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有不少学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实践上来说，效率与公平兼顾在我国难以成立。做出此结论的依据包括：(1)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强调效率是必然的，兼顾公平是必要的。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效率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2)从社会转型的需要来看，效率优先也是必然的，绝不可能是两者并重。(3)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在逻辑上也是很难成立的。同样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公平多一些的北欧国家与强调效率多一些的美国相比，其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就有明显的差距。而在发展中国家，大都对效率强调得多一些，否则就会被动挨打，这就是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借鉴的经验。

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基尼系数的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公平。但笔者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不应该被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真正坚持“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值得怀疑。

最近几年，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47,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国内众说纷纭，但更多的矛头指向中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却没有重视公平的发展思路。而笔者认为，效率优先的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是十分必要也是必然的。中国现阶段的效率优先战略是一项十分明智的策略，不应受到过多指责。而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并非源于此项战略，因为，笔者认为，效率优先的战略是否真正得到贯彻与推行至少在中国现阶段值得怀疑。

通过对世界500强企业与中国500强企业不同项目的比较（表1），容易得出，中国企业的低效率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而与这些低效率的企业相对应的却是行业的高收入。

         表1  2005年中国500强与世界500强的比较        单位：美元

项目	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	倍数
制造业企业比例 服务业企业比例 人均资产 人均营业收入 人均利润 平均利润	32% 59.6% 91.3万 34.4 2.1万 10.3亿	56% 31.2% 19.9万 7万 0.3万 1.3亿	/ / 4.59 4.91 7 7.92

 

根据税务总局的划分，我国高收入行业包括电信、银行、保险、证券、石油、石化、烟草、航空、铁路、房地产、足球俱乐部、外企、高新技术产业。垄断行业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高收入行业的主要席位。据统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已经高出全国平均工资水平30%以上，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非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近3倍。但是，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并非是在市场竞争中拼搏出来的，而是体制和政策赐予的行政性垄断利润。高额的平均收入恰恰是高额垄断利润的体现。因此，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当前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的说法值得怀疑。

再以各地区劳动力价格的差异为例，国际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一个追求效率的有效市场上，劳动力价格必然会出现均等化现象和趋势。效率优先的机制必然会导致劳动力要素在各地区间的优化配置，因此，如果效率优先的原则确实得以有效运行，中国各地区间的工资差异，城乡间的工资差异必然会呈现缩小的趋势。但是，通过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现实中存在诸多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以2005年中国部分省市的劳动力价格为例，如表2所示。由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各省时间，各区域间，城乡之间劳动力价格存在很大差异。明显呈现出东部高于中西部，沿海高于内地，城市高于乡村的特点。2005年上海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8645元，是青海省8057.9元的2.31倍。甘肃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8086.8元，是农民纯收入1980元的4.08倍。因此，通过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效率优先发展思路在现实中并未得到完全贯彻。

表2  2005年我国部分省市劳动力价格差异

                                      （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各省（市）统计公报整理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坚持效率优先的战略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也是必然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切实去实践效率优先的战略，真正做到以效率优先。真正的效率优先绝不必然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互动，以效率优先促进社会公平。

在真正坚持效率优先方面，笔者以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高收入行业为垄断行业所主导，说明行政权力对市场的支配，行政权力造就的垄断力量仍然左右着市场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解决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关键在于将行政垄断驱逐出市场领域。当前，重点在于打破垄断性行业的高工资低效率现状，在垄断领域由效率绩效决定从业人员收入。对于与国际相比低效率的企业，按照市场的运行机制只能获取较低的收入，不能使企业的力量凌驾于市场之上，依靠行政力量对市场的支配来获取其不该得到的收益，真正做到效率优先，以效率决定收益。

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应享有所出资额的收益权，因此应加大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利润的征收。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其资本金归国家所有，因此国家应该享有购有资本的正当收益权，但现在由于政策的不完善，对于这部分利益的取得无法通过强制手段加以取得，因此这也造成了这些行业的高收入，使得这些企业同其他企业处于不对等竞争的位置。

而且，高收入行业中，很多属于资源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行业，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而这些行业之所以取得巨大利润，更对的是因为对国家资源的较低价格的战由于开发。因此，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应该加大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资源性行业利润的征收。具体操作中，可以采取税前收取国有资产占用费的方式实现资本收益权。并且要加强基础管理的立法，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情况下，促进效率的提高。

       根据国经济经学的知识，资源在两地间的优化配置能够带来双方福利的提高。A地区劳动力（或资本）相对丰裕，而B地区劳动力（或资本）相对匮乏。而通过两地区间要素的重新配置，则能达到双方的共赢。反映在现实中，则应该鼓励劳动力、资本在各地区间自由流动。由于各地间自然禀赋的差异，各地区劳动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别，这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如果允许劳动力在各地区间，在中国的东部中部与西部，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必然能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别。当前，虽然中国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已大大降低，但日内固然存在诸多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程其实就是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国现阶段坚持效率优先的战略必然要求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否则，难以真正做到效率优先。

讲到效率优先的战略，必然要考虑当前中国产业的布局状况。按照国际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各地区产业应该重点发作干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才是追求效率的结果。但是，目前中国各地区产业的配置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而掺杂了更多的地方政府因素，以看得见的手干预看不见的手的运行。这些产业通过各级政府的有意支持与保护获取了与其效率不成比例的收入，人为的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以汽车产业为例，除西藏之外，各个省都建立了自己的汽车工业，而大多数地区并不具备发展汽车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产生了低效率，但所有地区的汽车工业由于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却获得了相对较高的收入。再看基金行业，基金公司是当前市场上收入最高的一个行业之一，月收入超过很多普通人的年收入，年收入超过很多普通人一辈子的收入。基金公司高利润的取得很大程度上由于国家对行业进入的严格限制。

因此，真正追求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必然要解决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有意支持的矛

盾，这就要求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靠市场的力量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

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而现实中存在很多禁止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如果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首先竞争的作用会促进国有垄断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工资差异，促进公平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民营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绩：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在2005年超过1万亿元，5年增长7倍多；税收增长率年均保持在40%以上，已占全国税收的8.7%。

 目前，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集中在制造业，比例高达87%。非公经济面临着许多市场准入的障碍，尤其在那些传统的国有经济控制的部门和领域。“非公经济36条”针对非公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对于开禁的领城搭好了框架，但隐性壁垒依旧存在。而且由于配套政策不到位，目前非公经济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限进情况。

现实中民营经济的高效率却难以进入垄断性行业，打破垄断性企业的低效高收入的悖论。因此，下一步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宽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的限制，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垄断行业的竞争，这样必然会降低民营企业与垄断性企业的工资差距，迫使垄断性企业提高效率，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达到促进公平的目的。

面对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受到指责，社会纷纷强调公平的事实，笔者认为，在追求效率是注重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设要比空谈公平更加重要。

在政治制度的建设方面，切实注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障碍，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让“看得见的手”减少对看不见的手的干预，取消影响要素自由流动的诸多限制，比如取消劳动力的户籍限制。政府的作用更加致力于制度的建设，比如重视初等教育的投入，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城乡弱势人口,不仅要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还要提供在住房、医疗、就学方面的综合救助。为提高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通过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用健全的法律制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当前，更重要的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取消民营经济进入一些垄断行业、社会公用事业的限制。对于已经初步进行改革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应完善改革措施、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有条件的实行多元持股,形成规模的公司治理结构。在非自然垄断行业中,应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应提高效率。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垄断行业特别是非自然垄断行业,应加强监管,既要加强安全、环保、普遍服务等的监管,又要实行价格管制,以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对政府服务、司法服务、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泛滥的创收活动进行整顿。

笔者推崇效率优先的发展思路，但绝不是孤立单纯的追求经济效益的提高。这里涉及到对效率优先的再认识，传统理论中效率与公平的两难的原因在于对效率的片面和不恰当认识，片面强调私人利益，经济利益，忽视效率的社会性和效益的外溢性。笔者认为，效率优先的效率更应注重社会效率和生态效益，注重效益的外溢性对经济发展的良性作用。生态效率的核心是使经济增长与其资源环境负荷脱钩，直至完全脱钩。国内外众多的生产实践，例如当前中共中央正在着重强调和大力推广的循环经济已经证明，合理运用3R原则，能够在减缓或杜绝资源耗竭、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益。只有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的共同提高，才是真正的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环境的保护，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注重可持续利益的获取。环境也应作为一种要素，其在投入有相应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应该予以考虑。

笔者以为，在衡量效率的标准上，效率取得的过程要比结果更重要。目前，许多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追求效益，片面地强调结果的获取，而不考虑效益取得的过程，因而在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企业为了个体的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了一己之利有意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正当竞争、恶性竞争现象，比如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之间互相破坏基础设施的事例。这是以他人利益的牺牲换取自己的利益，即使这类企业的效益再好，效率在高，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效率。

真正的效率是在有利于他人利益的取得（或至少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的基础上的个体收益的增加，它是一种个体与社会，不同个体之间的一种共赢的现象。是一种过程优于结果，社会效益优于经济效益，以效率促进公平的良性互动均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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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根清.在经济协调发展中实现效率与公平[J].经济师.2006（5）

[3] 矫幸,于大力,李帅帅.试论效率与公平[J].工业技术经济.2005（9）

[4] 谢琼.浅谈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J].社会保障制度.2004 (10)

[5] 黄卫平.国际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