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经济学家的思维和认知水平，反过来说，经济学家也是很容易被误读的。前段时间，吴敬琏先生关于“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的言论，引来“板砖”无数就足以说明这一事实。经济学讲，人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权衡取舍，对于经济学者的言论来说，这种权衡取舍将在学术与民意之间进行。

  吴敬琏先生曾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也是公众和媒体眼中的学术明星。如果说吴敬琏先生关于“春运票价”问题的言论是有违民意的，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学术与民意之间最终选择的是学术。如何解读吴敬琏先生关于“春运票价”的言论，还要考虑许多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用一些讽刺和抨击就能说的清楚的。因此，就有关问题做一些经济学方面的分析和阐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来判断我们是否误读了吴敬琏先生，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和落脚点。

  关于“春运票价”问题，我们是否误读了吴敬琏，还要从天然垄断的铁路运输说起。铁路运输是一个天然垄断行业，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我们不会为了促使铁路运输的竞争而再另修一条铁路，再建一个铁路公司，这显然是不具效率的。既然铁路运输是天然垄断行业，那么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它的运作将按天然垄断的行规进行。150多年前的马克思就曾经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他在其《资本论》中谈到，寻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流动的一个基本性质，资本将在流动中达到整体利润的均衡，即平均利润相等。现在看来，整体资本利润的均衡虽然并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因为非均衡状态要为资本流动提供激励，但在同一性质的行业里达成一种近似均衡态却是可能的。

  如果这种均衡在天然垄断行业中形成，一个结论便是，流向该行业的资本将寻求固定的利润率，这将成为约束该行业生产行为的内在机制。对于铁路运输来说，如果天然垄断行业的利润率被限定在一定的水平上，从根本上讲，这将决定这铁路运输的生产行为。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无论是铁路运输的淡季还是旺季，我们都会发现许多人买不到座票，这似乎与运输的季节无关，有些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说旺季的火车座位是不足的，那么把旺季的运输资源全部用到淡季，我们不就可以享受淡季旅途的快乐了吗？甚至更有乐观者希望铁道部门取消出售站票，也就不会出现一路站着的旅客了。但铁道部门为什么没有这么做，而我们还是不分淡季旺季的挤车，这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

  前文指出，资本的利润率将会在天然垄断的行业中达到均衡，这一利润率将约束着该行业的生产和供给。所以，铁道部门是要考虑其成本的，运输淡季时，他们就会少开几趟车，少安排一点服务人员，旅客同样享受旺季的服务，铁道部门同样获得旺季的收益，所以你仍然可能站着回去，无论淡季还是旺季。上述问题的存在昭示着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一旦利润率既定，生产者的供给将按利润率进行而不是按需求进行，这是天然垄断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对于铁路运输来说，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限制车票的价格就能获得比原来好的收益。而唯一可以改善服务的方式只能是在保证其垄断利润的前提下提高供给，这就是我们在往年的春运时常常遭遇的票价上浮。

  如此说来，春运期间票价不上浮必然会导致火车运输供给的不足，即使政府施加了一定的强制措施，但由于激励不足，铁路运输的资源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这是有损效率的。这一点，吴敬琏先生没有错，限制票价上浮的确是“价格扭曲”，有损长远利益的。

  但是，吴敬琏先生的言论仍然受到许多人的抨击，但这并不能说明吴先生错了。事实上，网上针对吴敬琏先生的讽刺与抨击并没有涉及问题的根源，所以我说他们的抨击毫无技术可言，大多数是感性的。有一种经济学观点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那就是人们思维往往为可观测到的东西左右。

  我浏览了许多与吴先生言论相悖的观点，他们之间一个最大的相同点便是有许多人的的确确享受到了票价不上浮的实惠，而所看到的损失并没有像吴先生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们一致认为吴先生的观点是缺乏实证支持的。其实事实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简单，这里我们不妨进行一个简单的推论，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与往年春运相比，票价不上浮会吸引更多的人选择铁路服务，铁路的需求再度增加，需求曲线再度右移，而铁路服务的供给曲线不变。此时，如果允许涨价，需求曲线就会左移而与右移的供求曲线达到均衡，此时的价格水平符合垄断利润的要求，注意，这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市场要求。如果票价不变，铁路服务的供给必然不足，这时候会有更多的人享受不到服务，而他们又有这种需求，这将导致大量的消费者损失。同时，需求过剩与供给不足会导致诸如排队、黑市、灰市等非市场交易的出现，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和无谓损失。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看不到这一层面呢？因为许多人喜欢用可观测的成本来衡量得失。经济学讲，人们总是喜欢在边际上做文章，而并不像假设那样是黑或是白，这样，边际的变化将大大增加我们观测的难度。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比如，原来排5个小时的队购到票与现在排6个小时购到票的感觉或许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所有这些人的行为累加起来，其损失将是惊人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时间具有结构性的人来说。但是，我们往往观测不到这种结果，所以吴先生说票价不上浮增加了排队时间，而许多人就大声反对且说，以前不也是这样的吗？你大概不知道吧！这的确让人啼笑皆非。

  事实上，票价不上浮的受害者是那些时间价格相对高的人，受惠者则是那些时间价格相对低的人，这同样只影响那些处在边际上的人。比如，票价不上浮时我愿意回家而选择坐火车，而我的时间又相对充裕，这时候，我可能会抢先排队买到票并享受服务。那些时间相对紧迫，而在票价上浮时愿意并能买到票的人或许就享受不到这种服务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因为市场倾向于优先满足那些愿意并有能力支付更高价格人的需求，否则就会损失效率。显然，票价不上浮是有损市场机制的，这似乎毫无疑问。问题是，票价不上浮的受益者低收入人群的受益是否值得我们这样做，这样做带来的损失是否可以由这部分受益弥补。显然，它弥补不了，因为就全社会来说，扭曲价格的损失永远比强制获得的利益大。但是，我相信他们仍会坚持票价不上浮会好一点，因为他们只能观测到与自己有关的那部分成本，大量的耗散他们看不到，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又一个囚徒困境，激励不足导致集体的决策背离总体的最优，这一点会让所有的经济学人感到爱莫能助。

  其实，春运期间禁止票价上浮属于一种价格管制。只是由于铁路天然的垄断地位使得对铁路的价格管制显得不那么典型罢了。但是，只要是价格管制，其影响都无可避免，我们知道，高于市场价格的上限管制和低于市场价格的下限管制都不影响市场的运作。可是，铁路的价格管制恰恰是价格的上限低于了市场价格，这必然导致供给不足，这也是事实，我不知道今年有多少人买到票而没有坐上车，但我敢肯定它比往年多。所以，票价不上浮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的票虽然便宜了点，但你上不上车，你却要花更多的钱去做汽车或飞机。值得注意的是，买到票而坐上车的人会暗自得意，他认为自己的实惠是票价不上浮带来的，而那些买到票上不了车的人和那些压根就没有买到票的人却自认倒霉，或者把责任推到“万恶”的铁道部身上。可他们谁能想到，得到实惠和受到损失只是一个概率问题，只不过一个“票价不准上浮”的政策把得到实惠和受到损失的人进一步区分开了，并且这种区分极大地损害了集体人的利益而只实惠了一部分人，虽然这部分人的比例可能很大。所以，这一部分人将起来反对吴敬琏先生，而那些受到损失的人却不知道该埋怨谁而变得缄口不言。因此，吴敬琏先生缺乏支持者。

  说到这里，我想有必要给大家澄清一个经济学问题，即什么时候的管制是具有效率的。一种理论认为，凡是不具有外部性的活动都可以通过市场达到很好的配置，如果对这些行为实行管制，势必损失效率。换句话说，管制只对那些具有外部性的东西有效。那么，铁路运输具有外部性吗？我想是没有的。这时候，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对票价的管制必然是会损失效率，这也不难理解。然而，非常巧的是，铁路是天然垄断行业，而人们对天然垄断的行业往往持敌对态度，他们特别敏感于可观测到的东西。但是，管制真的不适合铁路运输，我们所要作的和应该做的是如何更好地解决天然垄断的问题，而不是管制价格，扭曲市场。如此看来，管制价格不如寻求另一种适合弥补垄断损失的方式，比如补贴、配额销售等，只是需要选择一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罢了，而不应该盲目的选择一种并不适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式。

  遗憾的是，这种“春运票价不上浮”的政策已经出台，我想是很难再取消的了。正如丹尼尔·卡伊曼所说，人们总是倾向于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而轻视预期的收益，所以我们常常遭遇工资刚性而成本弹性的矛盾。因此，我们是否会在未来的一个时期遭受如吴敬琏教授所说的那种长期损失还不好预测。

  问题说到这里似乎已经很明白了，吴敬琏先生没有错，那些批判吴先生的人也没有错，只是吴先生被太多人给误读了。事实上，这并不奇怪。如果每个人都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话，我们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将不仅仅是一个假设了。然而正是太多的人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我们才需要经济学家，才进一步完善了所谓的“非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集体的行为并不一定达成总体收益的最优。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开头的位置，再次谈学术与民意的问题了。正如前文所讲，经济学家的言论面临着对学术和民意的权衡取舍。一个很好的结果是，学术的结果恰好代表了民意，就像以前吴敬琏先生有关中国股市的言论一样，从吴的角度看，这只是学术问题，一个有良心的经济学人都会这么做，但正是这一良心为其赢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至高荣誉。

  但是，这次就不同了，学术的观点严重地背离了民意，随即引来无数的“板砖”也是意料之中，这一点吴先生似乎早有预见。所以说，许多人误读了吴敬琏，其实“吴市场”并没有变，只是此时的市场带给我们一个不易接受的事实而已。因此，我想说，“吴市场”就是吴市场，“吴市场”还是吴市场。大家可以不接受我的观点，但要接受科学的观点。

  那么，经济学家的良心到底是尊重民意还是尊重学术呢？在学术与民意一致时并不存在这一问题，而当学术与民意相悖时，作为经济学家该怎么选择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或者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学人们都有这种迷惑，在遇到上述问题时他们大多避实就虚，或者干脆缄默不言，但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该做的，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就是改变那些集体的决策会带来总体损失的集体行为，否则，社会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