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为了延长繁荣期，今年宏观调控继续坚持2003年以来提出并实施的科学发展方针，财政货币政策继续坚持稳健取向，以“预调、微调和分类调控”方式保持总量平衡，实现协调高效和持续的快速增长，使国民经济尽快转到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上来。这就要求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上，提高年度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方式，措施操作尤其要注意策略和技巧，年内各季各月的短期调节采取何种措施搭配，选择什么样的力度和节奏，都应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实践出发，做出灵活适宜的决定。

  当前经济形势从静态看依然健康良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从动态趋势看存在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市场波动风险在逐步增大。一方面，近几年经济增长的加速度有所控制，各年间的加速幅度不大，上升步伐平缓,但连续几年加速后累积了比较大的升幅,[1] 继续向上推进会引发高通货膨胀和经济总体过热;另一方面,如果刹车动作太大、太猛,某些不稳定因素被强化并产生共振，持续繁荣趋势就有可能突然停下来，经济增长就会急速掉头向下,出现大的滑坡。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值得我们注意。

  与世界经济最近一次周期起点相吻合，我国经济在2001年到达增长低点后转入新一轮周期性繁荣发展期。从与历史及周边比较的角度看，本轮繁荣期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近5年，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去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2001年平均每5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但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长10.1％，比1978－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个百分点。二是繁荣持续的时间延长。以往繁荣期的持续时间最长只有3年，本轮繁荣的时间到去年已有5年，目前仍在延续繁荣的惯性和趋势。三是繁荣的范围覆盖面广。以往繁荣期有的地方和领域没有出现繁荣，有的地方和领域始终处于景气衰退之中，没有分享到总体经济繁荣的好处，本轮繁荣既发生在东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也在东北和中西部，既在工业和建筑业也在农业和服务业，既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也在房市和包括股市汇市在内的金融市场，各地各领域以及各类市场呈现出同步繁荣的景象，都不同程度地分享到了总体经济繁荣的好处。四是低通胀。以往的经济繁荣都伴随高通货膨胀，本轮繁荣没有引发高通货膨胀。虽然原材料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上涨较快，但反映总物价水平的CPI年均只上涨了1.5％，明显低于1978－2001年年均6.6％的水平， 这意味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随繁荣而真实提高。五是财富效应显著，收入普增。以往繁荣中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部分被高通胀所稀释，没有产生持续的财富效应。本轮繁荣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为基础，有效供给快速增加，国民资产的内在价值大幅提升，加上人民币兑美元渐进升值的影响，国民财富效应愈益增强，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均保持快速增长（虽然不同步）。六是内外需快速扩大。以往繁荣期扩大内需伴随的是逆差或少量顺差，本轮繁荣表现为内外需同时扩大，在国内投资和消费快速增长同时贸易和资本盈余规模迅速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近5年年均增长分别为24.2％、13.3％，贸易顺差规模从225.5亿美元扩大到1174.7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从2174亿美元扩大到10663亿美元。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的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强于无钱之困。但我们应当看到，连续5年经济繁荣在以超常速度创造国民财富和提升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系统性风险增大。

  从经济周期性变化规律看，市场不可能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经济繁荣不可能无限延续下去。在超常繁荣过程的某一个时点上，可能会因为某一个偶然因素的刺激，或者因为调控者操作不当，而使经济出现急速转折，甚至陷入事先防范不足的经济危机。因此我们在驾驶几乎逼近限速标准的经济快车时应当格外谨慎，应当更加注意系统内外的新变化，稳健操作，防止因不稳定因素冲击和操作不当而发生翻车。

  今年以来，经济在前5年逐年温和加速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各地各行业和各类市场出现了全面升温态势，经济总量平衡面临新的矛盾和问题，经济稳定增长面临更多更大的压力。

  1、消费增长加快，农民消费转旺，但消费稳定增长的基础不牢固。

  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从去年第一季度的12.8%提高到第二季度的14.2%，今年2月进一步提高到14.7%，接近1978－2005年年均15％的增速。分城乡看，城市居民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农村消费市场逐步活跃，农民消费需求开始转旺。人口较多、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的河南、河北，去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同比增长16.2％和15.2％，高于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这主要得益于近几年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增业、减支和增收带动了农村消费。城市居民在衣食住行和信息等方面的消费快速增长。[2]

但是，从城市住房消费面临房价调控带来现实压力，农业减税的减支效应递减，农村消费环境改善较慢，公共服务短缺，粮价上涨受到宏观约束使得农民增收减负的后续动力不足等方面来看，城乡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稳定快速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在“控投资、稳顺差”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曾经出现过的消费增长随投资增长减速而减速的情形。

  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继续减速，但增速依然偏高，短期性投资扩张加快。

  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逐季减速，从第二季度的31.3％降到第三、四季度的28.2%和24.5％，今年1-2月降到23.4%，同比减速3.27个百分点。绝对增速高于1981－2006年年均20％的长期均衡水平，处于“偏快”区间。到目前为止，各地投资热情还很高，新开工项目特别是那些高能耗、高污染、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加工和出口的项目（如新上钢铁项目）还在盲目增加，任其下去会强化结构矛盾，使过剩产品更加过剩，最终影响持续增长。

  分析目前的宏观投资形势不仅要看固定资产投资，还要看短期性流动资金的活跃，特别是热钱的快速流动。在人民币升值和投资高回报的刺激下，[3] 由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游资构成的非固定资产性投资，目前在市场上非常活跃，它们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力很大。这些脱离产业实体的热钱大部分活跃在股市、汇市、房地产、企业并购和其它短期高回报的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瞬间消失。对于走向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来说，不可能完全消除投机性热钱，它们是活跃市场的润滑剂，但又不能任其泛滥，不能没有约束。

  今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18.5%，明显高于去年同期16.2%和最近38个月每月平均增长16%的速度。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的增速都在20%以上：生铁21%，粗钢23.1%，钢材25.4%，水泥23.8%。结构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不仅会推高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速，而且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要求更多出口，助推顺差规模扩大。从经验看，现阶段工业增加值增长在16%左右比较稳健，超过此水平，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接近20%可视为“工业增长过快”。

  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煤炭形势改善较快，钢铁、电解铝和水泥形势改善较慢。自取消煤炭出口退税并征收5%的出口关税以来，煤炭出口增长连续3年下降，净出口量明显减少。虽然目前煤炭净出口规模依然较大，离我们设想的“煤炭进出口基本平衡”目标还有距离，但其规模缩小趋势明显。去年，煤炭产量23.25亿吨，增长8.1％；出口6330万吨，下降11.7%；进口3825万吨，增长46.1%；净出口2505万吨，比前年4555万吨下降45.1%。今年1月，煤炭出口329万吨，同比下降20.4%，比上年12月的590万吨下降44.2%。煤炭产量和出口在一段时期保持近年来的减速趋势，既有利于节能降耗和减排，又符合大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战略。从长远看，我国要确立和保持大国经济地位，对能源资源要有足够的掌控能力。就煤炭而言，即使储量再高也要保储限产，保内需限出口。

  钢铁形势的矛盾更为突出。去年，全国钢材消费39805万吨，增长13%，钢材生产41878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粗钢产量同比增加6533万吨。2005年以前，我国钢材为净进口，1981-2005年累计净进口2.95亿吨，去年转为净出口。尽管去年两度下调钢材产品出口关税，但钢材出口还是达到4300.7万吨，增长了109%，全年净出口粗钢3472.57万吨，占粗钢生产总量8.3%。如果今年粗钢产量增加6500万吨左右，消费增加4600万吨左右，供大于求的规模就可能达到1900万吨左右。今年1月，钢材出口438万吨，同比增加257万吨，增长142.2%，净出口290万吨，同比猛增10.6倍。钢坯净出口54万吨，同比增长94.6%。将钢材折算成粗钢后，粗钢净出口363万吨，增长5.9倍。钢材特别是粗钢的产量和出口快速增加，无疑会要求进口更多的铁矿石。去年进口铁矿石32630万吨，增长18.56%，占全球铁矿石海运量的46.6%。今年1月，铁矿石进口3585万吨，增长31.9%。以“过度出口粗钢和过度进口铁矿石”为特征的过度外向型工业发展格局，不仅会加大国内能源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的矛盾，使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的工作难度加大，而且会在进口和出口两头面临愈益增大的外部压力，同时可能出现“进口价涨、出口价跌”的过度竞争局面。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达成2007财年铁矿石涨价9.5%，将使我国进口每吨铁矿石的成本增加6美元多。[4] 今年3月14日，印度铁矿石关税每吨上涨7美元，按去年从印度进口7400万吨铁矿石（占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额的22.9%）推算，仅此一项要增加5亿多美元的成本。粗钢出口不断增加，又会抑制出口价格，降低我国作为钢铁生产和出口大国的边际收益，这个后果可能会在全球钢材市场趋于供大于求的新形势下不断恶化。资料显示，去年下半年，国际钢材价格环比逐渐下降。8月-2.82%，9月-2.56%，10月-1.01%，11月到-1.14%。今年以来，国际钢材价格虽然有所回升，但因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可能使钢材需求下降，加上供应增加，今后国际钢材价格将逐渐出现下降趋势。去年10月末，全球钢材库存为3.6个月供应量，同比增长33%，库存增加是一个重要信号。

  电解铝及水泥行业的形势和钢铁类似，增长速度仍然过快，结构矛盾仍然突出，出口要求仍然很强，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

  4、货币、信贷增长加快，市场流动性过剩矛盾比较突出。

  今年以来，货币供应量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我们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M1增速连续两个月超过20％，1、2月分别为20.2％和21％。M2增速从1月末15.9％提高到2月末17.8％。去年11月前，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间的“开口”表现为M1低于M2。12月以后为M1反超M2，并且“开口”呈现张开之势，这表明企业和居民存款倾向于短期化。[5] 多年的研究表明，M1高于M2并超过“12％－20％”（“货币供应量调控箱”）的上限要比M2高于M1并超过该上限的风险更大，因为市场上货币流动行为短期化，储蓄存款活期化，会使一部分长期资金变为短期资金，加快资金流速，提高货币乘数效应。

  信贷方面，今年2月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增长16.6％，这个增长水平从静态看不算高，在“信贷调控箱（12％－20％）”的中值附近。从动态看，最近3个月贷款增长出现加速趋势，去年11月末14.9％，12月和今年1、2月分别提高到15.1％、16％和16.6％，呈现逐月加速的趋势。从结构看，推动贷款总量加速增长的主要力量是人民币贷款。1－2月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9800亿元，大约占我们粗略估算全年新增贷款总量3.5万亿元的28％左右。到2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3.5万亿元，增加4138亿元，同比增长17.2％，比上月加快1.2个百分点。由于借入人民币进行短期投资的回报很高，加上升值预期，企业“抢贷”和银行“赶贷”实际上主要是盯着人民币贷款。近几年春节前后人民币贷款增长较快成为了一个规律，但是今年更为反常，这说明目前企业和居民急于获取人民币贷款的热情高涨。

  今年头两个半月，央行密集出台短期紧缩措施，回笼货币，收缩流动性，效果显现。到3月15日的47个交易日内，央行从市场上共抽出资金1.91万亿，扣除到期释放量，净回笼9800多亿元，日均回笼208亿元。其中，通过增加央票发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净回笼6600亿元，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回笼3200多亿元。在3月18日存贷款利率均提高0.27个百分点后，将逐步遏制货币信贷加速增长和流动性过快扩张的趋势。但效果大小有待观察。

  在评估物价总体形势时，要全面分析居民消费价格、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反映流通形势的零售价格及反映生产形势的生产资料价格和企业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在2004年达到近年最高的7.8%后逐年减速,前年和去年分别降到6.8%和3.9%,今年头两个月维持在去年的水平。零售价格自前年以来一直在2％以下。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加快，11月突破全年平均1.5％的水平达到1.9％，之后连续三个月在2％以上，12月为2.8％，今年1、2月为2.2％和2.7％。上涨原因主要是占权重较大的食品涨价较多，特别是粮肉蛋的涨幅较大。在今年2月食品涨价6％的涨幅中，粮食、肉食品和鸡蛋价格分别上涨6.8％、15.4％和30％。食品涨价中有一部分具有季节性，比如从央行统计公布的“企业商品价格”口径来看，蔬菜价格2月比1月上涨6.1％，但比去年2月反而下降了4％。如果食品涨价随天气转暖等季节性因素变化而趋缓，那么CPI上涨的加速度从第二季度开始可能变小。但应当看到，受去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大幅度提高工资，企业利润大增促使雇主和职工收入增长加快，以及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达到创近几年新高的10.4％和7.4％的影响，今年需求拉动的物价上涨压力会比前几年略大一些。预计全年CPI上涨率有望控制在预期目标3％以内，但会高于前年1.8％和去年1.5％的水平。

随着住房市场化进程加快，住房价格对居民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在人力、土地、环境和建材等方面的成本提高，大量农村人口快速流入城市、住房信贷普及促使住房消费需求迅速扩大，以及人民币升值带动住房投资和投机需求增长，使得这几年的房价持续上涨。从绝对水平看目前房价仍然较高，但出现了涨价减缓的趋势。全国房屋销售价格指数经过连续5年爬高在2004年达到最高的9.7％后，近两年年均减速2个百分点左右，前年7.6％，去年5.5％，今年1、2月分别为5.7％和5.9％，虽比去年略有提高，但70个大中城市的最高房价降到“两位数”以下，上海等先涨价城市继续保持稳中略降趋势。预计今年全国房价上涨率有望稳定在去年的水平。[6]

  6、外贸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快速扩大，经济的内外天平进一步向外需倾斜。

  在前5年顺差规模快速扩大基础上，[7] 今年1－2月出口增长41.5％，比进口增长（20.6%）快一倍，创造了396亿美元的顺差。其中，只有21个法定工作日的2月出口增长了51.7％，创10年来单月出口增幅的新高，进口增长回落到13.1％，顺差高达237.5亿美元，而去年顺差最高月10月为238.8亿美元。为何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的反差如此之大？内外原因都有。外部原因在于，全球化和“入世”促使我国第一次以较为平等的身份进入世界市场，并以企业制造能力超常提高获得“自由贸易话语权”；在发达的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成为客观需要的新背景下，全球产业结构因比较优势作用而进行全面调整和重新布局，以中低端制造和劳动服务为主的中国和以高端制造和金融服务为主的美国之间正在形成具有互补特性的新的产业分工，我国正在生产美国需要但又不愿意生产的东西。在新的世界产业均衡形成以前，国际货物贸易不平衡将会长时期存在，形成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国际基础很难改变。内部原因在于，加速城市化、工业化升级、外贸主体多元化、制度创新和竞争增强以及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国民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调整出口导向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仍须时日；人民币升值和包括人力、土地、环境、能源等投入品价格上升促使出口成本上升和出口提价，单位出口实物量带来更大的出口价值量；国内生产能力和产品供给能力提升越来越多地替代进口等等，都会成为扩张出口和减少进口的内生源泉。在促使顺差增长的内外因素完全衰减前，我国的外贸顺差会保持增长趋势。国内选择只能是在在保护国民利益基础上，合理调整涉外经济政策，逐步缓解外贸顺差扩大的趋势。今年的外贸顺差规模还将扩大，有可能达到2500亿美元左右。

  由于顺差规模快速扩大，外汇储备规模必然扩大。去年外汇储备从8189亿美元增加到10663亿美元，按此趋势，今年的外汇储备将超过13000亿美元。这既会带来进一步增大的外部压力，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要求人民币升值和对我实行更严厉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而且会使内外天平进一步向外需倾斜，我国所持外币资产有可能因为外汇市场波动而要支付巨额缩水的代价，涉外资产权益随时面临不安全的压力和风险。通过实行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如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集中型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的效益风险，但是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仍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7、资本、货币市场在开放中快速发展，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和影响。

  去年底今年初世界证券市场波动加剧，[8] 我国最近也出现了“2.27股市暴跌”。[9] 一般来讲，在市场封闭条件下，一国股市下跌不会受外部因素影响也不会影响外部市场，并不会对国内经济总量平衡产生多大的直接影响。但在快速开放条件下，我国证券市场要想不影响别人和不受别人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去年，我国外贸依存度65.5％，顺差1774亿美元，外汇储备10663亿美元，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急速扩大格外引人注目。外商直接投资FDI为695亿美元，对外投资ODI为161亿美元（2004年55亿美元，前年122亿美元），绝对量虽不大，但是增长速度比较快。特别是，QFII快速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去年100亿美元额度到今年2月底几乎全部用完，今年还将进一步增加。此外，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可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入数量可观的国际游资，它们一部分来自低利率日元信贷，所进行的日元套利交易具有极高的投机性，日元升息和相关国家央行货币政策稍有变化，都会使这些游资惊慌失措，迅速撤离市场，造成金融市场波动。这些快速开放的因素，无疑会积极促进贸易和资本流动，加快我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推动贸易和资本管理体系进一步国际化，同时也会带来有时甚至防不胜防的外部冲击和负面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27股市暴跌”可能是今后一系列外部因素冲击和影响事件中的最初信号。除了股票市场外，国际资本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和企业并购市场中的流量快速增加，都会增加新的外部冲击和影响。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外部风险增加而放慢企业并购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开放步伐，但也不能对这些市场可能面临的新风险熟视无睹，不能掉以轻心。

  总之，去年下半年以来，城乡居民消费增长加快，但基础仍不很牢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但绝对增速依然偏高；产业和市场运行的风险仍可控，但工业、货币、信贷、物价和顺差增长加速，市场流动性过剩矛盾仍很突出，短期市场波动的风险增大。对此复杂而敏感的形势，要全面把握，准确判断，采取有针对的微调措施，适时适度予以调节，消除不健康的因素，保护和扩大积极因素，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性。

  三、增强稳健意识，灵活操作财政货币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今年要召开党的十七大，明年将举办奥运会，这是今明两年两件大事。为了顺利办好这两件大事，需要一个宽松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市场不能出现大的波动。这就要求宏观调控应在“加强和改善”上做更多文章，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在好中求快，稳中求进，和谐中求繁荣。具体对策设想如下：

  今明两年，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稳定，政策取向不要有大的变化，具体措施安排也要更加讲究策略和技巧。在企业和市场出现盲目和狂热倾向时，宏观决策者应以冷静态度和中长期目标追求控制微观非理性行为的蔓延；在促使经济减速和市场降温时，应注意控制节奏，在密集出台紧缩措施后，要有一个观察期，根据情况决定下一步的措施选择。既要控制扩张趋势，又要防止踩刹车用力过猛。

在“两会”刚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前提下实现“8%左右”。这既综合考虑了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也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要引导经济社会真正走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要引导经济增长从依赖资源和牺牲环境真正转到依靠知识和技术进步带动的质量效益上来。“8％左右”具有预期性、导向性。一方面，今年经济增长不能在10.7％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因为再加速势必造成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全面过热；另一方面，不要让经济增长实绩从去年10.7％一下子降到8％，如果一年中下降2－3个百分点，经济就会“硬着陆”和衰退，调整代价会很大，调整时间会很长，这个急剧减速的路径不可取。可能和可行的结果应当是，今年下调0.5－1个百分点，这样比较平稳，对系统的振荡不大。“又好又快”对经济增长速度调节的基本要求是：加速或上升要平稳，减速或下降也要平稳，急剧上升和急剧下降都是不可取的。鉴于目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自动加速概率大于自动减速概率，所以今年宏观调控比去年应施以更多更大的下压力量。

  今年稳健货币政策以全面的金融体制机制创新为基础，在调整信贷结构同时，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有效遏制银行资金流动性蔓延。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具体措施操作应进一步注意以下几点：

  （1）在存款活期化和流动性过剩现象较为突出时，货币供应量调节应更多关注M1。今年，央行将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确定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6％左右”，[10] 仍未提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但我仍然认为，对最新金融市场的调控还是应重点关注M1的变化。因为在存款活期化倾向比较突出，M1快于M2的情况下，可能出现“M2合理而M1过快”的情形。去年下半年以来，M2增长基本稳定在16％左右，没有超过第二季度18.4％，即使是含春节在内的今年2月也只有17.8％，而M1增长几乎是逐月逐季加速，最近连续3个月超过20％。今年头两个半月央行采取大量增发央票回笼货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密集型紧缩措施，实际主要不是以M2而是以M1为依据。今年货币供应量调控的重点应是M1，将其控制在12％－20％的“调控箱”以内，年末拉回到18％左右比较理想。

  （2）调控工具和手段的运用，应更加注意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同时出现货币供应量尤其是M1增长加快，主要原因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而是流动资金流动速度加快，特别是因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资金快速流到股市、汇市、金市和企业产权并购等短期市场，使得银行帐户上的存款活期化。在这种新情况下，消除市场非均衡的最好办法是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节。既可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等数量工具，又可用利率等价格工具，还可用金融准入条件和金融制度创新等制度手段。2003年以来，央行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进行了非常成果的操作。但在目前顺差和外储急速增长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新背景下，尤其要谨慎用好利率杠杆，息不可不加，但不可多加快加，在加息和升值间实现平衡须要良好的调节技巧。

  （3）调控力度和节奏的选择应更讲究灵活性和针对性。要提高宏观金融调控效果，还应当注意调控的力度、时机和节奏。近几年，央行在运用“预调、微调和分类调控”方式调节金融行为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但在时机和节奏上似乎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比如，3月18日出台加息措施非常正确，力度选择也很好，但似乎时间晚了一些。因为CPI和M1增长在去年第四季度就已经快接近“调控箱”的上限了。要使经济运行持续保持快速而平稳的势头，在调控方式上最好的选择是多次频繁微调，是随机进行“点油”和“点刹”，不猛加油门也不急踩刹车，而保证微调效果的前提是预调，打提前量。在失衡累积很严重时，微调是没有用的，无效的。当然，还要注意好调控的节奏。从当前的情况看，在头两个半月实行密集的紧缩措施后，应当有一个时间足够长的观察期，在对调控的积极效果和负面效应进行权衡之后再选用有针对性的松紧措施。

  今年继续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和改善财政收支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等。除了运用好国债、政府直接投资、转移支付和稳定调节基金等财政手段外，还应当更多更有效地运用税收手段。从现行体制机制情况看，税收工具在平衡进出口、节能降耗、保护环境、调整结构、促进技术进步、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实现五个统筹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管理应当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近年来，在这些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取得了初步成绩，但还有很大选择空间。比如，为了技术进步，应对各类科技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及其应用实行更多的税收优惠，在“两税合一”后，科技类企业的税收优惠应重新调整；为了节能降耗，应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使用税；为了保护环境，应开征环境补偿税；为了进出口平衡，应进一步降低以至取消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水平出口品的出口退税，开征或提高其关税税率，降低资源和技术进口的关税税率。今年建议尽快全部取消钢材产品出口退税并开征5％以上的出口关税。电解铝和水泥也应进一步提高出口门槛，煤炭出口关税税率可根据情况适当提高。

  4、改善公共消费环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促进社会总消费持续增长。

  为了保持去年下半年以来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巩固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今年政府应当在公共管理、制度改革和宏观调节等方面为促进消费做更多工作。一是，各级政府应当像抓工业和财政一样，抓好就业和消费，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及财政收入增长保持协调。政府在履行公共职能时，应着力于尽快建立健全养老、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资金用于改善城乡公共消费设施条件，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让城乡居民从承担公共开支负担中解放出来。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占GDP中的比重，拓宽农民减负增收的渠道，切实落实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工资，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改善职工工资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建立均衡协调的增长机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11] 通过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三是，在税收和金融政策调整中，通过差别调节方式保护中低收入者和中小储户的利益，比如建立和完善累进所得税制，用差别税率控制收入差距扩大，用“级差利息税”取代现行的“普遍利息税”等。通过这些制度安排让普通消费者有能力更多分享大众消费资源，同时全面放开高档消费品特别是奢侈消费品的价格，在大众消费和高档消费之间建立和谐秩序，为社会总消费持续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5、加强涉外经济管理，严密监视热钱流动，防止外部风险向国内传递。

  自“入世”过渡期结束以来，我国产业和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加快，管制越来越少，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和投机性资本流入快速增加，国内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短期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性提高，这些市场的波动风险随之增大。国内市场影响国际市场和国际市场影响国内市场，越来越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2月26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发表“美国经济年底前衰退”的言论，27日我国沪、深两市分别跌8%和9%以上，创1996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记录，27、28日，美国三大股指暴跌。[12]这与其说是中国影响美国，不如说是格老影响中国。尽管我国股市还未完全开放，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市场体系还未形成，一年100亿美元左右的QFII也不算多，但如果将从非正常渠道进入我国股市的某些套利资金算进来，并考虑其杠杆效应，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权威的敏感言论，或某一个国家政策调整的刺激下，给相关市场造成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波动。抵御或减缓这些冲击的有效途径是，从宏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和微观层面的市场自调节机制上建立坚实的防火墙。主要措施包括：

  （1）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对包括FDI和热钱在内的所有外资的流入流出进行密切监视，掌握其流量和流向的异动变化，为应对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

  （2）对各类金融投资主体，对那些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联系紧密的投资机构和个人，特别是对那些追求高风险投资的大额投机行为，实行全程监管并及时提供风险性预警，以防泡沫一旦破灭引发类似于1997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那样的房地产信贷危机。

  （3）建立最严格的银行资金流出流入管理制度，把好资金闸门，既防止非正常流动，限制套利活动，又避免资金链断裂，保障银行资金在银行体系内外良性循环。

  （4）建立和完善对授信客户特别是大额客户的信用检测和预调节机制，避免信用缺失带来的资金逃离风险。

  （5）相关政府部门在调整政策时，既要尽可能采用微调方式，避免急刹车对市场过大冲击，比如人民币升值坚持小步慢走，[13]升息实行渐进微调等，又要在披露政策信息时避免突然袭击，减少随机性，保持适当的可预期性，用时间消化波动空间。

  （6）在危机发生时，政府应及时采取强有力的逆调节措施，尽快对冲市场所产生的破坏能量，防止危机扩散，缩短危机时间。

（3月2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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