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温铁军 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院长

 

    最近有两个带有挑战性的观点，我先向大家做一个简介。

    第一个观点，我去过很多国家考察他们的农业，在我到过的发达国家中，没有看到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典范。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很多人就问我，你是不是标准太高了？我说，不是，是因为在WTO农业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农业、传统农业要求发达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因而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的农业反而更具有竞争力。如果我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来看待的话，那么哪一种体制更有竞争力，更有效率？这大概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成功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志。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反而不能放开？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甚至以技术和标准为障碍，来防止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向发达国家的输入。    这个问题怎么解释？所以我说的不是标准，我并没有给农业现代化建立什么标准，我只是从现象出发。这次香港世贸部长会议之前，欧盟就明确告诉媒体，他们不准备谈农业问题。因为对欧盟国家来说，农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如果开放农产品市场，欧盟国家的农场化农业将面临灭顶之灾。同样的道理，在世贸谈判会场外面抗争最激烈的是韩国农民，去年在墨西哥召开坎昆会议的时候，韩国农民在会场外面剖腹自杀。也就是说，东亚的现代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如果它的农业市场放开，对于它们本国的农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如果对日本、韩国这样的东亚小农经济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我们会发现，理论意义上的东亚小农社会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已经破产，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制度、体制、政府。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是成功的吗？美国属于大农场国家，美国的每个劳动力对应的农业土地规模是我国的八百多倍，规模很大。只要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规模经济、规模效益，美国属于典型的大农场，规模足够大了，是典型的资本化农业、现代化农业，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每年还要拿出几百亿美元对农场主进行直接收入补贴，没有直接收入补贴，美国的大农场就要破产，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在世贸谈判中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要求放开市场，第二个就是要求发达国家政府取消或减少补贴。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在百公顷以上，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千五百亩以上，美国共有十七万个农场主，每个农场主平均得到的补贴是每年1万多美元。欧盟的农场规模比美国小，只有几十公顷，平均每年每个农场主的补贴规模比美国还高，一万七千多美元，都是高补贴农业。

    农业经济作为一门科学，它不是简单地做一个逻辑表述，凡属于实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它都一定要有经验过程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如果农业经济立论的基本经验依据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这是科学吗？以前我还没有这样提过问题，我只是说如果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所谓经济科学拿到我国的农村进行分析，对不起，不适用，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的农村土地资源高度短缺，流动性很差，劳动力严重过剩，无法被其他要素替代。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之下，当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到零值以下的时候应该被其他要素替代，但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被替代，因为太过剩。中国农村有五亿劳动力，替代不出去，只能满足非充分就业。再来看资金要素，在劳动生产力非常低的情况下，资金要素至少应该追求社会平均收益，那么农业资金流出就是必然的。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看得见的手”用上，你也无法让资金回流农业，在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之下，“看不见的手”自觉地发挥要素配置的作用，但它能在农业上发挥作用吗？如果不能，我们这么多的教科书，这么多的科研，这么多的学者们都干什么呢？因此，在发达国家找不到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典范这个挑战是根本性的，没有经验依据的所谓科学不是科学，是想象。

    第二个挑战也比较现实，比较尖锐。我去了这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看到哪个发展中国家有城市化的成功典范。我们今天都在讲加快城市化，但在那些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只要人口超过一亿，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人家就问我，什么叫成功，是计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产出，还是算什么？好像我老是在提一些奇怪的问题，老是提一些非主流的问题。主流很清楚，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他们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就没有三农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如此简单的因果关系存在吗？成立吗？对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那么简单吗？何其幼稚。我走了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我看到的城市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空间平移贫困”，把农村的贫困空间平移到城市，变成城市的贫民窟，这就叫城市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都是用贫民窟来实现的。早年我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就有学者问我，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靠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面对这种说法，我能做答复吗？这是讨论吗？所以当时我的回答只能是，那个贫民窟里的人为什么不是你？他们就该呆在贫民窟，你就该住在别墅吗？这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是带有一定利益背景的。如果是公正的讨论，那你应该讨论如何防止在中国也出现大型贫民窟，防止中国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空间平移贫困进入城市。我们知道，“十一五”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结构的空间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难道也要出现人口的空间调整吗？当然可以出现，我们去北京周边，甚至在三环路以内就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只要愿意看的人都能看得见。当然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必然，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我接下来的话恐怕更值得各位关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都是黄赌毒泛滥，被黑社会控制。别说什么以法治国，我们先以法治“窟”，治得了吗？

    很多人做中印比较，你只要到印度的贫民窟看看就知道为什么印度发展不起来了。西方国家带有典型的文化偏见，有哪位西方学者做中印贫民窟的分析？没有，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他如果做了，在西方的主流学术界就无法立足，他就没饭吃，拿不到基金会的资助。同样的，在我国除了像我这样能叮当出一点名堂的人，还有谁敢去做这样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者有成千上万，为什么没人去做呢？因为主流不允许你做，主流控制着所有的基金会，所有的资源，你要做必须经过他们的评价。我参加过几次这种层面的课题评审讨论，我现在不敢说，因为我自己也在这个圈子里面了，如果我说得稍微激烈一点，我就被排斥出去了。它是一个club，俱乐部的游戏规则，这早已在很多研究中被批判过，而且是所有制度建设都必须刻意防止的，但在我们这里却大行其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研究越来越远离实际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党中央把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任务提出的时候，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界反映者寥寥，没有几个人懂得为什么要搞新农村建设，只有少数人，比如林毅夫，早在六年前就开始大声疾呼新农村运动。因此，社会科学界总体来说确实有着相当复杂的、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

    我先把这两个挑战提出来，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是毕竟社会科学界像我这样到国外也要做调查研究的，而不是去高校一呆，或者国际会议一开就回来的比较少。我跑了四十个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看了，有两个没看到，我只能从经验层面提问题，但对社会科学界的现状也有一定程度的批评的意思。

    第二个问题，世界范围的农业支持体系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类，我们的农业问题出问题就出在我们错划了类。所谓两大类，一类是欧美的公司化农业支持体系，为什么它是公司化的呢？就是欧美的独立农场（independent farm），尤其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是西方殖民者把当地人杀光以后建立的农业，因此可以通过跑马占荒，侵占大量土地形成大农场。美国政府在西部的土地上插一个牌子，你们就骑着马去抢，谁把这个牌子抢到手，谁就是这块地的主人，政府派军队镇压那些敢于在这块土地上跟你发生对抗的人，把这块土地变成私有财产。谁会跟你发生对抗的呢？就是印第安人，美国陆军在西部打了大大小小1700多个战役，基本上都是打印第安人，为什么？要保护私有资产。私人产权怎么来的？跑马场抢来的。这种大农场当然是独立的，因为从历史上它就是抢来的。独立的农场就是一家一户在这个农场中心，周围是它的地，有路通向外界，这就是独立农场的由来。对应这样农场，当然是独立的公司化服务体系。因此那些种子公司、农机公司、技术公司、农药公司、化肥公司、牛奶公司、面粉公司，全部是独立的公司体系来对应独立的农场体系，这套体系很合理，我们完全能够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来描述它的合理性。把这套体系搬到中国来试试？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到中国来这样跑马占荒，把人都杀光，中国是所有落后国家中唯一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的国家，只殖民化了几个开放城市，今天的沿海开放城市大体就是当年签条约的那些城市。西方列强到了中国之后，发现中国地方太大，人太多，当时中国已经将近四亿人，而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在欧洲就被看作野蛮人的国家，他们要想到中国来砍杀是不容易的。所以才有大英帝国的远东战略，它认为任何一个列强国家要是单独控制了中国，它就必然是世界霸主，因此在中国所有列强必须是利益均沾。中国作为一个没有被完全殖民战略的国家，现有的小农经济结构，现有的人口和土地关系维持好几千年了。

    我现在开始写文章一点点地讲当年的故事，以前写的东西一定要把当年的故事放在脚注里，正文里是不能写的。杜润生老先生九十岁寿辰的时候，大家去祝寿，在京西宾馆开了个会说起当年的事情。一件事情，现任中财办副主任的陈锡文当年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在电梯里问杜润生，为什么我们的一号文件要把大包干说得这么复杂？叫做“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三个字要用这么多字来说明，每次都要这么说。每个文件里都要这么说，为什么呢？杜润生当时的回答很简单，“少一个字都要掉脑袋”。第二件事，现任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的高鸿宾，八十年代的时候他更是年轻，高鸿宾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说哪有联产，哪有责任？不就是把地分了吗？结果被杜润生狠批了一通，“就你知道吗？”。意思是，你耍什么小聪明，其实大家都知道，但就是不能这么说。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现在我正式写文章开始说了，大包干等于均分制加定额租，从公元四百多年的鲁国开始就这样了。既然大包干是传统的小农工作制，那么我们能照搬欧美的公司化农业实施体系吗？它对应的是独立大农场，那是跑马占荒抢来的，而我们是几千年亘古不变的传统小农工作制，种经济基础不同。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上层建筑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是农业支持体系决定小农经济，还是小农经济决定农业支持体系呢？这不是常识吗？

    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尖锐地提出这个挑战，是因为一年半之前我到大学工作，看到了大学里关于农业的这套经典，典型的照搬。我们的父辈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谁照搬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教科书，会说俄文，会把俄文原著翻译过来，谁就是当时的学术权威。到了我们这一代，谁英文好，谁能照搬英文的教科书，谁就是权威，甚至有领导主张把英文原版书买过来，直接在课堂里面用英文教学，说这就接轨了，大学就国际化了，就是国际一流大学了。别的学科我不懂，我搞农村调查搞了几十年，这些东西有用吗？学生不这么学习，考试就没分，就拿不到奖学金，很多贫困家庭的学生，特别是农村来的孩子们受不了这些东西，心理压抑，结果学校就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心里辅导，这不是猴吃麻花——满拧，狗带嚼子——胡勒吗？所以，我只能说农业的第二大支持体系叫做“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综合农协模式”，完全不同于欧美大农场条件下的公司化模式。在没有看到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典型之下，什么样的农业支持体系都不能算是成功。因此，不要以为欧美这种独立的农场体系对应的独立公司体系就是成功的，也未必成功。我们也不能认为东亚的小农社条件下的综合农协模式就是成功的，它也未必成功，但它毕竟符合生产力条件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更客观一点。我们是典型的小农村社制，却要生搬硬套欧美的大公司模式，我看到后非常愤怒，明摆着不是，却要拿不是当理说，这里存在严重的问题。

    再来挑战一下产业化。这个东西怎么提出的，我是非常清楚。当年无外乎两个来源，一个是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告诉我们，你们搞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缓慢进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规模农业？农业内部规模不可能。怎么办呢？由公司进入农业，为农业提供服务。公司可以解决所有农业外部的问题，比如技术、加工、购销等等，建立一个每个产业链条中的每个产业环节都可以产生利润的体系，用公司的方式来带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我现在从根本上进行解构，美国的农业现代化不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模式，而产业化的提出就是以美国为典范，即公司进入农业。如果我们对中国农村制度史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二、三十年代，解放前我们就是公司经营。我早在9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旧中国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小农经济的摧毁》，去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把这篇文章收录进来了，讲的就是旧中国公司进入农业的结果，也就是摧毁小农经济，导致农民起义，然后是三次土地战争。今天我们用欧美对应大农场的公司化模式来对应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其结果恐怕也是灾难性的。

    第二是来自国内的，94、95年开人代会，三九集团的赵新先当年联名三十多位人大代表起草了一份提案，就是大企业进入农业，以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来解决农业的规模问题，想法和海归派学者是一样的。这份提案最后转到我手里让我处理，当时姜春云到北京来当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来京之前组织山东农口的智囊把山东农业的基本经验（即诸城的产加销一条龙，后来报纸上叫做“农业的商品经济大合唱”）做了梳理，把这些经验和“农业产业化”的提法带到了北京。当时是领导有需求，要把农业产业化变成当年的农业政策，企业有提法，海归有理论支持，这三者就结合起来了。1995年年末，我们当时办了一个会议，就是“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拉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之后带动了多个部委联合组成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在90年代，三农问题尚未被接受之前，找不到农业政策中有突破性的提法，最终形成了一个叫产业化的提法，这就是当年的由来。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是很清楚的。现在作为一种国家主导性政策，它其实是各个部门，“政府傍大款”的做法。国家有这个提法，就有对应的资金，有关部委和企业来套资金。产业化提出以来，一批所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优先上市了，以低成本抢先上市。今天看来，这些上市的企业早已风光不再。从蓝田，到德隆，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典型的傍了一回大款，以此为名套了一笔钱，结果有多少企业把这笔钱用到农民头上，用到农业头上？就算用了，百分比是多少？今天我们仍然把农业产业化作为一个主导型政策，有谁做过真正深入的分析？我还要问这么多社会科学界的理论家们，你们在干什么？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跟农口没关系的刘姝威，整了一把蓝田，结果蓝田要动用黑社会来收拾她，结果她成为我之前那一届的“十大年度经济人物”之一。再一个就是郎咸平，郎咸平私下里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我在香港，大陆有这么丰富的材料宝库，你们都不动，那只有让我们来动了，我不干这事儿我怎么能出名呢？现在我出席一次会议，出场费四万，名利双收。他完全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游戏来做，结果弄得我们大陆的媒体和社会理论界是一片蝉噪之声。这说明我们林子大了，东西太多，没人去认真地做，所以就变成了一片蝉噪之声，让郎咸平捞着了。其实我们只要去做，这个问题很大。

    前不久在党校的省部级班讲课，有一位干部也是海归，在政界很有名气，他说你还讲农业呢，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有几个好的？我说我跟你观点一样，这是产业化让农业上市公司掏钱造成的一个问题。我们50人论坛也没有人说这事儿，要是在论坛上我也不敢说，因为今天大家来听我讲课，所以我还敢说，跟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一起的时候，包括跟梁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从不说这个事儿。大家都在一个锅里边混饭吃，何必得罪人呢，和年轻的朋友们可以讲讲这件事儿。关于农业两大类的支持体系，我们错就错在，在两亿四千万小农户的基础上照搬欧美的公司模式，结果肯定是损失一大片。我们本来应该建立综合农协模式，结果供销搞供销，种子搞种子，粮食搞粮食，技术搞技术，农机搞农机，生猪搞生猪，什么都不在一块，每个系统之间互相打乱仗，条条块块在摩擦，增大了成本，最后成本全部转嫁给社会，结果要么老农受了，要么政府受了。我们一天到晚地讲，它是经济独立整体，但是没有人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制度经济学对于西方原来的传统经济学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怎么看待中国现在的农业支持体系现状，我们有这么多人研究制度经济学，没有多少人把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农业做一点联系性的分析，这不也是大问题吗？

    当我们把两大农业支持体系进行分析之后就会发现，中国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只适合于综合农协模式，但现在综合农协模式只有日本、韩国，包括台湾，这种地方有。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反对，我说反对也是正确的，因为日韩的综合农协模式现在变成了高成本的模型，因为它要咬人，半官方，不经济。我们现在的学风不正，很浮躁，谁如果不照搬欧美模式，谁就落后。吴敬琏曾经说过，年轻人动不动就说自己是学术带头人，动不动就说自己有重大理论发现，哪有那么多理论发现？今天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多少年前的理论，后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才可以入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哪有你们现在这么着急的？哪有那么容易就创造出新理论？今天一个带头人，明天一个学术理论创新，哪那么容易就创新呀？说得很对。第二，这些学者背后的利益决定也太直白了，这不是屁股指挥大脑吗？谁给钱就替谁说话。他讲的这两条非常到位，完全不在乎利益的学者还有几个？别人我不敢说，温铁军算一个，我从来没有拿过谁的好处，没当过什么公司的独立董事，我倒是当过董事长，当时李铁映搞中国改革实业有限公司，中国改革杂志社是大股东，发起单位，所以这个公司是归体改委管的国有股份制公司，我作为社长也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这是党组任命，跟我个人没关系。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有的是严肃问题，有的是真问题，就是没有人讨论。

    刚才讲了我最近的挑战，第一个是两个没看见，第二个两大体系。接下来我们得分类，在世界农业支持体系分为两大类的情况下，我们不顾我国有两亿多小农户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生搬硬套欧美的大公司农业支持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刚才只说了农业上市公司的例子，还没有说其他的，如果有人愿意做，这个领域中可做的问题太多了，都是真问题。以前讲三农是中央政策，我们所做的政策调研和形成的全部政策意见都是党的决策，和个人没有关系，现在我是学校的教授了，要讲知识产权，我可以说，在正式领域中真正提出三农问题的就是我。1993年我在《经济日报》上发一篇文章，叫做《农业问题在农业之外》，标题是“如果欲知农，功夫在农外”。去年“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奖人之一的吴敬琏老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说过，我知道农业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农业之外，还是从温铁军那儿来的，因为我在1993年的时候和吴老师长谈过三个小时。我们不可能在小农村社内部来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村社制，它就是这个经济基础，你强加任何现代上层建筑都很难，成本很高。农业税其实就是不适当地给小农村社制强加了一个庞大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小农社制的经济基础，结果无以支持，最后被经济规律所惩罚，不得不退回到免税，免税以后，整个乡镇体系不得不发生变化。制度经济学讲的很清楚，谁进入，谁退出，有进入退出权的是政府，我们的政府现在从高成本的农业管理退出来了。我刚刚发表这个观点，马上有人当头棒喝，有位“国字头”的学者就问，你是什么意思？现在是严重的学风不正。中国自有近代社会科学以来，中国的乡村研究就是国际一流的，还用今天去接轨吗？中国在世界上有点名望的学术大师无一不源于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的小农经济，早年解放前我们是一亿个农户，现在是二亿四千万农户，中国的农民人口占世界农民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如此庞大的领域里，我们不去从根本开始，脚踏实地地做经验性积累，然后生发出理性高度的认识，而是去盲目地照搬，这是什么道理？我觉得这个领域中是大有可为的，如果在这个领域中建立一套照搬过来的学术标准，那等于是自杀。

    当年的知名学者，无论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他们在中国的乡村研究都是从调查入手，从下乡开始，没有谁在办公室里搞中国乡村研究的。我到了学校以后，有人说，温铁军你的研究是行动派，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不是理论，你只是行动。在高校干了一年之后，我开始在所有的场合宣布，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最没有学问的教授。我也仍然用这句话作我汇报的结尾，温铁军是中国理论界最没有学问的教授。希望大家姑妄听之，谢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