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出现的困境，中国思想界兴起三大思潮，新左派，新自由派，新儒家派，三大主要派别各自提出了改造中国的计划。新左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以计划经济（国家）和鞍钢宪法（企业）作为实现此目标的手段，但是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尝够了毛泽东专政的恐惧，且计划经济在全球的失败，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新自由派高举英美宪政自由理论的大旗，以市场经济和全盘私有化作为实现此目标的手段，90年代起，中国一轮轮的私有化造成今天的贫富差距与官商勾结的社会形态，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让民族工业大退步。2004年自由派开始受到人们的嘲笑和愤怒。自由主义理论虽在知识分子中间很红但缺乏社会基础，中国人已被自由主义经济搞的神经紧张，怎么还会去支持所谓的宪政民主。
历史的任务落到第三派手中，以蒋庆，康晓光，陈明，盛洪等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潮在近些年大步前进，在理论上完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提出“王道政治”和“仁政”的信仰理念。可是这些理论是“体”，是宪政运作层次。陈明说即“用”见“体”，“用”就是用经济手段去实现“体”（仁政）这个目的。缺少了经济手段这一环其政治理念不仅无法让人接受且受到人们的百般嘲笑，而自己也没有安根之处。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工业大退步怎么解决，官商勾结的体制怎样用儒家理念打破，贫富差距怎么解决，2亿打工者有怎样的出路？由于新儒家提不出解决此问题的手段（这也是一个多世纪新儒家提不出解决现代化问题的老毛病），面对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批评无以回应并在网络上受到嘲弄，如是乎新儒家提出依附当权派的路线。但是依附当权派也就是认同现时的政治经济安排，为当权派背书，这样不仅不能让自己处于道德的制高点去批评其他各派反而让他们抓住把柄，另外连当权派都认为现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都是不合理的要改革的，你还怎么依附。
我这篇文章就是面对现代化和当代中国的问题提出一种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
现代的几种经济制度安排：俄美法日四种模式比较
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安排都是适用这一国家地区的人口环境、资源条件和历史文化的继承，也就是环境决定论没有无中生有的制度也没有无历史文化支持而成功的制度。认何一种理念的实行最终都要落实到经济的分配上。原因在于经济财富是实现理念的手段，也是这一理念所要达到的目的，“即用见体”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安排却有理念的实行，世界上还没有这个先例。古代儒家以家庭、家族、宗族的这种经济安排保证了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统一的连贯性。
现代社会是国家代替王朝，社会代替宗族，个人自主代替家长作主。传统儒学无法适应这一新情况才日见式微。二十世纪下半叶我国理论界只看见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也就是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其实这之间还有德国、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日本式的家族资本主义四种模式竞争。
列宁说“一切权力需于苏维诶”，这就决定了国家权力伸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人民日常生活的基础经济活动必然在国家的全面指挥之下，马克思在论说资本主义的罪恶时说，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根源在于私有制，制止这一罪恶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私有制转化成国有制。
任何经济组织的（不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经济基础都是相同的，都必须接受生产----扩大再生产也就是投资回报率为正这一基本法则的支配（如果达不到这一条件就要破产）。而经济分配（谁人应得，应得多少）是意识形态决定的。
苏联把日常经济抓在国家手中，怎样落实这两个法则呢？只有用计划经济，国家计划多少就生产多少，整个国家实际上变成一个公司，全体国民成为这个公司的雇工。
一个公司对资源的吸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公司收购（占领别人领土），苏联就是一个帝国靠占领别人的领土强大的，二开发自有资源，苏联地跨欧亚两洲，物产富饶光靠出卖资源就可以致富（当今俄罗斯靠出卖石油。天然气从新崛起）。
俄罗斯从来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东正教是沙皇的传声筒），而马列主义完备的意识形态体系、政治组织、经济安排使苏联重新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不能说苏联没有成功，自苏共掌权就打退了西方的于涉，经过二次大战的洗礼成为世界的两霸之一，在整个50—70年代成为全世界人民顶礼膜拜的圣地世界，似乎要被苏联统治，而实行这种经济制度的国家并没有取得过苏联的成就，中国过早地进入了死胡同，原因是中国庞大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
福山说：“计划经济从来只能达到欧洲50年代的水平此后就无法解决更复杂的经济问题”。计划经济是一元领导的产物，而现代经济的复杂必须多元领导。多元领导的唯一平台就是市场交易平台。
市场经济就是交换，交换就要交易主体，在政治上一旦确定交易主体，那苏联的多民族国家（主导性民族力量没有压倒性优势）而各民族又分住在各自的历史地盘上，唯有解体。
第二种成功的模式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美式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主导国家，经济上基本是私人企业。由国家经营的公司极少，大概只占国民总产值的1-2%，且都是公益性事业。
从政治上说，个人自主和平等是移民国家的粘合剂，原因在于移民在到达美国这块土地时都以无特权背景，极易推行民主，政治上没有一元权威时，民主协商是政治整合的最好办法。
我们只知道美国民主的结果，却没有去看美国何以能实现需求民主，当华盛顿没有当皇帝的基础时，美国建国之父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试验，是的，他们成功了！
美国的民主、平等、竞争这一观念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绝不会让经济落入寡头之手。十九世纪末通过了反垄断法斩断了几个人干预国家经济之手，使美国达到了更民主更平等的社会。美国在开发西部时个人只需象征性地交点钱就可得到一片土地。亨廷顿说：“令人印象深刻的土地改革不是在美国占领下进行的就是共产党推行的”。二战后推行了土改的国家都免除了动荡之苦。我们都知道民主的缺陷很多，第一就是承认既得势力，第二办事缓慢，美国无既得势力阶层，广大的末开发土地又为美国羸得了时间。
冷战以美国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照搬美式民主而无法还原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这些国家不是经济分配上不平等就是有封建特权的阶层，他们没有享受民主的优点而继承了民主的缺点纷纷落入困境，唯一成功的地区是东欧小国，他们可有欧盟的大靠山哦！他们总人口加起来只有墨西哥人口的一半，另外共产党解体时其国民财富分配相对均等，无特权阶层。
第三个成功的模式是法国，苏联的成功在于国营企业，美国的成功在于私营企业，而法国的成功在于一半国营企业一半在于私营企业。2006年评比世界最成功的国家，法国位居世界第二。
卢梭说：“一切不平等最终都表现在财富上的不平等。”是的，当我们把地主的土地平分时地主以收租形式的压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法国用革命暴力手段铲除了贵族大庄园主实行了土地的相对均分。
同是用暴力手段铲除贵族和庄园主，苏联走上了共产主义社会（国营企业），而法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社会（保持了私有制），这只能从时间差和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决定的。
1917年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不用国家的力量去组织生产组成大型企业就无法与垄断资本主义竞争，另外马列主义理论为其提供了政治经济理论框架。
1776年法国革命时当时世界各国经济还是自由竞争时代，土地和财产私人所有是自由发展的基础，也是当时经济组织的最好办法，且革命者没有长期把持政权，但杀了很多贵族，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财富，得到了相对均分，大革命的平等，自由理念找到了社会基础，这一基本治国理念和国家的基础决不准许再破坏，也就是不容许再产生财富的悬殊分配和剥夺个人的私有财产，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法国一方面建立国营企业一方面个人可随意创业，同时有世界上最高的财产继承税以削富济贫。
第四个成功的国家是日本的财阈制度，也就是大家族主导国家经济，这也只能从历史上找原因，西方打开日本国门时带来的只是政治革新而不是经济组织，日本“民治维新”的政治革新是从幕府的多头封建统治向现代一元国家政治制度转变，“法”是出于国家权力机关之手而不是出于地方政府之手。在经济基础上家族主导的经济组织并没有破坏，另外日本式的家族与中国家族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家族是正统的血缘关系而日本的家族不仅包含正统的血缘关系也包含没有血缘关系的佣人，且日本家族还有推举贤能作为家长的习惯，这两样传统使日本能顺利从封建小农经济向现代企业转型。中国极端的血缘观念使中国很难向现代企业转型。
前面三个国家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很大差异，可是日本与中国历史文化渊源很深，何以日本成功中国却失败呢？从政治上看更有趣，日本的“民治维新”其政治权力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转移，而中国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清朝是满清贵族统治中国，前期经过削番汉人以无军权。“鸦片战争”之后接着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满清贵族无力对付“太平天国”攻击，无法只有让汉人发展军力去对付。“湘军”、“淮军”先后发展最后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从此汉人抓住军权，满汉矛盾渐趋扩大。满清统治者为了统治采取了以“汉”制“汉”的手段。“湘军”、“淮军”互相牵制。不仅如此还有“清流系”一班人马杂在期间。各路诸侯坐大不听中央使唤。又互相攻击。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战败，竟然出现了南方诸侯与北方海军划清界限的方式来对付此一局面。如果南洋军队不顾地方势力而去救北洋军阀，历史肯定会重写。俄罗斯不远万里历时半年从欧洲来救太平洋战舰，此种国家权力与中国国家权力相比不知要大多少倍。再往前溯1887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胜同样出现了战胜国割地赔款的历史特例。
左宗堂，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大臣互相牵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又或者是这些汉人不满于满清统治用以削弱满清的策略。历史确实按洋务大臣们的计划方式发展，满清失去了北洋军阀支持面对西方的进攻只好用“义和团”（实际上是另创军队的办法去对付西方列强），一群乌合之众怎能对付顺练有素的西方列强，失败可想而知，满清的最后一点权威失去，最后的一点办法也失去了，任何补救的办法都没有了只有等待革命去摧毁，“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只牺牲了几千人满清就退位了，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是血流成河！
轻松的革命同样带来了后遗证，中央政府总是没有足够的权威去推行现代化。
效法西方的一个半世纪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为了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总是效法当时看来最强大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强大的国家，完全照搬他们那一套。
中国的先近者从来没有认真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异与同，别国的模式是否完全实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否认有普世的价值，任何伟大的宗教都有普世价值情怀，任何具体实行的办法都是面对当地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人口状况，历史遗留等条件制约而产生的特殊办法。
按常理推断成功是不可简单复制的。成功有其特定的条件。中国为了拥抱某一制度不去考虑这些特殊条件，闭着眼睛实行“拿来主义”，中国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路线。
中国第一个效法的对象是德国，“洋务运动”的具体治国方略照搬德国那套办法。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毫无办法，当时恰好有一个西方的导师德国，德国在俾斯麦的铁血统治下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整合在一起，用国家经营企业的方式迅速崛起。
洋务派建立的企业基本上是国营企业，但中国与德国建立的国营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德国是一个中心中央政府主导的，而中国是地方势力主导的各自为政，假设是私人建立这些企业，私人必然循求中央力量支持而不会依附地方诸侯，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无力整合这些经济反而使诸侯坐大，国家四分五裂。
洋务运动以全军覆没告终，李鸿章在俾斯麦面前感叹：“德国你有全部权力主导，而我无权主导一切”。真乃一语道破天机，并不象一些自由主义者说的那样失败的原因是不去追求宪政。李鸿章上有满清贵族的制约不可能把权力完全交给他，万一李鸿章造反怎么办？满清的倒台不正是北洋军阀的反革一击吗？李鸿章下有诸侯掣肘，满清以汉制汉。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解决中国的办法只有他称帝，但历史条件没有留给李鸿章。
第二期效法美国宪政自由主义，孙中山毅然交出权力希望中国实现民治民有民享的新中国， 开国会，立宪法轰轰烈烈的试验却被不成熟的革命党和袁世凯这个野心家破坏，从此中国失去了宪政机会。
至此中国在摸索一个实合自己国情的治理办法，孙中山推出新“三民主义”理论指导国家。不幸孙中山先生英年早逝无法亲自推行自己的理论。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主思想，而具体办法却是一党独裁，这为民主派抓住把柄，你不是要实行民主吗？为什么行一党专政手段。
三民主义的土地理论是国家所有，耕者有其田政策，实际上土地政策原封不动，地主有田农民无地，这为共产党抓住把柄，毛泽东就是以土地政策拉笼人心的。
三民主义的经济理论是节制资本，大企业归国家所有，节制大富豪的产生。而实际上国家办大企业没有能力推行，倒是让四大家族利用权力垄断经济，宋子文居然成了当时世界的首富，这不是对三民主义之节制资本政策的最大嘲笑吗？
我完全赞同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批评，蒋介石治国无能，国民党的理论与实际政策背道而驰，各种政治势力都可以用三民主义理论去批评蒋介石，毛泽东在1946年前不是口口声声要实现三民主义吗？蒋介石让所有的反对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自己穷于应付，三民主义在蒋介石手上彻底失去人心。这实际表明三民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况的差距。
第三期，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全面胜利，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建设，其新民主主义理论虽在政治上否定了美式宪政民主但经济上还是按造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理论而来，希望大企业由国家办并发展中小资本。共产党面对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无招架之攻。中国政治急转直下走上了全面引进苏联模式，在斯大林模式的指导下开发了核武器并成为大三角中的小兄弟。但斯大林模式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了吗？没有。中国经济陷入困境，8亿农民缺衣少吃不得不启动改革，改革就是摸索。
中国一个半世纪效法了三个西方老师，德国，美国，苏联，并小有成就。洋务运动中国先打败了俄罗斯后打败了法国。甲午战争开战前，世界舆论一边倒地认为大清必将胜利，日本将彻底失败，历史嘲笑了这些观察家。袁世凯当政，收服了外蒙古的离经叛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成就不可谓不小。五四后在国际上参加同盟国成为胜利的一方。同样毛泽东挤进了世界三强之列，但是这些成就在中国问题面前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都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长治久安问题的根本办法。虽小有成就但都突然崩溃。实际上中国这么大只要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时期，任何人领导都有一点成就。
接下来的是三个摸索时期，晚清欲走君主立宪道路可是民族矛盾使晚清君主立宪无法成功，现代化本就是民族主体化，握有实权的地方诸侯和反对派反对立满清为永久政权。孙中山说：“辛亥革命只有民族主义得以实现”。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理论，民族理论来自狭义种族主义，民权理论的核心民治民有民亨理论，来自美国的宪政自由。民生主义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张力恰如中国现状的张力一样无法弥合。最近的摸索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权上走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之路，经济上走美式资本主义之路，水与油永远无法溶合在一起。
三次摸索其理论的核心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取法乎上”，把各国最成功的一面拿来，去掉其失败的一面（或不符合国情的一面）来一个大杂烩，理论的混乱必然带来实践上的混乱，唯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社会现实只有唉声叹气，最近温家宝不是“长叹息以泪，唉民生之多艰”吗？
一个半世纪中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治国之策或者把各国最成功的一面拿来都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如此而且出现的问题超过解决的问题，西方的思想学术治国之策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从儒家的基本理念出发去面对现代问题。
道德规范与经济理性人选择
近代社会出现的经济组织有四种1是国家经营2是私人经营3大家庭经营4是股份公司总括起来一是国营二是私营。
从经济人理性去考察，人有两个特性一是趋利避害二是利益最大化选择，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个人必然朝利益最大化方向选择，在一个混合制的经济体制下即国家经营大企业；个人经营中小企业，国家经营的大企业其主管部门人员的收益无法与自个经营企业的私人老板相比，你说国营主管人员有什么选择1不管不顾以达到心理平衡2化公为私往自己腰包拿3有时两者都有。所以在混合制的经济条件下经济不仅低效且腐败放滥，当今中国经济是四种混合制1外资企业2私人企业3国营企业4政府管制经济，在私人老板外国人钞票塞满兜包时国营老总，政府官员坐不住了能捞就捞想尽一切办法捞钱以达到心理平衡无论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多么崇高是阻碍不住这个现实利益的考虑。
那怎么办只有在道德理想与经济人理性选择达到平衡人时，道德才会被信仰经济人才会选择服从这个道德规范，怎样达到平衡无非是经济人选择这个道德规范是对其有利的（包括财富。荣誉）规避他是有害的同时不能让他有另外的选择机会如果存在另一个选择机会使他能得到更大的利益他当然就会朝另外一个选择靠拢。
斯大林模式的成功就是在苏联经济人无选择的佘地，你要么相信追随他要么被清除，这个模式一但改革人们有另外的选择机会一元化的模式就失败了。
美国的清廉就是政府不拥有任何资源。个人完全靠个人自己努力成功，如果政府拥有资源那政府官员不贪污那才是怪事。收税跟政府本身拥有资源要素是两回事。收税是透明的看得见摸得着。而资源要素是隐性且随行就市的无法确定一个标准的价格。
美苏两国是两个纯粹国家美国以个人财富论地位，政府官员靠信仰去办事，美国官员的贫困是人所共知的。不如此私人企业主导的社会就要全盘翻盘变成第三世界贪污腐化之国。苏联以官职论地位政府官员主导一切无私人企业立足之地，你要成功或得荣誉只有走政府官员一条路这两个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彻底达到了道德规范与经济人理性选择一至。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法国，法国一半是国营企业一半是私人企业并且是近来反对美国和苏联模式国家的首选。俄罗斯，委内瑞拉都向这种模式靠拢。同样是混合经济法国或得成功政府官员清廉，中国，印度失败且贪污腐化横行唯有改革，这只有从人口与资源条件的对比上去了解。
从经济人理性去考察人是按最大利益原则行事实际上不太去管产权。斯科说“只要交易费用是零任何产权安排都可以”。你想再一个混合制的经济体制中一方面国营企业管理人员工资低而与他有同等才能的人自己去创业一不小心就成为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有三条路可走1消极对抗2积极捞钱3双管其下。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国营企业老总的薪水。提高的薪水必定与私营老板差不多的水平，这样才有人肯干。这就愈到一个意识形态解说的问题，同样是国家工人，经理层拿高薪普通工人拿低薪普通工人会答应吗？不可能只有提高普通工人薪水。但是国家公务员不同意了；再把国家公务员工资提高，跟国家有挂钩的人员都得到了高薪那再私营企业就业的人就不干了，他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往公务员队伍和国营企业里挤，中国2006年公务员考试人员之比是1/1000。
另一个就是抗议不在私人企业就业要知道西方国家国人可是拥有选票的一但达不到这个同一水平，总统只有卷铺盖回家，（不向中国是二元制有大量的二等公民“农民”）这样一来国家从用工制度到有才能的人收入必须是相对按平均原则分配这就牵涉到资源条件，一个没有丰富资源的国家是无法让其国民同步富裕，西方在剀恩斯理论指导下经济发展一但与资源有冲突时就产生了滞涨英国改弦易策而法国坚守阵地。英，法人口相当，在资源上英国是贫瘠的岛国，法国是富裕的大陆腹地，法国的面积是英国面积的二倍资源丰富物产富饶。近年来俄罗斯效法法国当比法国有更大的成就，俄罗斯不是宣布2009年国民产值超过法国原因还在于俄罗斯拥有更富饶的资源。
从以上分析看国家是否由国营企业占主导还是由私人企业占主导其实根本不重要，而是资源与人口压力决定的并不象主流经济学家宣传的那样产权决定一切。
中国同样拥有国营企业又 有私人企业，但不论国营企业还是私人企业都受到人们的讨伐，为什么？我试着来说说这个问题。
中国去年暴露的一个行将倒毙的国营电力公司一个普通抄表工年收入10万以上，在一个打工者眼里或者没事因为打工者本来就是二等公民习惯了这等好事不会落到他们头上，但在一个大学生眼里就会出问题论知识我比你高，论工种又不是什么繁杂 工种凭什么你拿那么多工资我却不能无非是特权吗？一个效益不好的国营工人下岗拿些微薄的下岗工资同是国家工人我下岗你吃香喝辣的我喝西北风当然有理由让人气愤。
效益好的国营企业都是垄断企业象电力，电信，中石油等他们同时又剥夺消费者，如是国营企业在中国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关健的问题是国营企业不能解决大部分人的工作，好的国营企业解决的工人更上少之又少，同是国营企业工人又不同工同酬，失落的大多数当然怨气冲天。
据说中国有100 万个富翁，实际肯定低于这个数字假设是吧！100万富翁只占总人口1/13000，还有13亿最底层人士享受充分竞争的好处无任何劳动保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只拿些活命钱。
中国基尼斯系数以达4.9快成为世界第一，励以宁教授说这个不算大未来五年收入差距还要拉大。在以个人来说2006年中国最富裕者张茵个人资产是260亿其与国民收入之比是1：1300000倍（2006年人均收入20000万）美国2006年人平均收入4，5万元，最富有者盖次是560亿美元美国个人之比是1：1200000万倍中国个人收入差距以超过美国。但是这个增长系数是不同的中国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这怎能不让人惊心，要知道美国基本上是靠个人奋斗致富而中国差不多有一半人致富手段不正当。2004年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受到人们攻击，其信誉江河日下。
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同样受到人们的愤慨，那是否有第三种经济安排实合中国国情呢？有！
个人财产最高财产制
任一年份一个国家的总体财富总是一个衡定值，这样一部分人富有另一部分人就分到很少。靠慈善事业解决不了问题，税收也缩小不了这种差距。我们可以制定这样一个制度，个人财产不得超过年国民收入的1万倍这些钱只能是流动资金如公司的股票；银行的存款不包括房子和家庭的一些固定资产。比如今天中国年国民收入是2万元，1万倍也就是2亿。当然了这个数字我没有经过具体的科学研究但是这么多钱，一；不会影响个人的创业，一个原始的创业者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钱，拥有这样多的钱一定是公司。世界上通行的公司绝大部分都不是家族企业，不是象外国公司制就是象中国的国营企业制。二；个人的花费也要不了这么多钱。所以我认为这样的确定比较合理。不会影响个人的创业热情也就是不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如果把资本家超过的年财产数量国家收走那不就变成国营企业了，对于这一点国家不是只收取他的财富变成国营企业而是把他的财产在股票市场出卖让这些钱成为公司的固定资产，这样一来；就不会影响公司的壮大，二；国家增加了税收，三；第二年公司的收益就是大众的收益（股票收益）。儒家说以立而立人，以达而达人；孙中山说天下为公；邓小平说共同制富。一个规定了最高财产制的社会有能力的人不仅自己发财而且带动大家发财，个人，集体，国家在这个当中都是受益者。个人有经营的自由不会受到政治管制自由民主充分实现。集体（不懂经营的人也分到一些要知道经营企业是要有天份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天份），国家增加了税收可以更好地为民造福。这样的制度是从古到今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
复合财产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在理论上规定了一个帝国内所有的财产都不得归皇帝所有，但实际上皇帝是没有多少直接土地的，国家政权运作基本上是靠税收。实际的土地掌握在国民手中，国民对自己的土地拥有真实的产权，产权绝对明晰不存在模糊，皇帝不能随便侵占国民的土地“财产”，只有国民犯法才可以把他的财产土地充公，充公只是充公不是皇帝私人占有。
在一个家庭中理论上财产也是全家人所有父亲不拥有全部财产的最终所有权主要是经营权，虽然父亲在世时所有的财产归他享用“主要支配”但死后所有财产必须按儿辈男性人口均分，几个儿子就分作几股相对公平分配不能有太大差异，否则父亲，儿子就要反目成仇，所分的也只是父亲创造的公有财产，不是兄弟个人之间的私人财产。
这样我们看到中国的财产权是一种复合财产权。在一个集体中（家庭）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是混合的。公有财产是父亲一手创造的在理论上实际上都属于全体家庭人员拥有 ，但在一个集体没有解体之前这个公有财产是由一个人（父亲）来掌管的认何个人不得侵夺家庭公有财产，同时在这个家庭中财产又平均属于全体男性人员，父亲不得私制让渡于一个人。
在一个国家中理论上财富归皇帝所有人民经营所以人民必须交粮也交得心安理得，实际上产权属于人民皇帝不能随便侵夺帝国之内实行公民自治。中国向皇上奈税不是西方现代观念是公共产品个人财力无法提供必须以奈税的形式集合起来建造公共产品从而属于全体人民享用也受人民监督，中国有一部分这个观点也有一部分是纯粹的皇帝收租形式。既然收租皇帝就没有理由让人民监督但必尽皇帝是全体人民的代表有理由有实际需要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以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但有开明专制。
西方是纯粹私有制，在一个家庭中谁是家主财产就是家主的不存在中国人认定的家庭财产属于全体男性人员所有人人有份。西方是按遗嘱方式继承财产，家主给谁就给谁，给多少就是多少从来没有商量的佘地，这就是西方人捍卫权力意识比中国强的原因，你不捍卫你的权力你不保护你所拥有的利益家庭里的财产不会天然的有你一份。你没有天然的一份父亲没理由需要平均分一份给你。
从这里就产生了中。西文化的差别。按中国的观念儿子都是亲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一试同仁。可西方就不是这样家长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处决。家长如何贯切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模式。儿子又如何能接受这种分配状况。
中西财产分配的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春秋战国时代国家混乱，战乱不止究其原因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是贵族时代。周朝分封诸侯，诸侯分封贵族，贵族世代相传。
马基雅维利说“最稳定的政体是君主政体，最不稳定的政体是贵族政体”。贵族制政治权威是君主与贵族共享，贵族有一定的实力去挑战君主权威极易推翻君主，一部西方中世纪史就是贵族动乱史，一部春秋战国史也是贵族动乱史。
中国一直到汉武帝贵族制的残留还存在，汉武帝之前的国内战争是削番就是铲除贵族制，与贵族制同时存在的是“富者田连迁陌，穷者无立锥之地”的财富分配极不平均的社会，于是汉武帝用“推恩令”的办法去解决极端差异的社会和威胁君权的社会现状。贵族、大家族所有人都按“推恩令”方式把自己的田地财富平均分配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一来就产生两个结果：1，贵族和大地主再也无势力去挑战皇权，国家政治达到长治久安。2，再大的家产也不够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章的子孙后代不是有人讨饭吗？第一代父亲一人，第二代假设三个儿子，第三代每个再生三个儿子，到第三代就是九人，财产就要分为九份，是不是不够分。个人也没有世袭权威来保证自己衣食无忧的地位只有自己努力去奋斗。如是社会成员一例平等社会活力无限。
子曰：“大夫之福，五世而斩”。按他的理论一个大夫到第五代时不论创始人当时的财产是怎样的富可敌国，后代不努力最后都归为小康社会平等一员。
复合财产制可分可合不执于一端，分时达到个体财产的明晰不受任何侵犯，合时可集中力量去办大事，财产的均分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没有一个固定的阶级没有特权阶层。古语说“均贫富，等贵贱”。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一个阶层的社会，保持了社会最大的公平和活力也保证了中国2000年的长胜地位。
中国的复合财产权是按自然规律人的天性自然而然来分的，完全无造作的成份，按人的天性按家族的方式来实现。
西方社会是贵族制社会，不论是古罗马的奴隶主还是中世纪的贵族都是世袭的，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地位，唯有财产不受均分不受国王指令削弱。我们知道如按中国的财产分配方式，三代贵族就玩完了。穷人谈什么贵族，怎么办？西方的办法就是实行绝对的财产所有制，个人可以决定自己财产的分配方案，给谁就给谁，后代没有要求的佘地。父亲把财产给最崇爱最优秀的儿子最大份额以延续家族传承，这就保证了贵族的传统并把产权观念保留至今。我不知道一些自由主义者是否真的不知道西方的传统还是闭着眼睛不看，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到父亲分配财产不公时肯定蹦的老高，恨不得痛打老父一顿，完全不会承认这是老父的权力，这时早把西方人继承法抛到爪哇国去了。
西方极端的财产分配方案是阶层固化的原因，阶层固化是欧洲暴力革命的原因。马克思说“欧洲的罪恶就是私有制只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会才能达到人人幸福的乐园共产主义社会”，殊不知这是分配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鼓吹革命鼓吹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就是“剩余价值论”，资产阶级之所以富裕是剥削了吞食了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推翻了资产阶级这个剩余价值就归工人阶级所有，工人阶级再也不受剥削再也不贫穷了，马克思思想的本质还是西方人对其财产的极端捍卫，自己的财产不容许别人沾光。中国人是“见者有份，天下为公”，中国当然产生不了极端捍卫财产权的行为，而西方这种治国方式当然也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
不合理的经济制度
孟子见梁惠王“王何必曰利，有仁义可也…..上下交征利则国危也”古代是农业社会，王与民争利只有两个途径一是皇帝收取农民的土地，二是加征税收，1，收走农民的土地最终还要农民耕种，这就必须把农民逼到破产的地步成为佃户和奴隶才可以。2，增加赋税皇上不可能亲自收税只有依靠官僚收税，官僚悄悄地塞进自己的私货于是民苦不堪言。
现代社会是工商社会，创造财富的载体是企业（公司）组织，现有的组织形式有私营企业（家族企业），国营企业，现代公司三种形式。私营企业自是纯粹的私有制产物自不必说，国营企业是变相的私有制（国家私有制）。企业是谋利的，无利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参加竞争。私营企业主经营所得为自己所有有很高的收入，国营企业经营者收入低下自然不平有不平就有抵制1是偷赖2是损公肥私。
我们先按最好的逻辑来推理，有偷赖就经营不好，没办法国家就绘优惠政策，国空给优惠政策必须先增加政府的权威，增加政府的权威就要增加政府雇员增加雇员 就要加大税收如此逻辑下去政府庸肿不堪，效率低下这就是剀恩斯时代的西欧福利国家。
按次优理论来推理，中央抓住所有权但在私营，公营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人是按利益最大化方式行事还是制止不住腐败如是产生印度的管制经济，效率极度低下且腐败遍地流行。用最激烈的办法，中央加大权威用暴力手段铲平这种利益选择差距，这就是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两国人民受尽暴力摧残之痛。当今有识之士看到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欲增加中央政府权力来对治这种情况不知他们有何良策。
第三种经营模式就是现代公司制，公司制摈弃了私营企业很难扩大的矛盾；国营企业有强力的政府主导的敝端，达到了人人有份的境地实乃“天下为公”，也实现了代理人经营（举贤选能）。这样的好事谁不想去于，这也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互相论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在中国就是走不通，为什么？
公司制的本质还是私有制，是国家共和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微观表现。代理人必须经由所有者授权经营，是按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方式行事，不如此代理人就会被炒鱿鱼。但是我们深入地去看公司制就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股份公司制，股票市场的出现是个人无力去办大企业，于是几个人合伙或个人在股票市场上集资以使企业得以迅速增长。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几个人合伙假设有五个人，每人有1百万股合起来就是五百万股，（每股5元或10元）一个只有1百万股的单个人是无财力经营或无法快速扩张的。例如一个生产电视的公司（生产任何产品的公司），这时单个人的收益是零（无法经营下去），或者他个人资产从1百万到2百万需要8年时间或者更长，但是一但合伙，公司有经营资本即能迅速扩大，单个人的收益就不会是零。不仅如此他个人资产从1百万到2百万只需2—3年就可达到，或者年终就可达到。
第二种单个人不与别人合伙，而是在股票市场上集资。集资人在公司中拥有的股票数量与散股投资人的单个股份之比是天地悬殊，董事长舍我其谁。
第三种情况是挂牌经营。品牌拥有者出售品牌与人合伙，首创者是麦当劳的创史人，他从小立志说在40岁以前要挣1000万，可他37岁时只有100万，三年之内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于是他发明了挂牌经营这种经营模式，到他40岁时资产以超过2000万。
这三种经营模式都能让主创者的资产迅速增长。我不是说他们经营方式不好，而是他们创造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平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迅速。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后发国家其GDP增长的越快其国民收入差距拉的越大、人们心理越不平衡的原因。
亨廷顿说：“发展越快的国家其国民越动乱，不是因为他们要贫穷，而是他们要发展。”亨廷顿没有从经济上说出他们要动乱的原因。实在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任何经济增长方式都会拉大国民收入差距，人不是因为自己拥有东西少而痛苦而是在对比中痛苦。不仅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国家贫富强弱差距的对比是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横向对比而不是与自己历史的纵向对比。国家可以这样个人难道就不行吗？
2006年墨西哥首富一年个人收入达到190亿美元，印度的钢铁大王一年收入也达100亿美元，他们国家个人收入当年增长了多少呢？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主导的发展是不是让人感到恐惧。
产权绝对私，有国家无力整合经济，也无力削富弥贫更不能整合国民力量，达到全体国民心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如是国家软弱社会分裂，这就是国民党倒台的原因。按理说国民党统治时GDP年均增长达到13%比现在10%还要高吗？史家不是称之为中国黄金时代吗？人民更应该支持拥护，国家更应该坚不可摧呀！日本更没有实力侵略中国呀？事实上国民党掌权10年日本打进来了，八年抗战只要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不是中国人把日本人赶走，而是美苏赶走了日本，美国在日本放了一棵原子弹，苏联打掉了关东军。凭蒋介石1万年都打不过日本。共产党当然看不起老蒋，但老蒋确赖在位子上不走。你看共产党掌权第二年就与美国干了一场打个平手，其国家整合能力是多么大。国民党无力整合国家也无力整合社会只有卷起铺盖走人。
中国历史上的复合财产制。个人经营所有的理论上实际上都归全体家人所有，在一个家庭里（经济组织），人们不仅不仇富反而干劲更大，全面听从董事长（父亲）的指挥，没有任何异议。在社会上，个人财产也理论上归皇帝所有。皇帝忍受不了财富的差距，国民也忍受不了财富的差距。
历史上极度财富差距还是有的，人们能忍受，第一，在长时段一个家族后代不努力同样会衰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第二，个人可以努力奋斗，个人从贫民到宰相的在中国历史上多的事，第三家长制的权威秩序心理深入人心。50年来大家族以经消失，代之以小家庭，家长制的权威已荡然无存。
30年的改革开放，国民财富差距极度拉大，无任何办法解决，在长时段里也无西方那种高额遗产税来拉平，以弥补社会心理的落差，实际上用这种办法以经来不及了。收取这种税最起马要20年以后才会起着用。中国第一代富翁普通最大年龄才60岁。如是怨声四起，社会上销烟弥漫。
1，私营企业产权明晰无大众观念，中国从来没有这种极端个人产权观念。2 ，国营企业必须有极权政府作后盾否则很难行得通。3 ，股份公司制主要出资者赢者通吃，不仅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扩大这种差距。现在国际舆论不是都在谈论“下流社会”这个观念吗？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带来收入福利的提高反而使人往下流社会滑落。
西方发明的三种经济组织都是西方一元哲学为根本，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体制。不是中国人融通广大、天下为公的观念所能接受。一百年来中国无论引进何种经济组织都无法强大，也无法长治久安，国内充满冲突和焦虑，在国际上受到发达国家的打压而无还手之力，内弱而导致外弱。实在是这些体制与中国文化无法融合。
社会管理者
一个有经营才能的人当他挣了第一桶金以后就好办了，当他看准某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或利润相当高的行业毅然进入从银行贷款，因为他有一定的本钱且有能力。银行肯定会贷款给他而不会贷给一个毫无把握还款能力的人。得到资金支持的他有于猛虎下山迅猛发展，他发展的越快各种资源越向他靠拢于是从百万富翁到千万富翁到亿万富翁，财富向他一人聚拢。
这一切都是按照自由主义的正义程序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私毫没有巧取豪夺，但最终的结果却置一国之内财富占有的极度不平均。美国是这种完美主义的典型，美国有1／5的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形式的民主，又能意味着什么？还有一种补救的手法是累进财产税，收入越高收税越多，可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你不能收到他对创业失去热情的地步，这无异于杀鸡取卵。第二，反正他可以从银行贷款，这两点决定累进财产税根本不是收资本家的钱，而是收白领阶层的钱。白领阶层的收入来源就那么多，收了多少就少多少。事实证明西方国家不因收累进财产税而财富不向少数人集中。
上面的故事是在一个起点平等的社会发生的事，但对于他们的第二代来说，起点就跟别人有天壤之别，绝大多数人是无法与之竞争的。教育虽说起到一定作用，但培养的人才99%是为这此少数人做打工者，也就是培养奴才。
一个亿万富翁肯定不是他一人就能创造这些财富，必然有很多下属为他效力帮他打理公司，可是这些下属的收入跟老板的收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但有人说老板挡的风险比职员大，这也不见的，一个公司倒毙固然老板失去一切，但职员不也失去失去一切吗？工作，收入，精神的依靠不也跟老板一样统统消失吗？有人说职员可以重新找工作，难道前老板不会去找工作吗？何况现代社会有限责任公司关门并不能从老板的家产中去拿钱补窟窿。这就是说有能力之人拿公众的钱去冒险发财而不必承担责任。这样说并不代表我仇恨有能力之人，事实上任何社会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官僚）有能力之人都享受特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而问题在于他们所享受的特权与普通人太离谱了，而所负的责任又太小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象投资家巴菲特，香港的李嘉诚他对社会所负的责任难道比克林顿还要大？不可能？可是他们的家产是一千个克林顿也比不上。
如果我们不把资本家看成财富的象征而看成是社会的管理者，其所拥有的财富是他做为管理者所拥有的荣誉和行使权力的象征物。这样一来就好办了。（现代社会是工商社会主要围绕创造财富而活动是资本家当道的时代而不是主要维持国家的统治地位，官僚阶层自然不应太多）。既然是管理者就不可拥有太多财富，拥有太多财富其他人就成为他的打工者奴隶。而他由于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势财富和永远无法满足的私欲为非作歹的事也就常常发生。
最高财产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人均收入的1万倍不多也不少，在这个限额之下他的公司也不大，对社会贡献也不太多，社会责任也小而且可以完全自己打理这些财富，主要作为荣誉的象征物；因而受到众人的谢幕和行事的榜样，但达到这一水平，他的公司规模肯定大，职员就很多，这么多的产值不是一人能创造，是集合众人之力创造的，他是作为主要的管理者参与其中，当然不可能独享成功果实。
依思科的理论人们之所以要加入企业完全是因为要减少交易成本。可不是把自己的血汗拿来让人剥削。
一个例证，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准备把他的企业传给下一代，下一代的情况是24岁的年青人，24岁能管理这么巨大的公司，这不论怎样都让人怀疑他的能力，正如中国封建社会20—30岁的皇帝把王朝给败了一样，典型的如崇祯，其实中国末代皇帝都是年青人，这些长再深宫的少年难道没有受过治国的培训吗？培训过。可他们有治国的能力吗？没有。历史证明他们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受到战争扰乱的不是一个皇帝而是怎个民族。我们不在这方面批判民族文化制度设计却把矛头对着这些年青人，我想对他们也失公允。
回头来说娃哈哈集团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如果倒毙，上万人吃饭马上成为问题。其实对娃哈哈继承人来说倒并不是问题。因为这么多钱个人很难花完，而且是生不带来死不代走的。请娃哈哈集团的老总原谅我说些不吉利的话，我只是以这个公司探讨中国的问题。
第二，继承人没有多少能力但他依靠副总来实行管理。这对副总是公平的吗？副总辛辛苦苦的全权帮他打理公司，可是收入只有继承人的几分之几。他心理怎么平衡。如果不平衡公司只有倒毙。如果平衡这只能是我们培养了奴才。中国经过孙中山的平等化革命到头来我们还要退到奴才习气当中。我们对的起前辈吗？
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向公司化改变就是无法完成。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心理，主流经济学家却偏偏要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他们说只要产权明晰中国就走上康庄大道，他们考虑过我们民族的心理了吗？第一代说不定还可以，但第二代行吗，事实上第一代就闹的中国收入差距世界第一。要知道这个第一还是有许多国营企业在支撑着，如果没有这些国营企业，那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是世界上用认何语言都无法描述吗？主流经济学家应该反省了。
从社会方面看象李嘉诚拥有的上千亿财产，如按最高财产制最起码可以产生一百多个李嘉诚，那对社会的发展该是多大。肯定有人说不行，一个没有多少资产的管理者肯定管不好公司，而世界上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世界上的家族企业总产值不到世界总产值的20%，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也就是其产值不到年人均收入的1万倍，只有极少数的大企业是家族企业。国际上通行的是公众公司如（通用汽车）和国营企业如（中石油），他们都是委托职业经理人管理。职业经理人的个人财产跟公司的财产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难道他们能管理的好而给他们更多的财产权反而不行了吗？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就是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政策，一没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二没有节制大资本家的产生，四大家族占有大量财富，蒋介石集团不仅掏空了国家也掏空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
最高财产制的困境与解决的办法和前途的展望
最高财产制对一般的人是没有约束的，事实上约束的是超级能力者，可是如果把这些人约束住一个国家也没有希望了。他们将遇到哪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增长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在一个公司当中有与他相同股份之人怎么领导的问题。第三就是心理问题。
这就必须解决激励问题如果规定死了，那个人达到这个财产水平就不会再去创造。我们说的年收入的1万倍不是以固定的某一年作为标准，而是每年的标准。也就是说只要国民收入提高就跟着水涨船高。比如国民收入从2万到20万，他的个人财富不是2亿而是20亿。
第二，领导权的问题，一个不大的公司象5—6亿资产的公司，由于在这样的公司中不论怎样在股票市场上稀释，创业者都占主要大头，很少有与他相同资产的人，没有什么人与他竞争领导权。但在一个500—600亿资产的公司中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有外国通行的公司制，但是中国是强制减少个人财产的，这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为了保证他的领导权可以一种加权的方法，宪法规定创始人可另拥有公司10%的领导权，且这个权力可以继承。在这样的公司中没有人投票权有他大。董事长非他末属，但是对被收购的公司就无这种权力，只有原始创业者有效，这就解决了领导权问题又实现了每个人都希望事业延续的问题，且延续到后代。
第三，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一是为了自身的延续。创造财富，生儿育女都是自身的延续。二是活的有意义，怎样活的有意义就是获得别人的认可，也就是自己的劳动不仅为自己带来效益而且为他人带来效益，给别人带来的效益越多越受到别人的尊敬，不论是写作，搞科研还从政……等这些人的工作外溢效益远超过自身获得，为什么偏偏企业家的收入要全部归自己？
在一个有明晰产权的社会，其他人不同意创业者的领导可自由退出 。在股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股份不得分拆公司。由于所有的财产都是股票标榜他的，自由退出并不影响公司的资产。
在实行中还会遇到一个问题：他把财产向家人转移。其实这倒不必当心，他的财产是一步步壮大的，不可能一夜挣那么多，即使有法律规定只准许转移给配偶和下一代，人总是有人伦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冷冰冰的社会，况且当他仙逝时所有的财产都归公了。
产权是真的神圣不可侵犯吗？我看不见得。例如美国就是收入越高交税就越多。如果神圣不可侵犯就应一事同仁。还有美国的高额遗产税不也是侵犯产权吗？可见产权的规定一是针对活人，死人就要受到侵犯，二是不侵占社会人伦的公平性。
产权可以这样理解在市场经济中交易费用最小的清晰规则。
如果说他的前景的话，第一就是增加了共同体的向心力，在这个社会，有钱人自己发财且带动大家发财，13亿中国人大家心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试问天下谁人能敌。
第二增加了社会的活力，你看向李嘉诚的财产是1500多亿。在一个最高财产制的社会，他的财产顶多50亿，这样在他的公司中拥有几亿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如果有新的不被李嘉诚采讷的意见大可不必忍气吞声地呆在那里，可以自己出来创业。
现在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没有资源但有才能的人无法出头。现在是一个创新型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导致无法创新。拿人均收入和总产值来说，香港比芬兰高很多。香港有什么创新？香港如果不是靠着大陆的商品市场和金融融资香港早就趴下来了。香港一个引进的科技港被权贵搞的不成名堂，但恰恰是这些人反对民主，李嘉诚反民主言论众人都知，说什么人民的素质不行。我看就是他们一伙霸占了人民的财产素质低劣，一但民主，他的财产就要被人民收去。
第三增加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远的不说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以道德为轴心的制度，实行起来更是提升每个人的道德良知。一个人当他知道自己创造的财富有一个规定的限额后，他把多佘的财富肯定捐给社会为自己树碑立传而不愿意神不知鬼不觉地上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政府花光，或偷税转移国外。比如捐给残疫人或向学生捐款。向学生捐款的好处最多自己不仅永远被人记住而且献身说法地教育了下一代。
第四中国人这么做，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各个国家的民族独立性得到保障，不会受全球化的冲击而随波逐流。
以德制德
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就是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虽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没有势均力敌的几个权力主体谈何制衡。好比武侠小说中的决斗，必须是一流高手与一流高手的决斗才能大战三百回合。如果是一流高手与三流人物比武，倾刻间三流高手就血流成河，电视上不是整天在播放这种镜头？我不知道导演拍片时有何感受，反正死的不是他哦！
西方社会从罗马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贵族制，其上层阶层是按血缘传统继承的，君主不得剥夺之。这种社会实际上就是双核领导，君主与贵族共同领导，后来资产阶级地位崛起，资产阶级与君主连手共同削弱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贵族。此时的英国从双核领导变成三核领导：君主、贵族院、下议院，任何一方权力都不占绝对优势，宪政民主自然而然诞生。所以说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有实际的宪政传统。
法国、俄罗斯的大革命消灭了君主和贵族两个阶层，只剩下一个单一阶层----平民阶层，单一阶层无权力的制衡只有权力的游戏，在这个社会中谁的权力大谁就压倒其他一切，拿破仑登上帝位。共产党全面统治苏联。
没有均势的权力而有民主。无异于水中月，镜中花。
辛亥革命革命党与北洋军阀共同推翻满清，在当时出现了两个权力集团并存的局面，共和体制得以确立。民国三年发生“宋教仁”案，孙中山没有选择以共和国法律方式解决，而是采取武力方式解决，共和政体就“名存实亡”。此时无论是北洋军阀胜利还是国民党胜利都会丢掉民主体制，北洋军阀胜利，袁世凯称帝，国民党胜利，国民党一党独裁，两方都把民主的遮羞布抛到九宵去外。
孙中山本来以国共两党互相制衡重新开出民主。无奈国民党以推翻北洋军阀为职责，共产党更利害，以推翻一切阶级为以己任，这样的党能容忍国民党一党当政吗？不可能！北伐战争还没结束，两党就互相夺权，国民党以占优势的地位先下手为强，大开杀戒，再一次种下了政治的祸根。
1946年重开宪政谈判。国民党如果下台，共产党上台能放过国民党镇压自己的历史吗？天真的人才会相信。台湾一个二二八事件把国民党打的死去活来，况且这个事件还不是发生在民进党亲历者身上，何况血淋淋的历史就发生在当时当政者身上，能互相饶恕吗？1949年以共产党在大陆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但国民党死而不僵，死死地盯着对岸，共产党如芒刺在背，必欲消除国民党一切支持者和潜在的支持者。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共产党就在斗争中开始了建国。
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亲手毁灭了民国。从此中国再也没有出现民主了。中国一个世纪的民主追求成为一个世纪的杀戮，这样的民主我们还要他于什么？中国为什么这样？民主共和制的核心就是竞争，竞争就要分出个胜负，但如果失败者没有一定的不被消灭的实力基础不能再一次翻本，那胜利者就永远是胜利者，还谈什么竞争。我们知道人是按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实际上任何组织。任何体制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只有有一个相反的对抗力量阻止他时，他才会停止前进。
二十世纪的权力游戏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互相争权互相扩充实力必然把全国人民从上层到精英在到全体国民全部卷入，哪一方动员的人数多哪一方肯定赢。北洋军阀只有上层官僚军队支持竞争不过国民党的社会精英 。国民党的社会精英竞争不过毛泽东的全国农民（人数上占优势）。
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奠基就稳定了原因在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据皇权可以世袭任何人都不能都不得去夺权。百官互相竞争皇帝作为仲裁者谁有利于皇帝就用谁失败者也无话可说政体当然稳定，而现代共和制，皇权不能世袭必须在竞争中胜出者才能上任，一方面要竞争；这种政权最终仲裁者是人民二把手为了上升成一把手互相竞争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就拉拢一切可拉拢的力量包括动员大众而一但提前胜出者就危及一把手的地位，如是一把手又压制竞争你说怎么办。
民主政体必须有势均力敌的社会基础，在经济上中国资产阶级一权独在，工人阶级无权无势，中国工人要多少有多少想用工人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根本是做梦。
100年来我们无法解决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只有在暴力循环或丑恶的政治下讨生活。用西方的民主方式来解这个死结只会越解越死，解开这种死结的唯有用儒家理念
历史上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也就确立了一个政治秩序，开国皇帝皇权世袭，大臣辅佐他治理国家，任何人都只有供献才能为国家效劳而不能去竞争皇权，皇帝作为仲裁者处理各派的分岐。自古道“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竞争天下时必然是用赤裸裸的权力手段，任何一点仁慈都会身败名裂，项羽有妇人之仁而自刎乌江。但一但夺得天下，而这个天下能世袭时还用权力手段，只有神经错乱的人才去做。
儒家以德治德来规范天下，君主必须有德才能做为天下的表率。“上有好者，下必胜涅”，君主有德人民当然有德了。孟子曰：“事父母以孝而好放上作乱者末之有也。”上行下效，不一日而天下治。
当今天下不能世袭，又不能以权力对治权力，有一个社会规矩使之无法超过这个线，只是用权术互相竞争，用权术就要把道德抛在一边。如是道德弃于憋履，人心不古，社会混乱。
我们无法用权力对制权力，唯一的办法只有用道德来对制道德。政治是权力场再也无法以道德规制他了，唯有以社会道德来规制政治，只要社会道德压倒了政治权术，政治清明就指日可待......
“为富不仁”。在古代唯一的财富来源是土地。只有占有土地才会富裕，占有大片土地农民无法生活当然“为富不仁”。当代是工商社会，财富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财富可以无限增长，领导者优先无可厚非，当然可以“为富且仁”。
我们规定一个最高财产制，只要这个规定不阻碍创业者的路，就不会影响经济活力。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下“不进则退”。当一个人的财产达到这个标准时，他不想再于，去为别人服务，大浪淘沙，市场会把他甩开的。当他努力工作在工作中他将获得一种道德的感召力，自己践行道德他能容忍别人不道德吗？
一个大公司的股票全在市场上交易，公司越大受益的人越多，购买他的公司股票者谁不想获得更大收益？在此情况下有谁能容忍任何同行业者以不正当手段竞争。
国营企业是国家私有财产，其领导是国家任命的，他不听命于政府他只有下台，他没有任何的对抗手段。私营企业是个人创造的，政府无权任命他，他可以不听命于政府。只是当今权力主导一切，个人收益又无限增长，为了膨胀的私欲。个人与政府互相勾结。而当一个人的财产不能无限增长时，增长的部分要贡献给社会时，他就获得一种道德的对抗力量，决不准许政府腐败。
中国全面实行最高财产制这种制度，当权者不让步那经济就全面毁灭，谁也逃不过，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当权者一让步，民主离我们还远吗？
在这种制度下左派找不到攻击的目标，资本家的财产以经封顶，资本家是社会道德的楷模。右派挑不出毛病，国家经济一切私有化个人按个人能力自由竞争。保守派热烈拥护这是中国本门正宗功夫。最多我们分岐的是最高财产是5千倍还是1万倍还是2万倍这些问题可以全国大辨论，总可以讨论出结果来。三派达成连合阵线，当权派阻挡也阻挡不住。
这是一个自动控制的社会，一切问题这个制度本身就可解决，这时再开放政治竞争正如一篇文章说的，2006年美国州长竞选投不投票，投谁的票都一样他们的分岐只是在收税的0.3%里打转。100元交3毛钱交不交都无所谓。在这样的社会以经没有政客的生存之地，煽动民心的政客他以没有可煽动的人员。自由，民主，平等社会就充分展现在我们面前。
应对全球化
二十一世纪，人权理念，人的生命是无价的观念以得到文明国家的普遍存认，主要的大国以不轻意貌然用武力解决彼此的分岐。
9.11事件的发生让美国认识到再强大的武装也有软胁，受到全球追击的恐怖份子的能量都如此大，假如把一个大国逼到墙角大国又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反恐成为小布什的国策变成美国为应对未来这种挑战而在演习。
在目前来说，武力不是解决各大国的手段那么说武力就不重要。非也！世界还没有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下，尚武用武力保护自己国家，或自己的政权是理所当然，只不个武力以是各国用于国内政治斗争的砝码和国际斗争的工具，世界真打起来恐怕很难。
真正的竞争在于经济和文化方面。
二十一世纪谁站在经济食物链的顶端谁将或得最大的利益，经济食物链的顶端1 是科技水平当今全球化的发展一项科技的发明很快就流入别的国家阻止快速流动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大“知识产权”的法律效力。2 强大的金融功能，发达国家以经从实物经济（简单的制造业）走向金融经济。金融经济成为世界的主宰，发达国家用这两个手段就可左右第三国家使其成为他们经济的附庸。
亨廷顿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文明体系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第二个层次是几大文明体系内部的子文明冲突，如儒家文明体系之间的，中国与日本的冲突。大陆与台湾的冲突。基督教中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伊斯兰教中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冲突。实际上认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文明子系统。亨廷顿的新意在于基督教文明经过上千年的冲突以经化解了彼此之间的差异，进化成一新的有他们全体共识的新文明。欧盟的建立并与美国的协调，基督教文明的各子体系之间已无冲突，剩下的就是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儒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文明体系之的各子体系还在冲突，儒教的大陆与台湾，中国与日本；伊斯兰的什叶派和逊尼派，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美国只需要拉一派打一派让他们互相牵至就行了。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发明了软力量国际斗争观念，是的，当你不能把人们全部消灭时，你只有用吸引人的办法让别人跟着你走，当今世界上所有先进的理念所有基本合理的政体设计和经济组织都是基督教文明发明出来的。别的文明学都不得来不及哪有与他对抗的本钱，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兵法云“攻心为上，破国次之”，只要我们在本文明的基础上发明出管理现代国家的最优理论和政体，经济体制的安排，我们就可以溶合儒家文明体系的子文明并让其他文明体系心悦臣服，当可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功效。
罗尔斯说“不仅要程序正义还要分配的正义”我们的领导人成为全民一人一票民选选出的总统时，我们不仅有程序的正义。实行最高财产制时我们有分配的正义。试问美国还能用他那一套民主，自由理论来教导我们吗？我们不教导他以经算是对他客气了。
那么全球化就劳劳掌握在我们手中。
（作者简介：1972年出生于安徽省，学历初中，在杭州打工。有兴趣者请和我联系手机：13758166039，电子邮箱zhangdong1972101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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