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妒（envy）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赫·舍克在《嫉妒与社会》一书中写道：“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在所有的文化发展阶段，在大多数的语言里，并且作为相互有很大差别的社会里的成员，人类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生存当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并且把它作为有些特殊的事物强调出来，这就是嫉妒和遭到嫉妒的感觉。”①
什么是嫉妒？朱贤智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对嫉妒所下的定义是：“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由羞愧、愤怒、怨恨等组成的复杂情绪状态。”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道：“这样我们可以把妒忌看作带着敌意去看待他人较大的善------即使是他们的较我们幸运并不减损我们的利益------的倾向。我们妒忌（按照善的某种公认指标来估价）其境况好于我们的人，而且我们还希望剥夺他们的较大利益，尽管就我们自己而言可能放弃某些东西更好。当其他的人们知道我们的妒忌时，他们变得吝惜他们的较好境况并急于对我们由于妒忌而易于产生的敌意行为采取防范措施。所以当妒忌为被妒忌者意识到时它在总体上是有害的：妒忌他人的人打算采取一些行动，如果此种行动仅仅是极大地缩小他们之间的差别，就于双方都有害。所以康德十分恰当地把妒忌作为仇恨人类的一种恶来加以讨论，我在很大程度采用了康德对妒忌的定义。”③
另外，许多大师对嫉妒现象都有过不同描述。黑格尔说：嫉妒便是平庸的情调对于卓越的才能达到反感。但丁说：嫉妒是人类七种致命的罪恶之一。康德说：嫉妒是憎恶人类的恶习。培根说：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有两种最为惑人心智，这就是爱情与嫉妒；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 嫉妒是心灵的地狱。这是一位外国文学家的名句。法国作家拉罗会弗科也曾说过：嫉妒是万恶之源，嫉妒的人不会有丝毫同情。嫉妒者爱己胜于爱人。
嫉妒在经济理论中的定义主要是由费尔德曼（Feldman），柯曼（Kirman）（1974年）和瓦里安（Varian,1974年）分头开创的。考虑任何一种分配形式，把n件产品分配给m个人中的每一个人。假定这些人都有特定的偏好。这时，所谓甲嫉妒乙，用文字表述，就是甲对乙的分配状况的喜爱甚于对他自己的分配状况的喜爱。这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定义。他丝毫也没有告诉我们甲的感情或心理状态，甲是否因为偏爱乙所拥有的东西而感到不快，或者甲的“嫉妒”是否使他想要伤害乙。所以在这一无感情的嫉妒概念中，不存在罪恶。④
嫉妒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学根源。
“经济人”特性是产生嫉妒现象的人性前提。嫉妒是由相比较而产生的。对于嫉妒者而言，比较是以“我”为原点和中心而展开的，比较的目的是实现“我”的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所以，“我”是嫉妒产生的出发点。所以，从“经济人”的角度看，越是自私的人，其嫉妒的心态就会越重。
资源稀缺性是产生嫉妒现象的资源前提。资源主要有两种形式：物质形式与精神形式。不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稀缺性都是其共有的属性。物质资源主要是以有形的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源。在现实世界，不论何种物质资源，从绝对的角度看，都是稀缺的。物质资源除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外，还能一定程度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如高档的商品除了实际的功能外，还能体现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和高贵身份，满足其虚荣心等。精神资源主要是以无形的精神形态存在的资源，如荣誉等。精神资源的功能主要是体现在人的心理需求的满足上。由于人的心理需求的满足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和拥有资源的差距上，所以，精神资源本质上也就具有了稀缺性。因为对荣誉的拥有应当是有差别的，否则，没有差别的拥有荣誉等于没有荣誉。由于不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本质上都是稀缺的，所以，对于嫉妒者而言，“你”拥有了稀缺资源，就意味着降低了“我”拥有稀缺资源的可能性。尽管别人拥有某种资源不一定就对自己构成真正威胁，但这种恐惧意识会不自觉地促使人们产生这种心理。所以，嫉妒心理实质也是一种在资源稀缺状态下人的恐惧心理的另一种表现。假如资源不是稀缺的，人们也就用不着去嫉妒，因为别人拥有的资源我也可以照样拥有。
不确定性是产生嫉妒的知识前提。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两种不同情况。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减少不确定性，增大确定性的过程。但知识并没有完全解决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仍在深深地困惑着人类。在罗素的学术研究中，他一直在追求着确定性。他在晚年却不得不承认确定性的获得比他所希望的要困难得多。他在《人类的知识》最后一页中写道：“全部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⑤不确定性衍生恐惧意识。人们为什么要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本质上就是为了克服恐惧意识。因为更多地占有了资源，就意味着获得了更多应付不确定性的支配手段。但若别人拥有更多的支配手段，就意味着我所拥有的支配手段可能就会减少。所以，嫉妒是对这种潜在威胁感的一种本能表现，尽管这种威胁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嫉妒者总是惯于幸灾乐祸。赫·舍克在《嫉妒与社会》一书中写道：“这种人正由于他不能忍受别人占有这些事物，所以当他看到别人遭到毁灭的时候，便感到心满意足；尽管他本人并不能由此而得到好处，但仍然是高兴的。”⑥
制度不完善是产生嫉妒的制度前提。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人们行动的预期，降低行动的交易成本。但不完善的制度体系将导致人类行动随机性的增大。而随机性的增大又将导致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的增大。而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都是催生嫉妒的重要环境条件。所以，人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相比，人治社会就更容易催生人们的嫉妒心理。封建专制体制一方面在催生着人们的嫉妒意识，但另一方面，由于专制体制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它并不能在自身范围内找到治理嫉妒问题的有效手段。所以，生活在专制社会的人们，往往既是嫉妒的制造者，又是嫉妒的受害者。相比人治社会而言，法治社会的随机性要明显小于人治社会，所以，法治社会人们的嫉妒意识要弱于人治社会。当然，法治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嫉妒，但可有效减少嫉妒。
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嫉妒的信息前提。信息是一个人进行行动决策的前提条件。不同的信息量将导致不同的决策选择和决策结果。一般而言，一个人所拥有的信息量越多，其决策的正确度就可能越高，从而导致的结果就可能越好。所以，信息不对称实质体现了一种起点条件的不同，是一种起点不公平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拥有就有可能不服气，产生嫉妒心理。
不同的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嫉妒心态。拥有和消费某种物品会带给人两种效用：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绝对效用主要是指物品对人的需求的绝对满足程度，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比较问题。相对效用主要是指物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拥有和消费的相对比较上的一种效用，这种效用实质是一种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绝对效用体现的是个人性，而相对效用体现的是社会性。绝对效用更多体现在生理方面，而相对效用更多体现在心理方面。不同的人一般具有不同的偏好结构，从而对来自物品的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会有不同的偏好。有些人更注重绝对效用，有些人更注重相对效用。由于嫉妒是由比较而产生的，所以更注重相对效用的人就会表现出一种更强的嫉妒倾向。天台大师在《摩诃止观》中说：每一瞬间总想胜过他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把他人拉下来，轻视他人以便抬高自己。这里反映的就是一种对相对效用的偏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现象也与相对效用有关。一个人取得的成绩是不容易宣传出去的，但一个人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却容易传播出去。这里主要是甲的好事对乙而言，并不见得就是好事。由于嫉妒，甲的好事会减少乙的相对效用，所以乙对甲的好事传播的动力不足。但甲的坏事对乙而言，却能增加乙的相对效用，所以乙对甲的坏事有较大的传播动力。当然，嫉妒的言行若被人识破，对自己也是不好的，所以，嫉妒者总是要寻找一种隐蔽而有效的方式来传播别人的坏事。由于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偏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生阅历的不同，其偏好会发生变化，所以，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表现的嫉妒心态就会有所不同。一个人对人生之理产生的觉悟越高，其对别人产生嫉妒心的可能性就会越小。一个人若能做到真正的大彻大悟，他也就彻底进入了一种无私和无嫉妒的境界。
社会经济距离与嫉妒成正比。所谓社会经济距离，就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在社会经济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密切程度。社会经济距离不同于实际的物体之间的物理距离。社会经济距离与物理距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经济距离小并不等同于物理距离小；社会经济距离大也不等同于物理距离大。一般而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距离越近，就越有可能产生嫉妒心理。因为社会经济距离越近，竞争的相关性就会增大，利益的联系程度就会增加。所谓同行容易产生嫉妒，实质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文人相轻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在现实中，为什么会产生“墙内开花墙外红”现象？这也与嫉妒与社会经济距离成正比有关。因为“墙内开花”对“墙内”和“墙外”的人而言，其效用是不同的。对“墙内”而言，由于相互之间利益联系的密切程度要高，所以，“墙内”的“花”更容易受到“墙内”各方的嫉妒。但对“墙外”而言，由于距离较远，相互之间利益联系的密切程度就低，所以“墙外”对“墙内”的“花”产生的嫉妒心态就轻，这也就容易形成“墙外红”现象。
嫉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嫉妒是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巨大阻力。嫉妒虽然有利于公平，但也是平均主义的巨大推动力，而平均主义本质是反公平的。嫉妒虽然可构成一个人向上的动力之一，但对社会的破坏力也是巨大的。嫉妒虽有利于个人在发展手段方面不断进行自我创新，但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创新。所以，嫉妒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囚徒困境”。
从嫉妒产生的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要完全绝对消除嫉妒是不大可能的。但通过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制度的不断创新，人类社会可以将嫉妒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使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小化。一是要加强教育，培养健全人格，多一些宽容心和仁爱心。爱是嫉妒病最有效的治疗“药品”。二是要大力发展经济。通过产品的丰富，不断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三是要不断进行社会经济制度创新。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加法治和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体系。所以，尽可能减少人们的嫉妒意识和嫉妒心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目标之一。四是要大力发展科学，尽力消除知识的不确定性，为人类构建坚实的精神寄托和温馨的精神家园。五是要建立健全和完善更加公开和更加透明的有关信息披露的制度体系。
注释：
① 赫·舍克：《嫉妒与社会》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第2版。
②转引自王渊著：《嫉妒散论》第9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③罗尔斯：《正义论》第535页，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④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177—178页。
⑤罗素：《人类的知识》第60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⑥赫·舍克：《嫉妒与社会》第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第2版。
作者学术简历：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经济改革等方面。在《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5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5部。
作者：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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