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的试点，从80年代初的深圳，到90年代初的上海浦东，现在到了天津滨海新区，都是同一个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老概念。但是，在中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说，赋予中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具有不同的意义和要求。

　　研究同一概念背后的当今海内外经济环境，可以说有三点需要引起国人关注。

　　第一，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本世纪初开始的美国低利率政策和“双赤字”政策，再加上日本经济10年低迷中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今天世界流动性泛滥，全球成千上万个对冲基金、投资基金，在全世界各地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上寻找“猎物”，企图赚取高回报。如此规模的资金流动压力与5年前、10年前已不能同日而语。

　　第二，上世纪80年代初甚至90年代，尽管海外已经感叹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与成就，但仍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实力以至一系列改革措施，几乎可以不屑一顾。今天，中国经济实力名列世界第四，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力，一方面已引起部分海外人士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怀疑、警惕甚至有抵触情绪，产生了针对中国的“汇率战”不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另一方面，海外大量资金又纷纷企图流入中国，购买中国的明天，豪赌中国的明天。这也是过去未曾有过的。

　　第三，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尽快吸引外资，几乎是金融改革开放的主要议题。今天，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同时，国内环境资源问题突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相对于GDP的增长，30多万亿人民币而且还在快速增长的货币供应压力越来越大。如何提高外贸的增长方式和吸引外资的质量，是今天金融开放中的新命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上中国资本项下的逐步开放和金融机构准入的开放，考虑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试点，自然又增加了改革试点的难度。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在扩大资金数量上打主意。金融改革与创新要有新的视角。“先行先试”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战略和资本项下有限度开放的原则，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重点激活国内的金融市场，多试点、出经验。

　　我的建议，简单而言：

　　第一，深圳、上海目前已经推出的，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金融改革与创新政策都可以推行，都可以实施。

　　第二，中国的金融市场不缺钱，因此，先行先试应该重点放在促进国内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上，开发一系列新的工具，培育机构投资者，完善融资体系，例如：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综合经营、整合金融机构现有资源，等等。

　　第三，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在与现有外汇管理制度不冲突的前提下，在国内先行先试各种有利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制度，逐步取消一系列有碍金融资源市场配置原则的行政审批制度，例如，呼吁中国证监会对天津滨海新区上市公司的上市审批权，试点下放深、沪交易所审批。呼吁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对天津滨海新区企业长期债券、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审批备案制度下放天津有关部门，实行更市场化的准入制度。

　　第四，不要一味在形式上追求建设金融中心，中国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要重视金融机构的引入，更应发挥后发优势，重视金融IPO业务，天津应与刚刚起步的上海、大连等城市共同努力，为提高中国在世界上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上作出贡献。

　　第五，在开办离岸金融业务和设立市场交易机构的同时，与深圳交易厅相呼应，探索设立股票离岸市场，吸引境外企业在天津上市，按照离岸市场的游戏规则，限定境外投资者参与，扩大天津金融服务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