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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弱国的应有思维——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
作者:夏斌    发布:2007-04-28    阅读:9208次   
  关于亚洲危机的反思,海内外已有大量的文章。亚洲金融危机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外部原因还可以包括日元和美元的汇率变化,等等。哈佛大学的教授还专门提到,国际游资不能辨别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好风险、坏风险,也是其中需重点反思的一条原因。
 
我们如果不从危机这一坏结果看,从这些危机国家改革与发展本来的方向看,可以说,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方向。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过不去?实际上都是在寻找转轨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以及制度政策的配合协调上出了问题,更多的不是方向上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如何反思?我们要什么?其实很明白,1979年改革开放一开始,方向早已明白,要探讨的就是渐变过程中的手段、措施与政策的组合。
  对亚洲危机问题的看法,现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思的角度也不一样。我认为,从纯经济学理论上反思,意义不大,要反思的是政策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曼昆在《比较》杂志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好。他说世界上有“两类宏观经济学家,一类是应用工程,另一类更倾向于科学”。“工程师们最关注的事情是解决问题,而科学家们的目标是阐述世界的运作规律”。“宏观经济学的科学和工程这两个部门存在的巨大鸿沟,对所有从业者而言都应该是令人沮丧的事实,最近以来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无论是来自新古典学派,还是新凯恩斯学派,对实际政策操作的影响都几乎是为零。美联储梅耶关于经济政策和波动的分析非常深刻而精巧,但是丝毫没有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痕迹”。“从宏观经济工程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陷入了歧途。”这是他对美国经济学家的一些评价。如果搬用到我国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我认为更有意义。
 
金融强国和金融弱国的分析
 
有没有金融强国、金融弱国的概念?我认为有。从现象来看,如果用指标刻划:(1)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2)汇率的自由化程度;(3)国际比较下一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及融资能力;(4)金融服务收入占GDP的比例;(5)对外金融资产的规模;(6)金融市场的弹性以及风险消化能力。
  如果用这些指标进行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有些国家金融很强,有的国家金融很弱。但是,有些国家这些指标很好,照样是遇到了危机,如何看待?因此就要深入分析了。
  到底什么是金融强国?如果进行定性分析,我认为是指一个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资金配置能力的高低。这个能力高就是金融强国,能力弱就肯定是弱国。这个能力高,意味着你的金融国门全面打开也不会出事。门一打开就出事,恰恰说明你仍是金融弱国。所以开放指标好,又不出现危机的,就是强国,反之,即使上述指标好,金融开放程度很高,仍可以归为金融弱国。至于“指标”与“能力”间的关系,属于另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但是此分析起码告诉我们,追求金融强国的目标不仅仅是追求形式上的“开放指标”的实现度。当然,一个不出大金融危机的金融强国,往往在金融开放指标的实现上又是领先的。
 
另外,必须认识到,从市场资源的配置角度出发,实现上述一系列指标很好,这是最好的。但是,这是一个理想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结果,需要很多很多因素,有金融因素,有非金融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包括民主的进程和一国政府对危机苗头的处置能力。这些观点,同样可以从东南亚危机中得到证实。
  根据以上分析,就中国而言,目前肯定不是金融强国,是金融弱国。虽然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整体看好,但是仔细分析,金融仍很弱。对于弱国来说,如果要在短时期内尽快达到强国的一系列指标,用中医的话来说,往往容易“虚不受补”。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金融国情的人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事。因此,讲金融彻底开放,首先要看清楚自己是谁,是处于什么样的成长阶段。
 
弱国转强国是一个过程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开放思维
 
世界经济近130多年来,已历经二次经济全球化。第一次1870-1914年,历经45年。后来三十年中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经济、耽误了经济。1945年二战结束,到现在又60年。其中上个世纪最后25年,就是1975年开始,全球化速度又进一步加快。
 
一些研究资料证明,两次经济全球化的结果,都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加剧,贫富差距加大。最近,世界银行在分析中等收入国家的“三个陷井”文献中,也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是世界的不平衡加剧。世界不平衡意味着什么?就是弱的国家越来越弱,强的国家越来越强。既然如此,那么,从常理出发,一个很强的国家与一个很弱的国家,两国打仗,用一个共同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来打,行吗?肯定是不行的。反过来说,中国过去近29年发展很不错,现在在进一步崛起。由此,要想由一个金融弱国转为强国,必须有不同的思维,绝对不能按照世上已有的游戏规则来做。不平衡下的金融弱国,用同一个游戏规则来竞争,不可能转化强国。这里讲游戏规则并不是指国际组织制定的各国共同遵守的公约等,而更多的是指在遵守各国公约等规则下的操作策略和技巧。美国前财长鲁宾曾说,“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不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的制止,或者对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鲁宾作为美国财长能说出这句话,意味深长,不能不引起我们发展中国家人士的深思。也就是说,几乎在发展中国家的成长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金融危机。
 
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经济的、社会和政治的问题要解决,因此绝对不能在金融开放问题上存在简单“闯关”的侥幸心理,而是应该尽可能的不要发生危机。要看到,以“华盛顿共识”的急躁心理去决策,容易出事。我们如果从这种角度来反思亚洲危机,也许更有益。
  在美国被称为爱国主义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曾说:“亚洲经济主要来自于汗水,来自于更加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你可以认为这些经济体的规划者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真相大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根本瞧不起东南亚国家,他认为东南亚诸国的成绩主要是来自资本的投入。
  在这方面,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同意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斯蒂格利茨判断,亚州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我们是否称之为奇迹,事实上本地区生活水平的改善之快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总是受经济波动,包括金融恐慌的困扰。东亚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经历了1997年的危机,而在于在过去三十年中很少经历危机,其中两个国家(地区)没有出现过一年的负增长,两个国家(地区)只有一年的衰退,这个记录远远好于任何应该是更为先进、管理得更好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危机只是轻微地淡化了东亚创造的记录,就是连续三十年看东亚这些国家发展之快是从来没有过的。”
  反思东亚国家为什么能后来居上?东亚的成功就是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方法之一就是干预了金融市场,集聚了大量资金,推进了增长战略。三十年中只有两年的危机,或者说持续长期的增长中遇到了一些曲折,这些成绩应该说是政府充分发挥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的结果。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进一步的改革没跟上,把国家管理风险的弱点暴露在全球金融市场体系面前,同时又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因此,危机不可避免。
  由此看,政府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亚洲危机只有两年,99年马上复苏,世界对此马上又是刮目相看,这又与有关国家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有关方面的改革措施相关。因此我认为,金融弱国转强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经济,要遵守一般的市场规律,同时你要赶超,一定要有赶超时期特殊的制度安排,而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又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要及时地适应本国经济参与国际化的程度,不断的调整政策制度。如果不调整就会出事,调整就能避免危机。
 
就是从世界史看,在金融弱国转强国的过程中,金融开放与保护、金融开放与经济安全,都是每一个国家必然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英国崛起过程中,在抗衡荷兰、西班牙时,它是采取了民族保护政策。美元帝国在抗衡英镑帝国的崛起过程中,同样采取了民族保护政策,1816年制定了第一个保护性的关税条例。德国在十八世纪崛起过程中更是明显。德国某著名学者曾说,德国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思想,只有经济政策。
  哈佛大学专门从事发展问题研究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曾运用世界各国大量的数据分析后得出结论性的话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通常是那些能够制订出有效的国内投资战略推动增长的国家,是那些能够建立适宜体制来克服外部负面冲击的国家,而不是那些依靠解除贸易和资本流动限制的国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那些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高,并有能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与开放程度(具体是指关税和资本流动的控制程度),之间的关联很低,甚至干脆没有任何的关联。跌入深渊的国家并不是什么开放不充分的国家,而是那些未能很好管理开放进程的国家。”
 
如何思维?
 
当前国内股市问题、流动性问题、内外均衡问题、内部银行改革问题以及对外的开放问题,很多很多。现专就金融开放思维讲一讲。我认为基本原则是,应该在保护经济安全与发展的前提下,寻求不断的金融开放。
 
一般的金融开放程序大家都知道,政府机关内也都明白。在此,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具体问题,说一说怎么制定政策,这是大事。
 
一是在大国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市场的建设问题。翻开大国兴衰史,没有那一个大国的兴起是借助人家的资本市场。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好企业继续大量海外上市?香港联交所的例子反过来证明,香港工业制造业方面实力较弱,真正的实力是金融服务和贸易。现在要与世界各大交易所竞争,要继续大力发展股市,必须要背靠大陆的支持。这里面有没有大国的发展战略问题?
 
又如证券机构和外汇资金进入问题,我认为外国银行的进入和外资证券机构的进入有差异。就是在证券公司的进入问题上也要分析清楚,让外资证券公司进来只赚资本金增值的钱,不怕。只要不让他带境外游资进入,对外资证券公司的进入可以适度放宽,有利于竞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同时,当然要尽快扶植壮大自已的机构。国家注资证券公司,过去是为了“救火”,现在应自动扶植,自动去壮大它。又比如广发行的持股比例,放多少为好?银行改革战略中要不要有“抓大放小”战略?若即使“放小”,如何作为政治、外交的谈判筹码?我想这些问题都应该进一步去想,去通盘考虑。
  另外,在对外开放中,长期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去美元化”问题。现在我们有“人口红利”的重大机遇,要抓紧发展,再过十到十五年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发展这么快了,因此目前贸易巨额顺差是一个难点,但同时也是一个重大机遇。因此能赚外汇的时候应该抓紧机会赚。赚多了,国内流动性多怎么办?这绝不是常规教科书理论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要用好此机遇,绝对要跟上其他特殊的配套政策。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后的三十年到五十年,肯定是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矛盾会进一步尖锐。世界绝对不是单极世界,而是多极世界。这种情况下,不要奢望美国政府政策有利于世界经济矛盾的消除,有利于他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政策肯定是为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会不断的交替玩升值与贬值战略,我们怎么办?
 
最近中国有一家企业与伊朗石油交易,不用美元,用欧元了。在边贸中,缅甸、柬埔寨、越南,很多已用人民币结算,香港也是大量的用人民币来消费。钱出境了,通过什么渠道回来?能否尽快自由兑换?若不能,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继续坚持逐步开放的大前提下,怎么加快建立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能不能做大?如何做大?
 
要不要建立亚元?如果方向不是建立亚元,亚洲货币应该怎样合作,能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目标?理论上说应该有亚元,这是对的,但是考虑中国长期发展的利益,在亚洲政治、经济格局下,何种货币合作机制是上乘机制?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发明,全世界没有,我们怎么充分运用?如何在保证今后十年以至更长时期内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不出事同时,充分运用香港这一有效市场?由此,三个交易所怎么安排,如何进行战略布局?由此,香港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和中国对其他国家双边贸易的结算货币选择等建设问题,都需要有特殊的思维。
  我们现在有些部门决策者的思维有时太简单化、太善良了,似乎金融就是金融工作,跟政治、外交没有关系。另外,有人说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内因外因相比,就是要把微观金融搞好。微观金融搞好了,宏观经济就安全了,是这样吗?微观金融搞好了,不见得宏观经济就安全了。在座每个人都知道,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中枢,贷款指向那儿,物资就流向那儿。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民主政治还在逐步改革过程中,当前的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也很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从此角度看,能不能从简单的教科书理论出发来探讨四大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问题?要不要把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中枢让给外国人控制?反正我不是纯从经济学来考虑的。
  最后,我还是希望在座的媒体、专家,都要好好重温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第五期《求实》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温总理关于金融开放的思想,监管部门也应该好好宣传。温家宝总理文章中讲了今后六大任务,其中第5大任务的重点思想,就是要提高金融开放的质量与水平,金融开放要积极稳妥。我把它概括为:要继续推行“以我为主”的开放战略。大家应该去逐字逐句的研读。谢谢。

 

 

(根据200741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会议上的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