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二套最近播出了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通过纪实的手法叙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的崛起之路，宏大的场面的确给人以震撼，震撼之余，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看待大国的崛起，不同的视角当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的发展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性的因素，而不是由一些偶然性的事件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这是“大国崛起”最后一集 “大道行思”中的一段台词，思想文化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并不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问题的根本在于：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文化也才影响到了社会的变革，成就大国的崛起。好像编导们并不认同这一点。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国的崛起便是取决于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和一些历史伟人的出现。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偶然观的看法。
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是古埃及最后一位法老，她以其艳丽的姿色先后迷恋住了古罗马的凯撒和安东尼，由此产生出的是是非非最终导致一个有着3700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的结束。思想家帕斯卡，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如果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再短一点的话，整个世界的面貌将为之改观”，以这样的观点看待历史通常被称为历史偶然观， “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也就成为了历史偶然观的代名词。与之相对比的就是历史必然论，历史必然论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是：以因果性的关系强调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事件的本身及其结果。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与社会的群体意识——思想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就十分看重群体意识的力量，他说：“离开群体，个人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一个有影响的思想理论、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都代表了一定数量的群体意识。
大国崛起的成因
“牛顿的力学理论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牛顿的力学理论产生自十八世纪，这之前十七世纪时期，欧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以培根、霍布斯等人倡导的唯名论思想在当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唯名论是以提倡实验科学为主，倡导以一种朴实、简明和准确的思想语言来描述和解释自然，在面对当时纵横交错的词语网络，追求华丽词藻的社会风尚，一些极端的唯名论者则提倡：“聪明人用词进行推断，而蠢人则视词为财富。”，这里的“词”是指形而上的知识，即书本知识，这也是我们通常所提倡的“学以致用”。当时，数学理论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运用数学语言描述于自然，牛顿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瓦特运用牛顿的力学理论分析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创造了蒸汽机，这便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牛顿的力学理论或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偶然出现在中国社会，是否会开启中国的工业革命呢？这样的假设当然是不成立的，即使出现了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因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对思想理论的态度依然是：或者是神秘化的顶礼膜拜，或者是经验至上论的排斥各种理论；理论的创造处在如此的社会境遇，也就不难想象了。
在“大国崛起”中阐述道：英国和美国是由社会力量的推动完成了大国崛起，德国、俄罗斯、日本则是由国家力量实现了大国梦想。对于大国的崛起，尽管各国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但是同样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思想文化的创造、群体意识的把握。德国，历史上涌现出了很多位杰出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无论是思辨化的哲学还是先验逻辑化的思想，对德国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无疑这就成为了德国大国之路的社会群体意识的基础。俄罗斯，早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前苏联社会，就曾经发生过一场文化革命，当时的情形是：以消除文盲、大力兴办中等职业教育为核心，当然也伴随着一场清洗运动。这场文化革命对前苏联的工业改革、经济建设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直到今天完备的教育制度依然对俄国社会起到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借鉴前苏联发展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甚至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参考了前苏联的文化革命，只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毕竟我们有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深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众多的人口。借用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所说：“开垦处女地，需要把犁挖得很深很深。”。
在地域上，同样处在东方与中国为邻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西方科学文明的学习卓有成效。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的解释是“格物”，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关心人和社会相对比的结果，近现代以来，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则是引自日本，在日本对科学的解释是：系统化的分析。这种科学分析在日本早已成为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我曾经读过日本著名作家夏木漱石的一部早期作品，讲述的是一位贵族子弟的爱情故事，作者采用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描述人的情感是如何超越和突破传统道德理念的束缚来体现所谓的“内在的自然”。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西欧社会，强调以科学分析的方法解剖人的心灵，没有价值判断地还原人性的本来面目，由于自然主义过多地关注个体的人性自我，通常也被认为是反现实主义和对传统道德律的颠覆。我个人对自然主义也是持批评态度，理由是：个人是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因此尊重现实社会中的公共价值理念，乃是个人的生存之本，但是，公共价值理念绝不可以超越或凌驾于个体的人性追求之上，否则就是反人性的。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社会，自然主义思潮（包括哲学上的）盛行，因此有理由认为自然主义对日本社会的变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就在今天，千元版的日元货币上就印刻着夏木漱石的头像。与之相对比的就是，背离了科学分析的文化思想却长期笼罩着中国社会，“打倒某某某”“批判某某某”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曾撰文批评这样的文化糟粕，这是一种浮躁浮夸的激情发泄的表现，这样的文化思想是不可能成就大国的崛起。
倡导科学、提倡民主，自“五四”运动以来已有八十余年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能够只停留在口号中，也不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和任务，它理应成为我们实现大国梦想的方法和手段。
中国社会的变革之路
提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可追溯到1978年，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百废待兴，当然不能否认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民众的群体意识的主导力量。
著名作家张贤良先生在他最早的一部作品《牧马人》中讲述的爱情故事不同于很多描述爱情的小说，主人公由于出生的原因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一天村支书跑来问他：想不想结婚？他点点头。于是村支书领来了一位逃荒至此的四川女，她与他结合了。她不嫌弃他是一个右派，他也不嫌弃她是一个逃荒女，他每天都去公社参加劳动，她在家里开垦自留地，养鸭、养鸡，后来又有了孩子。原本是两个失意落魄者，在那个充斥了阶级斗争激情的年代，他们的结合创造了另类的、没有斗争激情的、中国传统式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在今天，当我们又处于另一种激情——物欲利益化的追求时，我们又该怎样来诠释幸福生活呢？
“施行那父义、母慈、兄友、弟贡、子孝等五教，拿礼乐制度来开导人民，使民不必修城郭，绝无人逾越沟池，销剑戟改造农器，放牛马于平原旷地，千年没有刀兵的灾祸，百姓没有离散的痛苦。”
在张贤良先生的另一部作品《绿化树》中，更为直接的提出“只有吃饱肚子才是真理”，这也是反映了很多民众的心声。上与下的共鸣，也才成就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时代，伟人的杰出之处在于：体察到民众的诉求，把握住群体意识，不在于其个人的超人智慧的个性表现，这也尤其是在政治上。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改革，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要去“吃饱肚子”上，理应体现在如何更好地“吃饱肚子”。
1. 经济反映了民众的生活状况，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生存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观念。在西方传统价值理念中，人的生存是取决于对物质化的需求，正像“大国崛起”中为我们展现的那样，这些大国的崛起是依靠对外掠夺和工业化的物质创造，因此，其经济观念就体现在物质财富的数量化追求上。而在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序才是人的生存之本源，正像我们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对外开放是本着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只是我们究竟该如何梳理这样的经济观念呢？
2. 工业化的物质创造离不开科学观念的树立，树立什么样的科学观念取决于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自然世界。西方传统的自然理念来源于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思想，认为：自然万物是由无法分割的原子所组成；并由此不断被演化和创造出把握自然世界的方法论思想。中国传统的自然理念认为：自然万物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虽然我们也心存有“人定胜天”的观念，但是却始终没有创造出把握自然世界的方法理论，长期以来，我们对自然世界的把握是依赖粗糙的经验方法，而不是精细的思想理论的思维创造。
2006年12月29日 于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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