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5日,我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宣布，中国2006年GDP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10.7%，达到20.9407万亿元。从总量上看，这是中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元大关，距离2002年首破10万亿元仅仅4年；从速度上而言，10.7%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新高。在这一数字引起了北美经济学家们极大的震动，因为中国经济像一部不愿刹闸的高速跑车，在2006年一下子冲破了人们的预言，非但没有呈放缓趋势，反而攀上了另一个制高点。

 

    美国摩根大通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由此将2007年中国GDP增长的预期比率从9.5%调高至10.0%；瑞士信贷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则表示，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三位几成定局。 

    与中国经济相比，美国经济2006年GDP增长仅为3.4%，但在发达国家中却已是翘楚，尽管她无法彻底摆脱经济硬着陆的危险。美联储至今仍在为通货膨胀压力过大而伤神。受访的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中美密切的经济依存度会让北京很容易感染上华盛顿可能遭遇的经济寒流。 

    关注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们反应则要平和一些。他们不惊讶10.7%的历史记录，反而担忧的是高速经济快车如何才能长久地急驰下去。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所言：“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当中国经济规模日益庞大时，国内消费对维持其发展更加重要。这个态势的持续将迫使人民币的汇率进一步升值，外汇储备增长放缓，最终要求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美经济依存正日益紧密。中国对美元债务的购买有助于美国维持汇率和价格稳定，同时中国则依赖对美国的大量出口发展经济。如果美国经济硬着陆，势必会伤害到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而其严重程度还需仔细分析。”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国际商业教授杨家文博士说，“美中经济关系是美中政治关系发展的感应器。民主党在美国国会的多数地位会让他们实行更强硬的对华经济政策，增大发生小摩擦的几率。但是美中紧密的经济依赖性不会改变。”

    以GDP为参数，斯宾塞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定位在GDP年增长率超过7%，而其持久性意味着25年以上。按这个标准世界上已有11个经济体实现了所谓持续高速增长，其中8个在亚洲。按他的话说“中国是最新进入这个名单的国家，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GDP增长最快的国家”。 

    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的经济学家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对2006年中国GDP10.7%的增长率显得处之泰然。他将这归功于中国出口盈余的强劲走势：“这一部分在中国GDP中所占比例甚至高出了美国贸易赤字在其GDP所占的分量”。同时，中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目前正呈现出走软的趋势。 

    除了外贸盈余，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经济系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在分析中国GDP的内部组成时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发展的主动力很明显是在中国投资的巨大增长，它占到中国GDP总量的24%。这一强大动力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国内投资，其中包括住房、零售业消费和基础建设发展。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中国经济有什么泡沫能在今后几年羁绊经济发展的脚步，”曾著有《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一书的威廉·欧尔霍特（William Overholt）说。 

    大量涌入市场的投资很多是冲着2008奥运的相关工程和商机而来，这让中国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担忧：一旦轰轰烈烈的奥运会结束后，中国经济的泡沫是否就要崩裂？在鲍泰利看来，这个泡沫是否能化解于无形，决定权在中国政府手中。 

    “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将过多的外部盈余转化为国内的消费需求，GDP增长本可以走得更好，而2008年这个经济转折点自然也能平安度过，”鲍泰利说。 

    杨家文对此同样乐观：“我相信中国经济在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仍能保持这一动能，即使某些行业的发展可能会有所降温，如旅游业、与奥运会相关的建设和房地产业。” 

    然而，目前担任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亚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欧尔霍特也警告说，2003～2004年中国的银行借贷出现某种形式的爆炸（explosion），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今后几年中中国要承受更多的呆帐问题。即使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银行也不会进一步放松银根，以避免更多的麻烦。中国的银行改革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发放人为决定的低息贷款，信用管理不善，就好像每年把几百亿元钱扔到大海中去了。这是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 

    谈到这一点，罗斯基最近坦言，中国经济有结构上的问题。例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涌入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就业问题。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想办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一个景象：能贷到款创业的人并不能为国家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而手中持有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企划书的人却很难从银行贷到资金。 

    “长期来看，中国GDP一直保持9%，甚至更高的水平，并不是好事。在下一个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段里，中国经济会放缓。”罗斯基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出台公司法，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但以经济发展的需求观之，步伐仍是慢了些。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更加积极地允许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做生意、办企业，尤其是金融部门要逐渐放开，用外来的力量刺激内在问题的改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质量更高的投资和更实惠的就业机会。 

    近20多年来，中国GDP的一个主要生长点来源于外国直接投资（FDI）。曾有经济学家指出，“FDI主宰了中国出口额的50%，以及中国进口额的60%。FDI对中国GDP的直接贡献度高达20%”。然而，从2005年起，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开始下降。2005年流入中国的FDI为603.25亿美元，比往年下降0.5%。同时，罗斯基注意到，在中国强劲的GDP增长中，FDI如今也只占到总量的4%～5%，份额并不是很大。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支持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事实是，FDI在2006年到华的数量也有轻微地降低。这说明中国对于FDI的选择比过去挑剔了。”鲍泰利一语道破其中的原因，“外国企业若仍想到中国做加工鞋子这样的生意，可能已经不太受重视，中国想引导外国投资的重点进入高科技领域。在带来资金的同时，谁能够给中国带来技术，谁能有新颖的发明或创新，谁就更有优先权进入这块市场。” 

    罗斯基、斯宾塞和欧尔霍特均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并不是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发展仍是健康的。FDI给中国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世界级企业管理经验，更快速的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比周围几个邻国聪明的地方就在于通过FDI，迅速吸收外国经济所赋予的优势。 

    “中国引进FDI的优势是其经济增长快于印度等国的主要原因。日本和印度正在试图学习中国，吸引更多的外资。但是，最近中国给FDI设限的做法看起来是个错误，除非他们是在贯彻某种非常具有选择性的改革，”欧尔霍特说。中国最近展开对外资并购进行限制的讨论，无疑给国外投资者浇了一盆凉水。 

    然而，杨家文则有自己的视角：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处在长期持久发展的一个瓶颈。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有效地将储蓄引导到投资。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对FDI的依赖会减少，巨额的国内储备将转化为生产能力，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前进。 

    外来的大量投资和持续出现的外贸顺差为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储备。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了一万亿美元的大关，挤下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西方媒体形容说，这笔钱相当于中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5%，道琼斯所有股票总市值的四分之一，意味着北京“随时有能力”收购埃克森、英特尔、波音等美国著名工业企业。 

    富裕的中国不仅仅对FDI的投资对象变得挑剔，在如何花钱上同样深思起来。受访的美国经济学家们为中国支出不同的投资招数。 

    “包括我在内的分析家都曾预测过，中国外汇储备将突破一万亿美元的大关。事实是，这笔钱将保持稳定。中国用外汇筹备投资美国或其它政府债券的数量会减少，而将更多的钱放到高回报的债券中去，”斯宾塞如是说。 

    鲍泰利认为：一万亿元美金的外汇储备如果要花在中国国内的项目上，困难重重，因为中国政府必须要将这笔钱换成人民币之后再行消费。因此，中国人更可能用这笔财富在国外购买资产，如中国在新加坡的公司，或是以其它方式到海外投资。 

    “中国的一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比于其需求是过多了，”欧尔霍特这样说，如果能用这笔钱调整中国银行的体系，解决呆帐、坏账的问题，也能同时提高其效能。但是，为了管理过多的储备就建立一个国有企业，不是一个完备的用钱之道。 

    杨家文的建议则是：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能保持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帮助中国建立财政稳定性，但同时也让中国积累了极高的金融成本。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发展长期稳定的外汇增长机制，而非通过出口和外国投资积累巨额的外汇。因此，中国应该逐渐减少对出口和FDI的鼓励政策，转而给国内企业和非出口制造业以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从而降低外汇储备。中国也可以将这笔钱投入民众的长期福利计划中，如教育、卫生和环保等。 
    中美经济依存，中国占上风 

    “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急刹车，将影响全球经济的需求和增长，尤其是中国，”斯宾塞如此形容中美经济依存的紧密程度以及美国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6年前十个月中美贸易额已达2,145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出口增长23.8%。目前，美国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最直接的推论是，假设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年增率从20%降到5%，那么，中国GDP的增幅将从10%降到8%，也就是减少两个百分点。同时，当华盛顿广发外债为伊拉克战场筹集军费时，中国运用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当上了美国最主要的债权人，以至于美国虽然对人民币升值和美中贸易逆差颇有微辞，却不得不顾全大局，三缄其口。 

    “如果美国经济发生硬着陆，中国经济就会受到伤害。中国购买了美国很多外债，对美国经济的风吹草动会有所警惕。还好，美国经济最近发展尚好，几年来一直贬值的美元也稍有回升了，”鲍泰利对美中经济合作的想法颇为积极。 

    同样，斯宾塞从美国一方解释说，“我不预期美国会（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实行更认真的保护主义政策。因为这对美国的自身发展就有风险。另一方面，一个合理的预测是，中国会进一步让经济增长资源多样化，允许人民币升值，分散经济增长中的直接张力。” 

    值得一提的是，摩根士丹利公司全球策略部前主管、伦敦投资研究公司（Independent Strategy）的总裁大卫·罗奇(David Roche)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美国经济打喷嚏，未必就能让中国经济感冒。 

    罗奇在名为《中国能承受美国经济下滑冲击吗？》的文章中说，总体来说，官方统计数字低估了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如果中国消费领域在GDP中实际占到50%的比例，而不是官方数据公布的40%，那么，每年消费增长10%就能让GDP增加5个百分点，这完全足以抵御美国经济下滑而减少的对华投资和进口数额。另外，中国的财政状况很好，可凭借这一实力刺激经济增长。一万亿美元的储备基金足够中国投资盈利性项目，弥补因失去大量美国生意而造成的损失。 

    罗奇道出了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主动性。罗斯基则看透，美中关系的症结不在经济而在政治。 

    美中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让人们希望美中双方能进一步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互惠互利。事实是，美中双方仍有一些难题要解决，但它并没有发生在经济领域。”罗斯基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所谓的人民币升值的需求，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其实都是美国内部的政治问题，是一部分利益集团，比如制造业主们的诉求。美中之间最根本的问题在政治上，台海、中东的利益和观点分歧才是症结。”

 

（作者为旅美经济学者、美国纽约中国项目咨询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