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掏钱在山西进行小额信贷实验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连续写文章、作报告、接受记者采访，满腔热情地宣传小额信贷，实事求是地指出国内小额信贷遭遇的政策障碍，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的对策建议。这对于我国小额信贷的快速、健康发展，无疑是很大的促进。

然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并不适应偏僻地区。例如，茅于轼老先生就在最新一期《学习时报》（367期）上发表文章《推广小额贷款的若干问题》说：“小额贷款要能够成功，必须有一定的主客观环境。比如家庭有劳动力；附近有市场，能出售产品；有起码的资源，如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还有相应的技术，不论是养殖，是副业等等。所以小额贷款不适用偏僻地区，不能接近市场的农村。”  

对此，我持不同看法，觉得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也适应偏僻地区。

一、    我是从我的实践中，得出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也适应偏僻地区这一认识的。

2001年8月，全球环境基金（GE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由我主持的“中国云南省多部门协作与地方参与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YUEP）”正式启动。在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属于自己的社区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组织的基础上，2002年初，我在YUEP两个项目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乡（后并入公浪镇）和临沧市云县后箐彝族乡，实验社区基金，基金按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模式运作，获得了成功。截止2005年底统计，先后在48个村，累计对2211户贫困农户贷款168万元，贷款贫困农户项目成功率95%，按期还款率100%。据我的同事张体伟副研究员、乔召旗硕士的随机抽样调查定量研究，每100元小额信贷贷款产生的效益为207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114元，生态及社会收益93元。这证明了YUEP项目所设计与实践的社区基金和小额信贷是成功的，不仅实现了社区贫困村民创收发展、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村民减少对森林的依赖性、减缓周边社区对保护区的压力，达到了对当地社区森林、自然保护区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

实际上，这两个项目点都位于非常偏僻的贫困地区。

沙乐乡位于南涧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东南周边，距离昆明市约需一整天的汽车路程。由于偏僻，在云南省乡镇机构改革中被撤消、并入了公浪镇。由于沙乐距公浪镇的乡村道路30多公里，无交通汽车营运，当地人到一趟镇里办事很不容易。

后箐彝族乡就更偏僻了。乡政府位于距云县县城90多公里的一个公路“死角”地带；乡内经济极其落后，没有一家国有企业；乡政府所在地除机关、学校、医院外，只有几家为机关服务的个体小杂货店和小餐馆；乘越野汽车从昆明市出发要走两天。1999年初我去选点调研时，从外部进入乡政府所在地的公路，尚是晴通雨阻的土路。由于我们要来作国际项目，才破例修通了弹石路。我们选的项目村——勤山村委会距乡政府约25多公里，只有一条乡村小道，没有公交汽车。该村与乡政府所在地之间隔着一座大山，老百姓要到乡政府办事、赶农贸市场，一般步行爬山约需4．５个多小时，一来一回就得一天。就是这样偏僻的村庄，小额信贷也成功了。

二、  小额信贷带动了偏僻贫困地区村级范围内的消费市场发展

    我们知道，偏僻地区经济落后，市场很不发达，特别是偏僻贫困地区的村庄，几乎没有市场。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贷款要还，而且是高利率和整贷零还。一方面，在高利率情况下，相对富裕户和村干部就觉得不划算；在整贷零还情况下，相对富裕户和村干部就觉得不耐烦。因为他们作为当地“强势人群”，如发展家庭经营，可以到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而贫困户作为当地“弱势人群”，根本不能到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只有富裕户和村干部不耐烦使用，小额信贷这一宝贵的扶贫资源，才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毫无争议地“留给”了贫穷人。这也就是说，只有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这一制度设计，才真正的“瞄准”了贫穷人，排除了相对富裕户和村干部。而我国现有的扶贫制度设计与实践，例如扶贫贴息贷款、大额度贷款等，基本上都偏离了目标，贫穷人一般是得不到，甚至于连信息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贷款的贫困户要还款，就必需到当地的市场里变卖自己的产品，换成货币。在此，一定的市场是必需的。

偏僻贫困地区村庄里的穷人，连温饱、吃饭都成问题，当然不会产生以交换为特征的市场了。这就是人们常常批评的“小农生产”、“自给不能自足”的经济原因；也是茅于軾老先生强调的偏僻地区没有市场而不能发展小额信贷的原因。

偏僻贫困地区村庄的市场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解决的方案有几种：一是等待经济发展了，当然自动会产生市场。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等不得的；二是外界例如政府帮助建设市场。但案例早已证明，经济不发达，人为的市场是不会有作为的；三是通过村庄内部包括贫穷农户在内的所有农户的共同努力。而小额信贷就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那么，小额信贷是怎么样培育了偏僻贫困地区村庄的市场呢？

首先，小额信贷直接创造了市场消费品的供给。项目村的贫困户，有的用小额信贷办起了小杂货店，从此村民日常所需的食用盐、酱油、针线、火柴、夜晚点灯的煤油、小学生用品等，在村里有了供给，不用花一天时间翻山越岭到乡政府所在地采购了。更使我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农户利用小额信贷办起了豆腐坊，生起了豆芽，由此村民们有了豆腐、豆芽吃。有的村民还把本村卖不出去的豆腐、豆芽挑到外村去卖。豆腐、豆芽的营养成分很高，对于改善贫穷人的体质大有好处，特别是使贫困山村出现和形成了豆制品加工、销售、消费的市场。这种市场初看起来很原始，但是对于偏僻贫困地区的村庄、村民来说，却是“惊险的一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其次，小额信贷直接创造了市场消费品的需求。这里讲的需求有两个含义：一是按照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的生产与生活的需求。二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偏僻贫困地区的村庄，村民们基本上没有支付能力，其需求也就不得不压缩到最低限度。我们的项目实施后，村民们利用小额信贷发展诸如引入良种、扩大经济作物种植、老茶园改造、牲畜饲养、豆制品加工、贩运、小生意等，在原材料、工具、人手、销售等方面，便产生了需求。例如，请人帮工，就必需招待象样的饭菜、烟酒，从而出现了一个村内的需求市场。

市场需求就是人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求理论，生存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生存需求满足了，人就会产生其它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发展需求、享受需求、价值实现需求等。偏僻贫困地区农民生存需求当然是第一需求，但是他们在强烈要求满足生存需求的同时，也产生了和城市人一样的其它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一系列需求，是偏僻贫困地区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在此，我举一个碰到的例子。我曾陪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北京办事处官员邓永峥先生到我们沙乐项目点大歇厂自然村视察。邓先生慷慨资助一个家里供不起学费的女学生小吴香。于是我们询问小吴香的理想，她回答说长大了的理想是作“国家主席”。我们告诉她，想当国家主席的理想太高了，难度很大，请她再说一个理想，她说想当新闻记者。这说明，偏僻贫困地区村民的需求，并不亚于城市里的人、富裕起来的。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市场啊！林毅夫等学者提出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确实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见解。通过小额信贷，将是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可行渠道，而且更是我们这个社会努力为贫穷人创造公平、透明的发展机会的可行渠道。

三、小额信贷是贫困户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小额信贷扶贫把目标瞄准贫困农户，专门设计了一整套排除富人的制度，特别是由贷款贫困户自己寻找、设计、论证和确定项目，从而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与平台。这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与平台，是自我就业、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而非受雇就业。

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获得劳动权这一重要人权的时候，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或是受雇就业，或是自我就业。受雇就业一直是政府、扶贫者所推崇的道路与目标。例如人们津津乐道的“公司+农户”、“项目带动千家万户”等，至今仍然作为反贫困的首要选择。但是，受雇就业对于缓解贫困并非是一件完美的事。这是因为，一方面，创造受雇就业的资金成本通常都是很高的。前些年，我国国有企业每吸收一个职工就业，所需投资一般在1.5——３万元，农业项目也在1万元以上。面对庞大的贫困者劳动队伍和日益增长的城乡劳动力供给，不要说是偏僻贫困地区难以招架，即使是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也不大可能为吸收这些劳动力创造受雇就业机会而达到足够的投资水平，而不得不长期为失业问题困扰。另一方面，即使是投入了一定的资金而提供了部分就业机会，贫困者由于是社会的“弱势人群”，也往往被排除在受雇就业的大门之外。

然而，在自我就业、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小额信贷扶贫中，获得贷款的贫困户自选项目，自主经营，自我受益，自担风险，从而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效果：一是极大的提高了贷款农户的经营自豪感、成就感；二是给贷款农户一个极大的压力，激发了他们生产经营的责任心、积极性；三是贫困户贷款发展项目的过程中，获得了“企业家”才干的培训。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看到浙江省的经济发展的很快很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农村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办企业，几乎人人都是老板。我们相信，西部特别是贫困地区、偏僻地区，先通过小额信贷脱贫，再通过大额信贷致富，可能是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