开始，开始跟世界上其它国家发生贸易冲突，整个产业结构从钢铁、化工、机械、小商品，一个跟一个开始跟国际上发生贸易摩擦。但是日本是在美国保护下的发展，而我们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如何面对这些冲突，面对这些新的环境，我觉得是“十一五”以后需要面临的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这种冲突是非常正常的，咱们都别意气用事，美国跟欧洲还天天冲突来、冲突去呢！天底下到处都是利益，为了利益打贸易战、有冲突是正常的，没有冲突才怪。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和我们现在面对的冲突不一样，我们没有更多的冲突对手。国际上有人问：你们是不是和平崛起？我说，不是我们要不要和平崛起，而是现在仗打不起来，打仗的手段被你们排除掉了。西方国家靠的什么？靠的就是打出去。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不能再去做帝国，做殖民主义者，不可能靠战争掠夺资源，我们只能走全球化道路，只有从全球化的角度、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怎么融入这个世界，靠合理、公平的市场竞争，用合理、公平或者更低一点的价格去获得我们需要的资源。这一块，我想多用两分钟时间，讲讲资源问题的看法。

    现在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就是到了“十一五”，我们会遇到一个大的矛盾冲突、一个发展瓶颈，就是资源瓶颈。我说倒不觉得它是新问题，也不觉得这是什么特殊问题。任何国家多多少少都是资源稀缺国家，资源稀缺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讲不是坏事，资源稀缺了促使人们去发展。俄罗斯资源丰富，它现在就进入这种怪圈了，技术不进步，靠吃资源，因为没有稀缺性，就没有动力和约束去发展你的技术，去创新。

如果说资源稀缺就不能发展，日本是资源最稀缺的。但是，它发展起来了。所以说我们遇到了资源瓶颈，不是什么问题。你人多、资源稀缺怎么办？你就要创造东西，去换资源、去买资源。这些问题，最终归结到我们内政外交究竟怎么做才好？我们的国际战略怎么做才好？怎么才能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是在新的大环境下需要思考的国家战略。

  既然我们排除了打仗的事情，不能假设别人资源白白给你，那么你就要想，怎么通过内政外交来以比较公平的价格获得资源，我们确实需要对于国家大战略的思考和一些走出去战略的思考。咱们关起门来说，我是认为这次中石油收购美国尤尼科是败点，是我们的败点。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干嘛现在就到美国人的鼻子底下收它的东西？我们应该在全世界到处去收，悄悄的、低调的占领资源。以前，大家还不知道些事情，都是分别小的案例，这次一搞，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变成了全世界的事情，不仅把美国国会、美国社会的反华情绪煽动的到了顶点，而且今后我们在全世界收购石油的成本代价都会提高。

    昨天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据说澳大利亚在卖资源这件事上非常非常的保守。这几年，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还为此跟美国有点冲突矛盾，但是它的内部也开始在谈论中国的增长，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的失业开始增长，反华情绪开始强起来。

    因此我觉得，有些企业行为，特别是中海油这种国有企业的行为，应该纳入国家战略的思考，要把中国未来几十年在世界市场上地位的变化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想透。我们要对中国跟世界各国的关系，不仅是经济的、市场的关系，还包括政治上的各种关系做更多的讨论，才能达到我们的刚才所说的合理的价格。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价格不合理，会有一个政治加价，或者是你用别的办法去买，到市场上竞标加价就会高。所以，我们就是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怎么减少政治加价，怎么通过我们合理的国家战略，使得我们在全世界获取资源过程中，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能有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不说是低于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于市场价格来获取这些资源。

    中国刚刚加入全球化的不久，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问题。我们的企业家多数比较熟悉国内的情况，对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市场规则、政治、法律、外交上的很多事务，确实研究不够，知识有限。怎么样在这方面克服知识的局限性，也是我们经济学者跟政府、跟企业界共同努力，来使中国更好的发展。

   

    王建（论坛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我最近正在研究世界的一个经济格局的问题，整理了一些资料，还没整理完，今天把整理的一些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可能对咱们讨论世界格局变动提供一个背景资料，后面再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首先，今天我们面临可以说是五十年之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是对前五十年和冷战以后若干年讲的。冷战以前大家很清楚，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水平投资、进行产业分工。在南北国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贸易鸿沟，南北国家之间是进行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交换，而产业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冷战结束以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找到的主要数据是从1992年作为起点，因为1991年“8·19”苏联转型标志着冷战结束，以92年为起点到2002年（找到最近的是2002年的数字），主要分析北美、东亚和欧盟这三大块经济贸易之间的经济。从这三大块经济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看，基本上变化不大。1992年这三大块一共占世界贸易的87％，2002年大概有一点下降是85％，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92年和02年我们对比一下，92年的时候从美国看，美国对欧盟是58亿美元的顺差，对亚洲是5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92年，欧盟对亚洲是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美国贸易差额的情况是一顺一逆，对欧洲是顺差，对亚洲是逆差，欧盟对美国和东亚都是逆差，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到2002年，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变成了双逆差，而且逆差变化非常厉害。美国对欧盟是720亿美元逆差，对亚洲是2000多亿美元逆差；欧洲对美国是9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对亚洲是800多亿美元的逆差。也就是说，到2002年的时候，美国跟欧洲的贸易差额的位置调了一下，美国对亚洲对欧洲是双逆差；欧洲对美国顺差，对亚洲是逆差；亚洲继续是双顺差。这是一个十年之间的变化。

    从亚洲看，它的贸易逆差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大家熟知的情况，就是中国对美国的逆差和对欧洲的逆差在不断的放大。1992年的时候，在东亚对美国的顺差当中，有91.5％是四个经济体，即日、港、韩、台；到了2002年的时候，在对美国的顺差当中，日、港、韩、台就下降了45％；在92年时候中国对美国还有32亿美元的逆差，而现在在整个东亚对美国的顺差当中，中国的比重上升到了41％，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就是在这十年当中，区域经济整合的速度变化非常快。首先是欧盟的经济整合，在三大经济体中是最快。1992年，冷战刚结束，欧盟就提出了要搞马约，要搞经济货币的统一。1992年欧盟的内贸率已经超过了55％。到1999年欧盟启动欧元，欧盟的内贸率是92.8％，到2003年达到了80％。这是三大经济体中最高的。实际上，北美从1993年也开始进行了地区的经济整合，提出要创建北美自由贸易区，当年的内贸率是43％，到了2002年的时候，上升到46％，如果从北美三国之间的出口看，三国之间的出口内贸率上升的更快，大概从43%上升到56%。因为美国对亚洲对欧洲都是巨大的贸易逆差，所以把进口包括进来以后，它的整合的速度就大大下降。刚才我讲到了，从进出口在内的口径来看，北美三国之间的进出口在北美三国间总的进出口比重上升的速度就是从43%到46%，就不是说从43%到56%这样的情况了。

    还有就是东亚之间的经济整合。东亚的经济整合速度实际上也是比较快，1992年，东亚的内贸率包括东亚各国之间的进出口，在东亚各国总的进出口当中的比重是45.6％；到2002年，东亚内贸率达到了54％，这个速度大概是在十年当中上升了8个百分点。但是从1992到1999年七年当中，上升了四个百分点，而1999年以后的三年当中，到2002年，又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前七年四个百分点，后三年四个百分点，我们看到东亚地区的整合是具有加快的趋势。

    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看东亚内部的整合的特点。我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从东亚内部的整合看，日、港、韩、台的整合速度要快于其他的国家。1992年，日、港、韩、台对东亚的出口，占全部比重是40.3％，到02年就已经上升到53.7％。东盟国家一开始就比较高，1992年是53%，2002年上升到56.6%。就是说，我们看到日、港、韩、台对东亚的出口比重上升了，东盟国家比重上升速度慢一点，但是也上升了。

    只有我们中国是一个特例。唯有中国在东亚地区整个进出口当中的比重，是下降了。在东亚所有国家当中，只有中国下降了，而且下降的非常明显。这是什么情况呢？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对东亚的内贸率是67.8％，但是，到2002年的时候下降到了48.2％，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还有欧盟方向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顺差在不断的加大，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在东亚地区的贸易比重反而是下降了。这是东亚整合的一个特点，就是日、港、韩、台和东盟都上升，只有中国下降。

    第二个特点就是东亚的经济整合，具有围绕中国整合的特征。在过去十年，东亚各国除了对美国的出口都在下降，而且下降很明显，对区内各国的贸易比重是有升有降。但是，唯有对中国的贸易比重是上升的。另外，和中国整合的速度也是有差别的，台湾、香港和中国整合速度最快。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台、港新增出口当中50％以上是对着中国大陆的。其次是日、韩。过去十年当中，日本新增出口比重43.6％是对中国的，韩国是45.6％。东盟国家相对来说比较低，在过去十年，新增出口当中10.3%是对中国的，这是因为它的整合速度要远远小于日、港、韩、台。如果我们把东亚地区经济看作一个整合过程的话，应该说，日、港、韩、台与中国大陆整合的速度要快得多，和东盟国家相对来说差一点。反过来也是说，东盟国家对东亚地区的内贸率上升，主要方向是向日、港、韩、台，还不是对中国。

    这两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2002年的时候，中国对东盟国家大概还有2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是去年，我们已经变成205.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说明这个整合速度也在发生变化。

    东亚经济整合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日本在东亚内部的贸易当中，影响力在下降，这是从它的内部贸易的比重来看。1992年日本对东亚的贸易，在整个东亚内部贸易当中的比重是46.9%，但是到了2002年下降到36.9%，十年下降了十个百分点。反过来，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比重1992年是30.2%，到了2002年是40.1%，十年当中上升了十个百分点。前面我讲，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在中国自己全部进出口当中的比重，这十年比较是下降的，但是中国对东亚的出口在整个东亚的总出口当中的比重上升了，而且上升了十个百分点，日本则下降了十个百分点。

    总之，东亚地区的贸易整合应该说是围绕中国进行的，自身的比重在不断的上升，但是日本的影响力是在下降，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出口速度慢，所以它的比重就下来了。

我想，2002年和1992年两个贸易拼图是这样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如果探讨未来世界贸易格局继续会向什么方向变化，首先要看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过去十年的变化，这个力量，它是在加强？还是在衰竭？它决定了未来的大的贸易格局朝什么方向变动以及中国变动所处的位置。如果探讨这个问题，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在冷战结束以前，世界的五十年的贸易格局，基本上没有变化，原因是冷战格局的影响。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贸易垄沟，这个巨大的贸易垄沟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要素不流动，只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这种贸易鸿沟的出现，是因为二战以后，一大批的殖民地国家变成了独立国家，他们在接受西方国家的投资当中，有一种排斥的心理。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东、西方的对立加剧了南、北的对立。南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更靠近东方国家，更靠近社会主义阵营；南方国家的背后，也经常是社会主义的支持，当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分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就导致了冷战结束以前的五十年，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之间在进行产业的水平投资和分工，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垄沟是越拉越宽、越拉越深，是这样一个情况。

    冷战格局结束以后，导致南北国家之间这种对立的因素消失了，特别是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东方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开始大量的来接受国外的投资，导致了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

    在冷战结束前五十年当中形成的贸易鸿沟，现在被打破了，而打破的同时，它的格局也出现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生产要素价格差大到了几十倍。

    比如，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是像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四十分之一。如果我们以1984年的汇率来衡量，可以大到六、七十之一。现在人民币升值一点也还有四十倍的要素价格差。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是人均平地资源是最稀缺的，但是中国的人均平地面积和美国相比，我们大概人均1000平方米，美国是25000平方米，差不多差了25倍。应该说要素稀缺，土地价格应该比美国高，然而却不是这样，美国城市土地价格是每平方米500美元，大约4000人民币。而去年我们的土地价格，城市单位的地价是1200人民币，跟美国差了四倍。说明战后美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需求增长，生产要素的价格也跟着上升了；但是中国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低落，基本停滞，要素价格就上不去，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价格差。当这个鸿沟被打破，西方产业资本就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盈利机会，在中国花五个美元可以采购到一双耐克鞋，到美国市场上可以卖170美元，像沃尔玛这样的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在中国采购产品，然后到到美国市场销售，赚取其中的利润。我听说金三角海洛因是两千美元是一公斤，但是到美国卖几万美元，差20倍。现在，从中国采购的产品要比毒品的利润都要高。

    因为我们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存在，所以，一方面是贸易商在发财；另一方面是大量发达国家的产业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而且这个转移是长期性的，

    冷战结束后，欧盟要整合，北美要整合，特别是欧盟的产业整合的要求特别迫切。1992年的时候，欧盟是对美、对东亚都是贸易逆差，这个贸易逆差反应出来欧盟在世界产业竞争当中的劣势。虽然欧盟的生产、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被国家分裂成了十几块，它的企业做不大，没法享受到规模经济得好处，所以它有强烈的整合动机。美国看到欧盟整合，它也跟着整合。

    1999年的时候北美地区的内贸率是26.5％，到2002年的时候，北美地区的内贸率是46%。但是，在2002年以后的三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我认为，这说明北美地区的产业整合，显然是被中国廉价的物质产品和世界产业资本的转移阻断了。这个过程，我认为还会继续下去，实际上美国在过去十年当中，已经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道路，放弃了物质产品生产，把物质产品转移出去，然后生产金融产品。

    我们再看看欧盟。欧盟的整合可以说成功的一面，就是它对美国贸易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逆差，特别是在02年欧元升值了50％以后，欧盟对美国的逆差居然扩大了90％，差不多扩大了一倍，说明欧盟对产业整合是成功的，但它仍顶不住中国产品进入到欧洲。为什么这次法国公投失败？就是因为欧元没有给欧洲带来好处，欧洲的整合顶不住中国产品进入，使他们大量的失业，他们的民众对政府不满。

    我认为，今后北美的贸易率提高是不可能的，他们还会被中国的产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所阻断。反过来，欧盟会想，为什么同样是强势的货币，美国就能够享受到好处，我欧盟就享受不到好处？因为，欧盟现在追求培养它自己的物质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它怎么培养也没法达到亚洲国家比如像中国这样的产品竞争力的水平。

所以，在未来很长的时期之内，世界产业资本的大转移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趋势，现在只是开始，还没有达到未来的高峰。中国汽车的年生产能力现在是700万台，据说到2007年要比现在翻一番，大概达到1500万台。我觉得，到时候又会出现一个非常快的汽车产品出口的增长。从前一段的纺织产品、机电产品，再到汽车，一层层上去了，这个大的趋势是发达国家所挡不住的。如果说，当年田横岛五百壮士在这儿自杀是因为挡不住强势入侵，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北美和欧盟都挡不住我们的产品进去，我们有可能实现和平崛起，凭着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我们可以继续地扩张世界上的地位。

陈东琪（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先做个判断。

第一，现在是入世以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了；第二，我们现在是考虑的是在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条件下一个新的五年规划，第三，这个规划是我们的经济规模和人均GDP特别是GDP加速增长期的规划。我算了一下，我们大概到了430亿的GDP，或者是450亿，到2020年的时候大概会到5000亿。估计在“十一五”期间，GDP是加速增长的时候，当然还有国际背景。

    第一个是周期因素。我估计“十一五”可能要减速，减速的可能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减速不是很多。因为“十一五”上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大起，我们从2001年的7.5％到最高的季度也就是1999年度是9.5％。今年上半年是9.5％。所以，这一轮周期上升期从最低到最高的幅度，相对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28年以来是最小的，所以不可能会有大的变动。第二是增长因素。基本判断第一个是减速，但是不会减很多，估计8到8.5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动用政策操作的话不得低于8％这样一个水平，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是判断时间。我算了一下，大概我们建国50多年、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平均周期时间是4.8。“十五”到今年上半年将近四年的时间，接下来应该是一个温和调整。我估计可能整个“十一五”都是这样一种状态。因此，调整的时间可能不会像以前一样，由于上升幅度不是很大，上升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调整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这是第二个判断。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一五”整个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在这样一个大中长期之间，应该是平稳较快。就像刚才樊纲和刘鹤讲的，基本上中长期增长不会在“十一五”破坏掉。但是对短期来讲，有两个判断，第一个是比以前的阶段周期时间长；第二个上升三年多，下降估计也会几年。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大致的增长趋势的判断。

第二个讲的是下降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会下降？有哪些因素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是投资。投资有两个，对“十五”我大概算了一下是21.6%，全年来讲25%左右，这样平均打进去，是21.5%－21.7%之间，这样就比九五快，“九五”是9.6%，所以我估计投资从增长速度为35%，“十一五”可能要下调5个点左右，这是从趋势的判断。投资本身往下调的第一个是外资（FDI），“十五”增长应该还是比较多的，总的累计增加量是2850亿，“九五”是2898亿。

    从这个数字本身来讲，我想要超过“十五”可能是不容易的，因为“十五”的FDI上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经济处在一个前期，就是这几年的一个科技泡沫的调整，然后外资流出。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全球是1400亿，这刚好是个紧急交叉，美国不景气，中国反而占了便宜，引进的比较多。我估计“十一五”，我们还会保持一个FDI引进的力度，因为整个中国的趋势看好还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它增量这麽快，要超过去年600亿以上，然后平均五年当中要超过2900多亿是不容易的，因为整个投资受到制约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这几年尽管“十五”是控制投资，但是事实上是在增长。前期可能是制造业投资，后来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煤、电、油、运的投资，这些行业的投资都是在30%以上，有的达到80％，有的甚至达到100%以上。

    所以，尽管私人资本和FDI有所减弱，但是公共项目投资还是大幅增加，补偿甚至超越了投资增长这一块儿，这样还可能使整个“十一五”的投资增长一直保持强势。一般讲，刚开始是政府投资，中间一两年是民间投资，最后一年多又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对于一些项目的投资，估计增长量会减小。另外民营资本投资可能会更谨慎。

    第三是劳动从业人员。五十年以来，我们的观念主要是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按五年累计看，估计我们的劳动就业从“十五”下期开始和整个“十一五”以后都会下降。大概情况是，从业人员的净增量，“八五”和上个“五年计划”的末期相比，累计增加3316万，增长5.12%。“九五”增加多少呢？4020万，比八五大幅增加700多万，增长率的累计是5.91%。“十五”大概增长3895万，（把今年第五年算上，但实际上估计比前四年低一点），累计估计为3859万,增长率约为5.4%，这样大致是5.1%、5.9%、5.4%。我估计“十一五”累计从业人员是3800万，增长5%到5.1%之间。所以，在增长方式没有明显持续转变的条件下，劳动就业新增可能出现减速。

第四，我算了一下我们的顺差。整个“八五”累计顺差大概是224亿美元，“九五”是1495亿元；今年我大概算了一下有500亿了，按五十亿推算后五个月，今年会达到700亿，累计顺差是1804亿。如果“十五”经济增长按9%到9.1%计算的话，这个0.5的顺差是蛮大的。“八五”是1495亿，“十五”是1804亿，要增长好几百亿，我估计很难，也可能还有逆差，实际上这个已经拉长了。如果按这个频率走的话，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出口要保持今年这样的高峰值，估计很难。

总的判断：外部冲击很大；制造这一块要在全球争取更大的规模，但是力度会减小；“十一五”的顺差规模谨慎分析会变小，但是不会影响增长。这是第三个因素。

第四个因素，我算了一下社会消费品。“十五”比“九五”加速不多，只有一点加速，“九五”是10.72%，今年大概11.5%，按12%算的话，“十五”大概11.5%。“八五”就很高了，是23.2%。

从以上四个因素来看，前三个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后一个因素是要在小需求上有变化。这是一个总体判断。怎么办？是要素减速更多呢，还是想办法少减一点？，我个人认为少一点好。最近两年多9.5%的增长是很累的，资源的压力、国内的房地产及各方面的压力还是有的，所以我估计回到“九五”的8.3%左右，或是8%到8.5%比较合理。这个判断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可以减速；第二个是不能减速太多。还有就是要明确怎样扩大内需，这个概念是在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开始讲的，“十五”平均增长本身比较好时需要讲，到了“十一五”我想恐怕要更多讲扩大内需。

    我想有几个方面恐怕要坚持：第一个是城市化速度不能放慢，这是构成我们消费需求很大的一块。城市化可能要延续，甚至要保持可持续性。

    第二个是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要想办法，做一些努力。“十五”之所以能够加速，主要是汽车和房地产。我们现在开始控制，其效果会在“十一五”会慢慢显现。高层富裕者的消费和贫困者的消费是不一样的，收入差距越大，显现的时间越长，要特别注意解决税费改革的门槛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第三是消费需求，不能因为消费信贷存在一些问题，就使我们的信贷产生变化，这是一个导向，涉及破除影响扩大消费的体制性障碍和改进政策方面的举施还要积极去做。

    第四是我们的7亿多农民。按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速度，即使到“十一五”末期还会有7.3亿的农民，这些人的消费怎么办？我想应从这四个方面努力，第一是“十一五”要重点推动扩大内需，我建议多搞一些演讲在政策上面进行推动；第二个是服务构成上要重点促进经济增长，现在是要搞服务搞不起来。但是，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判断，现在我们是1500美元的人均GDP，在全国整个体系完备的条件下，服务业发展就会好起来。比如物流的发展、汽车价格的下降、消费结构的升级，都代表服务业的发展。从“十一五”来讲，工业要走内涵的工业化道路，但是提升服务业的总量和质量都应该加快。“十五”期间第一产业占53%、54%，二产、三产只有31%、32%，能不能让服务业上升5个点，甚至力度更大一些。现在长三角、珠三角正在开始服务业的推动。

第三个重点我想应该放在效率上。要素效率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是调整产业结构，深加工，不是老搞新建什么东西；二是要促使我们的出口产品提价；三是劳动力构成发生变化。大学生在“九五”末期占人口的比重和“十五”末期占人口的比重大幅提升，大概有两千万左右的在校生，这就构成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四是技术升级。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对进口技术依赖很高。只要政府采取更明智、更有利的做法，“十一五”在这块会有转变。所以，“十一五”可以在要素效率的提升上作出战略的推动，有利于经济增长。

    最后一点是战略重点，要强调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当然是现代服务的上升，工业搞内涵、走质量、走结构，但有的地方恐怕还是有一个数量性的扩张，比如讲东北。当然，区域协调也不完全是靠计划做起来的，要靠市场。第二是我刚才讲的产业协调，这一点就不多说了。

    我想，这四个方面考虑的比较多一点，如果整个“十一五”是这样的一个路径政策选择的话，就有可能避免到2008年以后经济出现衰退。

    “十五”没有出现大升，为后面不出现大起大落奠定了好的基础。我估计“十一五”期间可能控制通货紧缩会更强一些。因为产能过剩的问题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显现，可能整个“十一五”都会存在，而我们的消化不是靠技术手段。大概 “十一五” 短期政策是这样的，我就讲这些，提供大家参考。

石小敏（论坛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我觉得题目非常好，但是这个题目非常大。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我们的现状和遇到问题是什么，包括我们感觉到共同的难题产生的机制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进步，就是我们打破了束缚，解放了思想，拼命的在学习，了解自己认清自己。二十几年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体制因素的变化。刚才讲的几个要素非常重要，但是体制要素是不是还要有大的变化？我们加入WTO前后的这几年，外贸系统的微观和宏观变化都非常大，甚至是翻天覆地的，才带来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所以体制的因素可能在若干因素里面还是第一位的，常常会产生比纯经济要素高出几倍的力量。

    我们面临的大问题是什么呢？我想一是四重二元，这是叠加的。四重二元第一是大家熟悉的叫“城乡二元”，第二是我要讲的大问题“内外二元”，就是所谓外需或者是出口这块太强了。到现在为止，税收优惠，环保不足等等还是在补贴外向型经济，这是在抽内补外。第三是“垄断竞争二元”。目前改革的困难很大，比如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部门的垄断性都比较强，在原有的垄断没有根本清理，没有彻底打破的情况下，搞的所谓市场化一定是扭曲的。有些人批判说改革效果不好，市场化不行，这不对，因为扭曲的市场化肯定不行。第四是“经济和政治二元”。二十多年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和政治的转变，现在开始讲统筹协调发展了。但是，这四层二元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扩大的趋势，只是“城乡二”元这块，这两年工作做的有些效果，某些矛盾和隔阂开始有所化解。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突出的矛盾几乎都与“四重二元”有关联。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年一万亿的经济成果成本很高，各种各样的浪费、环境污染、银行呆坏帐等等必须高度重视加以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有效地让政府的行政系统，从集中性的控制性的建设性的政府向公共的法制的民主的政府转变，这是实际上的核心，是我们未来过程中最大的课题。现在中央提出了一些好的想法，都是在促进这个共识的形成，但是怎么采取有效的步子实现这个进程，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夏斌（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讨论“十一五”规划，要考虑中国现在处在哪里？中国明天走向哪里？应该给出一个更加纲举目张的东西。

    我们对毛主席比较熟，毛主席面对一些情况都提出了一些思想；小平则一下子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很简单。在当今各种各样的国内、国际矛盾的环境之下，我们抓什么？应该喊出什么口号？在GDP的排名上中国是大国，必须有大的思维、大的战略、大的市场、大国消费，看看其他大国之间的比例可以知道。我认为，第一是国际经济矛盾越来越大，汇率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等在“十一五”或者“十二五”都会长期下去。第二是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问题。第三是社会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光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而且确确实实要影响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应该高高举起内需发展战略，纲举目张。因为内需战略涉及到国民经济发展安全，涉及到持续稳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内需要发展，不是简单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外贸政策、三农问题、教育、医疗、社保，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对财政政策调整，都关系到发展内需战略。

    盛洪（论坛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们加入WTO已经好几年，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不怕自由贸易。近年来，一些专家讲新贸易理论，特别讲规模经济，基本结论就是说一旦放开贸易的话，较大国家占便宜，因为较大国家有较大市场，它的企业、产业规模较大。中国不是较大国家，是巨大国家，这个优势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样一个巨大国家应该说有一个乐观的前景。

同时也存在几个问题。一个是太有竞争力了，成本太低了，会引起很多的贸易摩擦；二是巨大国家也有一个负面的问题：你会迅速的碰到资源边境。巨大国家一旦发展，就会迅速大量消耗各种资源。这种对资源的大量需求，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加快耗竭国内资源，第二就是增加了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上竞争资源的紧张程度。我觉得，要在巨大国家、优势这样大的背景下，来考虑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主要解决资源问题。应该说，我们的资源部门，现在基本上没有被市场化。它处于垄断地位，一种垄断状态，比如像石油，目前所谓“油荒”就很说明问题，还有像水，像土地等等。这些资源全是掌握在某些利益集团手里，而这些利益集团基本上是没有支付资源应该支付的费用。比如像石油，现在每吨只支付资源费8元到24元，导致的结果是大量的利润流入这些集团。还有像水，像土地都是这样。各个地方的城市化是正确的，但是以政府的强力压低收购土地的价格、过渡消耗土地，环境污染等等都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要改革资源部门。这些资源部门的垄断，实际上形成了我们稀缺资源的巨大瓶颈，而我们把经济的命脉交给他们。我们要按市场化的方法改革这些部门，让它市场化，让它恰当的支付稀缺资源所应该支付的费用，同时降低垄断的程度，使得中国能够更多的、有效的使用国内的资源，更多的使用国际资源就可以较少的向外索取资源。这种改革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使得我们的成本变成正常的成本。

    汪同三（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长）：我有两点感想，可能先说一个，完了再争取机会讲。

    第一个就是听了王建讲的，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就接着王建的思路做些补充。王建刚才分析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分析了中国出口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影响，分析的非常好，让人发人深思。它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人挡不住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确确实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还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就是好事不能让中国全都给占了。现在我们外贸出口，这样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对美国、欧洲、东亚的影响迅速的扩大，有它的必然性。然而我们也要反思一下。

    当年我们加入WTO和秘鲁谈判的时候，秘鲁就提出一条，如果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影响到了秘鲁国内，秘鲁有权采取措施。当时想，我们顶多是影响到美国、影响到欧洲，怎么会把秘鲁本身的市场也占领了呢？就同意了。但事实就是，不仅把秘鲁从美国和欧洲市场上挤出去了，而且秘鲁国内的纺织品市场也几乎被中国产品占领了，所以秘鲁现在提出了要动用那一条。欧洲现在跟我们要保护性措施，最早的起因还是在秘鲁这儿，因为秘鲁有这一条，除了自由贸易之外，还有一条可以采取措施，要保护。这个例子，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好事不能自己都占了，而且长远来说对你也不是好事。那么怎么办呢？

    我记得前不久有一个记者采访，提到中国应不应该鼓励外贸出口？我想想说，还是应该的。外贸出口的增加，至少说明，本国经济是活跃的，如果连外贸都出不去，你这个国内的活跃程度就要打折扣。从这一点说，外贸出口对于活跃本国经济是有好处的，通过外贸的扩大，多有外汇收入，这也是好事。关键是我们外贸赚钱以后怎么办？赚钱以后是装在兜里当土老财？还是把这些钱用起来？利用这些外贸收入的钱来缓和国际上的摩擦，这是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一条是多进口；另一条是资本输出。多进口可以吸取其他国家的好处，资本输出可以创造更多的增长机会。所以我想，在“十一五”规划里，在整个“十一五”发展时期，在对外经济上面，我们要不断增加出口，更多的融入世界经济中，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制定政策，怎样在外贸出口增加的条件下，增加进口、增加资本输出、鼓励进口、鼓励资本输出，以求我们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使中国经济真正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到应起的作用。

    张曙光（论坛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我想，把“十一五”概括成五个字：“冲突和转型”，我觉得恐怕是“十一五”里面需要考虑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确实，咱们进入了一个内外冲突的很重要的时期，我同意樊纲这个判断。那么冲突从根源是什么？从经济上来说，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很多，劳动力很便宜，这个问题对内来说，是咱们的收入上不去，对外来说是咱们劳动力的价格低，所以王建刚才说“谁都挡不住”。咱们过去很多政策，很多说法我觉得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我这个地方讲两个问题：一个从1997年到2004年看，咱们的政府收入增长了204％，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6％，农村居民增长了60％，这是我想请大家考虑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大概看了一下，从1991年到1993年，第三产业是33%、34%、32%；从2001年到2003年是32%、34%、31%，这个数字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改革27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事情，但是咱们的很多政策，到了“十一五”时期需要调整。

    再一个，现在确实到了一个需要从外向内来转的时候，要考虑让国内积累财富。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咱们这些矛盾是解决不了的，只能使得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不可能使得问题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转到启动国内需求，转到让自己的老百姓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财富增加，我想这个矛盾都可以解决，至于具体办法，咱们再来讨论。

    贺力平（论坛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有可能威胁到我们的市场和我们的资源来源，这两个角度都可能对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强大的制约。

    简单的说，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说有两个根源，一个是本国经济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某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出口太快。第二个方面的事例主要是日本。日本在70年代增长过快，引起了美国针对它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现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而且，因为前面很多专家提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现在的外贸增长速度更快，最近三年来都在50％以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排除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在全球范围内，都要形成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这样可能对我们的市场和资源来源两个方面形成巨大的挑战。

    还有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说一定程度上跟我们出口发展过快有关，这里面就有一个政策上的调整问题。比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政策和国外的政策是有浮动的，其中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前面樊纲提到的有一个民粹主义的浪潮。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就是说一国的民粹主义的上升，会导致周边国家民粹主义的上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布什把美国的政策弄成向右走以后，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向左转，这个浮动关系是比较强烈的。我觉得今天中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们传统的一些政策，只考虑自己，要考虑现在国际讨论当中流行的概念，就是所谓界限主义的概念，逐步划清界限，这样才能更好的在冲突当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关于人民币汇率，就有来自美方和其他方面的压力，这里面有非常强有力的理由，就是1998年人民币没有贬值，如果我们当时贬值了，哪怕贬值一点点，在2003、2004年的当中，我们可能处在被动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够逐步的更多的与一个流行的基本的经济一致的话，我们在国际各种未来冲突当中，就会更多的占据主动的上风，从而缓解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和威胁。

    梁优彩（论坛成员、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师）：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大概是3.1％，比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2.8％要高，世界贸易量预测大概9％左右；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世界贸易量增长5.8％，而咱们贸易量增长14％，根据我现在的估算，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增长出口平均在25％。

    总体来看，我认为世界的经济形势有利于中国的增长，所以“十一五”期间是对中国很好的普遍和平发展时期。

    在国内，腐败问题需要解决，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理顺，要从根本上、系统上依靠改革加以解决。当然，还有一些社会矛盾问题，我觉得有矛盾也是好事，可以促进改革，不改不行，就必须得改。比如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总体来看，我判断“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周期应该下滑一点，但是整个情况估计不会低到哪儿去。我最近测算是增长8.5％，即使增长8.5％，失业人数还会越来越多，就业问题是这么一个趋势。根据这一点，我建议“十一五”期间，要重点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一个是增加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投资比重；再一个是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只有调整需求结构，才能使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咱们两个五年计划都要调产业结构，但实际操作上不利于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积累率越来越高，达到现在的40％以上，一、二、三产的比例失衡。现在应该也可能做到调整一些收入分配政策，使居民的收入增加，来刺激消费，提高在国民收入中的消费比重，通过优化需求结构，来提高消费比例、降低投资比重、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上升以后，国家的就业问题压力也会减少，环境污染的压力也会减少，因为第三产业对能源、原材料消耗是比较低的。

    我看了一下数字，从1991年到2003年，全国就业人数增加了一亿多，但是同期第三产业增长率比第二产业慢了四个百分点，如果不慢这四个百分点，咱们的就业问题就好的多了。中央应该采取的重大政策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

    第二个，重要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预算，到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可能超过五万亿，占GDP比重接近19％，所以中央有财力来做这件事情。可以建立覆盖面比较广一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范围，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在福利服务保障水平，这都需要我们在“十一五”期间作为重要的政策来解决。因为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使社会更加安定，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更长的保持一个稳定的快速发展。

赵民（论坛企业家理事成员、新华信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

关于中海油收购的问题，大家议论都很多。最近美国人收购了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就是雅虎收购了阿里巴巴，买了三分之一的股份，花了30亿美元，30亿美元折合240亿人民币，比联想收购还大。但是，我们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专家从来没有呼吁和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出这些问题，也要造成一种警觉。我认为在往下发展是信息时代，主要有两个因素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移动通讯，会改变整个社会和改变政治结构，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各位专家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