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真是有趣。据媒体报道，于丹签名售书的现场有人以“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之名进行抗议，把于丹的学问嗤之以“快餐文化”。那位抗议者为何认为孔子会很生气？是因为受到批评而生气？于丹对孔子都是奉承而没有批判啊？那么是因为受到奉承而生气？哪有对自己赞不绝口的人生气的？
我看过于丹在百家讲台的《论语心得》，虽说感到有点快餐味道，但是孔子是否很生气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于丹的讲座中从头到尾都是对孔子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而我实在不知道孔圣人对于这个对自己善便辟的损友会是什么态度。如果说孔子不生气，则孔子也是喜欢他人奉承的凡人一个，若是生气了，同样不够圣贤，大人不记小人过不是？何必在意呢？其实，孔子已去，古人没有感觉。生气不生气只是当代他人对于丹行为的感受，不是孔夫子本身的感受。
之一．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
如果孔子是圣人，圣人就不应该和小人计较，不应该对小人行为说三道四。但是，据《论语》记载，孔子却经常教导他人，批判他人的行为。樊须学稼学圃之事就是一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孔子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但是孔子真的知道周天子之天道是什么吗？未必。但有些许统治才能的仁德君子，无不把民众生存放在首位，民之不存，国将不国。而民如何生存？民以食为天嘛。因此，历朝历代无不把粮食生产放在战略地位看待，现在的政府也是如此。
自古以来，道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民之生存才是推行道政的目的。而孔夫子显然有点本末倒置，把追求大道当作人生的最高理想。尽
没有粮食，民不聊生才会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逃荒去向何方？物产丰盛之地就是他们所要投奔的地方。民以食为天，有吃的天就在，天在道就在，何须逃荒？显然，对于民而言，逃荒是为了一个衣食住无忧的生活。而逃往一个满是不稼不圃的君子之国，民又吃什么呢？君子可以去食而存信，可以乐（行周之礼乐）而忘忧，但是民可以做到吗？
孔子即便是不懂嫁不知圃，也不必嘲笑樊须。樊须即便是达不到当今农技泰斗袁隆平的水平，甘愿稼圃，乐陶陶于其中，不是也可以做到“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学嫁的袁隆平为当代人类的贡献可谓大德大仁之举。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为了他心目中的大道，他认为可以放弃生命。为何说孔子是一个极端理想主义呢？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之信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大概没有想到，“去兵”是受民欢迎的，可以减轻民之兵役赋税。但是，如果“去食”，等于是直接“去信”了。因为民以食为天，国家连粮食都不保了，还谈何信用？倘若真到了“去食”的地步，怕是民必“襁负其子”而去他国矣。
孔子对自己的大道未来深表担忧，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海上何食何饮之有？“乘桴浮于海”不等于是投海自杀吗？正因为是自杀，孔子才嘲笑子路“从我者，其由与？”，“由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是啊，子路愿意跟着老师“乘桴浮于海”，老师不仅不欣赏他还嘲笑他不知死活有勇无谋。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食恶衣者，未足以议也”（《论语·里仁》）。作为普通黎民百姓，肯定是以恶衣恶食为耻，追求锦衣玉食的。但是，孔子不然。这些追求锦衣玉食生活的俗人，孔子理都懒得理他们。孔子欣赏的是粗茶淡饭的“清贫”，“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的高度可谓至高，但是，高到视生命为第一重要的平民小人们都不敢攀附，可谓高不可攀啊。
但是，孔子又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他认为可以以身殉道，只是讲给他人听的，他自己并不会这么做，对待自己，他又是一个生命至上的机会主义者。子曰“修身以敬”，“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
孔子时代的经济状况会是什么样子？
心理学认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低层次的必要需求满足之后会转向非必要的高层次需求，这个规律应该是历史一贯的。在孔子时代的经济状况如何？可以从《论语》中的有关字句略窥一斑。
食，是一种低层次的必要需求。但是，如果上升到饮食文化的高度，则就是非必要需求了，或者说可以证明低层次需求（吃饱）已经被满足了，转而考虑“吃好”的问题了。饥不择食，反过来，择食，说明不饥。孔子对于饮食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吃饱的低层次阶段，已经进入了高层次的择食阶段。
《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对于饮食的要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如此择食，可见孔子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果腹”层次了。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招收学生要求交纳“束脩”（一条腊肉）作为学费，自此以后，“脩脯”、“脩干”变成了“学费”的代名词。孔子招收的学生不少，这么多学子一年到头吃掉的粮食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便是现在办一所私立学校，学生吃饭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变成一个不小的产业部分）。为何孔子不让学生交纳粮食作为学费呢？
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粮食当时对于孔子办学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了。而孔子收那么多“脩脯”，不知道是用在学生身上了还是家人吃掉了。从《论语·乡党》当中“沽酒市脯不食”来看，孔子收纳“脩脯”的时候大概还要讯问一下是弟子家中自制的还是源于“市脯”，如果是“市脯”，则孔子自己和家人吃的可能性不大，大概是用来换取粮食或给弟子改善伙食用的吧。但是，至少可以说明粮食不管是自己生产还是到市场上换取，总之是可以满足需要的，否则，孔子的民办学校也无以为继了。
是孔子的需求和心理学规律有悖吗？当然不是，孔子之所以坐而滔滔宏论，惟一的解释就是基本的衣食需求对于孔子及其家人来说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孔子所赞美的颜回生活，其实并不是赞美这种生活水平本身。
之二．价值判断见仁见智
以己度人，这也是心理学的一条规律，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个“以己度人”的习惯，实际上没有认识到价值判断的主观性，把价值判断变成了“我认为好（坏），你也应该认为好（坏）”，而忘记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容易出现价值判断的偏差。
当然，这种强加于人的价值判断其实有善意和恶意两种。对于被看作是恶意的，后来的人们总结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狗眼看人低”之类。有时也是善意的，比如自己喜欢某些东西，希望自己的亲人也能够分享。
孔子教导说“己所不予，勿施于人”。由此可见，孔子不反对“以己度人”的做法，只要自己愿意做，就可以要求他人效仿之。如此看来，孔子是一个自大自恋的人，把自己制订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作为客观的准则了。
于丹在《论语心得》里就讲了一个“以己度人”的故事，抄录于下。
宋人的笔记中记载过苏轼和佛印交往的故事。苏轼是个大才子，佛印是个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佛印老实，老被苏轼欺负。苏轼有时候占了便宜很高兴，回家就喜欢跟他那个才女妹妹苏小妹说。
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看我像什么啊？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就活像一摊牛粪。
这一次，好像佛印又吃了哑巴亏。苏轼回家就在苏小妹面前炫耀这件事。
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就你这个悟性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就是见心起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说明他心中有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
于丹诠释说，这个故事适用于我们每个人。那么，是否也适用于孔子？
孔子不止一次地嘲笑这个小人那个小人，用于丹引用的这个故事中苏小妹的见仁见智逻辑可以得知，他人在孔子心中都是小人，说明孔子其实也不怎么样。请为学嫁学圃的樊须把孔子看作是无所不能的圣贤之人，说明樊须心中有圣贤；而孔子却反而鄙夷樊须为“小人”，岂不说明孔子之心也不过就是小人之心？那么，樊须和孔子的关系就变成了苏轼和佛印的关系了，即孔子是小人，
孔子有时也会里外两套标准。
孔子对待他人违反礼乐的行为非常痛恨，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但是，对待自己的弟子他却就网开一面了。《论语·先进》则记载，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你瞧，面对弟子们如此不听师训，孔子也没有说什么，仅仅是把如此忤逆之事的责任推到了自己的弟子们身上。我们可以想象，门人厚葬颜渊不可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如果偷偷摸摸还何“厚”之有？如果大张旗鼓地厚葬，孔子必然知晓，以其身份名望要阻止这样做也应该是完全可以阻止得了的。即便是“二三子”们是趁着老师不在家时厚葬了颜渊，按道理孔子知道后也应该说：“厚颜无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才对，但是显然、实际上孔子是默认这件他认为“不可”的事情发生了（还真不知道“厚颜无耻”到底是不是说厚葬颜渊的行为是无耻之举呢）。这就和他对待季氏“八佾舞于庭”的愤怒态度有天壤之别了。
孔子周游列国，虽然屡败屡战，但最后还是屡战屡败，只好自己创立民办学校。孔子大半生的颠沛流离生活，说明他的政见在当时并不被各国推崇。
鲁国当时算不算是仁政？应该是的。毕竟孔子开得了私塾可以讲授自己的理论，毕竟可以养得起诸多的门客学生。说明鲁国当时的经济、政治秩序是良好的，宽松的。但是，这个民乐和平的社会状况在孔子眼中会是什么评价？要我说，鲁国公能够把国家治理到这种程度，应该是一个受到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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