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三个季度的高速增长，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4年保持10%以上的速度已成定局。回顾这一年的增长格局，与前三个高速增长年份略有不同，主要是投资需求的拉力下降了，出口与消费需求对增长的拉力则相对上升了。
　　这种增长格局的变化，主要出现在进入三季度以后，因为按累积投资增长率，直到9月末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到1～10月，投资增长率为26•8%，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但是从月度投资增长率看，三季度出现了明显递减趋势，至10月份当月，投资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6•1%，已大大低于自年初以来各月的增长水平。消费的增长自年初以来出现了逐渐加快的趋势，到10月份，消费增长率已提高到14•3%，已比去年10月加快了1•5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的加快，有政府改善分配、鼓励消费的政策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股市繁荣而产生的“财富”效应，例如今年前9个月，上海市的消费增长率已经高于投资，主要原因就是股市繁荣所带动。出口增长自年初以来比去年的增势有所减缓，但进入三季度以后重新加快，到10月份贸易顺差达到238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
　　展望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应该说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所以说是“挑战”，是因为中国经济将很可能走入本轮经济增长的末尾，是一个从繁荣到衰退的过度年份。这是一个市场周期，自2002年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经济增长从复苏到繁荣的过程，但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危机与萧条这两个阶段，中国在基本上已经踏入市场经济轨道后，是否会充分历史上市场经济国家所经历的市场周期，我们因为从未经历过，所以目前还不知道，例如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态而言，危机的标准是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还是增长率降低到繁荣时期一半的水平，即5%上下，但是目前已经可以明确地看到，在经历了四年繁荣之后，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在经济增长率仍高达10%以上的时候说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当然是需要用经济增长中“先行指标”来说话，由于对目前的中国内需来说，投资需求是主体，所以要看投资中先行指标，就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的增长率。这个指标在2003年本轮投资周期刚出现的时候，当年上半年的增长率为70•5%，而同期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为31•1%，由于投资的先行指标比同期的投资完成额高出1•3倍，说明一个巨大的投资高潮正在到来，但是到今年前10个月累计，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长率同比已经下降到只有4•4%，说明本轮投资周期的高潮阶段已经过去了。如果看进入三季度以来新开工投资增长率的走势，7月份当月的增长率已经只有3•8%，8月份开始进入负增长，到10月份当月已经是负的20•8%。新项目投资代表着未来新增投资需求的增长，去年前10个月，新项目投资的增长率还在28•5%的高水平，而到今年同期已经下降到了只有4•4%，新增投资需求的下降，乃至负增长，必然会带来后续投资需求的明显回落，也与10月份投资完成额增长率下降到16•1%的趋势是一致的。
　　由于自9月份以来中央开始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开始严查违规建设项目，并且处理了一些违规的地方政府大员，有人认为在这种经济与政治环境下，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长率的明显放缓，并非是由经济运行中的内生性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外部宏观调控的压抑造成的，甚至不排除是地方政府为了迎合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求而对统计指标造假。必须承认，中央政府对严控新上项目的各种举措，肯定会导致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的下降，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举措是从9月份以来开始的，但是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长的下降，是从去年10月以来直到今年8月份已经持续了10个月的趋势，而早在8月份新开工项目投资的增长率就已经转为负值，在这10个月中并没有中央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这个背景，还能说这个变化趋势不是经济运行中内生的吗？
　　此外，如果新开工项目增长率指标的下降是由于地方政府对统计指标造假，那么这个中央所高度关注的指标下降，就不会引起其他与其相关的其他主要经济指标的下降，但是从10月份的其他主要经济指标看，是出现了同步下降的趋势。由于投资是需求的主体，投资需求增长放缓，必然对其他方面产生重大连带效应。观察10月份的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当月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到14•7%，比9月份下降了1•4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从9月份的3•5%下降到2•9%，这两个指标连同投资指标的下降，都说明了国内生产领域的需求增长已经开始减缓了。在10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中，只有广义货币的增长率出现提升，M2的增长率上升到17•1%，上升了0•3个百分点，M1的增长率上升到16•3%，上升了0•6个百分点，但是在生产活动减缓的背景下，货币增长率的上升，显然不是反映着生产性需求的增加，而主要可能是股市繁荣的影响，例如仅10月当月，流入股市的资金增长就超过了2000亿元，而与生产活动相关紧密的贷款增长，仍从上月的15•8%下降到15•2%。
　　稳定而健康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对应的循环关系，不能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对应，就会出现或者是过热，或者是过剩。在现阶段看，由于本轮投资周期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而分配领域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当投资周期过去，开始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释放的时候，过剩矛盾甚至是演化成危机的前景，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由于去年以来出口增势强劲，贸易顺差急剧放大，一部分过剩产能在国际市场找到了出路，例如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前10个月钢材的净出口量已经达到3000万吨以上，因此到目前为止过剩矛盾似乎还不特别明显，许多人甚至已经不把过剩矛盾看成是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威胁，然而“过剩”是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由于净出口直到目前也仅占总需求的7%，即使今后再放大也很难超过15%，所以当占总需求50%以上的投资需求出现大幅度下滑后，过剩矛盾肯定会暴露得十分明显。
　　许多同志直到目前仍在把投资需求膨胀看作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危险，仍在为高具不下的投资增长率发愁，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他们所据以作出判断的指标是投资完成额，由于这个指标并不代表未来将要发生的投资需求，而是一个当公布这个指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的需求，因此投资完成额并不是一个能够反映未来经济运行趋势的“先行指数”，甚至不能算作一个“同步指数”，用这个指标来判断未来的投资需求走势，必然会陷入误区。
　　这些同志也没有看到，自“15大”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产权层面，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全面转入市场化轨道，各级政府虽然仍然对经济运行保持着巨大影响力，但宏观经济的波动已经开始走出了传统体制中由政府主导的“放、收”循环，而走入了一个被市场周期所主导的新时代。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市场周期来说，宏观需求政策不是万能的，如果市场周期是趋于下降，政府的需求政策只能减缓或减轻必然会到来的经济衰退。如果新项目投资增长率在年末会下降到负值，而本轮以平均投资周期5年为主体的重工业投资周期也走到了尽头，则在明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率开始明显下降，就是可以预见的。从宏观调控角度看，如果只有当投资完成额增长率下降到10%以下，才开始放松宏观需求控制，则对于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已为时晚矣！
　　由于今年以来消费增长率开始提升，许多人把需求增长的希望寄托到消费，但是对9～10%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如果投资增长率下降到15%以下，消费增长率就得上升到25～30%才能接替投资需求对增长的拉动效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分配矛盾根源于体制与制度矛盾，仅调整某些机制与政策根本不起作用，非得动大手术才行，这就决定了在投资需求落潮后，消费不可能接替投资的地位。而且由于投资是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投资增长率下滑必然会牵动生产增长率下滑，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导致消费增长率也下滑，因此经济增长率在明年的滑落是不可避免的。
　　生产过剩阴影的浮现会极大地压抑需求，在这个背景下，消费物价与生产者价格都会持续走低，因此明年的CPI可能会低于1%，PPI也会下降到1%上下。
　　经济高增长带来了企业利润的高增长，是支持中国股市持续繁荣的主要动力。股指对经济增长率而言是一个“滞后”指数，因为当生产领域增长率开始下降，利润增长也开始减慢的时候，大量停留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与营运资金会发生外流，是推动股指继续上升的动力，但是会出现股指上升与企业利润下降同步的趋势，会反映为市盈率的上升，而对一个健康的股市来说，这种股指与企业利润变化相背离的趋势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股市会滞后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一段时间，明年应该还有一年的繁荣。
　　对国际经济关系来说，最应该关注还是美国经济与美元的走势。从目前美国经济与美元的状态看，房地产市场的衰退还没有见底，财富效应正在显著减退，已经有很多美国的专家预计，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比三季度1•6%的增长率还要差。如果美国经济在明年走入衰退，美元也会出现较大幅度动荡。此外，美国为了保卫美元，很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相应导致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并影响到国际贸易的顺畅，这都会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发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生产过剩与经济增长减速正在向中国逼近，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准备进行必要的重大调整，就是从目前的“双稳健”转入开始放松，同时需要出台一些提升需求的重大政策，例如我已经多次主张过的大量建设“廉租屋”的政策。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不应继续鼓励生产性投资，因为这会加大过剩矛盾，但是象廉租屋这类消费性投资是应当大大提倡的。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即使从中期看，也难以有明显改善，而政府通过大量的廉租屋建设，使50%左右的城市居民家庭可以享受到较好的居住条件，是从缩小实际消费差距方面改善社会分配状态的重要举措。政府的宏观调控转向与鼓励消费类投资的政策，都应该在明年初就开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