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一样,在经历短暂的通缩之后,逐步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2005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8.23万亿元,同比增长9.9%,较2000年增长83.76%;实现财政收入3.16万亿,同比增长20%,较2000年增长136.12%(参见图1)。
图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变动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全面落实了加入WTO的承诺,金融业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银行业完成了主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交行、建行已在香港成功上市,中行顺利完成了香港及A股市场上市。通过财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人、注资、上市,国有银行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技术明显改进,实现了国有银行经营业绩的提高和资产质量的改善。中国证券业经历了从高速发展到低位徘徊又逐步恢复的发展历程。近两年,中国证监会通过对证券公司进行综合治理,积极推进股权分置改革,规范了证券公司的经营行为,并为同股同权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市场定价机制扫除了制度障碍。新股发行工作已经重新启动,证券市场融资功能得以恢复。全国人大修订了公司法、证券法,证监会也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以规范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的行为,完善股市交易规则,这都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保险业也在不断深化内部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在银行、证券、保险三业稳健发展的同时,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也日益加强,交叉性金融业务,跨业经营业务和通过并购、持股谋求综合经营的现象日益增多。
虽然中国的经济、金融正处于一个较好的历史发展时期,但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高,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经济结构性矛盾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在国际上,则面临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能源和原料价格上涨过快等问题。特别是,全球经济失衡已经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
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对“全球失衡”进行了概括:失衡现象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美国的贸易赤字逐年增长,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7257亿美元,而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从1991年到2005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贸易顺差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在2005年有一个快速增长,达1019亿美元(如图2所示),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2006年1-5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达到466亿美元,预期全年顺差仍会超过1000亿美元。
图2 中美贸易状况对比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
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及我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从贸易视角和储蓄视角两种角度加以分析。
亚洲国家的对外、对美贸易顺差,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是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结果。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参见图3),从而促使跨国公司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转移到东亚国家生产,转而生产更高档次的产品或提供更高端的服务,以形成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在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贸易不平衡会扩大。近几年能源、原材料价格高涨,但并没有引发全球的恶性通货膨胀,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在这种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加工贸易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的比例达到49%;另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大幅增加,其产品部分替代了中国的进口。综合的结果就表现为中国承担了许多转移的顺差,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在对美国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较大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实际上是亚洲与美国贸易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或结果。(参见图4)
图3
图4
亚洲的高储蓄不是近年来的现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韩国及东盟五国的储蓄率每年都在30%以上,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就对应为贸易顺差。就我国来看,储蓄率较高可能归结于以下原因:一是我国仍处于转轨期,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暂时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居民的消费信心,从而增加了储蓄倾向;二是与社会、文化传统有重要关系,包括中国在内的某些信奉儒家文化的亚洲国家由于崇尚节俭等原因会形成较高的储蓄率;三是与人口结构特性有关,受“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思维观念变化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从“养儿防老”转向增加自身储蓄作为养老之需。在储蓄率较高的情况下,国内投资边际收益率会降低,加上区外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产生竞争,进一步削弱本地储蓄向投资转换。储蓄资金会倾向于投资到国外,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包括官方和民间的对外投资。
与亚洲的高储蓄率相反,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则对应着其总体储蓄的空前萎缩。不仅个人储蓄率降至零以下,政府财政赤字也不断膨胀。美国经济是以消费为主的经济,过去几年这一倾向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下进一步加强。美国利率水平在2004年中降到1%的历史低位,消费占GDP的比例则从2000年的68%上升到2005年的70%以上,并且更多地建立在借贷的基础上。同时,美国的财政政策也强化了储蓄率下降的趋势。2000年以来,美国维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2004年达到4%。由于美国过度消费,国内储蓄短缺,不得不引入国外过剩储蓄,从而造成了巨额贸易赤字。
三、加强合作,促进全球经济结构有序调整
全球经济失衡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发生无序调整,就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因此,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各主要经济体政策制定者的共识。
1. 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努力完善自身经济金融体系
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既是中国自身经济利益所在,也是促进全球经济有序调整的重要方面。中国政府已开始采用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增加进口、开放市场以及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等综合政策措施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扩大内需方面,采取了包括减税、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金融机构拓展面向居民个人的信贷业务等各项政策措施。降低储蓄率方面,采取了加快养老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住房抵押贷款等措施。通过这些组合措施,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靠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促进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为平衡地发展。
中国始终致力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早在1994年就主动进行了外汇改革,进行了汇率并轨(参见图5)。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决定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由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和市场供求关系浮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前,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兑美元基本稳定在8.2765的日加权平均价位上,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一次性调整为8.11,其后人民币缓慢升值,波动浮动不断加大(参见图6)。
图5 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
图表6 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
加强汇率的灵活性,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指导原则,不能操之过急。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金融体系不是非常健全、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的情况下,过早地实现了汇率比较大的灵活性,将可能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损害。因此,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到底要灵活到什么程度,应该有一个充分探讨并统一认识的过程。此外,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在利率、汇率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生存,必须给中国企业一个适应利率、汇率变化的时间。
2. 解决贸易不平衡需要几方共同努力
中国进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不断增强,对于缓解国际收支失衡会起到一定作用。虽然价格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但通过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分析可以知道,现有的贸易不平衡,是技术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巨大差异基础上的生产分工的结果,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平衡的体现,因此无法简单地用汇率水平的调整来解决,而必须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实现。就中美贸易问题而言,中国将逐步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进口,美国也应该坚持自由贸易原则,放松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限制。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涉及到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和多层面的相互关联,因此调整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各方通力合作,提高美国的储蓄率、加快日本和欧洲的结构改革、健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三者缺一不可。其中,采取有助于提高美国储蓄率的政策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3. 应采取措施增加国际储备体系的稳定性
亚洲国家近年来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这既是接受金融危机教训,应对流动性危机的需要,也是由于危机到来时国际援助不及时,而被迫采取的防御政策。东亚国家储备资产的大量增加,致使东亚国家充当了对美欧发达市场资本输出的角色,这种资本输出对于稳定美国及全球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东亚的储备资产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长期利率下降,降低了债券投资的收益,二是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汇率持续走低,增加了东亚储备资产的贬值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东亚国家在泰国清迈倡议下建立了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积极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减少对高额储备的依赖和拓展储备资产投资与本地区的空间。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应该研究国际金融体系的新框架,逐步改变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资产过度依赖一国主权货币的情况。同时加强对各国,特别是储备货币国财政纪律的约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1] 根据在天津“构建21世纪金融体系”中美金融研讨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哈佛大学法学院共同举办)上的发言整理补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