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和发展是中国28来的三大主题，在已经过去的28年中，对外开放既是推动改革的基本动力，也是解决经济发展矛盾的基本手段。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体制方面面临的巨大矛盾，是如何使已经持续了30年的传统体制顺利转轨。由于传统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拥有强大势力，以及长期“条块分割”所形成的部门与地方的独立利益，使中国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经常面临着重重阻力，而中国通过持续扩大的对外开放，使经济发展不断与国际的市场经济体制接轨，迫使传统体制所把持的领域不断受到外部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和压缩，从而使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基本动力源。到目前为止，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而没有对外开放的促进，改革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从发展方面看，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障碍。在建国后长达3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由于采取了军重工业超前发展的特殊工业化战略，导致大量工业企业长期缺乏技术改造与更新，技术设备严重落后，而长期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政策，又导致在农村内部积聚了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按照库兹涅茨等人的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中，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最大为3·2倍，而1978年时中国为5·19倍。1978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拥有的固定资本已经达到了人均3000美元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却高达78％，是典型的人均收入200美元以下国家的水平。在国内资本积累能力极度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兼顾城市大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及时抓住了80年代以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东亚发达经济体产业升级的机会，大量吸引国际投资，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创汇，大量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为中国的工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条件。在过去的28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累计创汇约1·5亿美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近1·3万亿美元，进口机电设备约3·6万亿美元，使中国的“二元”结构矛盾大为缓解，也极大地提升了国力，从而使中国经济创造出连续28年平均9·6％高增长的世界奇迹，若没有对外开放，这个世界奇迹也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工业增长结构看“轻型化”的特征极为明显。1978年，中国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为57·8％，1991年下降到51·1％。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中国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在这一时期还处在以吃、穿为主的消费阶段，而政府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取向，主动降低了积累水平，使中国的工业结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整个90年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处在等待向住、行方向升级的阶段，一方面表现为自90年代初以来居民储蓄率与国民总储蓄率显著提升，一方面表现为在等待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新的消费热点，消费市场增长和工业产出结构的变化都相对80年代要缓慢得多。从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的比重变化看，到2001年上升到60·6％，十年间上升了不到10个百分点。

    从2002年开始，中国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明显表现出升级性变化，住宅和汽车成为新的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家庭，由此带动了自2003年开始的新的经济增长高峰。由于住宅与汽车消费主要依靠重工业支撑，导致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此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进入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新阶段。2006年重工业比重已经上升到70％，比2002年提升了7·4个百分点，年均重工业比重上升也超过了2个百分点。从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到工业化基本完成期，重工业的比重一般都会上升到占工业总产出3/4的水平，也就是说，在未来20多年内，中国的重工业比重还会继续上升。

    从资源需求看，重工业与轻工业最大的不同是，轻工业是以地表以上的农业资源为主要原材料，而重工业是以地表以下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为主要原材料，因此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工业化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指向，就从地表以上转到地表以下。但是中国虽然国土辽阔，地表以下的资源蕴藏量却并不丰富，例如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石油蕴藏量却只占3％，以资源蕴藏比重与人口比重比较相差就更大，中国以人均计算的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除了煤炭以外都排在世界80位以后，这样就使中国在进入重化工业增长阶段后，不可能立足于本国资源来支持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而是面临着日趋尖锐的资源短缺矛盾，也使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比以外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最近在一篇文章则指出，中国在２００５年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铝５０％、铁矿石８４％、钢材１０８％、水泥１１５％、锌１２０％、铜３０７％、而镍更远超越３０７％的增长水平。从近3年看，也有相关报道说明，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已经在世界铁矿石贸易占有40％的比重，在世界新增原油出口中也占有40％的比重，而在世界能源与矿产品贸易中，中国已经占有20％份额了。

    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亚洲四小”与中国大陆的资源禀赋条件极为接近，因此也都采取了与中国极为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轻重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并从国际市场大量换取资源。以日本来说，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初级产品进口在全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就超过了75％，并且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从人均初级产品进口看，则超过了1000美元。虽然自7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单位物质产品的能耗与材料消耗减少了许多，有利于减少资源进口金额，但是自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加快，引起世界能源与矿产品的价格迅猛上涨，从石油价格看，以现价美元计算的单价已经比80年代初期上涨了近50％，铁矿石价格上涨了2倍以上，金属铜价格上涨了3倍以上。由于在未来初级产品价格是上涨趋势，到2030年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均所需进口的初级产品金额恐怕要增加到1500美元，以15人口计算就是2·25万亿美元，如果初级产品进口比重也在75％左右，则总进口可能超过3万亿美元。为了进口就必须出口，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出口也超过3万亿美元，则中国的贸易总额就要超过6万亿美元。

    1992年中国出现粮食净进口，1993年出现了石油净进口，1995年出现了初级产品净进口，这一系列的变化已经预示着资源矛盾将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制约，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90年代中期，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基本特征还是处在“轻型化”阶段，一方面由于经济规模相对比较小，以国内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产出还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因此工业化资源匮乏的压力还不突出，但是到新世纪中国出现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后，国内资源产出就越来越不能适应国内迅速增长的需求了。从初级产品净进口看，1995年只有29·3亿美元，2002年增加到207·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2·2％，而2003～2005这三年间的年均增长率猛增到68·2％，增长率提升了一倍还多。近年来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处在停滞状态，而进口迅猛增长，如果到2030年初级产品进口额达到2·25万亿美元，则未来25年初级产品进口额还得增长15倍以上。

    这就给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末20多年内，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城市大工业升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那么今天由于中国的银行“存差”已经超过了11万亿元、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经济发展对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是，必须通过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保证中国工业化所需主要初级产品资源的获取，这就是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要点之一。

    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28年持续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随着经济体制的成功转轨，分配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要素分配体制过渡。收入分配体制的变化使中国的经济运行特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成功的一面看，是通过打破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充分释放了财富创造的动力源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的运行效率，使中国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特征，带来的新矛盾则是由收入差距拉大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与生产过剩倾向。根据有关方面统计，以“吉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分配差距，1978年为0·23，1990年为0·28，但是到1996年就急剧上升到0·40，目前则以上升到0·465，已经超过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进入到收入分配极度不平均的状态。

  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都使中国的储蓄水平与投资能力明显上升，但是却使居民主体的收入水平不能与经济增长水平同步提升，从而在国民经济总量循环中形成了巨大障碍，这个矛盾在目前集中表现为生产过剩的领域不断扩大。在90年代中期，消费品生产普遍过剩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显露，在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则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领域。例如根据测算，到2010年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可能会增长到超过6亿吨，汽车生产能力可能达到2000万台，发电能力则可能增加到9万亿千瓦，与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比较，都是太高了。

    最近有关中国分配问题的研究成果说明，目前中国20％的富裕人群大约占有了60％的社会财富，这与典型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相比并不特别高，例如根据2006年3月美联储最新的报告，2005年美国10％的富人就占有了全美近70％的社会财富，但美国的吉尼系数却低于中国。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按要素分配体制下，保障社会公平的主要机制，是国家必须通过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而中国在打破传统体制后，却没有马上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完善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以养老保障体制来说，根据劳动部的最新报告，到2005年只有1·75亿城市人口和5千万农村人口加入了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部分人口在全社会7·5亿劳动力中仅占30％，在农村还不到13％，在城市也没有过半，其他如医疗和失业保险的社会覆盖率更低。

    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由于中国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例如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高峰期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候，城市人口收入也仅比农村高出60～70％，而中国目前则高达3·3倍。此外，世界处在人均1500美元阶段的国家，城市化率一般都在55％左右，日本和“亚洲四小”则超过75％，但是直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40％。由于农村低收入的人口比重过于庞大，不仅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也成为扩大国内消费的沉重压力，2005年占人口60％左右的农村居民所购买的商品，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的比重还不到1/3。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转移支付体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财政体制和社会征信制度等方方面面的体制与关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而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则需要中国城市化的巨大推进，需要更长时间，因此基本理顺中国的收入分配关系至少需要8～10年时间，而从中期阶段看，至少在“十一五”时期内，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呈缩小趋势，而是会继续拉大。

    但是到目前为止，本轮投资周期已经接近尾声，2006年前期建设的生产能力已经开始释放，到“十一五”中期，还会有更多的生产能力集中释放，从而将使中国经济面临着现实的生产过剩矛盾威胁。如果由于各种长期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从而导致内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显著提升，则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平稳与连续性，只能依靠外需的扩大，就是增加贸易顺差。“九五”时期到“十五”前4年，中国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在2～2·5％之间，2005年已经提升到4·5％，2006年的贸易顺差增加到1775亿美元，净出口比重进一步上升到7％，“十一五”后期则可能超过10％，顺差额则可能超越3000亿美元。

    所以，扩大出口以保持中国的需求增长，就成为至少在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发展对对外开放提出的新的战略性要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给中国理顺国内的体制关系留下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新经济体制所面临的矛盾，都需要中国从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当中寻求解决途径，但中国是否可以成功地扩大利用国际市场与资源的规模，不能只是中国一厢情愿，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国际条件，要看在未来25年内世界是否可能给中国提供高达6万亿美元的贸易空间，这就要对目前以及未来国际环境的大趋势进行研究与判断。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也产生了所谓“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这种失衡的主要标志，就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逆差，有可能引发美元崩溃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全球经济失衡，是被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均衡关系所代替的，这就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对应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日益扩大的负储蓄对应于东亚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净储蓄，美国的需求增长对应于东亚与中国的供给增长。

这种新全球化格局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基本上是呈相互隔绝的经济发展格局，在发达国家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因此出现了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部的水平分工体系，而大量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无法融入这一体系中。此外，由于冷战时代东西方的对立，而“南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东方”国家靠近，限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此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分工圈”和“垂直分工圈”，即发达国家间仅在彼此之间进行工业制成品的投资和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仅进行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交换，这样就导致在南、北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鸿沟越来越宽。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距。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价格也随之提高了，比如以美国与中国比较，可用于工业化发展的耕地资源按人均计算，是中国的25倍以上，但直到今天美国的城市地价平均约为500美元/平米，中国则仅为1200元人民币，相差3倍以上。按理说稀缺的资源应该价格高，但中国的地价却比美国低得多，就是因为中美在二战后长期内由于经济发展隔绝，形成了高低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价格差距。反观与美国同处于市场经济体系内的日本，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城市地价水平就上升到6千美元/平米，是美国地价水平的12倍，就是日本土地要素稀缺在价格体系中的正常反映。

    冷战结束后，由于原东方国家纷纷转入市场经济体系，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立即展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面前。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的新潮流，由此形成了目前所说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战后至80年代末，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间流动，但2004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经从90年代初期的20％猛增到46％，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则猛增了48％。据世界银行刚刚发表的2005年全球金融报告，2005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910亿美元，比上年猛增了63％，说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持续了十多年后，仍在形成更大的浪潮。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迅速减少，必然会形成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在新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走得最快，贸易逆差的扩展速度也就最快。2005年美国的经常项逆差已经接近GDP的7％，2006年则肯定要超过7％。目前美国进口的物质产品，已经相当于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不仅美国是如此，欧洲也是如此，2003年欧洲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1000亿欧元，2005年根据欧盟统计，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达1060亿美元。同年11、12月欧元区连续出现贸易逆差，2006年前11个月累计则出现了151欧元的逆差，2006年出现欧元区的第一次全年逆差已成定局。

    由于在战后50年的长期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使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完全失效了，因为对贸易双方来说，汇率调整一般只能使贸易双方的相对价格水平在百分之几十的范围内变动，而由生产要素价格差距所决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商品价格差距却高达百分之几千，这样汇率变动幅度如果不足10％，对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影响还不足0·1％，超过10％也不足1％，所以想要通过汇率调整来纠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实例是2005年7月中国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调整了汇率政策，到2006年末人民币已经对美元累计升值了7％，但2006年前11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中方对美贸易顺差仍扩大了271亿美元。

    按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有30倍计算，即使在未来25年使人民币从目前对美元的8：1升值到2·7：1，即升值3倍，把这些差距缩小到10倍以内也要超过20年。以工资为例，目前中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大约为6％，发达国家大约为3％，如果未来都以这个水平增长，要100年才能拉平，加入人民币升值3倍因素，到2030年仍会相差10倍。从日元升值的经验看，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后才开始升值，而且在初始阶段升值的幅度也不大，只是在完成工业化十年后才开始大幅度升值，所以预计未来25年人民币升值3倍，已经是十分大胆的设想了。如果在未来20多年内中国仍可以保持住对发达国家极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就不会停顿，中国对发达国家贸易顺差的扩大也远没有到达顶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消费类产品已经基本覆盖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是消费类产业仅占发达国家制造业1/3的比重，而占2/3的重型制造业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转移。随着中国重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技术基础不断升级，将逐步形成承接发达国家重型制造业转移的条件，在未来10～15年内，发达国家的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甚至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都会大幅度消减国内生产份额，并把这些消减下来的生产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所以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新的全球化格局就会继续深入发展。

    在整个80年代，中国的出口产品是以初级产品和轻纺产品为主导，1994年，机电产品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轻纺产品，2006年，机电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6·5％，加化工产品出口，重化工产品的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52％，重化工出口产品比重的迅速上升，与中国的工业化在90年代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是一致的。但是直到2005年，中国的重化工业出口比重仍低于重化工业在工业产出中69％的比重，而在进口结构中，重化工业产品的比重仍超过70％，说明中国的重化工业在产品品种、质量和技术水平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重工业进口替代的过程还没有走完。此外，虽然重化工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但还有大量产品是消费类产品，与发达国家以生产资料类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结构，差距仍是很明显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重化工产品出口比重上升的空间是巨大的。

    在目前发达国家的8亿人口和4亿劳动力中，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约有8000万，总产出约10万亿美元。而中国不仅目前仍有约2亿左右的庞大剩余劳动力，到2030年人口高峰时，还会增加1亿左右的新劳动力，所以完全可以承接发达国家未来巨大的产业转移规模。当然不会是所有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都指向中国，但以中国稳定的政治体制、完善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制造业体系，和价格低廉且素质优秀的劳动力，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未来阶段发达国家重工业转移的指向地肯定首先是中国，从而使中国在未来真正获得新“世界工厂”的地位。

    如果发达国家在未来25年将把2/3的制造业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有年均2·5％的制造业产品需求增长规模，到2030年就会形成超过12万亿美元的进口需求，如果其中40％指向中国，则加中国目前的出口规模，到203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就可超过5万亿美元，这对于2万亿美元的初级产品进口需求来说，已经足够了。由于到“十二五”后期中国将通过逐步理顺国内的收入分配关系来提升内需水平，反映到进出口方面就是进口速度会逐步提升，到2030年也将逐步达到贸易平衡，所以到2030年进口总额也将上升到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则将可能在2030年达到10万亿美元。

    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本总额约有8万亿美元，如果其中的2/3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所吸纳的发达国家产业资本也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25年平均，每年约800美元，加上吸纳的其他类型国际投资，中国未来25年平均每年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利用外资额的年水平在未来还有可能上升。

    当1987年我提出“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时候曾设想，到2000年中国的出口可达到1500亿美元，这个战略目标设想曾被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然而到1995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就基本上达到这个目标了（当年出口额为1487亿美元）。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只要新全球化格局进一步发展，只要在未来长时期内中国与发达的生产要素价格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的贸易额和贸易顺差额就会不断增长。由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也许会在未来新全球化格局中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投资和贸易份额，因此预测中国的贸易额在未来25年内达到10万亿美元，并争取到2·5万亿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份额，可能还是比较保守了。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可以为中国的新对外开放战略描述出一个基本框架：

    （一）战略重点

    在经济发展方面，重点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出口规模，为国内的工业化建设换取必须的各类初级产品；

    在经济体制方面，重点是在2015年以前通过贸易顺差的扩大吸纳国内的过剩资本与生产能力，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连续性与社会稳定，避免中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二）主要战略目标

    到203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5万亿美元，进口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8％；

    如果世界贸易额在未来25年内以年均7％速度增长，则到2030年中国的贸易比重将接近20％；

    未来25年累计利用外资额为2·5万亿美元，平均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

    到2030年在出口总额中，重化工业产品比重将超过75％，约比目前提升20个百分点，在进口总额中初级产品比重将上升到75％，约比目前提高53个百分点；

    （三）战略发展阶段

    未来15～20年将可能是发达国家重化工业转移的高峰期，中国要为迎接发达国家重化工产业资本向中国的转移以及重化工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做好准备；

    由于到2015年以前中国还不可能转向贸易平衡，而仍具有扩大贸易顺差的趋势，中国政府在处理贸易摩擦和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方面，要准备应付更尖锐复杂的局面；

 

 

    新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具体化为许多相关的政策，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与政策相关的一些认识问题，因为只有澄清了某些模糊认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了37％。这样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例如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日、德三国，目前只有德国的出口依存度超过了30％，日本和美国都在10％上下，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时也不过16％，美国则从未超过12％，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应该继续允许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了。

    如果未来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7·5％，贸易增长率平均为8％，则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肯定还会继续上升，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72％以上，这样的战略目标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当我们讨论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时候必须看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动力源的变化。自上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相继出现经济“起飞”的各经济体，虽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长带动工业化加速，但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例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可在出口中外资企业的比重几乎等于“零”；“亚洲四小”在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出口比重不超过8％；而东南亚“五小虎”在8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仅占到20％。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到2005年，外资企业出口比重已经达到58·3％。如果不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巨浪，在中国也不会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长，因此，绝不能用所谓的历史规律来硬套中国今天的现实，只进行笼统的比较就提出中国贸易依存度过高的结论，而是应该依据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深刻改变的客观现实，来重新认识与设计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否则就会痛失掉促进中国加快工业化速度的最有利国际机遇。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目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有些产业领域甚至超过了90％，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某些产业领域，外资企业已经形成了闭环的产业链条。在当前讨论有关利用外资积极意义的时候，许多人似乎仅认为外资对促进中国就业有作用，而在经济安全、技术创新、民族工业发展等诸方面，外资都已不具有积极作用了，在保护环境和抑制国内资产泡沫方面，外资甚至发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庞大的资本剩余，许多人认为目前已经到需要限制利用外资规模的时候了。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是必须分清楚在一个事情中是好的一面大还是坏的一面大，权衡利弊才有正确的取舍。中国在资本方面虽然已经可以不依赖外资，但是在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科技与技术水平差距的阶段，只要扩大引进的外资是带有高技术含量的，从总体来说对中国就是有利的一面大。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由于新的全球化格局仍会继续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下一步产业转移的重点将集中到重化工业方面，而重化工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继续鼓励扩大外资流入所获得的利益，将会通过中国重化工产业获得更快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更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等方面展现出来。反之，中国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获得，中国就会在新全球化的增长格局中落后、掉队。

    外资流入扩大的确会对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领域形成控制甚至垄断，但首先是要看这些生产能力是否可以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利用，为充实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作出贡献。从改革开放以来转移到中国的外资企业实际情况看，这些外资企业一般都会是先满足了中国国内的需求，多出部分才拿来出口，有些行业中的外资企业目前外销比率很高，但首要原因不是不愿意扩大内销比重，而是在现阶段中国的内需还吸纳不了，随着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外资企业的内外销比率也会发生改变，也有许多外资企业原本就是奔着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来的，这就是一个推动中国产出增长与满足国内需求增长的过程。日本和“亚洲四小”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所谓“高速增长期”一般只能持续10年左右，但中国从1978年至今，已经创造出持续28年高增长的世界奇迹，其中不仅有改革开放的功劳，也是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所以只要流入中国的外资可以服务于中国的供给与需求增长，尽管会在许多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仍是积极的一面大。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外移，已经导致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增长速度的长期下降趋势，以美国为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1990年还高达25％，目前已经下降到13％，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到1％，所以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首先是改变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

    此外，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的工资水平，一般要比发达国家低80％，这样就吸引了发达国家逐渐把研发中心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得以迅速成长和扩大。外资企业虽然可以不断扩大在中国的产业领域，但人才是可以流动的，这样就为中国本土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准备了人力资源条件。

    许多人担心，中国不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依赖，从而不仅会阻碍本国的技术创新，还会由于发达国家对技术转移的限制，使中国的技术进步永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甚至使国家安全失去保障。

    从科技进步看，物质产业的发展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物质产业发展失去了比较优势，已经被迫走上了只能以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相交换才能生存的“虚拟资本主义”道路，科技发展的速度因此而显著缓慢下来。例如，美国最近几年的GDP增长中，有超过50％是被房地产业拉动的，而在房地产业中，即便是建筑5A级的高智能化写字楼，其科技含量也不超过15％，所以美国的许多精英人士都在担心，由于美国物质产业发展的“空心化”，将会导致美国科技发展也停滞。2004年由戴尔、惠普等美国高科技大公司提供的一份报告说明，过去20年里，美国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1%迅速降低到18%。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和其它亚洲新兴国家的高科技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从7%上升到了25%。1989年到2001年里，美国的高科技产出只增加了一倍，但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出却上升了8倍多。报告还指出，美国培养的理工科人材也落在了亚洲国家后面。以2000年为例，亚洲国家的大学颁发了大约120万份理工科的毕业证书，而北美洲的大学只颁发了大约50万份毕业证书。人材培养速度的缓慢已直接影响到美国在理工科研究领域内的新发现。报告说，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美国发表的理工科论文只增加了13%；而包括中国、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则增加了492%。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投入研究的资金也直追美国。报告说，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韩国和台湾的研究投资增加了140%，而美国只增加了34%。

    直到2004年美国的海外投资年收益仍然是正值，但当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已经比外国投资到美国的投资总额少了3万亿美元。美国许多精英人士曾据此骄傲的说，这是因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达，知识产权的回报率高，但是2005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首次出现了逆差，说明美国的科技进步速度与输出知识产权的能力已经开始萎缩了。种种迹象说明，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内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先地位，如今已经开始动摇了。

    反观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最艰难的“爬坡”阶段，从长期看，国内能源、矿产和主要农产品都存在着巨大的供给缺口，也不可能永远靠从国际市场进口满足需求。发达国家以占世界13％的人口规模，却消耗了超过世界2/3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也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老路，把完成工业化任务建立在石油、煤炭和钢铁等传统能源与原材料上，根据世界现有的资源供给可能计算，大约只能维持30～40年，而且会面临着剧烈攀升的资源产品价格与巨大的环境压力。这就逼迫中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向科技进步要发展空间，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会据此占领世界科技进步的巅峰。

    1994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第一次超过轻纺产品，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十年后中国机电产品贸易首次出现了156·7亿美元的顺差，2006年前11个月则猛增到623·3亿美元，增长了3倍。在2005年中美贸易中，按美方统计为中方顺差2020亿美元，在中美贸易所涉及的98大类产品中，75类工业制成品都是中方顺差，其中不仅有消费品，机器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23类初级产品则主要是美方顺差。从这些变化不难看出，主要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机电产品，不仅已在很多领域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能以强大的竞争力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重工业产品方面，却越来越依靠从中国的进口。

    可以预计，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的中心将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以，担心继续扩大引进外资规模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没有根据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繁荣期，中国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水平都出现明显上涨，这是否会使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丧失长期以来的竞争优势呢？

    从工资成本的竞争优势看，中国还可以保持20多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直到今天仍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从城乡收入差距看甚至比80年代有所强化，而彻底消除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恐怕需要30年乃至更长时间。二元结构使中国在今后长期内仍然会拥有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这样就会对中国的工资水平形成长期的压抑，从而使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长期的工资成本竞争力。

    中国的竞争优势也产生于区域的二元结构，即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在沿海地区要素价格上升后，企业还可以向内地要素价格低的广阔区域转移，一些小国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相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在要素价格上升推动下产业结构升级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向内地转移，仍可以保持竞争优势。

    从土地资源条件看，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所做的一项研究，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保持在5000万吨，国内耕地的单产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则在目前的18亿亩耕地资源中，还可以拿出1·5亿亩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发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约600万亩，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耕地转移规模还要高，因此土地供应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从产业竞争能力看，中国的竞争优势更明显。因为下一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会向重化工产业集中，而重工业的产业链条很长，发达国家只能首先转移重工制造产业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这就需要接受转移的国家必须具备良好重工业基础和很强的配套能力，以及素质优秀的技术工人。以机器和运输设备占全部制造业产出比重来比较几个发展中大国，2001年中国为32％，巴西和墨西哥为27％，印度只有19％；以当年该产业的产出规模比较，中国是墨西哥的4·5倍，巴西的7·7倍，印度的10倍还多；从制造业的工人人数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都在1000万人以下，中国则超过了6000万。所以，由于中国重工产业的发达程度明显高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发达国家重工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果说在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在接受重工业转移方面，这些国家的竞争劣势就太明显了。

    重化工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重化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轻工业，重工业比重的提升可以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从工资占产值比重看，却可能是下降的。例如在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中，机电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比纺织和服装产业部门高出20～50％，但是人均产值却高出3～4倍，所以如果重化工产业转移成为主导潮流，工资水平的提高也不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太明显的影响。

    “八五”时期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稳定的贸易顺差格局，到“十五”末期，已经累计形成了超过3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十五”时期累计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顺差额的55％。与此同时，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在资本项下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顺差，这种“双顺差”格局，使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也要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那么在新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当怎样安排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折算率，其基础是两国商品价格体系的比较，而各国商品的价格水平，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所决定的。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由于冷战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南北国家间高达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开启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但是除了资本要素外，土地与劳动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动，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及其商品价格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平，而是会在未来十几至二十多年内仍然存在着巨大落差，这个高达几十倍的价格体系落差不是简单地调整汇率就可以校正的。

    国外经常以人民币低估来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从理论角度看，货币的对应物是商品，商品的价值不提升，货币的升值就没有根据。举例来说，在目前的中国，一亩土地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其价值只能以数百元计，但是若转移到工、商业用途，其价值则会上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工商业领域所获得的产出价值，可以比农业高出几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个劳动力如果从事农业生产，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转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则可以创造出万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当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报酬率的部门向高报酬率的转移时，就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普遍提升，从而抬高了本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这就是本币升值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各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候，本币才会出现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币就有充足的理由，反之，在中国直到目前还有60％的农村人口，工业化刚刚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时候，硬要中国脱离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本币升值来提高本国的要素价值，才真正是对人民币的高估。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本国的最大利益。由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可以在两个存在着巨大价格落差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采购，发达国家如果仍然把生产和采购放在国内，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损失巨大的利润，放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和采购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上升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失，这是已经进行了产业资本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采购和销售中获利的贸易、流通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新全球化格局中真正受损的是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和采购转移的中、小制造商与流通商，以及部分失去工资岗位的产业工人，而他们实际上也已经从享受低价进口产品中获益。所以，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由于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结局仍然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并不是真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

    由于在今后长期内并不存在着对人民币的真实压力，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还是要与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同步，具体说就是要保持在真实换汇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中国的收入分配矛盾需要通过扩大外需来缓解，而且新的全球化格局也提供了这种可能，但还需要研究有关问题。

    一个问题是，贸易顺差需要扩大到何种规模才对缓解国内净储蓄过度增长为有利。中国净储蓄过剩的一个表现是国内银行体系的“存差”，1999年中国的存差额首次突破1·5万亿元，到2006年末则突破了11万亿元，其中2001～2003年之间年均增加为9700亿元，2004年增加了1·4万亿元，2005年增加了2·9万亿元，2006年增加了1·75万亿元。与此相对应，这三年累计的贸易顺差只有2·5万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当年国内新增净储蓄的40％，所以国内商品过剩的矛盾还是很明显。如果按近5年银行存差增长的速度计算，到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总额可能会增加到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按目前汇率折算就是超过3万亿美元，即使按目前顺差占国内当年新增净储蓄的40％计算，也应该形成10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顺差。当然在未来10年通过各种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国内净储蓄的形成速度也会有所减缓，甚至可能是明显减缓，但仍然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的年新增额，因此要求到2015年贸易顺差额增长到300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与目前外需缓解国内过剩矛盾的程度相同，如果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真的突破了10万亿元，实际上当年中国贸易顺差额超过5000亿美元才会更理想。

    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只有德国的贸易顺差总额达到过1500亿美元，未来10年中国的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否太高了呢？必须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15倍于德国，日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额都曾达到8000美元以上，人均贸易顺差额都曾达到1500美元以上。按此计算，以2015年中国人口14亿计，仅贸易顺差额就可以超过2万亿美元，要求到201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贸易顺差扩大加可能会增多的国际投资流入，会不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到2015年前中国的年贸易顺差额会增加到3000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平均达到1000亿美元，则仅由于这两个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就可能新增2·5万亿美元，加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和部分“热钱”流入，未来10年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上升到超过4万亿美元，这已经基本等同于目前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了。

    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必然会招致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化解风险的办法。

    首先是应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过于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累积着越来越高的风险。外汇资产与其他资产的不同之处是，外汇是一种“平衡资产”，即对于国际主要货币来说，这种货币涨了，必然是另一种货币降了，所以只要货币储备的篮子比较均衡，一般来说就可以避免货币汇率变动的损失。而证券、房地产等资产形态，则具有同升同降的性质，无法通过建立对冲机制来避险。

    另一个办法是尽快建立中国的石油、贵金属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大规模购买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例如油田和矿山等。中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由于天然禀赋的资源不足，中国也越来越加深依赖国际资源，例如石油和铁矿石等的国际依赖率都已达到40～50％，这样当国际社会发生任何动荡的时候，必然会明显影响到中国的物质生产供应链，但是我国直到最近才提出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任务，初步的目标是建立大约一周左右的战略储备油，与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立的3个月以上的战略储备油规模相差深远，而建立其他重要矿产储备的任务直到目前也没有被提出来，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安全性。我们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一方面又急需建立各种重要的资源储备，完全应该也有条件加快建立战略储备资源和推动企业到海外收购的工作。

    必须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储备的形式绝不只是一个，实物储备形式也是重要的储备形式。中国由于贸易顺差扩大和大量吸纳外资会形成大量外汇收入，但是把这些外汇收入是用于增加外汇储备，还是用于增加实物储备，是中国政府可以选择的。中国过去外汇储备不多，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人民币的稳定，适当增加外汇规模是必须的，但是按照国际惯例，拥有大约相当于3个月的进行规模就可以了，拥有满足6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了，按照满足6个进口的标准，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1995年就达到了，而到今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15个月的进口额，实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战略资源的实物储备规模以石油来说，却连国际公认标准的10％都不到，又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尽快转换中国储备的形态，实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还应该看到，由于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货币脱离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急剧膨胀，已经酝酿成巨大的货币泡沫，迟早会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危机的爆发，引起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因此即便可以通过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来化解汇率的风险，但还是不能避免国际货币泡沫破灭时庞大外汇储备对实物剧烈贬值的风险，这就更突出了尽早把货币资产大量转化成实物资产的必要性。

    对战略而言，不仅要有产业重点，也要有区域重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首先选择了广东、福建两省与四个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再向全国逐步展开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也需要选好区域的突破口。

    在90年代初期中国成功实施浦东开放战略后，到90年代后期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本届政府首先提出了东北振兴的区域战略，接着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最近又把区域发展的重点转到了天津滨海新区，目的也是想找到一个区域战略的突破点。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新全球化格局的发展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续重点将是重工产业，这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国际投资和出口增长都会向重工产业转移，而对中国来说，重工业基础最发达，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东北三省，因此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重点应该选择东北。

    客观的说，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以来，直到目前还没有看出显著效果，总结其中的原因，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外开放度没能明显提高，而中国28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证明，没有对外开放的促进，经济是不可能出现高速发展局面的。2000～2005年，全国进出口额对GDP的比率从39·6％上升到64·1％，上升了24·5个百分点，东北三省同期从23％上升到31％，虽然也有上升，但还低于全国5年前的平均水平。

    东北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除了对外开放度不高以外，根本原因是当地特别强烈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当地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无法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融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工业是直接为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服务的，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就需要与一个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否则就没有发良好的发展空间。改革前30年，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是为“准备打仗”服务的，可以不依托本地市场需求就获得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工业产出必须与市场需求相对称，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与本地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的矛盾就开始突出了。因为无论从重工业占工业产出比重看，还是从城市化率看，东北地区都是全国最高的，但是除辽宁的人均GDP可以进入全国前八位之外，吉、黑两省都处在全国的中位。由于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错位，产出无法被当地的需求充分吸纳，只能走过去以全国市场需求拉动重工业增长的老路子，但是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或是通过技术引进发展了本地的重工业，或是通过贸易获得了国外先进的重工业产品，这样就逐渐排挤了东北地区重工业产品的市场。而在东北地区，重工业受到外部市场限制，发展速度缓慢，本地轻工业本来就不发达，产品市场也逐步被外地产品占领，经济增长速度当然会长期落后。

    走出东北振兴之路还是要靠对外开放。在外部，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的浪潮正在兴起，在中国内部，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基础是相对最好的。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虽然缺乏本地市场，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却可以靠外部国际市场对重化工业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转移，来完成对本地区重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振兴东北经济的新路子。东北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新的振兴，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带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连成一片，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东北三省除辽宁有发达的出海口外，吉、黑两省都不能直接出海，这是东北通过扩大开放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障碍。从珲春地区打开吉、黑两省出海通道的构想已经议论了多年，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大力推动，但进展不大。如果能把东北定为新对外开放占领的重点地区，这个问题就必须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加紧解决。

    新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经济要更深地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特别是要不断加深对海外资源的依赖，这是否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新威胁？这个问题还要从新全球化格局的特点来回答。

    前面对新全球化格局产生原因的分析说明，在当今时代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已经丧失了全球的比较优势，将会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供应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生存形态已经发生了质变。拥有世界霸权的大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新的全球化格局框架下，只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能力增长，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消费才能增加，反之，如果中国的海外资源产品供应链断裂，也等同与发达国家要失去物质产品供应的保障，因此这种依赖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的格局，就是中国最好的国际安全保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物质产品供应依赖越深，中国的国际安全保障度就会越高。所以，在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并仍在发生剧烈改变的新时代，要有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已经经历过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把外交工作的重点从以前苏联为主的东方国家，转向第三世界国家。第二次外交战略转型就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向西方发达国家敞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两次外交战略转型，都高瞻远瞩，适应了当时中国的战略与发展需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需要提出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也需要与之配套的新的外交战略。

    从总的变化方向讲，西方国家将会不断加深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特别是在进入到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重工产业资本转移后，这种依赖会更加明显，这会使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中，逐步取得日益明显的优势地位，也会使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加友好，也如前所述，取得了某种国际安全保障。

    但是，由于中国必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资源，甚至把超过一半的世界资源，都吸收到中国来使用，同时又承接了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资本的主体和大部分市场需求，这样就会使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与中国一样，享受新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好处，从而可能使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围绕发展机会产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的冲突。近10年来，中国所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排在前10位的国家有6个是发展中国家，2005年有18个国家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有11个是发展中国家，其中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还有着很大的贸易顺差，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某些制造业产品输入，挤占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在二战后所形成的“水平分工圈”与“垂直分工圈”框架内，工业制成品基本是在发达国家内流动，工业原料则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新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框架，随着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制造业产品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工业原料则开始从部分发展中国家，流向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动中，中国由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优势，一方面在不断吸纳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各种工业原料，一方面向发达国家输出制造业产品，同时还把部分制造业产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了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框架，替代了以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的经济发展的新机会，也会因此重复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外交关系，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必须慎重对待的新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不仅中国的资源获得会失去可靠保障，还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孤立。因此，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必须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做必要的调整，要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到更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