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石小敏 高级经济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副会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主要的表现就是改革变成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经济、社会、政治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起发生变化。最近一两年，中央的一些大的提法，包括新的发展观、和谐社会，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转变。过去我们习惯用一些数字来刻画中国的经济运行情况，但是现在数字不是很好用，对于宏观经济数字的质量，大家提的问题比较多。瑞士的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是一门艺术。因为去年我们GDP增长1万多亿，而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增加了2万亿，一定是哪个数字出问题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更倾向于用一些形象的东西来刻画中国的经济运行状态，我想用一个龙的状态来刻画一下中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

    《易经》里有一段是讲龙的，说龙有三态，即“龙在水，龙在田，龙在天”。“龙在水”叫做潜龙，潜龙毋用，在水里的龙一般派不上大用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踩在泥水里，100多年来我们都在半殖民地的泥水里挣扎，希望扬起身来。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封闭状态走向与国际接轨的状态，发展壮大起来了，现在是龙在上岸，从潜龙的状态变成龙的第二态，叫做“见龙在田”。这几年各个大国都对中国有点敬意了，或者说有点惧意了，不是害怕就是尊敬，不是把我们当作未来的对手，就是把我们当作未来的战略合作伙伴。第三态最好，叫做“飞龙在天”，龙上岸了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来描述一下。

    首先，两条腿还没站直呢。有一个策划家叫王志钢，他几年前就这么比喻，说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最发达，市场化走在最前面，已经成了全球的制造业基地。这就好比龙的两条腿，但是两条腿不均衡，还没有站直，有的时候一条腿硬，一条腿软。82年的时候，珠三角发展快一点，90年代的时候，长三角发展的快一点，总之没有完全站直。

    接下来是龙的腰身，现在中央号召中部崛起，就是把腰挺起来，可是腰没挺起来，这叫做中部塌陷。为什么塌陷，因为肚子起来了，肚子就是腐败，现在腐败问题非常之严重，老百姓意见最大的就是腐败。像武汉，是最早的改革中心城市，但是90年代以后就慢慢的悄无声息了，前几年武汉的中级法院，70多个法官，一下就搞掉30多个，一个中级法院的状态就说明当地的情况了。

    龙头现在还没有扬起来，有人把首都经济圈叫做大首都经济圈，作为龙头，龙头没扬起来，还耷拉着，为什么呢？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大首都经济圈的市场化进程比两个三角洲至少晚10年以上，现在还在慢慢的酝酿，锣鼓都还没敲起来呢。龙头出什么？出思想，出战略，现在没抬起来，所以我们的战略研发显得很不足。现在“十一五”规划里若干重大问题不容易一下子搞明白，我们国家前二十几年的目标战略很明确，当时叫做“翻两番”，改革开放的重心放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叫做摆脱贫困，达到温饱小康，就是提高民生。过去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主、民生、民权”，毛主席完成了民族独立，现在就剩台湾了，民生这二十几年有明显的进步，战略目标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率先改革开放，其他方面遵从四项基本原则，比较稳健，所以非经济领域的改革很少像经济这样有一个阶段性的明确目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成了二十多年来指导我们国家前行的总方针，总战略，我们的目标和战略都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我们不断的在原有目标上进行丰富是有的，比如说小康变成全面小康，继续翻两番。战略也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现在提的战略恐怕十个都不止，西部大开发、科技兴国、可持续、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人才、信息化等等，但是总战略是什么？首都出什么，首都就是出研发，出战略，出思想，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走向国际化，没有一个总目标、总战略不行。龙头没抬起来，现在叫做“垄断结成瓶颈”，一切堵在北京，并不是交通堵，这里有复杂的矛盾，复杂的利益纠纷，一时出不了手，这两年出手比较大的东西就是一些大的提法，慢慢的大家再认识现状，分析矛盾，统一认识，形成共识。所以，龙头还耷拉着。

    龙的前胸有两块胸大肌，现在是最发达的，也是经济上最热的两个热点。我们从03年－04年，特别是04年的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就是房地产加施工建设，这也是我们这两三年发展最快的一部分，紧缺的东西几乎都与此相联系，钢材、电力紧张都跟这个有关系。房地产加施工建设一年吃掉我们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多半，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是7万亿，这一块就占到3、4万亿。还有一块叫做开发区加出口，这一块增长是最快的，原来就有点基础，加上体制和政策的倾斜，使得这两块得到相对过分的激励和刺激。打个比方，就是天天往胸大肌上擦丰乳剂，把胸大肌擦成大奶袋子了，前胸通红，很热，很重，后身冰凉，皮包骨，就是所谓的“投资热，消费冷”，“发展热，改革冷”。所以，房地产建设加开发区出口这两块最热，这两年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的对象。

    龙两个前爪按着很多的难题，不能灵活的挥舞，包括土地问题、汇率问题等，极左的也按着，极右的也按着，社会上存在很多的矛盾，我们想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最后，龙还有一条大尾巴，大尾巴还在水里，还没有真正上岸。这条大尾巴就是我们的弱势群体，他们越来越被忘记，人数很多，现在我们提出“以人为本”，又开始关注他们，闹不好这条大尾巴又把你拖回水里去，有这个可能。

    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就像这条龙，这二十几年最大的成果就是从水里站到岸上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也觉得很自豪。但是，现在龙的状态很不主动，很别扭，不能真正站直了挺起腰来往前走，要在走过一段路程以后，才能积蓄更多的力量慢慢的飞起来。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转型到这个阶段有深刻的二元性。股市不是二元的吗？有人说尚福林救股市，解决股权分置，说他是在火山口种树，股权分置是要解决，但是我们的股市是个系统，至少四层架构，上市公司、中介服务机构、交易所，证监会代表国务院进行监管。现在只是在解决第一层次的问题，局部的问题，这个系统现在出毛病了，只解决第一层次的问题，开始做可以，真正要恢复股市的信誉，恢复投资人的信心，还早着呢。股权分置就是深刻的二元性，股就有可流通和不可流通，这就是二元。二元性深刻的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大的刻画起来，中国的二元无非是“四重二元”，包括城乡二元，内外二元，内外二元也叫做内需外需，过去叫做外向型，内向型，还有垄断和竞争二元，或者叫做死活二元，因为垄断最终是死路一条。现在垄断和竞争的问题也反映到多方面，社会上对医疗和教育体制有很大的意见，说医疗改革不成功，垄断的基础没有打破，市场化是假的，没有放开医疗资源，把政府的服务和市场应该承担的功能适当的分开和衔接。垄断和竞争是一对矛盾，很多垄断部门现在都面临非改不行的局面，比如铁路、金融体系，这是第三重。第四重，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和政治，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路，二十几年这么走过来的，经济先导，政治保持大的构架，慢慢做一些适应性的调整。过去我们农村改革，联产承包，适应性的改革上来了，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变成乡村传统的管理，这本身是政治上的一种变化。后来经济走的越来越快，特别是92年以后，开放带动经济的发展，而其他方面走的太慢，这就形成矛盾了，一条腿在前，一条腿跟上，有很多东西由于变化比较慢，就拖了后腿。

    前年我们在讨论形势的时候说，中国的大势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下，叫做转型与失衡。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但是非均衡达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系统性的风险就会大大加剧，失衡深刻的反映在四种矛盾中间，叫做四重二元结构。后来我们提出失衡可以有两个观察的标尺，一个就是收入差距，现在这方面讨论很多。随着我们的统计调查，大家对贫富差距的认识逐渐深刻，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最近讨论所得税的改革，讨论农村要不要建社会保障，这些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收入差距是一个观察尺度，怎么衡量我们的失衡程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变革的速率，一个传统的东西向着现代化转化的速率。我们最先进的地区，最先开放的领域已经走了25年，而有些部分只走了10年，晚了15年，有的晚了20年。举个例子，像个人所得税800元的起征点就20年没动，现在的税制是94年朱老板的时候定的，也差了10年，框架基本上没有动。10年不动就已经很难适应现在的情况了，20年不动的东西一定是只有弊没有利，前两年我们取消的收容条例就是二十几年没动，我们把它拿掉了。土地的征管条例就其核心内容来说，也是二十年没动，现在成了一个内部讨论最多的课题。两个观察尺度，一个是收入差距，一个是变化速率，我们用四重二元来观察就会发现，现在讨论的所有现象脱不开这种框架。

    根据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摆几个数字，算一笔粗帐，希望搞经济学的人，搞统计学的人细算一下。现在我们GDP大数是13万亿，不到14万亿，去年年底公布的是12.6万亿，9％－10％的增长率，一年是增长1万多亿的GDP，10％就增长1万2，其他国家都羡慕我们，说你的增长速度高达9％，压都压不下去。但是下边还有6个1万亿，就是1与6的关系。一个1万亿就是大量的出口，今年的出口可能到了1万4000亿美金，出口是7000多个亿，去年美国人估计，我们去年出口额可能就是大数6000亿美金，其中1/3出口到美国，美国人说中国大陆的消费品给美国消费者额外的福利是600亿美金，也就是5000亿人民币，全部出口可能给海外的消费者带来1万1500亿人民币的好处。给人家好处1万亿以上，而我们应当支付的成本而未支付的有1万亿，这两块不支付的成本里头最大的一个是社保，一个是环保。我们现在的农民工有1.2亿，实际上一些专家认为应该是1.5亿－2亿，因为四五年前调查的时候，我们公布的跨地区打工的有1.3－4亿人口，那时候是流入地的调查，流入地和流出地相差几千万，按照流出地调查，大概是2亿人。我们取个中，按照1.5亿人，年薪取一个整数，年均挣1万块钱，按照城里人的三险，按38％来扣，1.5万亿是多少钱，6000多亿，现在我们对农民工，不管你是在建筑行业还是三资企业，还是做保安，大概这里面真正能上险的只有10％，绝大部分等于没扣，等于这一块每年少扣四五千个亿，都便宜谁了，大部分是便宜了老板了。我们知道，农民到城市里来，四项东西都给他，他就变成城里人了，一个就是三险，特别是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现在普遍给农民加的钱最少的一项保险是工伤保险，再一个是子女教育，最后一个是廉租屋。给他这四项东西，农民就变成城里人了，现在不给，应当支付而未支付。25年了，当年的小伙子已经变成四五十岁的人了，他现在决定不了自己的家庭今后20年发展到哪，是在村子里盖房子，还是在县城边上买商品房，还是在比较稳定的大中城市里定居。还有环保，又是美国人替我们算的帐，说中国的大城市在城市环保上都是排列在最后的，中国的城市要恢复20年前的状况，到投入4500－5000亿美金，我们这20年来的发展，环保方面欠帐4万个亿，从20年前开始算到现在我们一年环保少扣4000亿，所以我们现在是遍地是毒，土地污染了，水污染了。深圳是最先进的城市，深圳市最近才把污水处理费提到1.5元，光这一项全国的城市污水处理费就上千亿，大多数都没有这么做，深圳现在按照香港的标准在看齐，每年几千亿环保的成本扣除，应支付而未支付的成本上万亿，给人家好处1万亿，你把好处拿过来支付这个行不行，当然没这么简单了。第三个1万亿就是不管刮也好，抢也好，从社会上拿过来了1万亿，这里最大头一个是土地，一个是老百姓的存款，老百姓大概到今年年底是14万亿的存款，去年是12万亿的存款，去年的通货膨胀指数是4－5，我们的老百姓的年息率是2个点，还扣去一个利息税，差两个点，12万亿的两个点是2400亿，三个点是3600亿，稍微给老百姓一点正利率就差3个点，从老百姓头上扒出3000个亿来。土地，去年根据几个部门的调查，比前年03年的规模大大缩小了，去年总共减少农耕地80万公顷，其中建设用地15万公顷，有5万公顷招牌挂了，招牌挂的总价值3000多个亿，就是15万公顷，按照这个价格来推算，1万个亿，这怎么分配呢？农民拿到5％－10％，现在按照平均产量的30倍补偿，一般拿到5％－10％，农地一进入工商用地，普遍的价格增长50－100倍，农民在村里拿了多少呢？村拿到20％左右，村留了一块，剩下的比如70％多到80％，其中的50％，很大的一块被房地产商、土地开发公司和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拿走了。村里，包括农户拿了20％，各种公司拿了50％，还有30％是政府的，政府主要搞一部分的建设，政府的很多财政支出靠土地的收入，公司为什么拿这么多，公司还得给官员回扣。按照这个帐算，农民之外的刮出来的8000个亿，加利息是1万亿，当然了你说你现在能刮，十年前，二十年前，土地根本不值钱，现在特大城市的土地每隔十年价格三五倍的往上翻，现在地值钱了是发展带来的效果。现在为什么政府官员和开发商这么大的积极性，利润从哪里来的，为什么那么多土地纠纷？根据去年的调查，失地农民只有10％生活比以前好了，90％是恶化或者没有改善。对征用土地变成工商用土地怎么给农民补偿，现在成了土地讨论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最极端的说法是私有化，干脆把土地给农民，有的人觉得这样恐怕不行，会使建设的成本大大增加，会使征地谈判的时程拉的很长。总之这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刮了1万亿。广义的说，我们现在一年的工程消费是3000、4000个亿，很多都是超标准的，每年出国培训2000个亿，实际上就是旅游了。这加起来就是5000个亿，过去讲的都不算，再加上我们从来没有公布过的贪污，现在贪污100万、1000万都不奇怪，贪污1个亿也很多，刮了1万亿，借款1万亿，坏帐1万亿，借款这一块，中央财政每年3000多个亿借款，以下基层的债务每年涨2000亿，这就5000亿，再加上公共债务和准公共债务，每年借债1万亿，坏帐1万亿，都得补资本金，现在到底银行有多少坏帐，又变成一个说不清的事。积极财政这几年，刚实行的时候，财政部很积极，说这个我要跟踪，这个工程不能再坏了，现在还说这话吗？比如环保，当年对环保是支持的，现在真正能正常运作的环保设施，100个里头有几个？会不会是坏帐？这些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家财政的钱加上银行配套的钱，到底有多少坏帐？现在的问题是，你这有1万亿，可是下面还有6个1万亿在拖着你，还能不能维持下去？比如说土地价格继续上涨，现在老百姓的维权意识上来了，一块地就死多少人，你受得了吗？

    不管我们描画龙的状态也好，描画“1＋6”也好，在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情况下，应该很好的调整体制和政策的倾斜，很多事情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的状态，该调整的时候我们调整不了。我们很多的讨论似是而非，比如两税合一，去年前年讨论的时候商务部说，两税合一，整个内外所得税一合，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会涨500亿的税负，内资企业可以减1千亿的税务，算帐的时候，财政部少收500亿，会把外商投资企业吓跑，有4000万人在外商投资企业里打工，就业机会就少了。有人这么一提，两税合一就定不了来。我觉得这是虚假的，你见过哪个商务部的官员到工棚里看过民工，可是他现在说为了民工的工作机会我们不能调税。去年开始闹民工荒，民工荒的实际结果是用工最多的地区民工的工资平均上涨了100块钱，一个人一年就涨1000块，我们有三四千万人在外商投资企业打工，400个亿的工资成本上去了，你看外商投资企业有什么反映吗？企业委托你到内地找民工，培训费我出，月薪1200块钱一个月，我全不要，商务部什么时候公布过我们的工资成本在外商投资企业里头总成本是多少，他们了解吗？公布过吗？他们公布过我们的出厂价、离岸价和到国外的销售价的差距吗？没有这些东西，怎么说这个话呢？几百亿的工资成本上去以后，他们没有反映，几百亿的所得税上去，他们就会撤厂子吗？心中没有大帐，没有基本的比例关系，还在这讨论，有的只是利益关系。这些都只是一个最粗糙的说明，说明我们现在不调整不行了，当然不是走极端的路，这么弄下去经济和社会越来越离轨。

    关于宏观经济，我用了一条龙来进行描绘，这条龙从水里上岸了，这是大进步，但是没站直，肚子有点鼓，慢慢的在降温，只有全身协调起来，把脑袋抬起来，将来把尾巴拖出来，在陆地上真正站直了才能往前走。现在内在的矛盾就是四个矛盾，叫做四重二元结构，怎么样让城乡协调，内外协调？现在“十一五”规划，特别是明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可能内外需的协调成为一个眼前需要决策的问题，有什么办法来缓解一下。这是四重矛盾，我就讲了1个1万亿，下面6个1万亿，这是最粗的大帐。这个帐肯定不细，我们很多统计可以靠经验和样本来进行丰富，可以把它算细了。总的来说，现在是到了调整的时候了，从这个点上来说，我很赞成中央这两年提的一些大的想法，包括新的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关注弱势群体等等，感觉是对的，但是问题在哪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进行调整，往前走有点信心不足，这条龙站起来以后，骨架不坚强，精气神也比较差，就是指导我们现代化的一种理念，一种文化，精气神有点散，特别是政府官员，现在不作为很多，乱作为也很多。上边不断的改正体制，产生一种正向的激励，使政府的工作状态比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改进，当然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保先。现在新的领导人要实现他自己的一个新的方针和指向，恐怕这是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把精气神挑起来，脊梁骨得硬。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党政机关系统，现在这一块有麻烦了，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在利益上要达成共识，这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再有一两年的时间，达成了共识，把精气神抖起来，现在有些改革正在星星点点的出来，政治改革要和解决眼前的问题结合起来，政治改革怎样才能和自然形成的路径依赖的特征吻合起来。比如，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政治改革应该叫做“法制吸纳民主，行政吸纳法制”，我们的很多规则是直接从国际上引进来的，像WTO的规则、人权的规则、全球安全机制的规则、世界环境保护的规则，我们 把这些规则拿过来，我们要承担责任，这本身就有民主法制的东西在里头，这是一个外来的信息，我们内部搞一些东西，形成我们各方面利益集团的一种妥协，大家按这个规则做，法制吸纳民主，行政吸纳法制，为什么行政呢？现在改革的重心开始从企业、从市场转到政府本身，政府本身可以看成一个行政，还不是纯政治的，现在依法行政是个很高调的口号。关于政治改革，我们也在观察，探讨实际的可行性，但是目标、方向和实际操作是两回事，都要进行很好的积累和观察。

    总之，改革与以前相比，从动力结构上，从目标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必须有一条，眼前紧迫的问题和必须看清楚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要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有成效。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关键点，很多问题也不一定能够看清楚。我讲的这些问题，主要是跟大家交流，如果能够促进大家的思考和研究，那就更好了，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很成熟，都很粗糙，希望媒体的朋友不要做什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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