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命运多舛，一次次遭遇挫败和误入歧途。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这场改革并不是各领域均衡发展的，而是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走在前面，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远远落在后面。对这样一种改革，许多观察者一直怀着深深的忧虑，担心它会使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入歧途。

    如今，这种不祥的预感使人们日益感到沉重。作为跛足改革的产物，两股思潮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渐活跃，即新左派和民族主义，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文化在新条件下的表现，已经取代老式的“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教条，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威胁。[1]在这两派当中，新左派主要关注国内问题，民族主义主要关注国际关系问题。但是，从长远看，民族主义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要超过新左派。仅仅是新左派对国内改革的批评，最多能够延缓改革的进程，但无法使改革逆转。但是民族主义如果取得主导权，支配中国政治走向的话，中国的发展会走入歧途。

    当我们谈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的时候，主要关注的不是它目前的影响，而是它的潜在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这股民族主义思潮不得到适当遏制或消解，它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影响。民族主义的潜在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集中阐述它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讲的民主，是当代主流民主思想传统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民主。

 

 

    在关于民族主义对民主化进程影响的分析中，学者们往往援引经典的民族主义理论，或追溯民族主义与民主关系的历史。但是，这些一般理论和历史叙述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现象有多大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民族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表现，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它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只能通过观察，了解它是怎样一种思潮和政治势力，进而分析它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环境下的政治影响。

    根据我的观察，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包括三个层面的现象。我分别将其称为民族主义Ⅰ；民族主义Ⅱ；民族主义Ⅲ。

    民族主义Ⅰ指随着教育和传播媒介的发展，社会公众中出现的日益增强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认同感以及在这种认同感基础上所表达的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与忠诚。[2]在中国主流的活语中，常用“爱国主义”来标识这种现象。不过，爱国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并不是一种主义（ism）。

    民族主义Ⅱ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入，作为这种影响的反应，产生的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要求。

    民族主义Ⅲ属于极端的或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其特点在于：（1）以对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认识、虚假信息和由此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为其判断、情感和态度的基础；（2）以过时的、僵化的理论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针对日美）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国家）的忠诚；（4）采取极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无论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还是在对外关系中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需要，都不足以产生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它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行为模式，甚至大量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虚假信息，都顽强地延续了下来，[3]而它的共产主义内容被一种不健康的爱国主义所替换。这就是当代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改革开放后，现代的独立人格处在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它还远没有达到成熟。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独特的家庭关系、教育模式和方法以及社会政治环境，这种稚嫩的独立人格又受到特别的压抑、挫折和扭曲，这造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人格缺陷和心理不健康。[4]这种不健全的人格与有缺陷的教育相结合，使极端民族主义者有了上述种种表现。

    在这三种表现形式中，前两者存在于一般公众中，它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温和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主要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后者的主体是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虽然它也打着前两者的旗号，但它属于好斗的、排外的、非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三者的关系大体上是这样的：民族主义Ⅰ是基础，民族主义Ⅱ包括了民族主义Ⅰ的成份；而民族主义Ⅲ包括了民族主义Ⅰ和民族主义Ⅱ的成份。但是，具有民族主义Ⅰ的情感的人，不见得有民族主义Ⅱ的诉求，因为这种诉求主要存在于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中，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了解不多，态度也比较冷漠。有了民族主义Ⅰ的情感和民族主义Ⅱ的诉求的，不见得采取民族主义Ⅲ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民族主义Ⅲ必然具备民族主义Ⅰ的情感和民族主义Ⅱ的诉求，但它并没有停留在这上面，而是远远超出了这两者正常的范围。

    民族主义者或其同情者常以民族主义的前两个层面的合理表现为第三种民族主义辩护。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内向而非外向的情感，在它身上找不着沙文主义、教条主义、排外主义、骄横好斗的极端倾向。恰恰相反，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包容的、被动的、务实的、防卫性和温和的。”它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会起到积极的作用。[5]如果就民族主义的前两种表现而言，我同意这种判断。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确存在着第三种表现或类型。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指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出现，它也是本文所关注的目标。因为它最为活跃，在舆论界占有明显的支配地位。如果仅仅是出现前两种民族主义，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虽然绝大多数民众和官员不是激进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进民族主义病毒的传染，并容易被后者所左右和利用。上述所谓的心理缺陷主要存在于极端民族主义者身上，但在其它群体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能充分认识极端民族主义的潜在影响。

 

 

    民族主义者内部对于民主的认识是有极大差别的。它几乎包括了民主和非民主政治光谱的各个部分，只有自由民主主义除外。

一些最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明确地站在反民主的立场上，目前，中国舆论界赤裸裸的反民主言论往往就是他们表达的。在平时的交谈和讨论中，在互联网上，我们随时都能听到这种言论。这种言论偶尔也会出现在正规的媒体和书刊上。[6]如郑永年所观察到的，强化国家的权力，也就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新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为达此目的，“他们不在乎实行独裁或其它什么方式”。（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a dictatorship or anything else）[7]在我看来，他们更热衷于各种非民主的方式。

    海归学者潘维以猛烈攻击所谓“民主崇拜”或“民主迷信”著称。他强烈“质疑民主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真理’，——质疑其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可行性。”认为民主思想在世界上建立了“话语霸权”，是美国世界霸权推行民主的结果。他主张用“开放而实用的政治思维取代民主迷信”。在具体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方向时，他一方面认为，“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反映了中国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摹仿香港和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设计了一种“咨询型法治政体”。这种政体与他所激烈反对的民主政体的区别主要在于，以文官体系为中心而不是以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为中心，议会只是咨议性机构。在这种体制中，吸收了发达国家民主制度的许多重要内容。如果把这种体制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的一个阶段性的尝试，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探讨，但潘维却以这种体制完全否定了民主，并把所谓没有民主的法治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完成的标志。[8]   

    普通的民族主义追随者一般对民主政治并不关心。他们大体上认同现存政治秩序，接受官方的民主理论，认为今天中国实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郑永年认为，新民族主义在内政问题上，表现出“非常的保守主义性质”。他们认同现存的政治体制，在许多人那里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政府官员。[9]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像政府官员那样的现存体制的受惠者。所谓民主化，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西方国家想搞垮中国的一个阴谋。还有许多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官方“民主”理论的阐释者和辩护者。

    多数民族主义的学者会表示他们是主张民主的。不过，在有的人那里，对民主的接受显得非常勉强，在其余的人那里，民主的议题显然并不占有重要位置。按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考虑一切问题都要以他们所理解的民族—国家目标为轴心。所以，他们要民主，不是基于人的平等和尊严而要求按民主的方式组织和分配公共权力，也不是要通过民主制度来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希望通过民主制度改善国家形象，实现民族团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从而实现国家强盛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从国家主义的功利主义出发，赋予民主有限的工具性价值。

    民族主义者王小东主张，民族主义应该与民主相结合，维护族权与应该维护人权相结合。[10]在他看来，美国对中国民族的生存已构成威胁，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实行民主，就是为了使国人更加爱国，从而增强国力，以对抗美国的威胁。给民众政治权力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要防止统治者出卖族权。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没有人权，就没有族权”。[11]这种对民主的认识，回到了19世纪晚期较早接触和接受西方民主的清未官僚士大夫和知识份子的水平。当时，像王韬、郭嵩焘、薛福成以及晚些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认为应该学习西方民主中的某些因素。他们的观点是更早一些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路的延展，只是他们要学的“夷之长技”不仅有声光化电、火炮轮船，还要加上民主。

    但是，与19世纪晚期那些开明的学习西方人士不同，当代的民族主义者有着更强烈的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厌恶。他们受正统宣传教育的影响，普遍认为西方的民主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或自尊心使他们觉得，如果学习了西方的民主，就等于对美国的霸权屈服，有失民族尊严。

    于是，他们以创新民主模式的癖好，设计出名目繁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

    在这些创新的民主模式中，最具特色的是要求继承50—70年代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传统，从中发展出新的民主。这一派可称为“新毛派”。

    新毛派的主要代表崔之元受到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要将毛泽东在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实行的“发动群众”整人的所谓“大民主”制度化，包括将“造反有理”制度化为“不可侵犯权”(immunization rights)和“不稳定权”(destabilization rights)；将“大字报”上升为“电子民主”；将文革“过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选举等。[12]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实行的“大民主”使民众能够广泛参与国家、地方和企业的事务，是“建立在群众参与基础上的真正的民主”。在其它地方，他还提出了民主的“两个中心论点”和“一个基本制度”的理论。两个论点是：“公有制是充分民主的保障”；“没有民主制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一个基本制度是：“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度”。[13]这里，除了“竞争”二字外，其它内容在毛泽东时代都能被接受。

    王绍光的民主观近似于温和的毛派。他在《警惕对民主的修饰》一文中，一口气否定了对民主的几个修饰，包括“代议”、“自由”、“多元”和“宪政”。而这几个修饰恰恰是现代民主的特征。使用这几个修饰词，表示人们拒绝极权主义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现代人争民主，就是带着这几个修饰词的民主。王绍光却认为，这些修饰“阉割了民主的真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采纳经过这样修饰的民主，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妥协的产物，而中国因为是社会主义基础上建设的民主，应该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产者作出巨大让步，而对民主大打折扣。[14]不难看出，这种不打折扣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民粹主义的民主。

    另一派走得更远些，他们力图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挖掘建立现代民主的资源，这是复古派。

    最地道的复古派直接提倡“王道政治”，认为这种政治比民主政治更理想，更优越，是中国二千年来部分地实行了的政治。[15]

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康晓光推崇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它包括：不关心政府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程序，却关心政府的表现与业绩；要求政府代表全民利益，不接受实质意义的多党制；以天下为公的理想排斥个人主义；主张贤人治国，不信任民主的功能，强调精英的社会责任；希望“父爱主义政府”的民本主义；以“中华意识或天朝思想”为根基的“拒绝西方文化的勇气和信心”。[16]

    这一段概括很有价值。它所讲的，其实就是自清朝政权垮台至今的中国人政治心理的基本特征，也是新形式的权威主义政治能够延续和不断再生的政治文化基础。只是它有时以儒教名义出现，有时以别的意识形态的名义露面。对于中国当代的民主建设而言，它们正是民主化的障碍，但文化民族主义却把它理想化了。 

    儒家本没有政党理论，但康晓光却能够将儒家观念运用到共产党内。针对近年来关于共产党内的民主改革主张，他提出：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是“建设清明政治”，而建设清明政治的关键是打击腐败。“不能把加强党的建设等同于扩大党内民主，不能把扩大党内民主等同于扩大党内选举的范围。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集权，地方就是要服从中央，下级就是要服从上级，全党就是要服从中央，中央就是要服从政治局，政治局就是要服从领导核心。一个玩弄民主的专制制度是最坏的制度。”。[17]这一系列带有几分霸气的“就是”和“服从”，描绘的也许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但在程度上甚至超出了中共党章的规范。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专家派伊曾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称为“孔子—列宁主义”，今天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不仅要复兴孔子，将列宁主义照单全收，还要将列宁主义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在中国，与在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一样，反民主的主要表现，就是以拒绝西方民主为由，拒绝民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原则；以中国特色为借口，维护权威主义政治。民族主义者们竭尽心智，为权威主义寻找各种出路，编织出各色的外装。如果要问，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拒绝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上许多非西方国家所成功实践了的民主？为什么在人类的民主化已经达到今天这样成就的时代，仍然执拗地另搞一套？追到根底处，他们没有道理。他们另搞一套只是为了与西方不同，只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如康晓光所说：“中国人自以为是天底下最优秀的民族，无论如何落魄，总觉得自己理应天下第一。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最深厚的根基。这种自高自大的心态也赋予中国精英拒绝西方文化的勇气和信心。” [18]潘维承认，民主化的确是近二十年来的“世界潮流”，但伟大民族从不随波逐流。他问道：以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我们怎么就不能挑战西方来的这些主义（指民主），中国凭什么非得随波逐流。因为我们祖先曾创造出令举世惊叹的独特的政治文明，如果拾西方人牙慧，便是“子孙无能”。[19]至于为什么学习强大而繁荣的西方社会有失尊严，而学习一个城市（香港）和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却不失尊严，看来唯一的解释是，那里是华人社会。可他却忘了，这两个华人社会的所谓法治也无非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遗产，也是一种西方人的“牙慧”。

    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所设计的民主更适合中国国情，是比西方民主更高级、更充分的民主，甚至中国人还能够以此种民主而傲视西方。熟悉世界民主化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创新”是非西方国家在受到民主化浪潮冲击后，原有的政权合法性丧失而建立民主的条件不成熟时期的一个阶段性现象。随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到来，民主的普世价值和一般原则被广泛接受，那些别出心裁的带有各种民族、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地域等特征的“民主”，都证明只是以民主之名来为权威主义辩护。它们的流行代表着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阶段，如今，它们在多数国家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却仍将其作为自已创造性的工作而自鸣得意。

 

 

    中国是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由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一般民众缺乏国家意识（国家感），对公共事务消极、冷漠，缺乏参与精神。在原有意识形态失去号召力，民众又没有自己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民族主义能够起到吸引民众关心国家事务，激活他们政治参与热情的作用。由于民族主义者在公共事务领域最积极、最活跃，所表达的意志和欲求的强度大，部分地弥补了他们人数少的缺陷。所以，有些人抱着一种希望，期待作为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推动民主的力量。这种期待有一定道理，但就目前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素质和他们政治参与的具体表现来看，民族主义运动是倾向于反民主的。 

    民族主义运动意味着广泛的社会动员。民族主义的视野和着眼点是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或一个特定族群的整体，而不是少数精英或家族，所以，民族主义运动就意味着要将整个群体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实现国家或民族的目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动员的力量，是民族团结内聚的力量。它一定会产生政治动员，产生动员型的政治参与。

    但是，这种动员性参与并不意味着民主。因为它的动机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强大，而不是实现个人的平等和自由。它的基本动力是民族认同，即“我族”与“它族”区分的意识，而不是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便是以这样的逻辑思考问题：民主能使国家强大吗？民主能实现政治稳定吗？民主能使经济发展吗？民主能改善人民生活吗？总之，民主是他们从国家主义逻辑出发预设的工具。根据他们所得到的信息，以及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民主无助于实现上述目的。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他们即使不去反对民主，也不会有多大兴趣推动民主。

    民族主义虽然代表着公共意识的初步觉醒，可惜的是，它带有先天不足，并受到误导。由于这种民族主义不是自由民主意识成长的产物。在其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一种特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灌输。民族主义者在接受这种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中的毒素，即非民主的思想观念。

    中国主流话语中的“爱国主义”有特定的内涵。这里的“爱“指向“国”，而这个国是很具体的国，现实中的国，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何包钢所比喻的，这个“国”就像个“筐”（package），将现存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都装在其中。[20] 民族主义者便将它们一起拥在怀中。

    就目前而言，民族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国际政治而非国内政治，他们那种具有“青春病”特征的反叛精神主要是指向外部而不是指向内部，他们对美日等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和冲突的关心超过对国内政治现实的关心。他们的政治参与基本上没有溢出政府控制的范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是外交部发言人的拉拉队。一般说来，他们给西方政府设定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而对本国政府则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外国政府表现出强硬态度，但面对本国政府或官员时，则表现十分软弱顺从。[21]对外国（主要是美国）侵犯人权问题十分关心、敏感，反应激烈，但对自己或身边的人受侮辱、受侵犯，则表现麻木，委曲求全。对日本某一本教科书篡改历史怒不可遏，但对自己所学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的谎言却坦然处之。这样，他们就将好斗精神与驯服态度奇妙地结合在一身。如吴国光所说：“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却支持并强化现政权的合法性和现行政治制度的权威。──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却往往与官方的政治观点合拍。——显示了90年代的民族主义的‘亲当局’性质。”[22]从总体上看，民族主义运动的作用是支持和强化现存政治秩序，而不是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随着这一代民族主义者登上政治前台，国人本来微弱的自由民主意识出现急遽的滑坡。

     如果民族主义势力失控，与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发生严重的正面冲突，它只会寻求改变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按民主的方向改革政治制度。由于他们的观念比起政府现行外交政策来，较为愚昧和具有非理性特征，[23]所以，如果民族主义取得处交政策的主导权，无疑将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这种恶化的国际环境将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开放，甚至会导致封闭和倒退。

 

 

    国家的民主化需要人的民主化，民主政治人格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需与权威主义政治人格向民主政治人格的转变相伴随。从这个角度说，一种思潮如果有利于民主政治人格的形成和发育，它就是有利于民主的。据我的观察，由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具有权威主义的人格特征，所以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会强化权威主义政治人格，阻碍民主人格的形成，从而形成民主化的障碍。

民族主义者的主体是青年知识分子，在一般知识领域，他们属于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但是在与政治和国际关系有关的领域，他们头脑中充满了偏见，表现出无知和判断力低下的特征。这与他们受到的教育和所处的舆论环境有关。他们不能理性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西方政治和文化，他们关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观念含有大量失真的信息。即使在一些民族主义的学者那里，也往往以先入为主的情感和根深蒂固的偏见来观察和认识西方社会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他们的著述中，随处都能见到被政治宣传所歪曲的关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以及主观臆断、自相矛盾、情绪发泄的文字。[24]如果不能清理这些偏见，学会科学地观察社会、收集信息和思考推理，他们就不能成为真正“充分获知的公民”（well-informed citizen），能够对公共事务做出合理判断的公民。

    民族主义者具有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本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改革开放后个性初步觉醒的产物，[25]但是在中国，这种初步觉醒的个体意识却被引入歧途。几十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本身就是以反个人主义为目标的。以前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辅助物，近十几年来，成为其替代品，但否定个人是一贯的。在民族主义者那里，国家具有压倒一切的价值，考虑一切问题都从他们所理解的国家利益出发。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个人的独立、权利和自由都受到忽略。他们将个人的情感聚焦点由领袖转移到国家，并特别强调个人与国家（或民族）的自然纽带。[26]这正是个人的独立性还不强、性格比较软弱的表现。由于软弱，所以需要通过对国家的依附来获得安全感、力量感、崇高感，也通过民族的集体主义，即民族的利已主义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个人利已主义。

    以这种方式获得认同的民族或国家，并不是由独立平等的个人构成的公民共同体，而是某种有机共同体。在价值序列上，民族优先于个人，民族利益比个人利益有更多的正当性。沿这个方向发展，可以导致否定个人，强调民族（或国家）至上。

    由于他们不具有独立的人格，所以极易受到煽动和操纵，其行为受集体逻辑（collective logic）的支配，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

    他们不能理解和尊重其他民族的利益，不懂得克制和妥协，其行为非常情绪化、走极端。在童年时代，他们的心灵在中国特定的家庭生活、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中受到压抑和挫折（也包括性方面的压抑和挫折），现在他们寻求发泄；历史教育使他们对民族的经历充满了屈辱感，现在他们渴望以进攻性姿态来展示自己的力量。在羞愤心理中酝酿着复仇心理，将抑郁症转化为狂躁症，从受虐心理中产生施虐欲望。[27]我们看到，这些民族主义者虽然口称爱国，但他们的情感世界却充满着恨，很少爱。爱也往往是以恨的形式表达的。他们不善于克制，往往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寻求发泄、转化和释放他们的敌意。他们通常是：话检最有劲的说，事检最解气的干。但因为他们软弱的性格，又只能向安全的地方发泄。他们不敢挑战他们直接面对的权威，只有将不安全的地方不敢发泄的怒气发泄到安全的地方，将在国内受到的压抑转移到对国外事务上，将个人没有勇气表达出来的欲求曲折地以国家的名义表达出来。有了“爱国”的旗帜，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安全的。

    童年受压抑和摧残的经历，还使他们具有暴力倾向。即便在国内事务中，我们也常见到在青少年身上发生的无人性的残忍行为。在一个极端是忍受，另一个极端是爆发。一旦不能忍受，则会完全失控，任意发泄。从温顺甚至懦弱，突然变成冷血的魔鬼。从沉默地忍受，到无情地杀人，只一步就轻易地跨过。没有中间复杂而艰难的过渡环节。在国际关系场合，民族主义者思考问题时，往往会从一般的矛盾冲突一步就跨到战争甚至核大战、“超限战”。理性和克制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东西。

    面对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会联想到三种形象：义和团、红卫兵和纳粹。有人认为，他们较有可能走向纳粹主义。[28]在我看来，他们更像义和团和红卫兵。因为，第一，他们表面上是自发的，实际上是严格受控的。他们那种看起来自发的自觉的行为，实际上是精神奴隶的表现。第二，他们没有凝聚力、没有组织性、没有韧性，做事靠群体壮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第三，他们没有牺牲精神和尚武精神，只是向最安全的地方发泄抑郁和仇恨。中国人被儒家文化驯化了二千年，变得非常文弱，没有武士道和日尔曼骑士精神，所以不会产生德、日那样的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第四，他们也没有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他们所做的，只是最廉价的爱国，实际上是误国。

    到目前为止，民族主义者的行为主要是对外的。但是，他们在国际关系场合形成的态度和行为行惯，会自然地运用到国内政治中。在这种民族主义参与热情推动下即使建立了民主，也会是暴民政治，而不是健康的民主。即使一些民族主义者真诚地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但民主却不是权威主义政治人格能够建立起来的。

 

 

    在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外“开放”成为内部政治改革的重要动力，即使经济领域的开放，也对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意味着不断提升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水平。[29]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治理成为国家权力监督的另一维度，即除了国家权力的内部监督外，又出现了来自外部的监督。鉴于中国政治发展滞后，国家权力的内部监督严重不足，所以外部监督的作用就更加突出。由于从总体上说，目前的国际关系准则、国际组织的规则、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等，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具有现代性，所以外部监督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

    但是，民族主义者拒绝全球治理，以病态心理认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将国际社会的规则对中国政府的规范、要求，不加区别地都解释成为对民族主权和国家尊严的侵犯；将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都不加分析地解释为民族利益的冲突；习惯于将全球化时代正常的各领域冲突磨擦夸大和政治化，无论是外交事件、文化冲突，还是经济竞争或贸易纠纷，都被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些仅针对个人和个别集团的行为、个别的事件，都被放大为针对整个民族（“反华”或“辱华”）。

这些民族主义者更关心“国际社会的民主”而非国内的民主。他们理解的国际社会的民主不是全球民主化，而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平等。他们有保留地承认经济上的对外开放政策，但对政治上的开放基本持拒绝态度。他们几乎没有将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一些麻烦与国内制度、意识形态、政策和行为联系起来，从自身的改革入手来至少解决一部分国际冲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面对外界的压力，他们通常的反应是为国内现状无原则地辩护。这样，他们往往会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名义，拒绝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

    民族主义者出于对西方国家的仇恨而将其民主制度妖魔化，从而加剧了国人普遍存在的“民主厌食症”，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只要美国的，我们就不能学；越是美国希望我们做的，我们越不做，如果我们做了美国所希望的，我们就没有了尊严。甚至对世界性的基本发生在非西方国家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他们也表现出反感，并以中国抵制了这次浪潮的冲击而感到自豪。这样，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就是使全球化、全球治理、民主化浪潮带来的变革压力不是转化成动力，而是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转化成为消极作用力。

    在对外关系上，激进民族主义者一方面抱怨中国受到歧视、欺负，另一方面却不断显示出领导世界的雄心。[30]他们的好斗行为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从而激化中国与其它一些国家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激化又为这股民族主义火上浇油。[31]这样，民族主义以其好斗的行为，在为自已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创造着有利的氛围。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这种恶性发展，会严重损害中国的改革进程。

    民族主义者的这种心理有着特殊的历史根源。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但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承受着自身历史传统的遗产。这种遗产包括二方面：一是以汉族人为中心的天下观；一是以忠君为基点的爱国主义。

    传统的天下观将所有被中国朝廷发现的、与中国发生来往的民族和国家都纳入皇帝臣民的范畴，纳入固有的“朝贡”体制。与近代民族国家不同，由皇帝主宰的这个“天下”没有清晰的边界，其外缘是模糊的，离皇权中心越远越模糊。这个“天下”不是平等的，它以华夏文明的主要承载者汉族为中心、为主体，其余的人，都程度不同地被视为蛮夷、化外之邦。

    爱国主义是现代概念，它的前身是古代的“忠君”意识。当代的爱国主义宣传就将古代社会忠诚于中原朝廷的“忠臣”称为爱国主义者。古代爱国主义者即“忠臣”的特点在于对中国这个共同体命运的关切、忠诚和献身精神，但这个“国”是由君主所主导的君臣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君主的家。爱国者爱的是君主的江山社稷。所以，爱国是以家臣或臣民的态度忠诚于国，而其情感焦点聚于君的身上。

    这两种传统都影响着当代的民族主义。前者带来的是天朝臣民的傲慢。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争平等，而是争地位、争面子、争与自己实力和影响不相称的领导权。他们一边争平等，一边不接受其它国家的平等要求或拒绝国际社会的平等规则，经常表现出以大视小、居高临下的姿态。后者是将政府与国家混同，将统治者与国家一体化。虽然他们不再是某一姓皇帝的忠臣，但臣民意识没有根本改变。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并不聚焦于民族或国家共同体，所以也就不容易将传统的爱国主义转变成对一个公民共同体的忠诚。这也意味着，这种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与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和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相结合的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它与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格格不入，并且很难向公民民族主义转化。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与民主化两个进程相遇的特殊难题。而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如果主导中国的舆论，使这两个任务都面临极大的困境。

    从内部政治发展进程来看，在民主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央权力削弱的脆弱时期，在具有长期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这个问题会非常严重。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是中国人最可怕的梦魇。其中最困难的是，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在台湾、西藏和新疆存在的分裂倾向的问题。在面临分裂而民主，统一而专制的选择时，俄罗斯人民选择了前者；但在中国，民众和政府都不会接受这样的选择。[32]所以，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国家分裂的可能时，本来就不会很强的民主要求很容易就会被统一的呼声所压倒，民主派很容易被视为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民主很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汉族的民族主义（ethnic Han nationalism）。它虽然以整个中华民族代言人自居，但不自觉地仍然表现出汉族中心主义，以汉族来定义中华民族。比如，当他们极力弘扬中国的所谓儒家传统，甚至要求将儒教定为国教时，完全不会考虑到根本没有儒学传统的民族，如全民族信仰佛教的藏族、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回族等；当他们称中国人为炎黄子孙时，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些在人种上和文化传承上都不属于炎黄子孙的少数民族；甚至当他们动不动将某些被他们视为背叛国家利益的人骂为“汉奸”（意为背叛汉族的人）时，实际上已经在将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33]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会加剧他们的离心倾向。

    中国的难题是，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以及区域的分裂倾向抬头之前，没有以民主的方式完成对国家的认同整合过程（如像印度那样）。这样，如果实行民主化，面临国家分裂的威胁；而推迟民主化，少数民族和台湾的民族主义要求会与民主要求结合起来，从而获得更强大的力量。目前，中国的分裂势力已经将分裂要求与民主要求捆绑在一起。面对这种前景，激进民族主义所代表的汉族民族主义采取的态度，不是为统一而采纳民主，而是为统一而牺牲民主。这意味着，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悲剧也许会在中国重演。但民主的前途是不可避免的，暂时推迟民主并不能真正解决民族问题。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复杂的政治技巧，需要宽容、耐心和妥协，但激进民族主义者不会接受这样的方式。他们那种偏激、僵硬的思维方式和好斗的行为方式，[34]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如果在激进民族主义倾向没有得到适当消解的条件下大陆开始民主化，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主导国家政策的力量。即使不实行民主，只是进一步开放政治空间，也会使激进民族主义对政府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使和平、理智地解决台湾问题和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倾向问题变得困难。[35]而国家统一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又会成为刺激民族主义蔓延和进一步走向极端化的因素。

目前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台湾问题。如果按民族主义者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很可能与美国甚至包括日本直接发生武力冲突，这样，激进的民族主义会在中国政治氛围中获得主导权，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对日、美敌意的增长，会使国内的改革派和自由派失去市场，而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也会使民众厌恶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民主。就如王飞凌所分析的，两岸民族主义的发展导致两者迎头相撞，“北京的政治民主化发展进程也必将会被彻底扭曲乃至中断”。[36]

 

    到目前为止，官方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比较克制，并对民间激进的民族主义有所约束。继续改革开放，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仍然是政府对外政策的主导方向。民间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外部事件的阵发性反应上。他们既缺少连贯的行为，也没有形成组织化的运动。他们的行为也很少超出政府允许的限度。但是，在这些阵发性行为背后，我们看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政治态度、新的政治行为方式在形成，它具有权威主义政治人格的特征。它在政治上最活跃的青年知识份子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遇到外部条件的刺激，官方温和的民族主义会转向激进，民间激进的民族主义会得到更广泛的响应。两者相互合作与呼应，会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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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毕业于天津师大，获法学博士学位。目前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耶鲁大学政治学系访问。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世纪卷》，《中国公民读本》等。发表的主要文章有：《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与人权》，《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论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古希腊人的公民观念》等数十篇。先后主持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关系模式的比较研究》，主持“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作者资金项目”：“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其博士论文《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邮编：1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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