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6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总的看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是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是在进入四季度以后，经济增长率却出现下滑，通胀也有所抬头，特别是从12月的数字看，投资增长率已下滑到13.8％，为去年最低值，工业生产速度在11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后，再次下滑到14.7％，CPI则从11月的1.9％猛升到2.8％。另据有关渠道了解，去年12月份的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已从前11个月累计的3.7％转成负值。以上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否已显示出了在2007年出现“滞胀”格局的前兆？
　　去年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防止滞胀将逐步成为主题”，是说在“十一五”中期将可能将出现滞胀格局。所谓“滞胀”，是指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同时，会伴随着物价上涨的现象，我的根据是由于在本轮投资周期中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巨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又在新体制作用下不断拉开，到了投资周期结束，生产能力开始集中释放的时候，就会出现因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增长而土地资源被大规模转移到工业化、城市化方面，粮食以及食品供应将会出现短缺，从而引发由食品价格上涨所带动的消费物价总水平上涨。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所想的是出现生产过剩问题在先，而消费物价上涨出现的可能会迟一点，因为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明显增加了支农的力度，而且已经出现了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的较大幅度上涨，今年夏粮又获丰收，增长了7％，秋粮也是丰收在望，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丰收年都会出现粮价和食品价格下跌，会带动CPI的下落，所以在今年三季度我参加有关机构对四季度预测的时候，给出的四季度CPI指数是1％，而前9个月是1.3％。但是自今年10月份开始，全国各地的粮油价格开始明显大幅度上涨，带动了CPI的明显上升，其中10月份为1.4％，11月份为1.9％。在11月份，粮价上涨了4.7％，食品价格上涨了3.7％。看来我对四季度消费物价的预测是看走了眼，或者说我所预计的物价上涨，提前于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到来了。
　　关于粮价上涨的原因，有关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粮食部门收购过量，再加上国际粮价上涨，这两个短期因素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没有长期背景，即使有这两个因素，粮价上涨的也应该不会如此之高。从粮食总产量看，1998年是历史最高峰，达到5.12亿吨，到2003年减少到4.3亿吨，虽然从2004年到去年，中国取得了连续三年的大丰收，但粮食产量估计去年也只能达到4.93亿吨，仍比1998年的高峰低了3.7％。但是自1998年至今，中国的总人口已经增加了6757万人，增加了5.4％，在扣除了物价因素后，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水平则大幅度上升了41％，虽然直接的口粮消费明显减少，但是与8年前相比，城市居民的人均猪肉和植物油消费量增加了25％，水产品消费量增加了50％，禽类消费量增加了120％，而增加这些肉类产品的生产都需要粮食。从粮食的总消费量看，近年来始终在5亿吨以上，这样就在粮食不断丰产的背景下，仍然不断拉开了粮食供求缺口，补足这个缺口是靠进口。去年中国的年景虽然还不错，但是南北美洲和欧洲却遭遇了灾害气候，粮食生产都出现了较大幅度减产，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量显著下降，到去年末全球小麦库存已经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由此导致国际粮价大幅度上涨。去年12月国际粮食的现货与期货价格，都大幅度上涨了26.9％和24.2％，玉米现货价格更上涨了51.8％。由于中国仍存在粮食供求缺口，需要大量进口，所以国际粮价的波动就会立即影响到国内的食品价格水平。
　　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曾预测，在规划期内的5年中国的人口会再增加6000万人，是一个人口出生的“小高峰”，人口增长对食品的消费需求会增加，随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食品消费水平也会继续提升。按目前消费水平计算，到2010年中国粮食新增供给量要达到6000万吨，总量要增加到5.5亿吨才能满足需求，这就要求在包括今年在内的未来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要增长11.6％，年均增长率要达到2.7％。但是在过去的8年，中国粮食产量却是年均递减0.5％。但是从粮食供给潜力看，由于中国目前仍处在一个工业化、特别是城市化的高峰内，非农产业对土地供给的要求持续强烈，即使政府会把土地闸门关得很紧，但每年仍至少要保证近300万亩的耕地占用，5年累计就是1400万亩，按目前每亩耕地400公斤的平均粮食产出水平计算，要减少560万吨粮食产量，超过了去年粮食总产量的1％。除非中国的粮食单产水平在未来几年有大幅度的提高，否则自去年10月以来出现的粮价和食品价格上涨趋势就不是短期趋势，而是一个长期趋势。由于食品占了CPI约三分之一的权重，粮价的长期上涨趋势，也就决定了消费物价的长期上涨趋势。
　　在新中国历史上，粮食连续3年丰收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80年代前半期的农村改革时期，在连续3年粮食丰收后，到1984年就出现了农产品的普遍“卖难”，表明中国通过农村改革已经基本满足当时的粮食消费需求，因此导致改革的重心从1984年开始转入到城市。第二次就是这次从2004～2006年的连续3年丰收，但是却出现了以粮价上涨所带动的CPI攀升。今年出现中国连续第四个丰收年的概率几乎是“零”，如果今年粮食平产甚至出现负增长，CPI指数就会明显高出去年，所以在今年出现“胀”的格局已成定局。
　　再来看“滞”。本轮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但是在经历了包括今年在内的连续4年的投资高增长后，从投资周期看，到今年下半年将逐步进入尾声。从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长率看，到去年前11个月累计，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只有3.7％，12月则已进入到负增长，说明未来的投资需求增长明显乏力。从投资完成额看，上半年还高达31.3％，全年平均则下降到了24.5％，12月当月则已下降到13.8％的全年最低点。如果在去年新上项目投资已经转入到负增长，则今年到了下半年，投资增长率可能将低于15％，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到8％的水平了。
　　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经济目前已经露出了增长的颓势，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还高达5.6％，到三季度已经下降到只有2.2％。自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制造业与居民消费都出现了明显下滑，并且已经影响到美国的进口需求。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10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比上个月大幅度缩减了8.4％，降幅为5年来的最高水平。由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国家海外市场，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必然会对中国今年的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今年是内需的“单边”紧缩，则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8％，如果外需紧缩同步发生，则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到低于7％，对于出现这个前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必须有足够的警惕。
　　所以，“胀”在“滞”先，2007年可能会出现消费物价持续走高，而在下半年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滞胀”格局在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显露。
　　对宏观调控来说，“滞胀”格局是一个难题。中国央行最近已经表示，要对已经出现的消费物价上涨高度关注，隐含之意就是如果物价继续上涨，将不得不实施必有的货币紧缩。但是如果在今年下半年出现投资增长率的显著回落，并带动经济增长走低，财政与货币政策又都必须采取宽松的取向，这就成了一个“两难”选择。而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看，保增长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宏观调控政策在今年的基本走向，还是要把准备放松作为重点。
　　经济景气回落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对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形态缺乏深刻认识。中国在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市场经济已经生根，从产权关系到分配关系再到经济运行的特征，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虽然早就宣称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并在国际社会为争取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作出了广泛努力，但是许多同志的头脑中，仍然把中国当作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来看待，具体的表现就是仍认为传统体制下的需求膨胀是才是常态，因此认为只要稍微放松需求控制，就会出现传统体制中的“放、收”循环，而从不担心会出现需求不足这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特征。如果思想上没有准备，政策上没有储备，当衰退到来时就不可能作出迅速而果断的反应，就有可能耽误宏观调控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