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经济展望

------2001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综述

　　世纪之交，新旧千年更替之际，“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12月24日在京召开。出席会议的论坛成员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善达、陈锡文、樊纲、易纲、林毅夫、刘鹤、邱晓华、余永定、李晓西、魏杰等30多人，在京的部分经济学界知名学者、一些企业家也应邀出席。会议以“新世纪中国经济展望”为主题，经济学家们就21世纪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未来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现将学者们的观点择要刊出，供读者参考。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的不同看法

　　1、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三种判断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争议较大，但基本上有三种看法：一种是乐观的，认为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正在进入新的成长期；一种是谨慎乐观，认为经济出现了转机而不是转折，转机的基础还不稳固；第三种是相对悲观，认为经济形势还不是很好，问题还比较突出。
　　持乐观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阶段，我国经济将会在较长时期处于紧缩区间。在这期间，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把居民沉淀下来的货币解放出来，以维持一个较为平衡的供求环境。因此，实行较长时期的财政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三年来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已经进入了成长期。目前只要这种政策继续，经济增长的势头也将保持下去，中国经济也能较快摆脱紧缩区间。
　　持相对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形势的判断离不开具体的条件。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是靠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量增发国债取得的。如果抛开这一前提，说经济形势是好的，未免盲目乐观。
　　持谨慎乐观观点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过去一年来的经济形势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止跌、转稳或稳中略升的趋势，财政、金融、企业效益等宏观和微观形势明显改善，结构调整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同时，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物价形势依然严峻，去年第四季度生产、投资、消费等指标还出现了减弱的趋势。
　　2、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不同认识
　　对经济形势的不同判断，导致了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按照调整方向的不同，经济政策大致可分为从需求管理入手和从供给管理入手两个方面。前者强调经济刺激政策的有效性，后者强调的是经济的长期活力。而强调需求管理的一方又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维持现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变，另一种则是鉴于现在国债投资项目的边际收益下降，建议把更多的资金用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还有学者认为采取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政策更为有效。
　　强调供给管理的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活力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中国经济活力的提高，从长期看，要立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的改组，以及支持中小企业，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等，但近期主要是减税。
　　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以80年代初的美国为例，分析了减税对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供给学派给当时美国经济开的药方，不仅使财政赤字有所缩小，就业状况明显好转，而且也为8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90年代经济活力的增强打下了基础。而我们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却在增加税收，带来的结果是企业税赋的加重和激励机制的损失。从整个税收目标看，在我国存在大量低劳动生产率农业人口的情况下，片面追求财政收入占GDP较高的比重是不符合国情的。
　　
　　二、新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

　　1、国有经济的调整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从经济总量来看，国有经济的调整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去年以来，通过实行“债转股”等政策措施，国有企业有了较多的流动资金，由于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上涨，部分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也有所好转。在这些短期利好因素的影响下，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有所淡化。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需要采取的配套措施也没有出台。在促进民间投资，取消对非国有经济、对私营经济歧视性的政策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强调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的时候，对国内私营企业，对非国有经济部门实行国民待遇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2、“入世”带来的挑战
　　WTO的冲击从迫使我们加快改革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重要的。但长期以来，我国不少部门没有正视这种挑战，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入世后，我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对国有企业垄断权的挑战和对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挑战。入世后，国有企业将面对着更多跨国公司的竞争，依靠垄断建立起来的优势在国际惯例面前，将是非常脆弱的。前些时候因移动电话收费问题和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下跌问题而引发的中国红筹股大幅度下跌，就是因为我们的企业与国际惯例不一致造成的。同时，WTO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化就是针对政府的管制而言的，WTO规则要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市场化的管理方式来规范其管理行为。
　　3、对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的挑战
　　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人类迈入了一个新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相对于技术层面来说，这一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更多的是体制层面和价值观念上的。新经济的出现，特别是以IT技术、网络技术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与传统经济条件下的层级式结构完全不同的是，网络经济时代，社会组织形式将呈网络式结构，每一个单元都面对着所有的单元。
　　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将呈现相应的变化。层级制结构强调的权威主义和旧的社会秩序将在网络经济中发生新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需要人的自由意志，需要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环境。它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观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教育方式，都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新经济需要人们不断地解放思想。
　　
　　三、结构调整的难点和调整对象

　　1、“十五”时期的结构调整将是一次全方位的调整
　　在前几次五年计划中，“六五”计划主要调整农业和农村改革问题，“七五”计划主要调整沿海经济对外开放问题，“八五”计划调整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的不协调的问题。经过“六五”、“七五”、“八五”的结构调整之后，我国基础设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九五”时期开始实现两个转变。这期间虽然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克服通货紧缩等特殊问题，但结构调整的总原则一直没有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在已实行的四个五年计划中结构调整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对外部因素考虑不多，最多是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考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变化，而把外部因素作为既定条件；第二，主要调整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和投资方向。
　　“十五”时期的结构调整与以往相比将有很大的变化。它将是一次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既包括经济基础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因而将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结构的大变化。这既有加入WTO后，我国将更直接地融入到国际经济环境中的原因，也有改革成本的变化，以及国内供求格局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2、结构调整究竟难在哪里？
　　一是我们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大市场。现在地区封锁、部门封锁，人为分散市场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是缺乏公平、公开、公正的优胜劣态机制。由于没有这一机制，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结构的合理调整。在人员从企业退出的同时，一些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没有从市场上退出。
　　三是对人力资本重视的不够。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最核心的资本。但在我国，人力资本的短缺比实物资本短缺的程度更严重，尤其是企业家才能，长期受到各种各样的怀疑和打击。
　　四是公共产品的极度短缺。这既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较好的法律和制度，也包括整个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如重合同、守信用，还有公司治理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等。
　　五是部分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机制，受经营状况的影响，研发投入不足。
　　3、结构调整应把握哪些主线？
　　第一是发展的主线。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结构变化来引出结构调整。这有三个比较现实的制约：一是农村劳动力本身的流动性问题。过去农村劳动力可以直接流入乡镇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现在这些部门的吸纳能力大大下降；二是外部可流动的环境塑造还没有取得共识；三是土地制度还存在着制约。所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抓住农村、农民的流动问题和农业本身效率的提高问题。
　　第二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出现了政府再定位，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问题。这个环节最主要的现实制约是社会保障体系。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不起来，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又存在比较大的资金缺口。有人提出通过国有股上市和出售彩券等来解决，但按照什么原则运作，还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已经有非常完整的国际惯例，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做？
　　第三是随着加入WTO来考虑一些问题。加入WTO，我们最大的益处有两个：一是给改革引进新的动力源，二是给产业结构提供一个客观的调整坐标的参照系。比如，制造业实际上主要是融入国际分工，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问题，究竟该干哪一块，不该干哪一块，加入WTO可能会有一个变化。WTO的最大冲击就是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
　　第四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调整。目前社会价值观念的调整严重滞后于整个经济基础的变化，所以在同一个报纸，同一个杂志，同一个电视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两种价值观念的语言在交叉使用。如果价值观念问题没有比较大的突破，结构调整很难推进。
　　
　　四、信用、法治与市场体制建设

　　经济学家们对信用与法治孰主孰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各自有所侧重。有的经济学家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认为信用和自由签约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信用，第三方执法（也就是法治）应用的范围更广，而且失信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1、“信用和自由签约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核心”
　　部分学者认为，现在政府在强调法律力量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秩序。市场秩序需要信用来维护。信用之所以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法律对信息的要求比信用要高得多，交易成本也要高得多。在市场经济中节约交易成本的办法主要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因此，这部分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在重视法律的同时，更要关注信用。我们的信用环境之所以不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产权问题。我们现在的产权制度是一次性的，缺乏流动。如果不改变产权制度，社会道德难以真正建立起来；二是政府的问题。有一种倾向认为，民间信用不好，主要是政府信用不好；经济信用不好，主要是政治信用不好。因此，信用制度的建立，不能仅靠加强管制、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而且也要加强政府在信用方面的建设。
　　这部分经济学家进而认为，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自由签约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有了自由签约权之后，才谈得上企业制度的构建。而我们现存的经济体制中的主要问题是否认了人们之间的自由签约权。而在此基础上再去花大量的时间设计好多制度，是舍本趋末。
　　2、“法治建设是根本”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信用”问题与“法治”问题的实质是第二方执法与第三方执法的问题。他们认为第二方执法在早期的市场经济里比较有效，但是在一个现代市场经济里，应该强调第三方执法。这是因为，第二方执法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而第三方执法则强调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第三方执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大大降低失信成本。
　　这部分经济学家进而认为，从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或称原始市场经济〕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法治国家。为此，一是要界定政府的责任，二是要保证法律程序执行过程中的公正。

　　五、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

　　对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金融体制的发展模式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一部分经济学家主张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发育以超大规模的银行、主板和创业板证券市场为主的金融体制。但另一些经济学家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水平出发，认为应采取与之不同的模式。他们的理由是：
　　金融体系的模式选择一定要服从于实物经济中优势产业部门发展的需要。

       从目前阶段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是生产活动处于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区段内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这就决定了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
　　然而，目前国内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股票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并不能很好地为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服务。但对于目前争论最多的二板市场，这部分经济家学家认为也不适于这类企业融资，其理由是：
　　首先，二板市场不可能是中小企业启动资金的主要来源。他们认为，如果凭着“创意”就能够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并到二板市场上市募股，那么二板市场上必然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盛行，最终会致使市场本身趋于崩溃。
　　其次，在发达国家，二板市场是在风险投资提供了具有人力资本的企业家研发和产品试制所需要的资本，在技术研发成功和产品试制出来后，作为风险资本家的退出渠道和提供企业继续发展扩大市场所需的资本功能而出现的。
　　第三，二板市场上市门槛虽然较主板市场低，但上市评估费用高昂。有资料表明，美国NASDAQ的筹资费用达到了筹资金额的13%－18%，最低不少于30－50万美元。而且，由于二板市场企业的高技术和市场风险特性，决定了其股票的收益剧烈波动。按照一般的风险资产定价模型，高风险资产必须要求高的风险贴水。加之有限责任制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二板市场上筹集的资本的成本一定高于从银行借入的成本，甚至高于在主板市场上的筹资成本。
　　二板市场最先在美国兴起，到今天，世界范围内成熟的二板市场也只有美国NASDAQ。这背后有其实物的经济背景：一是美国的人均资本水平居于全世界的前列；二是美国处于全世界的技术前沿，必须在诸多领域进行大量的研发活动，才能保持其技术进步进而经济增长。
　　正是鉴于此，他们认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应以中小银行为主体。适当发展一些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辅，以适应这方面的需要。目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迟缓，是与过去不重视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结果。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国必须明确以中小银行为主、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辅的发展思想。对于中小银行的发展，应该是，第一提高门槛；第二，放开进入，第三，加强监管。
　　
　　六、对农业问题的三种认识

　　在二十一世纪，农业问题仍将非常突出。有关部门的数字显示，1996年以来我国农业中纯农业劳动力就业的数量继续增加；1997年以后，乡镇企业中的就业人口连续减少；1996年以来的城市化增长率是改革20年以来最低的，每年提高不到0.5个百分点，低于20年来的平均值近0.2个百分点；在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同时，乡村两级组织的负债也已超过了3400亿元；全国有近一半左右的县级财政困难，不能正常发工资。
　　目前，经济学家对农业问题大体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
　　1、“农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县及县以下或整个基层经济的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农村以及县以下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是与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相关联的。因为在这些经济组织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相当少。这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决农业问题，第一就是要调整政策取向，高度重视县和县以下的经济问题。第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因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土地是不可移动的，与其促使土地使用权的集中，不如集中讨论如何使农村劳动力更快地转移。第三，适当放宽对城市用地的限制。
　　2、“农业问题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近年来，各方面对农业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估价过高，对农业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估计不足，特别是忽视了在结构上应考虑到的农业的平衡发展问题。但他们认为，农业结构的调整，存在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第一，有没有能力调，是国家出钱调，还是农民出钱调？农民出钱的动力在哪里，资金在哪里？第二，农业结构究竟往哪个方向调？哪里适应农民？如何在结构调整的同时，输入增长的潜力？第三，现在的制度允不允许调？这些学者认为，现实可行的方法就是用减负来相对地提高农民的收入。
　　3、“农业问题是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不存在纯粹的农业问题。各方面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不是因为今年粮食大规模减产（这是20年改革开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减产），而是担心粮食减产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对农民收入连续四年低靡的重视，也是因为国内需求不振。现在很多方面对农民的重视不够，没有更多地从农民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
　　他们认为，农业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农业或农民的低生产者剩余与现存的、为维持庞大的上层建筑所必须支付的剩余之间的矛盾。而现存的上层建筑是为了从农业拿到剩余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为对付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剩余量过少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管理体系。这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要真正解决现有的农业问题，需要综合改革。任何一个单向改革在如此复杂的矛盾面前，都不可能奏效。
　　
　　七、人力资本与现代企业制度

　　人力资本是指企业中的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近十年来，人力资本不仅仅限于理论范畴，而且已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在国际企业的发展中。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人力资本是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强调货币资本的利益，还要看到运作这种货币资本的人力资本的利益。相对于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是更具有主动性的资本，因为只有通过人力资本的运作，货币资本才能实现保值和增值。所以，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应该得到产权方面的收益。这就要求在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上，不仅仅是货币资本拥有产权，人力资本也应该得到相应的产权，而不能简单地把其作为劳动的收益（比如工资）来看待。但目前我国的注册企业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注册股份公司要验资，而且谁出资谁才能拥有产权。可见，这套制度无法安排、解决人力资本的问题，今后我们应该从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上考虑人力资本问题。
　　第二，对法人治理结构的冲击。法人治理结构主要是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间的关系，它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物。但是，人力资本的产生实际上使这两个角色很难分开。西方企业中的首席执行官（CEO）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明。CEO不是总裁换了个名字，他们的权利非常大，约束他们的，往往不是董事会，而是企业中的战略决策委员会。战略决策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企业财产的所有人，而是经济领域中来自各个方面的所谓精英，而这些精英不是财产的所有者。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财产，不是由所有者自己经营，而是让社会上经营方面的精英去经营，就像国家的权力要交给政治精英一样。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力资本的存在。人力资本对整个企业的运作，往往是通过CEO和对其形成制约的战略决策委员会来进行，这实际上影响到法人治理结构。人力资本的产生已经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对法人治理结构的调整。中国未来在法人治理结构调整方面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对企业文化的重大调整。最近世界500强中一些企业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产生。因为人力资本真正运作是与核心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企业在世界上要形成垄断，必须依靠核心技术。要打破垄断就必须尝试更高级的核心技术，这种核心技术的产生是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共同运作的结果。推动企业发展的力量已经不是我们原来讲的一般的工人，而是人力资本。最近，这种核心生产力的产生使企业文化发生了五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强调协作和团队精神。认为任何个人价值的实现，只有通过协作和发挥团队精神才能得以发展。二是强调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能力上的差异导致人们在企业中的不同分工。三是强调由于分工不同，人们的获益方式也不同，有的人只获得资本收益，有的人只获得工资收益，而人力资本既获得产权收益，又获得工资收益。四是人们之间较大的收入差异是正常的。五是企业应强调效率第一。企业的功能实现效益，社会的功能是实现公平，这样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结合。
　　
　　八、二十一世纪我国的战略性资源

　　战略性资源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经济学家认为，战略性资源有三个特点，或者说存在三方面的矛盾，即：需求的基础性（即刚性）与供给难以永续性的矛盾；需求额的扩张性（巨大且不断增长）与供给稀缺性的矛盾；产品价格的低预期值(因其使用者的普遍化)和保护开发的边际成本递增的矛盾。从这三方面来看，二十一世纪我国石油、水和生物资源将面临新的挑战：
　　1、石油资源：不容乐观
　　现在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占我国原油产量三分之一的大庆油田，只有十年左右的稳产期，开发建设新的大油田的任务迫在眉睫；二是当前石油的供需矛盾是在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家庭，多数农民还没有用上清洁能源的情况下产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缺口会越来越大；三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国外的资源来补充，需要与其他大国进行协调，这里面又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2、水资源：需要综合整治
　　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淡水资源只占世界的8％，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人均水资源短缺的贫水国。我国人均水资源只有24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单位耕地面积占有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现在我国每年缺水量是400亿立方米，全国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90％以上的水环境恶化。另一方面，我国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非常低，工业用水的重复率大概是40％�50％，落后美国、日本30年，农业用水损失率高达60％，生活用水也普遍存在浪费现象。为此，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保证水资源的供应：
　　<1>节约用水。工农业用水要节约，一切用水都要节约。
　　<2>要治理污染，减少污水的排放，提高水源的质量。
　　<3>要养水。保护环境，涵养水源。
　　<4>要合理配置水资源，搞好余水区向缺水区的调配工程。
　　<5>加强水资源的法制建设。
　　3、生态资源：重在保护
　　2000年5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斯坦·戴维斯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今后25年正处于成长期的生物经济时代将要取代已进入成熟期的信息经济时代。现在认为二十一世纪生物学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的科学家非常多。欧美大制药公司开发的新药品，40％以上是以基因组合为基础的。1999年有47种转基因作为农产品进入市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结合造就了生物芯片。基因抢夺战也开始了（基因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人体共有10到14万基因）。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各种生态破坏、化学污染和气候变化，都会造成植物资源的枯竭。有的专家认为我们国家需要用50年的时间才能使森林覆盖率达到25％左右，基本解决风沙和水土流失，有关部门测算达到这种程度，要投入几万亿的资金。动物资源的情况也不容忽视。我国动物种类占世界的1/10，但野生动物中有不少种类已经濒危，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包括高等和低等濒危动物的《红色目录》。这方面的压力很大。
　　当然，另一方面，据科学家估计，我国的生物技术整体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但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5-10年的差距。从近20年的生态环境的投资看，从1981年到1998年我国环境治污方面的投资大概是3600亿，这项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但是还没有达到GDP的1％，而一般认为最低要达到2％，情况才能好转。
　　
　　九、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几个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将是更加开放的经济。随着中国加入WTO，大至国际市场上的一些变化，小至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则，都将对国内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
　　1、直接投资的“利”“弊”说
　　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大规模进入中国，将会带来更多的直接投资。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存在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哈佛大学罗德里克教授的研究表明，经验数据并不能支持直接投资，或者作为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作用。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对于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许多有利之处，但也会带来许多问题，特别是从长远来讲问题可能更大。第一，直接投资虽然不会产生债务负担，还可以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东道国将面临跨国公司利润返回和撤资的问题，如果每年的利润返回额和撤资额大于引资额，经常项目有可能出现逆差，因此可能会诱发外汇的大规模流出。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形成比较严重的负担，不是一个国家长期追求的战略。
　　2、国际分工与区域合作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国家是所谓的雁形产业发展模式。但金融危机后，雁形分工模式受到置疑和破坏，东亚区域内国际分工水平化的趋势不断增强，竞争也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既“协调”又“竞争”的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以后要想在世界经济中与美国相抗衡，必须处理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处理好与日本、韩国的关系，处理好台湾海峡两岸间的关系。只有把区域经济合作搞好，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才能够与美国处于一个抗衡的地位，而且不能排除在未来50年中会出现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这也不一定是一个不值得争取的目标。
　　3、金融全球化中的汇率问题。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相互促动、相互影响。20世纪国际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金本位制不是一个自发的体系。二次大战之后是人为创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固定汇率体系。然后是牙买加体系。这是一个完全放松的、浮动汇率体系。到20世纪末，形成了一个所谓三大货币区共同组成国际金融体系的格局。一个是欧元区，用多边协议的形式创造一个货币，创造一个中央银行，消灭了十几个国家的货币和货币政策，至少在趋势上是这样的。第二是美元区，它用一个强币逐渐蚕食了一些小国的货币，消灭了小国的货币权。第三个是正在讨论中的亚洲货币。然而，亚洲国家间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亚洲国家互相间的经济交往不太密切，而且不太信任，另一方面，亚洲的几个主要国家事实上是美元化的。所以在21世纪相当长的时期里，可能会出现两个完整的货币区与主要分散在亚洲国家的小货币共存的状况，整个局面将会比较混乱。这对我国来说，意味着我们今后在汇率问题上会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