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有句话非常流行，不管在什么场合，就是全国人民开的代表大会上，也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这句话是什么？就是“以法治国”。“以法治国”这句话也错了吗？在没有把道理讲清楚之前，显然还不能得出“错”的结论，因为这句话的“正确性”，似乎已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坐下来细心想想，不难发现，它的历史不但悠久——中国古代发家就有此主张——若没有搞错的话，还是当今中国“忙于处理”而“疏于管理”现象不断产生的直接祸根。

    最近笔者在网上看到崔文华教授一篇文章，说“以宪治国”是科学发展的“本质问题”。笔者以为，“以宪治国”或者说“以法治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法律始终滞后于已经形成的犯罪”或者说“法律始终滞后于已形成的一切不良社会后果的事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旦发展到用法律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而到那时，用百姓的话说，“黄瓜菜都凉了”。

    首先，“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不是“道德的上线”，就是说一旦发展到让法律“说话”的地步，人类的道德屏障已经被违法分子给践踏得差不多了。事实上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我们的人际关系并不是由法律制度来维系的，而主要是靠道德关系来维系的。这，恐怕是再清楚也不过的道理了。至少大家应该承认，对簿公堂的事情，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

    其次，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是，就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即便人人都知道有一个个法律法规的存在，可是，人们就是不能按《合同》办事，也就不要说“以法办事”了，也就更不要说在我们的法律条款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法律条款了。比如，通过结婚个别人就能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而在我们的《继承法》中却明文规定，夫妻是第一继承人，而不管“是否再婚”。

    一些缺乏道德，更不惧怕法律，而又能游刃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人，通过结婚以达到致富的目的不说，还使得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失在茫茫原野。另一方面，在中国之《继承法》的保护下，那些人不但活得自在，而且把死者的老父母、子女们，从本来属于儿女、父母的家中驱逐！试问，这样的事情还少吗？最不能容忍的是，“杀人者”已经“偿命”，才找到真凶！

    正由于如此，笔者才说，一旦到了到让法律站出来“说法”的地步就晚了，可以说“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比如，当一个又一个的违法事件发生了以后，我们的环保部门和所谓执法部门才露面，结果是被人偷的人、被污染伤害的人才能出来把违法者告到法庭，让受害人承担诉讼费。再加上公检法反映得迟钝，真不知道有多少良民百姓被我们的法律逼上绝路。

    那么，什么是“以法治国”？笔者以为，它是产生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一种东西，其目的、作用，基本上是在保护少数“违法者”的利益。换言之，一个人只有在已经违法的前提下，才能受到所谓法律的保护，要不然，在西方国家为何会有所谓“陪审团”制度？即便是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法律如何做到保护“非违法者”的利益？即便能赋予其保护职能，已经死了的人能复活吗？已经污染的环境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恢复吗？

    比如，一个“违法者”已经违法，受损害的人能挽回受到的伤害吗？难道通过法律的途径给他们赔点钱就算挽回他们已经受的损失吗？试问，有多少个违法排污企业，通过法律的制裁以后，能把已经被他们污染了的环境给恢复了？难道国家收了那么几个钱就算“以法治国”？谁为在不知不觉中喝了污水的下游人民的生命承担责任？即便有人承担，岂不晚矣？

    笔者以为，“以法治国”这种提法实在是落后，似乎非要把人们都逼到法院里的时候才甘心呢！先不要说“以法治国”这种理念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已经有了（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即便它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也不能算做是种什么新鲜玩意儿，因为“违法在前”而“护法在后”。如是，在一个讲诚信、讲礼仪、讲文明、讲道德的国度，为何不提倡“以理治国”的理念？什么叫科学发展观？按一个漏洞百出的《宪法》能体现科学发展观？

    或许有人问了，我们不讲“以法治国”讲什么？笔者现在可以告诉你：“讲理”也！什么叫“讲理”？“讲理”难道能够把我们国家“讲”出来个子丑寅卯来？是的，因为“理在法先”，可概括为“以理治国”。试问，如果没有“法理”，怎么会有“法律”？一个连“理”都不讲的国家，哪有什么法律可言？诚然，笔者这里讲的“理”有两曾含义：第一，“以理治法”。即，只要是不讲理的，都应该制止，即便它已经成为法律条款，都须立即加以改正。

    第二，“以理治国”。即，不管他是谁，不管它干什么事情，都必须要给大家讲出个道理来，讲不出道理的——无论其是否合法——都不能去办。比如，在老百姓还没有享受到医疗保障制度之前，公务员和我们的领导干部就不能享受，因为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人民为公务员服务”的。否则就属于不讲理，因为此种做法虽不违法，但肯定“违理”。

    为此，为了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能使宪法能真正地体现广大人民的利于和意志，笔者斗胆向中国政府、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迅速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法》。有两层含义：一，理在法先，以理治法；二，以理治国，先于法来管理国家。

    在我们政治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一个“透水事件”还没有处理完，另一个“透水事件”又发生了；一个“污染事件”还没有处理完，另一个“污染事件”又发生了；一个“药品降价方案”还没有实施下去，另一个“药品降价方案”又出台了。分析原因，无疑，与我们部门领导人，“只讲法”而“不讲理”的工作作风，无不产生联系。

    比如，导致部分居高不下的药品价格的根源在于有“特殊公民”的特殊性上即基本上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待遇的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看病、吃要基本不掏钱，那么，“高药价”和“高医疗费”现象就不可能被制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领导人就是不敢面对上述理的存在，而把注意力盯住了药品批准文号上，结果把丰厚的药品利润，送给了外企、外药。

    再比如，为了发展游戏产业，不惜以一个民族青少年沉迷于网吧为代价，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把后代的前途给断送。虽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谁能说青少年犯罪率的提高与上述无关？我们为何不能通过“逆变管理”来达到“防患于未来”的目的？比如，通过设计、生产《腐败疫苗》、《环境污染疫苗》、《洗钱疫苗》、《金融危机疫苗》、《青少年犯罪疫苗》和《企业亏损疫苗》等，就不失为是一种好方法、好路径。而且还可以肯定，采用这种方法达到的效果远非是制定、颁布一部法律可以相比的。因为，疫苗是种“先于法律”而存在的管理。

    疫苗分嵌入、开放式两种。由于“先于法律存在，具有防止、避免、根除包括腐败在内各种反经济过程、程序的功能”，所以其体现为“化反危机资源为发展资源”，体现“化反经济资本为经济资本”，体现“以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去治国而不是等到发生了违法事件后再处理”。那么，它是怎样产生的？无疑，产生于对“以法治国”的严重质疑。

    诚然，以上也不是说可以不要法，而是说与其提倡“以法治国”，不如提倡“以理治国”更科学、更具有科学管理意义，因为“逆变管理”是一种具有能够“防患于未然”之特殊功能的方法论。上述，乃“理在法先”之意义，当然，它也是“逆变管理法”精髓之所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