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笔者自以为已经讲清楚了“贫富和谐”问题，即贫富作为两性事物，是经济社会人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贫富不仅不会“对抗”，而且完全可以实现“和谐”——尽管有时贫富差距十分悬殊，悬殊到似乎可以为敌的程度。于是，便有政治经济学家、学者开始骂娘：你这不是有意要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对？如果说“贫富”是可以“和谐”的两性事物，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进行斗争？

贫富如果可以和谐，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奴隶为什么要进行起义？农民为什么要起来暴动？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起来革命？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上述，不都是贫富不能和谐的表现？或者说不都是由于贫富分化、贫富矛盾造成的？否。笔者以为，之所以发生上述现象，不在于贫富差异的存在，而在于形成贫富分化不合理的经济社会制度。

笔者以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所以会产生矛盾与斗争，并不是由于“贫富差异的积累”或者说并不是由于“贫富分化”造成的而一定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富并非是导致阶级斗争的根源。那么，导致阶级斗争的根源是什么？当然是其他原因。

显然，当读者看了上述文字后是不能认同的，因为上述与传统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存在巨大的矛盾性。然而，笔者却以为，上述论述之间并不矛盾，也不排斥，而是由于还没有把“贫富分化”的概念、范畴搞清楚。换言之，如果读者能够随着作者把“什么是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的问题搞清楚了，也就自然不再会有以上所谓的矛盾，相反可能会支持笔者的观点。

诚然，“贫富分化”与“贫富差异”是不同的经济学范畴，否则，笔者也就没有在这里赘述的必要。当然，笔者也不否认在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而笔者下面将要阐述的，正是两者的内在联系。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贫富分化”与“贫富差异”的内在联系搞清楚，也就等于把“贫富和谐”的问题搞清楚。那么，什么是贫富分化？是怎样形成的？

笔者以为，贫富分化讲的是“形成贫富分化现象的这种分配制度”，或者说“贫富分化”是“造成贫富分化现象分配制度”的简称，而绝不是“贫富分化现象”本身有什么值得人们憎恨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憎恨“贫富分化现象”，是由于在“贫富分化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并不是对业已存在的、贫富差异的憎恨。

我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多少真的是在憎恨比尔盖茨、巴菲特的；相反，有不少的中国人对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赞赏有加！如果说他们与中国穷人的联系不大，还构不成“憎恨”的条件，那么，谁又能告诉我，在中国财富500强中，又有哪个人最令人憎恨？我看，能够说出个道理来的人不多。如果要问为什么？我的回答是：他们的富有，即非偷来，也非抢来。

现如今，人们为什么对腐败分子那么憎恨？如果没有说错的话，那是由于他们的财富是靠不正当的手段，利用职务之便从国家、人民那里侵吞来的。可以肯定，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无如何也不能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财富来源、过程相提并论。笔者以为，正是由于郎咸平教授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才在《价值中国》网上写下《与其仇富，不如仇腐》的理论文章。

笔者以为，在所有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里头，我们可以把通过腐败手段聚敛财富的这种形式理解为“最高形式”，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形式比它更不合理的了。笔者甚至有以下认为，那就是，它比通过偷盗、强盗、侵略战争等行为还要卑鄙，因为在这些腐败分子的狗脸上，还摸上了一层厚厚的、足以令偷盗、强盗、侵略战争行为都感到羞耻的“雪花膏”。

诚然，这也不是说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那些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就是合理的，而是说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才体现贫富分化的本质特征。那么，贫富分化的本质又体现了什么呢？笔者以为，就体现为一切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也。换句话说，只要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就会有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存在、积累，非“贫”与“富”之间有什么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如上所述，贫、富是性别差异的关系而非是性别矛盾的关系。再换句话说，如果“贫”与“富”是矛盾的关系而不是差异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发展，更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富不仅不是矛盾，而且还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笔者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物理学意义上的“第一推动力”。

大家知道，水之所以会运动，是由于存在着落差；电子之所以会运动，是由于存在着电位差；色彩之所以会运动，是由于存在着反差；而空气之所以会运动，是由于存在着温差；那么，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又来自何方？毫无疑问，是由于存在着经济管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差异也。价值差异是什么？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贫富差异呀！

为什么贫富差异就是价值差异？这是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追求社会财富的历史，就是一部财富由少到多，脱贫致富的历史，当然也就是一部不断地追求价值差异的历史。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价值差异，人们也就没有追求价值、创造价值的可能与必要。如果没有贫富差异存在呢？还有追求的必要吗？

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贫富差异，而贫富差异又不能积累与转化的话，试问，人类社会还有从事商品生产与销售活动的可能与必要吗？诚然，没有。而再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富差异不仅不是形成两个阶级对立、矛盾、冲突、对抗的根源，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十分有利。

如此，笔者的上述观点，不仅是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立，还是反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且从哲学上讲，还有绝对化的嫌疑。大家知道，世界上除了“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是绝对的，其他都是相对的。难道，“贫富和谐”就是绝对的？当然不是。为此，为了充分说明问题，为了把上述问题彻底地讲清楚，笔者还需要再导入一个概念——贫富矛盾。

“贫富矛盾”显然又是一个全新意义上的范畴，至少，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哲学、经济、理论界还没有过这个词汇的表述。那么，什么又是贫富矛盾？既然贫富是和谐的，又怎么会有“贫富矛盾”之概念的产生、存在？这是由于，这里讲的“贫富矛盾”是由于违反了“贫富和谐”的原则而产生了矛盾，并不是“贫”、“富”之间产生了矛盾——恰恰相反者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贫富差异”积累而成的“贫富和谐”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仅不是导致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还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以，如果出现了“贫富差异负积累”的现象，如果“贫富差异的负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就势必会产生贫富矛盾，表现在“贫贫之间”、“富富之间”的矛盾。

有时候，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也把这种发生在“贫贫之间”、“富富之间”的矛盾，称为“贫贫矛盾”或“富富矛盾”。 如此说明，所谓“贫富矛盾”是指“贫贫矛盾”、“富富矛盾”而非“贫富之间”存在矛盾，或者说由于贫富之间是和谐的，所以是不可能发生矛盾的。如果发生了，那也不是贫、富发生了矛盾，而一定是由于其他的矛盾发生在贫、富人们之间。

这就如同两口子打离婚，绝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性别差异，而是因为在他们两口子之间，因为别的问题发生了矛盾。比如由于“第三者”的介入，使两者发生了矛盾。如果追究起原因来，那实际上是由于“同性之间”发生了“性排斥”，而不是“异性排斥”。换句话也就是说，异性之间是不排斥的。其实，异性之间不仅不排斥，而且还是相互吸引、互补的呢。

笔者以为，不仅贫富之间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同样不排斥。不可否认，现如今，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误以为两者是矛盾的、排斥的。其实，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认识。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关于“资本来源”问题的对立，非科学间的对立。

可以肯定，只要是能够被称为科学东西都不应该是对立的而一定是和谐的、互补的。否则，它们也就没有被称为科学的资格。这是因为，只要是科学都应该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而不应该是专门制造对立、矛盾的。诚然，这也不是说，在科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连争论都不可以，但是，争论的结果必须要趋向一致、趋向同一，而绝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

换言之也就是说，争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同一，取得一致性。这是因为，对于同一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只有一个，除非人们的认识角度或者说立场不同，或者说他们研究的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不仅如此，从逻辑的角度上去看问题，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认识只有一种是正确的或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认识只有一种是错误的，不可能出现既错误，又正确的两个结论。

如果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就说明他们都是片面的。比如关于价值来源、资本来源问题的争论，就具有上述片面性的特性。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则认为“价值是资本投入的产物”。谁说的对？笔者以为，它们都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认识，才是比较正确的呢！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离开了劳动、资本投入，价值这种东西压根就不可能产生。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非劳动、非资本等物质业已存在的“原生态价值”的客观存在，即如果客观物质本身不存在价值属性，不要说劳动、资本投入不能产生价值，其自身的价值也不存在。由于上述两种学说均未能搞清楚价值、资本的本原，所以才造成两种价值观的对立。

将落差如此之大的一个标题落在这里，读者势必会感到些意外，因为从上下标题所表达的内容上看，它们似乎风牛马而不相及，可以说有霄壤之别。然而，笔者却不这么认为，不但不觉得有什么落差，而且还十分地贴切也。这是因为，笔者在上一个标题里，讲的是和谐都应该具备的条件，而在这下一个标题里，笔者想告诉读者的是，贫富之和谐是需要条件的。

记得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显然，他老人家说这句话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在改革开放前，就有人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和“只要红旗不倒，穷点也无所谓”。

大家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欧洲和亚洲，建立起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再加上原苏联在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盘和经济实力虽然还比不上资本主义，但加上一些中间力量，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可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了。大家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有优越性。也就是说，当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却出现了“经济滞后”的现象。终于，在上个世纪末，出现了就连马克思主义倡导者也不曾想到的事情，那就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在一夜之间便发生了解体。还好，要不是由于有个邓小平，恐怕中国也救不了社会主义。

笔者以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会发生剧变，前苏联之所以会解体，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没能把本国的经济搞上去，也没能使其人民富裕起来。相反，“二战”结束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一直都在搞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并出现了两个十年的“大飞跃”——被经济界称为“黄金时代”。相比之下，让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失望了。

尤其是东西德国，南北朝鲜的比较，似乎都在证明这一点。现在，我们先不去讨论其原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穷点”并非是个“无所谓”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着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此，当然也就证明，邓小平先生说的那句话的正确性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贫穷”何止“不是社会主义”？难道就是资本主义了吗？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贫穷”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谁都能搞清楚的问题，未必也。为什么？因为这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其中蕴藏了深奥的哲学原理的一句话。应该承认，邓小平先生是一位最善于将一些深奥的原理蕴于简单的一句话里的哲学大师了。比如，他曾经说的“白帽黑猫，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或许有读者会质问，即便邓小平先生在上面说的那两句话里确实蕴涵了比较深奥的哲学原理，那么，它们与“贫富到底能不能和谐”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诚然，这其中的关系大了，否则笔者也就没有在这里涂鸦的必要。笔者以为，从哲学上讲，“猫论”讲的是事物的“差异性”，与毛泽东先生讲的“矛盾性”，是既有微妙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两个范畴。

严格地说，毛泽东先生是不承认事物的差异性的，否则他就不会说“差异是处于萌芽状态中的矛盾”这句话。由于“处于萌芽状态中的矛盾”也是矛盾，所以就有了“矛盾就是事物，矛盾就是世界”的结论（均见《矛盾论》）。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富自然也就是处于矛盾状态的事物了。然而，邓小平先生却是不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在邓小平先生看来，贫、富是一种差异的关系而不是矛盾的关系，所以邓小平先生才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邓小平先生为什么没有说“贫富差异不是社会主义”？可见，邓小平先生并没有把贫、富当作矛盾对待。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句话上得到证实。

那么，“贫穷”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笔者以为，“贫富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旦贫穷就会导致社会矛盾产生，会导致例如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剧变和前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的解体，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贫穷如果是社会主义，那么，上述的那些现象也就不会发生。诚然，如果出现“贫富分化”现象，那就更加不属于“社会主义”了。

可以肯定，贫富分化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政治、经济制度的体现，即正是因为有“贫富分化”制度的存在，才导致了剥削、剥削阶级的产生。也就是说，贫富分化的形成是有其原因的，而这个原因正是造成贫富分化的分配制度。

或许又有读者会问：作者这个标题是“为什么说‘贫富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而笔者在上述文字中，却时时处处在讲“贫”与“富”的为什么“和谐”的；如此，作者不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非也。笔者以为，说“贫富”是“和谐”的，并不等于说“贫富现象”的存在是合理的，更不等于说造成“贫富想象”的制度是合理的。这，显然也是两个范畴。

换句话说，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仍然解决不了“贫富分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产生怀疑必要，因为它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相左，或者说我们还不能把产生、制造、形成“贫富分化”的社会制度称之为是社会主义，当然，就更不是共产主义了。为此，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色，我们必须要努力消除“贫富分化”。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与崔文华教授发生过多次的争论，焦点在于导致贫富分化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崔教授认为，“所有制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他的理由是，所有制是形成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一个社会要想实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从所有制的改革问题上做文章。上述，显然是作者对崔教授文章的概括和总结，不一定是崔教授原话。

很显然，崔教授的话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从目前的分配上看，全世界都是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来进行。那么，笔者的观点又是什么呢？笔者的观点是，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其固有所有制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可以说都是人类经济社会长期演进的结果，虽然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但存在的一定是客观的，人为改变不利于发展。

那么，怎么办呢？笔者的结论是，与其在所有制问题上纠缠不清——且有扰乱现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嫌疑，不如从现有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上入手——人类再也没有通过武装斗争和制造社会动荡改变所有制现状的必要了，可以说已折腾不起。也就更不要说，通过武装斗争已实现了改变所有制目的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使他们的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

如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走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的路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也正是由于如此，笔者才在最近连续发表了两篇《回复郎咸平〈我不反对改革但应重新定义改革路径〉》的文章。郎咸平教授关于“改革”让人民都能够富裕起来的“路径”，说得真好，可以说一语破题。之后，朗先生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与其仇富，不如仇腐》，可以说非常深刻。

郎先生为什么会有《与其仇富，不如仇腐》的文章？可以肯定，郎先生已经在关注如何对现有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的路径了。如何改革？由于从某种意义上说，现有的国有制或者说公有制容易产生腐败，所以，为了防止和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就有将它们改造成为“人民实际持有公有财产股权”的必要，而不是只有那么几个国有资产管理者在玩弄是非。

可以肯定，即便是社会主义中国，如果不能对现有的所谓表面上的“公有制”，事实上的“腐败制” 彻底地进行改造、改革的话，贫富分化现象不仅不能根除，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是因为，实际分配权并不在广大的劳动人民手里，尤其不在没有国有资产管理权、分配权的人民手里，更不要说城市失业人群，而是由个别人、最多是少部分人操控着。

试问，这样的所有制、分配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吗？这样的所有制、分配制能不导致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吗？这样的所有制、分配制能不激化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吗？这样的所有制、分配制能不引起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愤怒吗？难道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只是让那些少数人获得管理权、分配权吗？难道我们的领导人对此种现象就不反思吗？

诚然，笔者知道，我们的国有企业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更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改革基本上是建立在国有企业基本管理者、职工的基础上，其改革的结果，可以说仅利于这些管理者，最多再把在国有企业上班的职工们的利益加上。可是，谁又能说，就是把上述人员统统加到一起，也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特别是那些管理者的利益，而谁又管失业阶级的利益？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到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如电信、供电、水利、交通行业和公共事业单位上班，也就自然成为了领导人进行腐败的一个客观原因。据查，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为了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岗位，已经有人出价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钱了。信不信由您，据说一个煤检站的工作岗位，价格高达30万元。请问，这一切的一切，谁之过也？

可以肯定，如果贫穷“可以使人生盗”，所以“不是社会主义”；那么，造成贫富分化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呢？亦可以肯定，同样“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更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笔者以为，只有当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国企管理者、职工最终都成为“公有资产股东”的时候。因此，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路径，必须沿着此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