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个话题有关的一个经济学理论是李嘉图等价。按李嘉图的想法，在一些假设的条件下，藏富于国和藏富于民是等价的。给定政府现在和未来的支出，如果政府现在有很多财富，那么以后的税收就会少一些；如果政府现在有大量赤字，那么以后就会加税包括增加引起通货膨胀的铸币税。最后算总账，未来税收的贴现值是个定数，等于未来政府支出的贴现值加上现在的赤字。通货膨胀问题稍微复杂一点，在简单一点的讨论中可以假定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也是给定的，因此铸币税的贴现值也确定了。李嘉图等价的结论是，社会未来消费和投资的整个路径都与现在的税收无关。这后面的逻辑是，政府现在少征税，搞财政赤字，必然导致未来加税。个人预期到未来税多，为了平滑消费就要增加储蓄。反过来说，如果政府现在多征税，未来就会少征税，因此个人就会少储蓄甚至借贷消费。

　李嘉图等价的最重要的假设有三条。第一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现在和未来的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现在和未来的税收及财政赤字无关。就是说，超过给定的消费性支出的税收全部用于投资；如果税收不够给定的消费性支出，差额部分全部通过负债来弥补。第二条，社会投资的报酬率是一定的，与投资主体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无关，而且社会融资的成本是零，即投资报酬率和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一样。这一条中，融资成本为零的假说只是为了简单，作为近似来看问题不太大，而投资报酬率与投资主体无关的假设很重要。第三条是封闭经济，其中的经济单位长生不老，或者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财产是定数。如果不是封闭经济，就有资本的国际流动问题，不同的税收路径会影响资本的国际流动。代际的财富分配问题也是重要的。

　第一条假设可以部分地直接检验。附图中的两条曲线，一条是国家财政收入占名义GDP的比例，另一条是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占名义GDP的比例。从图中看，两条曲线高度相关。显然，不能认为行政管理费比例的变化引起了财政收入比例的变化，反过来的因果关系应当是成立的。图中选取的开始年份是1990年，再往前两条曲线的相关性不高。这里的一个情况是体制变化导致的行政管理费的不可比性，1990年以来的不可比性比过去小多了。在1998年到2005年的8年中，名义GDP平均每年增长11.1％，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7.6％，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每年增长12.2％，而行政管理费平均每年增长19.8％。

    就这一条来说，藏富于民思想比李嘉图等价的假设更符合中国现在的实际。古代思想家在主张藏富于民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可能就是这一条。这里的潜台词是，官税多了会导致官府的不引起民富的花费多。

    按李嘉图等价，财政收入的变化不影响居民消费。就过去10年的情况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伴随着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的下降，其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这表示，居民只是将自己口袋里的钱看成自己的，并没有将国有部门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储蓄看成有自己一份，或者对自己的那一份打了很大一个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