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50人论坛

许善达：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现在开始。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嘉宾——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先生，大家欢迎。下面，请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三联集团董事长张继升先生致辞。

张继升：尊敬的各位专家、企业家和新闻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值此“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三联集团向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理事和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14年前，在山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海上山东”的战略指引下，三联集团投身到艰苦卓绝的海岛开发，将田横岛建设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旅游度假区。自去年起以来，两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得到了山东省各级政府和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三联集团向对田横岛和田横岛的开发给予深厚关爱和全力支持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创业20年来，我们深切感到，中国经济要走向明天，中国企业要赢得未来，都离不开实践的创新，也离不开市场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理论的创新指导。在新山东的建设过程中，在大青岛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有责任把田横岛论坛办好，办成知名的经济论坛和高层次的智力平台。祝本次论坛取得完满成功，祝各位在田横岛度过愉快的时光，谢谢大家！

许善达：下面请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同志发言。

樊纲：我简单说两句。首先，我想再一次代表50人论坛全体成员，感谢三联集团，感谢张总的安排。他们尽了很大的力，想得非常周到安排我们的论坛，今年是第二次了。我们这次看到了岛上事业的发展，比去年更完美了，更舒适了，设备也更齐全了。同时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企业家理事会的成员对我们一贯的支持。今天我们又请到了海信集团的周厚健董事长，这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我们50人论坛的专家都是玩虚的，企业家们是真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也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今明两天，我们将讨论内外平衡的问题。去年我在这儿发感慨，说以前海边是“天尽头”的地方，现在海边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古代人是田横时代，这个地方是思考问题的终点，而现在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我们面对全球化这样的进程，这次来再有感慨：大家知道天平中间要有一个支点，有了支点才有平衡。我们现在立足在田横岛，田横岛就像这个支点，我们在这个支点上来思考我们内外经济平衡的问题，预祝大家在这两天的讨论当中能够有所收获。感谢媒体界的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报道。

在这儿先说一句，我们50人论坛像这样的会议属于公开的，请媒体参加的，我们还有其他若干次内部研讨是不请媒体的，是封闭的。请媒体我们要有一个面对公众的问题，但是即使请媒体，我们在讨论中有些话题应该说还是具有公共敏感性的，所以也希望各位高抬贵手，在报道的时候征得我们当事人的同意，这样也便于50人论坛的持续发展，便于我们为中国公共政策的讨论做出持久的贡献。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

许善达：下面由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同志向企业家理事和嘉宾赠书。下面我念一下接受赠书的企业家名单，念到名字的上台领书。

清华同方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林荣强先生、上海来今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谦先生、北京金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徐钢先生、山东三联集团董事长张继升先生、还有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先生。

下面我们的研讨会正式开始，这次研讨会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内外平衡问题”。第一个发言人是李晓西，他是论坛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将来可能叫“研究院”，现在还叫“所”，下面请李晓西发言。

李晓西：谢谢主席，很高兴参加这个会，并就这个问题发言。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都是很深入的，我自己只是抛砖引玉了，永定教授是专门研究的。我从学术的一些现实情况和一些理论的讨论，我做一个汇报。题目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内外部平衡问题”。

今天汇报四个观点。第一，这个问题提出的重大现实背景；第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内外不平衡的表现，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三，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综合平衡到底是指什么含义；第四，关于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综合平衡的政策，应该用哪些方面的政策。大概围绕这四点，我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点，我想现在提出的问题有三个基本大的背景，这个背景下面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就发现它有很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我想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大国化，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成为了全球资源性产品出口影响国，已经影响到全世界了。欧美、亚洲等国家的和平崛起和发展都在议论纷纷。去年的会上我记得咱们樊纲教授说过一个蚂蚁进来大家不关注，进来个“大象”大家就关注了。现在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一个“大象”了，因为大家关注它内外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我想这是一个大背景。第二就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个是技术革命的快速化。现在技术革命发展特别快，再就是各国经济的紧密化，再就是经济制度的一体化，主要是市场经济制度。参加WTO的国家基本上129个国家里面110几个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再一个是资本交易的循环化，就是24个小时实现了资本市场的交换，也就是资本证券市场在东西两半球基本上是全天运转。再就是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本来跨国公司是国际的，但是跨国公司已经到了各国各个领域了，它也把全世界的经济连为一体了。第三个背景就是国际经济的多极化，所谓多极化就是战略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力量对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批新兴的国家的上台，一批老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国际间区域间合作也强化了，一方面是全球化，一方面是区域化，我感觉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再就是贸易的摩擦和金融的波动这些年也在加剧，再就是战争、瘟疫非经济的矛盾也在增加。我想这样几个大背景，就是现在我们考虑经济政策，我们的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的问题这个大背景。

那么考虑这个背景，我们学者，尤其作为经济学者，很多通过从经济的变量和传导参数考虑的，其中很大一块考虑的是汇率问题，尤其是和美元的汇率问题。中美经济的关系是中国国内经济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中国对美国政府债券的持有产生的影响就非常大。下面这张表是美洲银行提供的表，就是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美国投资的扩大。在2004年的时候，美国经常账户提供赤字融资的并不是美国央行自己，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的这一块占了30%是中国的增幅，24%是日本，其他不说了。2004年有三千亿美元官方资本投资到美国，最大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投资，这个也反映了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仅仅说贸易赤字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对它经常提供的资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我想大致有这么几点：

一是国际收支顺差是继续增加的，6月份实现了145亿贸易顺差，同比增长是49%，增长幅度相当大。我们实际利用外资上半年是284亿美元，据李德水（原国家统计局局长）讲，我们并没有把并购统计进来。由此我们的外资快速增加，我们现在外汇储备是9411亿美元，现排名是世界第一。由于我们的外汇外资，结售汇制度，即用人民币买外汇，造成了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非常大。现在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流动性过剩，或者说银行的存差非常大。这样就会促使银行放贷，也就刺激和支持投资快速增长。从下往上可以看到，从现象如何到本质，从外到内，即从外汇到基础货币，最后影响储蓄和投资关系，内外经济不平衡的情况还是有较强表现的。

集中到国内，现在内部表现资金就是我们的投资增长很快，上半年增长29.8，同比加快了4.4。二季度的增长是30.9，还在继续增加。上半年的城镇投资是31.3%，14个省份投资超过了35%，60多个行业有30多个行业增长是比较快的，新开工项目现在是将近10万。在6月末，我们城乡储蓄是15.5万亿，比年初又多了1万多亿。为什么大家把它存到银行里？因为一个是社保不到位，预期不乐观，投资渠道不畅等等，也就导致消费增长不足。还是愿意储蓄，而储蓄就是一种投资资金。另外，我们新增的信贷上半年增长同比是1.5倍，相当于我们新增贷款今年预期目标的80%-90%。前几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开会，讨论上半年形势，那次晓华、樊纲也一块参加了。他们介绍了这些情况。大家还是比较担心投资太快，认为消费增长比较慢，而投资确实是增加比较快的。

第三点是关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含义。我想这个表是做经济学研究很简单的一个表。一个是IS曲线，就是投资和储蓄的曲线。一个是LM的货币需求曲线，BP曲线讲的是国际收支的线。我们讲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要综合平衡，是希望这三条线都交在一块，这个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如果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如果两条线已相交，另外一条线就要移动去过交点。总之，三条线都动，就会有三种对策。我现在主要想讲的BP曲线，就是国际收支这条曲线怎么来移动？一般情况下有很多种情况，结合当前的情况，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政策，汇率提高、抑制出口、鼓励进口、利息率下降，这些可能增加了国内货币供给，通过这些促使国际收支盈余走向平衡，或者政府采取更加直接的办法。比如说对出口补贴进行大力削减，然后对退税的力度进行削减，降低进口的关税，相对鼓励进口，等等，总之也有一些行政性的干预。

从理论上看调节国际收支的方法我想至少有四种可以考虑。一个是通过汇率调节，就是国际收支整体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用汇率进行调节收支，让它影响这种变化。一个是收入调节，主要是通过紧缩或者扩张财政货币政策，因为这是需求调节，调节国内收入改善国际收支。还有就是收入和支出两个结合起来调节。不调收入调支出，收入不愿意调支出等等结合起来调，还有就是货币供给调节，或者是调节货币需求。你比如说当前当出现国际收支巨大盈余的时候，促进价格总水平和实际国民收入下降，促进资本往外走来抵消这种盈余等等，这些都是理论上的说法。

第四点我想要介绍的就是，实现国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现实政策选择。现在不管税率、汇率、利率、或者是就业政策，还有行政性干预现在都需要考虑。我们要考虑外汇储备问题，现在内外政策讨论非常多的是一个怎么样看待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样看待汇率水平问题。

外汇规模问题，我想对外汇储备增加的渠道，这一部分是比较实的一部分。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一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顺差，再一个一些企业是多结汇、少购汇，还有外债的增加，个人转移和收益的增加，证券投资的收益，国内机构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投资的收益，外汇变化形成的收益等等这些都是增加我们的外汇储备的渠道。那么对外汇储备，很多组织者看到这个问题，究竟应有多大规模？有很多理论在探讨这个问题，你比如我们进口所需，大家公认的，特别提到三个月能够支付外汇储备。三个月什么含义？我们现在去年一个月大概是550亿美元，今年大概上半年是600亿，如果三个月的话也就是不到2000亿，就是用来支付进出口这块。还有还债，以前就是一年还150亿左右这个水平。对外投资现在统计不完全，大约也就是一百多亿。现在可能数字还大点，但现在统计不上来。市场经营，就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外汇储备中一部分还要不断的买进卖出，这有专门一批人在做。还有一点是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原来在外汇储备规模中不考虑，但97、98年之后大家都认真考虑了。当时若没有很大的外汇储备，面对香港受资金冲击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说拿多少亿支持你香港，不敢说这个话。这些显示了外汇储备的作用，等等。以上这些都证明我们在外汇储备方面有很多理论在讨论这些问题。

进一步，我初步做个判断，外汇储备规模是不是还是有些偏大？把外汇储备和GDP比较，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在全世界外汇储备中中国已经占了25%，而我们的GDP在全世界的GDP只占了5%，这是统计局老局长提供的数字。从中看到我们的外汇储备占比和我们GDP的占比相比较是偏大的。再一个我们将持有外汇储备各种机会成本的和与投资收益率比较也偏大。现在我们持有外汇储备的各种机会成本是越来越高。比如外汇储备特别高，对外汇政策，尤其发币政策的灵活性就有很大的抑制作用了。再一个我们外汇储备和外债规模比大了很多，有人说外汇储备金额占外债一半的规模就差不多，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大于它好几倍了，我们外债规模大概有2800亿。总之我们现在“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要不要继续当，对我们内外平衡是好处还是坏处，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之所以把外汇储备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它毕竟反映了综合的量，变来变去，交易来交易去，买来买去，最后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储备上，当然最后体现在国际收支上。因此，外汇储备特别值得研究。

第二个值得讨论的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现在有银行的结售汇制度，银行间结售汇周转头寸的管理，还有我们央行的外汇公开市场操作，比如我们14家银行、外汇一级交易商等等，还有银行间外汇浮动区间的管理。尤其去年到今年又搞了人民币银行间外汇掉期交易等等。这些制度说到底就是外汇市场什么人能进来，什么人能做，以什么规则做要规则一个东西，这需要有一个规则，有了这些规则，最后才能讨论我们究竟外汇水平高低。如果进门的门槛挡住，就像我们拍卖土地。我们拍卖土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进来一个人在拍卖，或者一个人进来举牌，实际上进场的人本身市场化程度就很低。你允不允许大家进来，外汇市场现在能进来来做这件事非常重要。

对汇率水平的合理性也做个初步判断，现在我们自己做了一些，我现在想举比较权威的几家，一家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他们是用汉堡包做购买力平价比较的，显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仅用汉堡包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但是汉堡包却又可比性。它说全世界都有麦当劳汉堡包，汉堡包可以比谁家多少钱，比的结果美国当时是1：1了。中国卖的汉堡包的价格和美国相比，中国的人民币肯定是低估的，应该不是这个价格。他算了一张表，这个对全世界影响特别大。说中国的汇率被低估了百分之五六十，这个说法是用汉堡包给我们算出来的。二是根据国际收支的余额来判断，我们双顺差这么多年了，连着十年多的双顺差了。美国的高盛公司用国际收支赢余算出来，认为我们被低估了10-15%。

三是用实际有效汇率、均衡汇率与名义汇率比，我的几个博士生做过这件事，建一套模型自己算，看一下实际汇率是多少，和名义汇率比较，最后人民币低估也是肯定的，现在很多人呼吁，如果现在人民币还是保持稳定，将会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利影响，因此现在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汇率形成机制，我想这个市场化的重要性是在汇率水平之上的。汇率形成机制如果好，汇率水平高高低低都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机制本身只有所谓行政汇率调整是多高就多高，这个是有问题的。人民币汇率定的合理不合理，我们曾经和新加坡的外汇市场做比较，偏离指数、偏离度确实非常小，但这个东西并没有完全证明是合理的。新加坡是完全市场化的，它的进场是完全自由的，我们的进场不是完全自由的。

今天是7月22号，非常有意义，因为去年7月21号正是我们宣布币值改革，从宣布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现在人民币累计升值了3.5%，大概是今年5月15号的时候，人民币的美元突破了“8”的关。实际上小步的人民币升值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个中间有很多操作问题。据说有很多热钱炒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确实要把握很好，又不要让别人炒，但是这个利息越来越明显了，完全不要别人炒也很难。

前两天开会的时候，吴敬链老师讲了一段话，给我很多启发。他说台大校长孙震在国共论坛上发表讲演，专门谈到台湾经济自由化有一个经验，就是它的外汇完全自由化太慢了，使得90年代台湾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吴老师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台湾的经验，这方面很值得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课题因为只有十五到二十分钟，我就不能展开了，这个会议主题我自己也是在讨论之中，因此其中很多有介绍性质，我是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近期我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希望大家做批评研究。后面永定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今天安排是抛砖引玉的安排方法，让我先讲。我祝各位身体健康，祝咱们这个会议成功，谢谢大家！

余永定：

一、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变化的一般规律

理论上说，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应该经历如下图所示的三个阶段。第I阶段是资本输入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低，又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相对与投资需求往往不足。国内投资大于国内储蓄，该国存在贸易逆差，投资曲线II与储蓄曲线SS之间的垂直距离代表国内投资与储蓄的缺口。该缺口同时也代表资本的净流入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贸易为逆差且净借贷线大于贸易逆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资本净输入国还需要对外国投资者支付利息[1]。贸易逆差的持续存在同时也意味着债务的积累(当年的债务额等于历年贸易逆差的总额)。在这一阶段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收入增加，储蓄率提高，投资与储蓄的缺口减少，外贸逆差也随之减少。但是，由于还本、付息量增加，净借贷减少的速度慢于贸易逆差减少的速度。由于一直存在贸易逆差，在这一阶段，债务额始终处于上升状态。当国内储蓄已足以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贸易逆差随之消失时，资本输入阶段即告结束。第II阶段是资本输出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贸易开始转为顺差，该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国。但是，由于仍需对外国投资者净支付利息，贸易顺差还不足以抵补为外国投资者支付的利息和利润。净借贷仍为正。与此相应，债务仍在上升。第III阶段是资本输出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并存。资本净流出量为正。债务开始减少，直至降为零。第IV阶段是资本输出成熟阶段。由于债务早已还清，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使该国由债务国转变成为债权国。发展中国家成熟为发达国家。

图：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变化的一般规律

来源：A P Thirlwal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第三版 1983年，麦克米伦出版社。

说明：图中II为投资曲线，SS为储蓄曲线，BR为贸易逆差曲线，BB为净借贷线，BD:代表债务积累。这里讨论的只是债务融资，因而无需考虑投资收益汇出的问题。

“双顺差”通常指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同时存在。严格地说，“双顺差”应该是指国际收支表中同时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项目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个国家同外国在物品和服务以及资金上的交换状况记录。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四大组成部分：（1）经常项目、（2）资本和金融项目、（3）官方储备资产和（4）净误差和遗漏项目。其中经常项目由贸易项目、投资收益和转移支付三个子项目构成。由于贸易项目是经常项目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贸易项目顺差往往意味经常项目顺差）以及人们习惯于把金融项目称为资本项目，所以就有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双顺差”。

外资的流入主要采取借债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两种方式。而发展中经济体引资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利用外国资源（储蓄）以弥补本国资源（储蓄）的不足。许多人认为，引资的目的是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和市场网络。这种看法，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严格说是不正确的。引入外资不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外国先进技术是可以买到的，买不到的技术一般也是无法通过引入FDI得到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说引入外资是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第一种情况：不引入外资（借款或引入FDI）就无法解决外汇短缺问题，从而就无法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但是，这种情况依然属于如何利用外国资源（弥补本国资源不足）的问题。第二种情况：FDI（外国投资者拥有所有权）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销售网络不可分割。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时期和领域才会出现。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就不是依靠引入FDI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发展中经济体必须把通过借款或FDI 而得到的外汇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管理和支付其他费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所指出的：“引资国必须把资本流入转化为经常项目逆差”。换言之，对应于每一笔资本项目下的流入都应该在经常项目下有一笔流出（经常项目逆差）。否则就谈不上对外资的利用。因而，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借款还是引入FDI 最终都不应该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

一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存在意味着外国资源的流入或外国储蓄的利用。而外国资源之所以会流入是因为外资投资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愿意将资源借给这个国家，以此实现本国的储蓄意愿。由于外国资金的源源流入，发展中经济体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经常项目逆差。但是，如果一国保持经常项目逆差的时间过长、外债余额对GDP之比过高、外国投资者对该国还本、付息和支付红利的能力失去信心，外资停止流入甚至撤出、外汇储备就会枯竭、国际收支危机就会发生。

在什么情况下一国会出现双顺差呢？最常见的情况是，在国际收支危机发生后，危机国必须设法增加外汇储备，以恢复国际金融市场对该国的信心。为此，该国必须实行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实行货币贬值，以减小投资-储蓄缺口，变贸易逆差为顺差，同时积极吸收外资。东亚许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双顺差，就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当危机的后遗症消失、外汇储备达到足够高水平后，双顺差的局面也会随之改变。在非危机期间，双顺差往往是短期的、同宏观经济波动有关。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东亚各经济体在70年代、80年代，直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除少数经济体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之外，大体上都保持了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表1）。只有新加坡在80年代曾经连续6年左右保持了双顺差。像中国这样，连续15年基本保持双顺差，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双顺差的情况，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表1 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逆差和出口增长的对比关系(1989-1993)

国家	出口增长速度(%)	经常项目逆差对出口比率(%)
中国墨西哥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巴西泰国土耳其委内瑞拉印度智利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14.1 8.6 7.3 5.7 14.2 3.3 16.5 10.4 7.4 6.5 10.3 11.5 11.0	-7.1 28.5 3.8 21.4 5.1 3.3 17.7 3.0 -8.8 25.4 3.6 9.8 13.0
平均数发展中国家平均数	10.3 7.3	5.1 15.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报告《东亚资本流动管理》，1995年5月。

说明：在所考察的较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委内瑞拉在所考察的期间内，其经常项目为顺差。值得指出的是，委内瑞拉是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其情况是特殊的。

衡量一个国家是资本输出国还是输入国的尺度是该国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如果该国有经常项目顺差，该国就是资本净输出国；反之，就是资本净输入国。在经常项目平衡时，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是顺差，所流入的外国资本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国家自己提供融资的，该国的资本净输入量为零。此时，资本项目顺差等于所增加的外汇储备（美国国库券之类的外国资产）。而外汇储备增加则意味着本国资本的输出。因而，只要经常项目处于平衡状态，无论资本项目下引入的外资有多少，这些外资都已通过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而重新流出。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引入外资的企业根本没有用所获得的外汇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外汇被卖给央行，而央行只好用该笔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在这种情况下，引资国并未能够利用任何外国实际资源，外国资金绕了一个圈子又流了出去。实际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国内股权与国外债权之间的置换。引资国取得美国国库券利息收入，而外国投资者取得投资利润收入。另一种情况是，引资企业确确实实用所得外汇购买了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就此企业而言，外资的流入转化成了经常项目逆差。但是，由于其他企业取得了等量的贸易顺差，就全国来讲，经常项目处于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实际资源的交换，但并不存在实际资源的净流入；尽管有国外设备和其他产品的输入，但没有外国资源的利用。外资流入的性质同在第一种情况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目前不但有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存在经常项目顺差这一事实表明，尽管是世界第三大FDI 引入国，中国不但没有利用外国资源以弥补本国储蓄的不足，反而大量输出了资源。这些资源被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用于弥补它们国内储蓄的不足。“双顺差”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中国用股权置换美国债权以及用经常项目顺差购买美国债权的结果。

在维持资本项目顺差的同时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福利含义是什么呢？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登布什所指出的，“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肯定是不理智的。”在不考虑FDI时，经常项目顺差为顺差国带来的收益=美国国库收益率*顺差额。其机会成本=国内投资利润率*顺差额。由于通常可以认定国内投资利润率高于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发展中国家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将导致国民福利减少。在发展中国家不但取得了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引入了FDI的情况下，国民福利变化分析较为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除非外国所有权同技术引入不可分割，同FDI成功转化为相应贸易逆差的情况相比， FDI未能转化为相应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将导致国民福利减少。总之，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说，一般情况下，一方面，发展中国国家不应该追求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国家应该把资本流入转化为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一些人认为：FDI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则看法极为错误。FDI的引入量在理论上是有最优值的，过多或过少都将导致国民福利的减少。这一最优值与FDI企业的利润率、外溢作用、国内企业的利润率、国内外利息率等一系列因素有关。

既然双顺差不是一种理想的国际收支格局，为什么中国在过去15年来保持了这样一种格局，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的1990年以来（除1993年外）一直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储蓄率过高。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储蓄-投资=经常项目顺差。2005年中国的投资率高达48.6%，但储蓄率则更高，因而，200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GDP 的6%以上是并不奇怪的。但是，也不能排除至少另外两种可能性：经常项目顺差造成了中国的储蓄缺口而不是相反；储蓄-投资缺口和经常项目顺差同时是由其他原因（如汇率低估）造成的。其二，国内外经济的周期性变动。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同年中国贸易出现逆差。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IT泡沫破灭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造成重要影响。2005年，特别是200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相对疲软，进口增长速度受到影响，故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2006年中国经济偏热，与2005年相比，中国贸易顺差应该不会有很大增加。其三，中国的出口鼓励政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执行了力度很大的“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外企外汇自我平衡政策（现已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有利于出口的汇率政策以及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等等。第四，出口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中的支配地位。在旧国际分工格局下（如在雁行模式下），比较优势决定了各国的贸易结构。但处于这一分工格局中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必然有贸易逆差或顺差。事实上，大多数参与这一分工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都有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在当前的国际生产网络的价值增值链中，由于中国所处的特定位置，不管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如何，也不管宏观经济周期如何，由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加工和装配地位所决定的加工贸易是一定要创造贸易顺差的。2005年在中国102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出口加工贸易的顺差为1400亿美元（这意味中国的一般贸易存在3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中，外资占据支配地位。可以推断，由于长期执行鼓励出口的政策恰逢国际生产网络的迅速发展，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一种具有巨大风险的以外资为主导、出口加工贸易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贸易格局。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成因来看，中国自1990年以来的贸易顺差，特别是近几年来急剧增加的贸易顺差既有短期周期性原因也由长期结构性原因。实现经常项目基本平衡需要有综合治理措施，也不能一蹴而就。

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保持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多年以来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是FDI）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利润和利润前景自然是首要原因。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国是一个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即不缺乏资金也不缺乏外汇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吸引了如此之多的FDI？第一，中国的金融市场仍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尽管就总体来说，中国的储蓄大于投资，但许多潜在投资者无法得到必要的资金。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FDI优惠政策，建立合资企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一些企业为了获得资金，于是引进FDI。在获得外汇之后，便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并用所得人民币购进国产设备和其他产品。其结果是FDI流入并未转化为贸易逆差，而是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第二，即便可以得到国内资金，但由于资本管制中国投资者难于得到所需外汇。于是引入FDI又成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第三，制度安排导致的决策短视性。FDI是最为昂贵的一种引资方式。由于存在风险，没有相当高的风险贴水，外国投资者是不会进入中国的。但是，对于任期只有4年的地方官和许多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的国企老总来说，FDI是“不付费的午餐”，FDI的利润汇出是未来的事情，与他们无关。另一方面，FDI在他们任内的好处则不胜枚举：扩大就业和增加税收是其中最为明显的好处。第五，引资的多寡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最主要考核指标。在许多地方，引资指标要层层分解直至县、乡一级。许多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本来已经过于优惠的FDI政策的基础上，层层加码。如固定收益、负地租、强征土地大搞开发区、高标准的基础设施（“九通一平”）等等层出不穷，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等等都可以置之度外。第六，外逃资本的回流。在整个90年代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数量极大。长期以来香港是中国大陆FDI的主要提供者，目前位居第二的FDI来源地是维京群岛。在2005年来自维京群岛的资金占中国FDI的19%。人所共知，在来自这两处的FDI中不少是旨在取得优惠待遇或已经漂白的外逃资本。第七，为了引入战略竞争者而引入股权资本。目前，中国引资的目的已经由过去所说的两大目标--弥补本国储蓄之不足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变为三大目标。这第三大目标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推进体制改革。由于中国国企改革进展缓慢，WTO 的过渡期即将结束，于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和鼓励收购与兼并变成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2005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引入数百亿美元。今后通过收购与兼并流入资金的数量很可能会继续增加。在中国外汇储备很快就会突破1万亿美元的情况下，通过出售股权的办法来推进国企改革，从国家的角度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例如，不管从企业的角度看如何合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为了2.5亿美元而把徐工这样的龙头企业卖给海外投资者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双顺差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中国的双顺差更是由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双顺差已经并且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作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投资收益一直是负数（2005年是例外）。与此相对照，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入国（拥有大量外债），美国的投资收益却一直是正数。这一对比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上，世界人均收入排名第128位的中国正在每年给美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补贴。从长期看，随着外资存量的增加，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国投资收入汇出的数量会不断增加，中国在未来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以便维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届时，中国的GDP和GNP的差距将越来越大，我们的后代子孙可能会背上支付FDI 投资收益汇出的承重负担。从中期来看，中国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和国际分工参与模式是否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有效路径也是需要深入讨论的。从短期来看，双顺差是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最主要根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给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接近1万亿美元。由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增加，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开始了所谓“战略性贬值”的过程。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外汇资产将会大幅度缩水。总之，中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纠正双顺差的局面。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慌不择路地鲁莽行事。

为了纠正双顺差，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并进而减速外汇储备。我们所应该考虑的政策包括：

第一、增加旨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

第二、通过财政和其他手段（如法律、法规），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收入差距。

第三、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

第四、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

第五、取消针对的优惠政策，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第六、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

第七、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

第八、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

第九、取消中央政府有关规划中的进出口和外资引入量指标（仅做预测）。

第十、进一步推进价格体制改革，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国内资源的稀缺性。

第十一、各级政府制定应急预案，为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做好充分准备，把结构调整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降低到最低限度。

第十二、适当放松资本管制。但是坚决不放弃用管制的办法遏制投资资本的流入。

俄第十三、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鼓励三资企业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

第十四、实行与WTO不相冲突的产业政策，限制外资对某些特定产业的进入。

第十五、增加政府旨在支持企业 & 的公共支出。

不少人对人民币升值、减少贸易顺差对就业的影响十分担心。国际经验证明，对就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事实上，就业增长最多的年份可能恰恰是净出口增长较慢的年份，因为在净进出口增长较慢的年份往往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升值可能会对出口部门造成较大的冲击，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可能会陷入破产。但是这种调整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由于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较高，局部失业问题是较容易解决的。缓调、微调固然有其好处，但其害处也是十分明显的。缓调、微调不足以扭转结构日益恶化的趋势。矛盾的积累将使未来的调整更加困难。由于调整不到位，在预期的引导下，外资的源源流入将刺激资产泡沫的发展，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将被日益压缩。

在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无可争辩的伟大成绩。中国的以FDI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历史的产物。中国的开发正值拉美债务危机。如何既积极引入外资，又不至于陷入债务危机，是当时决策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积极引入FDI（而不是借债）和积极出口创汇的方针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换句话说，当安全性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牺牲效率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为了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所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就是要提高中国在全球中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我们已经说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应该一味追求经常项目顺差；FDI的流入应该转化为相应的贸易逆差。中国的双顺差是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集中表表现。失衡的经济结构已经形成，校正这种失衡显然是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在短期内实现的。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必须加速市场化进程。宏观经济政策应与上述调整相配合，并能促进这些调整的进行。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我们为过去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只要我们在“十一五”期间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未来的十年和二十年中，中国就能够继续维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

附图

韩国的国际收支（1976-2004）

资料来源：IMF

泰国的国际收支（1975-2005）

资料来源：IMF

马来西亚的国际收支（1974-2004）

资料来源：IMF

印度尼西的国际收支（1981-2004）

资料来源：IMF

日本的国际收支（1977-2005）

资料来源：IMF

香港的国际收支（1998-2005）

资料来源：IMF

台湾省的国际收支

资料来源：IMF

中国的双顺差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http://www.safe.gov.cn。

美国贸易平衡状况与失业率

许善达：下面我们开始讨论。我觉得晓西的发言问题提得多，答案说得不是太明确，永定发言就比较明确了，而且他的旗帜是很鲜明的，这值得大家深入讨论。

曹远征：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三四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目前已日显突出，应对已刻不容缓。刚刚两位发言者都提到，中国现在的一个基本状况是双顺差，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贸易顺差是怎么形成的，问题的关键就成为资本项下的顺差的快速增长的形成原因。

刚才永定提到，各地政府都鼓励招商引资，特别是把FDI的引入作为很重要的考核指标。我想说明一下，FDI仅是一个侧面，事实上中国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顺差中已有了重大的结构变化。我们观察到它有五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就是FDI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它说明招商引资对中国GDP的边际增长率在下降。中国大概在90年代是高峰，现在是7.1%左右，从直接投资的理论来讲，东道国的地位在下降，实际上它对GDP的影响，特别是边际影响的程度在减弱。

第二个变化就是资本输出开始出现。特别进入本世纪本后，中国对外投资增长是很快的，一般认为一年约是1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这说明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经常性项目顺差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有海外投资发生。发展经济学曾经把这个变化视为一个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个变化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尽管现在规模还不是很大。

第三个变化，这个可能是统计上的误差，或者说也是本世纪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引入外资已经是从单纯的直接投资向间接投资方向转变。我们现在统计的引入外资基本都是FDI，就是直接投资，投资设厂。事实上引入外资的形式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很多企业在海外上市，从最近的中国银行海外上市的案例来看，战略投资加公开上市，将近17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一年FDI的二分之一左右。

第四个很重要的变化，自本世纪以来，尤其2003年以来，短期外债上升速度非常之快，形成很陡的一条曲线。而短期外债的剧增一般被解释成为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人民币存在着升值空间，外资被此吸引而来。

第五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直接投资的利用形式在发生变化，在90年代之前FDI更多的是投资设厂，兴办企业。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表现为购并的形式，就是买中国的企业。这个刚才余永定也提到了，出让管理权和出让股权究竟哪个更好，这个可以再做一个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购并案例在增多。

这几个是在利用外资方面出现的新的变化，由于这样一个新的变化，使中国在进入本世纪以后，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顺差在急剧扩大，变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双顺差的状态，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这么一个趋势的形成，就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很特殊的情况，就是美国的双逆差和中国的双顺差相对应，这既是一个很特殊的均衡，它形成了一个格局，就是中国双顺差与美国双逆差互为交易对手。但这也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如果人民币有什么变动的话，我投资海外很多美国国债的资产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如果不变动，国内的宏观经济均衡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这就变成全球都在关注人民币的问题的原因所在。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格局是否合理，是否正确，但我想说的这个格局形成跟国内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核心就涉及到中国外汇制度改革的问题。

外汇制度改革，1994年1月1号外汇制度改革设计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强制结汇的基础上进行汇率并轨。这个制度跟造成目前的情况有非常大的关系，所有的企业强制结汇，人民银行只要收到外汇不得不放人民币。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杠杆被锁定了，只要你有外汇就逼着我结汇，放出人民币。在货币政策中，货币供应量杠杆使用空间有限，只有利率和汇率等价格杠杆可用，但不管怎么说，价格杠杆固然重要，但是作为唯一的政策是不行的。那么结汇制定需要重新审视，所以现在讨论外汇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汇率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民币是否可兑换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货币政策是永远做不好的。因为在管制的情况下，它的汇率一定是扭曲的。

那么如果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假如人民币的兑换性还不能明确的话，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迫使汇率不得不进行的话，有几个测度：一个就是在10%以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第二个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是一个人民币一个港币，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解释了。第三个就是利用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差距，美国利率比中国的利率高2.3-2.5%，小幅升值的空间至少还有2.5%左右。过去的人民银行想把这个作为政策工具在使用，如果你继续维持这个政策的话，需要说明的事，需要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但这一点目前看来是有困难。

张曙光：这次会议的主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今天中国值得认真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因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很快，超过了10%，财政收入也增长很多，1-4月份财政收入1.5万亿，全年算下来就4万多亿。经济增长快，财政收入多，政府的日子很好过，所以中国经济到底存在一些什么样的潜在风险，日子好过的时候不会太看重这个问题，也不会有太大的需要进行调整。然而，实际的状况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外经济失衡问题就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的问题，我不想重复前面三个人的讨论，三个人都讲得很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美元的时候，中国经济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今年2月末，中国的外汇是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的8501亿美元。2月份到6月份又增加了875亿美元，6月末9411亿美元，这样，今年10000亿美元肯定超过了。那么，咱们什么时候达到和超过20000亿美元，达到和超过2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得不考虑。

去年10月份，宋国青有个说法， 20000亿是铁定的。今年卢锋的文章也有个预测，但是，这个预测的时间比较长，预测到2020年，使用了三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采用幂函数对1990-2005的外汇储备变动进行回归所得方程外推，2020年达到11000亿美元；另一种办法是采用线性函数对2002－200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所得方程外推，2020年达到30000亿美元；还有一种方法是采用指数函数对2002－2005年外汇储备变动进行回归所得方程外推，五年后达到50000亿美元。他认为，按指数增长是不可能的。我认为，现在讲2020年太远，这个变化太大，也很难预测，那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研究。近几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确是一种指数增长，我觉得，在近期用指数函数回归方程外推是可能的，所以我用指数函数对1994 -2005年外汇储备变动进行回归所得方程外推，得到多少呢？到2010年，即五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9860亿美元，大数20000亿美元。如果再简单用1994-2005年年平均增长率推算，那么，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2万亿美元，2010年是2.8万亿美元。不管怎么说，如果说基本的政策不做调整，2010年外汇储备达到和超过20000亿美元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日子好过，不会做根本的政策调整， 2010年外汇储备和超过20000亿美元是肯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讨论。那么，在达到和超过20000亿美元的时候，中国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各项重大的经济指标会达到什么水平？很值得我们研究一番，做一些大致的估算，这样才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我简单说几点情况吧。

比如说，对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取得外汇储备以后，首先表现为央行外汇占款的增加，它的直接结果是引起央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因为在货币当局的资产负责表中，资产项目有国外净资产，对政府的债权，对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债权，现在外汇是央行的主要资产，去年大概占央行全部资产的60%，如果外汇储备达到19800亿美元，外汇资产在央行的资产结构里就会占到80%，央行的资产几乎快要全部变成外汇资产了，而央行的负债则全部是人民币资产。这个结果大家想想是个什么样？

央行外汇资产的增加并不是白来的，而是用人民币买来的，你收回外汇，放出人民币。这样投放的人民币，就是基础货币，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到那个时候，基础货币会达到多大规模？投放的基础货币通过银行的货币创造就变成货币供应，这时货币供应会达到多少？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到2010年咱们的M2有可能达到62万亿到68万亿。2005年末是25万亿，2010年达到60万亿，这会是个什么情形？

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被动性会进一步加剧，接着而来的问题是，货币供应多了，经济就会过热，于是，央行用增发票据来收回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那么，你就要进一步估算，央行的票据会发到多大规模？这个规模有没有限制？央行为此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计算下，咱们2003年4月22号开始发行央票，2003年发了7000亿，2004年发了15000亿，2005年发了27000亿，2010年的发行规模有可能超过10万亿。

央票的大规模发行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央行票据发到这么大规模的时候，咱们的债券市场会有什么变化？也许那个时候，债券市场的主要品种几乎全是央票。债券市场是这个样，它会对商业银行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为了激励商业银行持有央票，央票的利率就不能太低，如果商业银行都争相购买和持有央票，那么这种银行行为又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系列的问题，不能做简单的处理。

还有一点需要大家考虑，其实内外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货币经济和实质经济也是形影相随，外汇储备的积累也不单是一个储备问题，它必然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对国内经济结构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区分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可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制造业，不可贸易品部门包括有建筑业、基础设施，主要是服务业。如果从这两个部门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咱们制造业的市场化推进得很快，但是很多主要服务业的市场化却相对滞后；我们对可贸易品部门实施了一系列优惠和鼓励政策，但是对服务业的政府管制和国家垄断仍然很多。那么，结果如何？我想这个影响是通过贸易来进行的，那么就得首先看看贸易情况，外汇储备达到和超过20000亿美元的时候，咱们的出口和进口会达到多大规模？贸易顺差是多少？如果简单按平均增长率来计算的话，到那个时候，咱们的出口大概占到GDP的40%多，进口占到35%左右，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超过了75%，贸易顺差超过3000亿美元。请注意，去年是1018亿美元，今年有可能达到1200多亿美元，因为上半年是614亿美元。现在咱们受到的反倾销已经相当严重，贸易顺差达到3000亿美元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结果，我觉得很值得去考虑。贸易的扩大会直接带动可贸易品的快速增长，这就会反过来直接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讲这个问题，但问题是清楚的，它是通过这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成本、以至于工资和利润的比较等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变化。这里的主要机制就是投资，咱们现在的投资增长得很快，而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得更快，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还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激励和投资导向政策不光会造成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服务业的相对滞后，而且会对中国的劳动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制造业的劳动装备程度高，就业少，服务业的装备程度低，就业多，但发展慢。它还会影响到收入的提高。收入提高不了，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大事情，这是我简单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老余刚才也讲到了。现在的国际资本流动是个怪圈，就是穷人穷国借钱给富人富国，中国借钱给美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际资本流动和中国资金循环的实际状况，咱们出口的是贸易商品，换拿回来的是美元外汇，是纸币；然后把这个钱拿去投资，买美国国债，或者存在国外的银行，得到和持有的是债权资产；人家再把出售债权的钱拿来购买中国的银行和企业，得到和持有的是股权资产。而债权和股权的收益率差距很大，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大概平均3.5%左右，美国的基金收益率大概是10.5%，所以咱们在这个交易里面吃了很大的亏。另外，在人民币的汇率低估的状况之下，外国人来买中国的资产占了便宜，咱们出去投资又要吃亏。这个事情就值得考虑了。

后面一个问题想简单说一下，外汇储备达到2万亿美元规模之后，中国直接的成本和收益有多大？风险有多大？有人说，国内银行的收益率只有2－2.5%，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3.5%，还有一个多百分点的盈利。我认为，这样计算太简单了。我也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可以这样计算：用3.5%减去2.5%，再减去美元的贬值率，还要减去央行发票据的利息成本。这么算下来就不是盈利的问题，而是很大的损失。至于刚才说的3.5%和10.5%收益率的差距，咱们损失多少？这些年外资进入中国的银行业不少，这些银行的状况都不错。比如交行，去年上半年的利润是40多个亿，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说到长期的风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断裂，中国会怎么样？虽然目前国际经济失衡的主要责任在美国，但是，一旦发生危机，美国的损失可能不大，它也承受得起，而我国的损失可能很大，我们也承受不起。这种风险现在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刚才老余说了，我也同意。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么快，中国的贸易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到2005年超过了14000亿美元，这个成绩是很大的，不应该否定这个成绩。但是，咱们长期对外向型经济的鼓励政策恐怕需要调整，因为长期这样必然走向反面。所以，现在要逐步改变和取消这样一系列优惠的办法。

我觉得汇率是需要考虑的，升值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劳动生产率确实提高很大，实际汇率已经升值，名义汇率升值是有基础的。尽管说汇率升值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如果汇率不升值，我看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汇率升值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2%太小了，况且现在还没有达到，从去年7月21日到今天整整一年，人民币只升了1.5%，同期美元又贬了4%，所以，内外失衡加剧和升值压力增大是一个必然结果。

总之，我觉得，现在不要仅仅盯着当前短期的宏观问题，要考虑一下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之所以提出看看未来五年，道理也在这里。如果我们真正关注一下长期发展的问题，这对中国会有巨大的好处。

谢谢！

许善达：下面我们开始讨论。我觉得晓西的发言问题提得多，答案说得不是太明确，永定发言就比较明确了，而且他的旗帜是很鲜明的，这值得大家深入讨论。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三四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目前已日显突出，应对已刻不容缓。刚刚两位发言者都提到，中国现在的一个基本状况是双顺差，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贸易顺差是怎么形成的，问题的关键就成为资本项下的顺差的快速增长的形成原因。

第二个变化就是资本输出开始出现。特别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对外投资增长是很快的，一般认为一年约是1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这说明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经常性项目顺差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有海外投资发生。发展经济学曾经把这个变化视为一个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个变化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尽管现在规模还不是很大。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格局是否合理，是否正确，但我想说的这个格局形成跟国内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核心就涉及到中国外汇制度改革的问题。

余永定：我刚才讨论的是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我并没有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做什么具体的讨论或者预测，因为有媒体在这儿，我想我要强调一下了。虽然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我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媒体老愿意扩大这种作用，我再次声明我没什么作用，我也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说我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不信，你自己当委员就知道了。

我还想强调一下，因为我是为了节约时间，所以把我的讲话大大压缩了，只是说了一些要点，要点还说得不全。反正我有这个稿子，新闻媒体要报道要根据个这个报告。我小结一下：“在过去25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伟大成绩，中国以FDI为导向，中国的改革开放，拉美债务危机，如果积极引入外资又不引入内资，紧急引入FDI和积极出口创汇的方针，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换句话说，当安全性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牺牲效率是必要的。为了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所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理解就是提高中国在全球中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惟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如果你们非要报道的话，希望把这句话加上，谢谢。

央票的大规模发行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央行票据发到这么大规模的时候，咱们的债券市场会有什么变化？也许到那个时候，债券市场的主要品种几乎全是央票。债券市场是这个样，它会对商业银行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为了激励商业银行持有央票，央票的利率就不能太低，如果商业银行都争相购买和持有央票，那么这种银行行为又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系列的问题，不能做简单的处理。

谢谢！

左小蕾：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讲了以后，我觉得很有启发。各位老师把道理讲得很清楚，我想提几个问题。

我们现在谈全球经济失衡，谈中国的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大家的共识就是因为美国的两个逆差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如果想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经济危机，如果短期平衡被打破的话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但是似乎现在全球是不是过多的把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归咎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或者是过多的归咎于中国的内部的失衡或者外贸的外贸顺差。全球失衡问题，有多大程度上人民币汇率低估情况相关？全世界是不是不能太高估了对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它是会有一些影响和联系，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高估了人民币升值的作用。

这里有这么几个思考，首先看美国的贸易逆差，不管怎么样，它的贸易逆差跟中国的贸易逆差水平比较，按照美国的算法跟中国的贸易顺差来比较的话，实际上它是远远大于中国对它的贸易顺差的，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最主要的部分可能并不是来自中国。这是第一点，进一步，哪怕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等于零，也不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中国一分钱都不向美国出口，它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买。因为产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决定的，中国出口的是初级产品，美国人是不可能生产没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品的，也就是说，中国不对美国出口，美国的投资者也不会再回头去投资基层，投资这些初级产品生产领域。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不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这应该很清楚。

第二个想法是中国资本账户顺差的问题。造成中国的外汇积累过快，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如果分析中国资本账户的顺差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输入，股权投资进来的，风险投资进来的，房地产投资进来，还有其他各方面热钱进来的，这是造成外汇积累的过快增长，资本帐户顺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外汇积累是一种加强了人民币低估的幻觉。我们可以说这些资本是看好中国的经济背景，但是给定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下，它可能是一种资本全球逐利的一部分，热线需要找投资的机会。所以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造成我们资本账户的顺差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个，刚才余老师讲了FDI不合理的引进，我们地方政府不能用钱去买技术，而是要用市场去换技术，或者用很优惠的条件把FDI引进来，最重要的是并不能合理的运用，没有转变贸易逆差很合理的一个变换过程。中国FDI一直是第二位，曾经有一年还是第一位。盲目地招商引资，不合理的使用FDI使得贸易逆差上升进一步增加资本帐户的顺差。

关于贸易顺差，刚才余老师讲得也很清楚，它主要是一个出口贸易加工业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能够仅仅归结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一些制度和政策有关，这个中间不完全是与出口导向政策，与出口退税的政策，也可能有恶性竞争，有企业间价格的无序竞争的问题。与人民币汇率问题有多大的相关性，用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这个问题，有多少空间能够解决？

另外还有一个补贴美国人的问题。一些国家出口美国，投资美国，这实际上是目前世界经济的一种动态的阶段性均衡。在短期内，美国的贸易逆差通过资本流入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短期的动态均衡，如果突然打破的话会出现什么局面呢？某一个环节突然断掉了，出口突然减少了，比如中国突然改变我们投资的方向，或者是大幅改变各国持有外汇的结构，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美国人的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阶段性循环中，格林斯潘强调了很多次，贸易的逆差并不可怕，但是财政逆差最可怕，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短期内不会改变，短期内看不到资本流入美国，这个平衡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突然间资本流入改变了，外国人持有是美国人负债了，如果打破均衡之后，美国人还不上钱，美元就会意味着大幅贬值的方式来解决债务。是不是人民币升值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评估自己的政策效益对解决全世界经济失衡的相关性。面对内外失衡的问题我们应该把问题分析清楚。国外失衡是什么原因，国内失衡是什么原因？才能明确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做什么有意义？做什么没有意义？我们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们再做什么，或者同时做什么。包括汇率的问题大家会最关心的，就汇率机制改革和长期人民币升值分而共议。经济过热问题要用汇率来解决？但是就目前这个状况，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必须按照市场的人民币预期汇率对美元的20%、30%升值。但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不太可能承受人民币汇率20%-30%的升值。假定人为的升值2%或者3%，只会增大再升值的预期。所以这种方式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

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不妨采取新加坡的办法，就是人民币机制改革，但是大幅度的变动引起市场上的波动，是不是可以不实告这个浮动区间，浮动区域可以加大，也可以缩小。这个浮动量在新加坡政府期间千方百计打听半点，他们是坚决不说，但是大家都能够感觉到有的时候是自己放开的，有的是自己收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是可以采取更策略的方式，这样主动性更大一些？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制度性和体制的改革非常重要，比方出口的问题，包括我们出口产品结构性的调整出口过程，还有外汇管理体制可能使我们的经济体更有灵活性去应对汇率灵活性调整的问题，这样是一个长治久安的问题。不是说得很清楚，因为我有些东西没想清楚。谢谢大家。

樊纲：我谈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看看光明的一面，我们谈内外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外部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谈的是钱太多的问题，早年的发展中国家都是谈债务、逆差，谈贬值等等，我们则是在谈钱太多了怎么花的问题，钱太多了将来怎么用的问题。待会儿要讲这个有什么差别。回想起来，对我们真正的挑战，我们这种情况将来遇到的风险究竟是什么？

刚才张老师讲了20000亿储备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这种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储备增长最后的结果导致什么样的风险我们确实需要研究，这是一个很大挑战，这是历史上没有遇到的。余永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历史上中国唯一一次长期的双顺差在中国发生。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个发展中国家主要问题是贸易逆差、财政赤字、高额债务、内债外债，然后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那个时候大家出的方法，是要控制住通货膨胀，控制财政赤字，基本上能解决问题。到了80年代、90年代，亚洲各国的发展中国家都听了这一套，都认了这一套，都管住了通货膨胀，都管住了财政赤字，但是开放了金融体系，开放了资本账户，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大量的热钱流入，导致了财产泡沫，财产通货膨胀，最后来了一个亚洲金融危机，日本泡沫破裂。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80年代的日本和台湾很像，就是大量的热钱流入，这个热钱和那时的热钱还不太一样，外汇存款增加，流动性增加，财产很容易产生泡沫。这种情况下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风险？这种双顺差累计的结果会是什么？尽管我们有点像当年的日本，像当年的台湾，但是还是很不一样的。你比如刚才说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美元大幅贬值，世界不平衡，全球不平衡的硬着陆，就是大幅贬值。大幅贬值我们跟着它走，仍然盯住美元。我们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个时候哪出问题？是欧元出问题，我们跟着美元走，亚洲货币跟着我们走，大家跟着往下贬，欧元的问题突出出现。然后就是10000亿和2000亿，我们现在也不是很亏。人民银行债权1.8的利率，买美元债券可以得三点几的利率，也不亏。我们慢慢走着，我们储备没有用得更好是我们内部的问题，但是到底今后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还是没用好，我们处在很大的压力下，说是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抬头就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跟我们出口减少导致的结果也是一样的，是成本问题，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哪？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发达国家遇到的一个新问题，是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对我们经济学者确实是个挑战。我们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刚才我觉得谈得都非常好，包括张老师把20000亿的风险都解释出来了。同时确实我们这个问题跟别人都是反的，跟所有历史上发展中国家都是反的。我们财政赤字很低，财政状况很好，通货膨胀很低，外汇储备很高，顺差是双顺差，反正全是反的。资金太多，加上国内我们在储蓄，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至少一半不是我们自己的储蓄，是别人的储蓄，别人储蓄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把它变成人民币，变成央行的资产，央行可以投资别的地方，如果把这件投资的事做好，像香港新加坡淡马西一样，我们投资收益还可以高些，是全世界人民借给我们钱，我们再去做点投资。现在11%的增长了，连生产资料价格增长都还不高，说明现在潜在的增长率可能真是11%、12%，可能我们过去低估了潜在的增长速度。所以首先我们还是要看看在特殊问题下，有光明的一面，有我们好的一面，但是要从这里面看到面对的特殊的问题。

第二大问题想接着余永定教授讲的问题，我想讨论双顺差问题，我们为什么双顺差这么长时间，而且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刚才老余讲了几个原因，我想再分析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想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这件事是历史上主要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是我们国家增长的一个特点。也许马来西亚、泰国当时有了一点，但是日本没有，韩国美国直接投资基本没有，台湾一直到80年代末也没有，拉美也不多。因此而导致了什么情况？就是刚才说的来料加工，加工出口。全世界都到我们这儿来加工，利用我们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因素。所以我们一般贸易是逆差，加工贸易是大顺差，这个因素是历史上新的因素，怎么对待这个问题，怎么对待来料加工，我们当然需要研究。

说到底中国最后的发展是就业的增长，一切因素只要增加了，加速了中国就业的增长，这对中国无论如何长期来看是积极因素。我们现在讨论什么“三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最后都归结为我们剩下的几亿农民能不能赶紧就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民币升值不升值背后涉及到的因素。

第二是不是有大国效应？昨天看的报纸上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说了，全世界人民豪赌人民币升值，全世界人民都想把钱塞到中国来投资这个市场，一方面利用劳动力要素，另一方面看中这个市场，这是小国做不到的事情。那些小国说你们吸引外资你们行，我们吸引不行，市场太小。人人一说13亿人口这个不得了，这个将来能卖东西。我们体制改革确实导致增长，现在所有的要么制造业的公司要在中国设厂，利用中国因素，资本投资公司，投资基金这些东西，要在中国增加百分点，全世界的钱都想往中国走。这个因素也是其他国家很难有的。

第三，确实可能我们劳动力的素质成本比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好，所以我们中国家里人多，一进入市场全世界的成本下来了，而且这种竞争力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第四，当年日本、韩国发展的时候，周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厉害。我们现在发展，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竞争很厉害，这个也是以前没有的因素。其实现在我们担心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怕人民币升值以后，我们的订单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前些日子我们在美国开了一个中美非官方高层论坛，美国前国务卿说，我们想多花钱买你的东西，你们为什么不要？我说我们怕的是什么？你想多付钱给我们，我们不能生产了，你们跑到人家那儿去买东西了。我们的劳动力特别多，我们充分就业要花很长的时间，日本不说了，日本战后不是发展中国家。韩国、台湾20年也是外向型经济，就实现了充分就业。我们有就业的压力，作为一个大国也确实很难。所以导致了双顺差，导致了汇率体系，资本账户体系我觉得有我们的问题，既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点，也有我们一些历史进程和体制上的特点。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大问题我想接着小蕾说的那个，我们也不光看到我们的问题，要看到世界贸易不平衡背后很大程度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元体系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这并不是抱怨谁，这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体系基本上是战后以美元为中心，叫“美元标准”，美元最初还有一个黄金标准，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然后就造成了美元多发货币，财政赤字等等，60年代打越战，美元越发越多，美元要对所有货币贬值，要对黄金贬值。最后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兑黄金脱钩，就把国际协议一风吹，就不认帐了。以前拿着美国的绿纸可以要黄金，尼克松从此以后不理你了，就不讲理了。当时黄金跟美元的比率一下子跌到280美元一盎司黄金。然后就是对马克、法郎，然后就是对日元，反正一个一个货币要贬值。背后是什么呢？刚才小蕾说的，美国的财政赤字，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种体制下，美国只要印票子在全世界买东西，现在美联储自己的报告说这里面的数字60%的美元的钞票在全美国之外流通，50%以上的美元是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软约束体系，可以任意发放。假设广东省是中央银行，它肯定多发货币，他可以到全国买东西，这种方式造成了美元不断有贬值的倾向。不仅收铸币税还可以把风险转嫁给你，咱们发多了票子，咱们的风险全部咱们自己承担，而它可以让全世界给你承担，它是中央货币，它的贬值就是你的升值，变成你升值的问题了，全世界人民来炒你而不炒它。麦金农说，我们这个体制要靠美联储的行为好一点，可是咱们要是美联储的主席，咱们也多发票子。所以蒙代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当时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对欧洲的中央银行行长说，这是我们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所以蒙代尔一直鼓吹，没有一个黄金本位，没有一个中间公共的财产，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私利的东西，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这个体系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个历史上没有。当年的英镑最后是黄金本位。

所以在这么一个制度下，美国现在不平衡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逆差，而不是中国的顺差，是美元要贬值，而不是人民币要升值，这点要说清楚。我们有我们应该升值的问题，我们这两年生产力市场提高的很快，但是我们货币工资提高的比较慢，就是我们的实际能力在提高，我们承担一点责任，但主要的责任应该是美元那边承担。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赞成人民币要升值，但是我不赞成人民币自由汇率，我不赞成人民币大幅升值，按照市场的压力大幅升值，那就是等于我们承担调整的全部责任，美国继续发货币，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们有管理的浮动得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承担我们的责任，但是留给美国人一些东西，让它的逆差老在那儿待着，让它去做一些事情，否则它更不考虑它的问题。反过来说我们做太少也不好，我们做太小不符合均衡的要求也不行，但是确实也不能太多。具体的平衡也不讲了，3%好、5%好、7%好，这个我们不去讨论，但是我们做得太小也不好，但是有管理的浮动这个制度是好的。

最后再讲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哪？比较乐观的在哪？短期内不至于出现大的危机，给定美元这个制度，美国人它可以持续的贸易逆差要比我们的高。我们要3%的贸易逆差，5%的贸易逆差我们支持不了，但它7%可以支持十年，因为它发世界货币，它买全世界东西，咱们大家供着它。我们这种货币体系下的均衡，可能就是一个美国有逆差，其他国家有顺差这么一个均衡。这个均衡可能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危险，但是确实再继续恶化下去，我们也不做动作，美国也不做动作，这个东西恶化下去大家都会受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受害更大，我们的脆弱性更强，我就讲这些。

蔡昉：我这个发言不是研究报告研究结果，而是对老余，晓西的演讲的一个感想。我一直在从事国内发展中是比较长期的一些问题，联系到国际平衡问题，正好冲击一下我自己对国内问题的思考，所以今天我谈的是我的一点体会。

一个就是说大家提的问题中涉及到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一个发达经济和一个不发达经济，它们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直接的表征就是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只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过去也有发展经济学说讲贫困的恶性循环，我们最后证明这个贫困的恶性循环是解不开这个套。还有一种说法是资源禀赋结构的不同，有的国家资本丰富，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还有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我们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每个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都可以发挥优势，因此也不能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但是我的一个感觉，我们现在的观察（这可能不能构成一个理论），一个落后经济和一个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别在于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别。

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失衡，是指我们现在面对国际的失衡，继而导致国内的失衡，看上去全是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它在布局上说，它是牺牲一部分资源，或者说让出一部分利益来赢得增进我们资源配置的能力，这是第一步。接下去我们再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再转到提高这个资源配置的能力，在国内也好，国际方面也好。我觉得它积极的意义也就是这一点，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增长、调整、再增长、再调整这么一个过程。迄今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能力，能够通过国际博弈进行一次性的完美的调整。

如果说中国不发达的核心是它的资源配置能力弱，资源配置效率低，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答老余刚才提出的几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资本在输出，贸易大规模的顺差，用我们廉价产品去补贴美国人，那么这个实际上出于同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让出利益来赢得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自己不具备，在国际竞争意义上说不具备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此，我们把钱输到那儿，让人家去配置，或者把人家的钱输进来，其实输的不是钱。我们这几年都在说我们不缺钱，不缺投资，我们为什么还要引？我们实际上引进的是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此我们处在这个阶段，中国处在一种不平衡中，在某种程度上它有这个条件，是因为美国也是不平衡的，跟我们形成了一个互补，互相抵消，我们各自赢得了自己的利益。它的核心是说，我们增进自己的资源组合能力，同时我们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源泉，我想是这个意思。因此来说我们引进FDI也好，资本输出也好，它可以说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刚才老余也提到了。

比如说我们的金融压力，我们的金融抑制使我们不能有效地组合资源。我们即使可以买技术，买技术很好，买管理也很好，买了以后我们不会用。同样的比如说我们治理结构中，我们体制中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让别人用我们的资源，边际上来进行体制的改革，进行治理结构的调整。那么从这样来看，我们利用了世界经济中的不平衡我们没有吃亏，迄今为止我们把握了这个机会。我们不具备资源配置能力，其实我们从中国中小企业，也就是说改革以后新生出来的企业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比如从乡镇企业看，最初是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曾经利用原来那种体制，发挥了有别于国有企业的组合资源能力。后来是温州模式，利用民营经济机制配置资源形成竞争能力，再以后，可能要利用外资帮助我们组合资源，就是珠江三角洲模式。再接下来更高一层的资源配置效率，后来达到长三角的模式。这个是在不断的利用国际的不平衡，然后造成中国的一个平衡。中国和美国抵消以后实际上是一个平衡，达到了一个平衡或者说一个均衡。

这就是一个背景，这个背景问题在于中国经济是很典型的，必须增长，为了增长，我们必须调整。也就是说在这种不均衡的条件下，我们怎么进行调整？在大的国际经济格局条件下，我们进行经济调整又没有什么新的特别的特征？刚才张老师做了一个预测，但是我觉得这个预测你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因为我们做国内的研究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从劳动力市场，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发现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我们过去学发展经济学，读那些文章的时候，没有感性的认识，只是从书本上知道，有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把过去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终于吸纳干净了，剩余劳动力的澡盆淘干了，从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现在到了这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到来而且我认为有确凿的证据。那么到了这个转折点以后，好多预测可能和过去不一样了，因为你过去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过了这个转折点或者到了这个转折点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库兹涅茨所谓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差别。也就是倒U字型曲线的顶端也到了，我比较乐观，讲收入分配可能也有一个新的启发。

这个证据是什么？第一，人口的结构告诉我们，过去我们有两个因素的作用，一个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让人们不太生孩子了，生孩子成本高了，这个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即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降低了生育水平。过去我们总是看人口总量，实际上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人口问题应该看人口结构，也就是说从80年代开始，其实更早的时候是从60年代开始的，人口结构越来越倾向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老龄人口老化一度比较慢，结果导致了两个，一个就是劳动力的供给非常的充分，而且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而是说中国的劳动力素质高，假如我们控制了中国劳动力素质的话，在同等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力是非常便宜的。

还有一个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周期对人们的消费储蓄是有影响的。由于我们整个人口结构把它看作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它是生产性最强的时期，因此我们保持长期的高储蓄率，使我们资本供给得到了保障。因为过去我们在分析不好的预期，有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影响，不管有什么影响，你得有一个储蓄得以实现的基本面因素，这个应该就是人口的结构。我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叫做“人口红利”。从80年代到目前，我们中国经济增长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是人口结构的影响。我们用的所谓的人口指标就是总抚养率，总抚养比。也就是说一个百分点人口抚养率的下降导致零点一几人均GDP的增长。但是中国人口的抚养比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2013年结束，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在它的强弩之末，2013年之后就反回去了，假如我们模型还成立的话，每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就会导致零点一几人口的下降。

现在劳动部的人天天说一年有两千多万人需要就业，我说中国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现在只有1000万左右，现在实际上逐年减少，大概在若干年之内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就是零了。那么从现实中看，我们看到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持续，而不是技工荒。刘易斯说，我讲的永远是普通劳动者，不是技工。中国也是，现在的民工荒不是技工荒，现在不只是珠三角，长三角也有，你到安徽一个山里，一个劳务输出的县，你到那儿县长会告诉你，我们这儿缺工缺的很厉害，就是缺普通的工人。现在我在南水北调一线锻炼，当业主，施工单位告诉我，过去一两年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因素，长期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短期是劳动力的缺乏，实际上给我们一个信号，剩余劳动力的澡盆差不多要掏干了。

张曙光：我插一句，我觉得蔡昉有一个因素没有考虑到，就是中国人口的特殊波动，在文革时期的生育高峰现在马上要进入就业高峰。而这个问题从就业高峰来看可能今年差不多开始了，最高峰是到2008年达到2500万，这个波动恐怕是一个人为的、政策造成的结果。你如果从一半来看是刚才这个结果。

蔡昉：张老师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两个观点我觉得可能受到两个相关部门的影响。一个是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员会，还有一个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计生委从它工作角度来说，我们确实有一个生育高峰的变化，大家猜测在2020年之前可能还会有一个高峰，但是也不是特别肯定的。但是对于计划生育工作者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压力，他们把这个叫做“人口反弹”，这个也是计划生育工作不能随便放弃的一个理由。但是对于人口结构来说，这个影响是比较小的。比如这个影响，这个生育高峰的出现可能影响是20年以后，他们进入了就业市场。

张曙光：以前的生育高峰正好是现在就业的高峰。

蔡昉：还会有一个生育高峰，那个时候绝对是劳动力短缺的。现在的就业的高峰，我们已经包含在现在看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里面了，他们没有突出出来，现在我们就在这个高峰上，即使在这个高峰上，我们每年劳动力的净增量是在递减的。还有所谓的2500万这个数据来得有一点莫名其妙。

张曙光：这几年正好是原来那个递减的，现在是从今年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蔡昉：我们看到的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做的预测，事业单是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做的预测，联合国人口基金做的预测，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预测到2050年。我们看到大概劳动年龄人口大概在几年之后不再增长，以后不再回到正数上。对我们对于阶段性的判断，至少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确实不敢下结论，昨天我们讨论，我们一直在怀疑说我们还有一亿五千万到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有没有？因为农业部搞阳光工程，就是培训外出劳动力，但是基层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反映回来的信息，他们也不敢直接跟政府反映，但是我们学者就会说，因为你向政府反映，钱就不给你了。他们跟学者说，你让我培训的人是不存在的，该出去的人都出去了。现在我们从沿海地区用工的情况看，非常普遍的出现什么情况呢？民工的年龄越来越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低，这和你整个发展的趋向不一致，原因是什么呢？原来不该出来的那些人现在也都出来了，对他们有需求。因为我们面临比较根本的转折，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说法，我们进行国内国际平衡问题的调整，是在一个新的、特殊的阶段上进行调整，那么这些调整给我们很强的不同点。一个我们过去讲刘易斯，刘易斯讲的是封闭经济，只有进入到刘易斯拐点之后才进入到开放经济的分析。中国从一开始大幅度转折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了，它可能是我们现在的矛盾所在，我们的国际贸易摩擦，逼我们升值的压力，同时也是一个条件，因为你不是重新的介入，或者说努力的介入到国际调整中，这是一个优势所在。

最后我想讲，对于解决内外失调问题，大家有很多政策建议，例如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采取对FDI新的政策等等调整去做一些对失衡的纠正。但是有中国经济内在的东西，它已经在推动了这个调整。比如说第一我们看到劳动力成本在提高，我写了一个东西讲三种工资趋同，一个是农民工资在提高，大学生工资下降，再就业的职工相对于原来来说在下降。但是民工的工资，反映了中国长期工资的变化趋势，它是升高的趋势，而且这个升高速度可能还会加快。另外我也做了国际比较，中国的绝对工资水平确实很低，低到前几年还在美国制造业工资的2.9%的水平上，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我看了转轨国家，看了不发达国家，看了OECD国家，中国的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是最快的，今后我猜想还是会再加快，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由于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这只是猜想，我们的储蓄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不会像过去那样的增长，但是我们不敢肯定，在一个中期的范围内我们还不能肯定，长期是肯定的。再一个是全要素的生产率赶不上经济转型的要求。刚才张老师讲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是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不是真正效率的提高。我们对美国平衡的互补，加上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有高储蓄率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转折，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去，这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再加上国际国内政策调整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讨论更多的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压力和我们国内看到的失衡现象我们怎么做调整？这些调整更多的是政策上的，好像是杠杆移动可以调整。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经济自身有好多自然发生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更根本，使你经济的调整是更自然的，更阶段性的。那么国际政策杠杆的调整反过来我认为更多的应该转向提高生产率，至于利用人民币升值进行调整，我认为趋势是对的，但是应该慎重。

许善达：我实在不想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因为听得很有滋味，想发言的人很多，现在已经时间已经超了15分钟，6点青岛市领导还要和大家吃饭，我们只好把精彩的发言留到明天。今天下午的讨论到此结束，散会。

宋晓梧：现在开始第二届田横岛论坛的第二次会议。

昨天下午余永定同志和李晓西同志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大家也进行了讨论，最后时间不太够，咱们今天接着讨论。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有一个小的仪式，请我们50人论坛德高望重的吴敬链老师向嘉宾赠书，赠书的对象是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德宽同志和即墨市民副市长衣立渊同志。

(赠书)

下面我们接着昨天的题目继续讨论。

汤敏：

我想谈三点:第一点,大规模的双顺差是一个长期趋势,还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如果是长期趋势,就应该用长期的方式对待，如果是短期行为，我们就应该短期应对;第二点,如何使这个双顺差坏事变好事?第三点,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根本出路在哪?

第一,双顺差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行为。昨天余永定谈到，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双顺差。昨天我又进一步查了资料，也看了余永定先生的图，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一个很小的双顺差，真正产生巨大变化的是从2003年以后。从外汇储备来看，到2002年,我国外汇储备每年增加700多亿，2001-2003年是700多亿，2003-2004年是1000亿多一点，到2004、2005年是2067亿。以前尽管是双顺差，但是非常少，真正产生巨大变化是在2003年以后，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种大规模的双顺差更是一种短期行为。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汇率的问题。从2003年非典以后,对人民币汇率低估逐渐形成一种共识，产生了大量的投机性资金。第二个原因,美国的流动性从“9·11”之后逐渐扩大，这种流动性也慢慢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第三个原因,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实际上大量的留学生开始买中国的房地产大概也就是2003、2004年以后。首先是房地产不断价格的增加，另外,大家可能有一种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如果现在不买的话以后可能就买不起了。像这种短期的效应到底有多长？如果是一种短期的效应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如果留学生买房地产，每人按20万美元来计算的话，有十万人就是200多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加上华侨,这个数目就更大了,但是这种钱进来了就不容易出去,对于汇率，我们要采取一些方法来应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消除人民币的短期投机因素，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升值可能也不太容易。我们的汇率机制应该灵活一些，不受原来的约束，但是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容易。美国流动性问题在慢慢收紧，美国的利率在慢慢提高，这个影响以后可能会逐渐减小。

第二,不管怎么样,这个双顺差毕竟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资金，有2000多亿，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1200亿，怎样进一步化解？怎样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对当前双顺差的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大量热钱进来，对我们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影响,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坏事，但这些毕竟是非常宝贵的外汇，如果我们用好的话,就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一方面,怎样进一步减少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外汇？根据左小蕾找的一些资料来看，尽管日本的外汇储备比我们低，但是掌握在日本银行和居民手中的外汇有10000多亿，比我们整个外汇储备还要高。怎样把中央银行的外汇更多的转为居民持有或者企业持有？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很多工作。第二方面,就是昨天我跟曹远征谈的，如果我们把这部分外汇储备用完了，实际上它的回报率也非常高。昨天我们谈到，汇金公司1600亿的投资现在已经变成了5000亿了，投国内是一方面，投国外也是一方面，我们投的是收益率较低的国库券，因为它的风险小。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是一部分投保险，另外一部分进行股权投资的方式。如果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一些比较好的投资银行进行合作，一起进行投资，有可能扩大收益，稍微有一些风险的投资，这也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因为这些钱进来了就不太容易出去，如何消化，怎样把它利用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怎样长期化解双顺差？我们在谈外部平衡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对内的平衡。中国的顺差到2005年达到1600亿美元，按照经济学原理来说，这实际上就是储蓄经常账的顺差，实际上就是国内的储蓄大于国内的投资。

樊纲：经常账户剩余没有1600亿。

汤敏：经常账的顺差实际上就是储蓄减去投资的这部分，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把国内、国外联系起来考虑，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我们的储蓄大于投资这一部分。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它的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居民储蓄，这部分实际上只占GDP的16%，比印度的还低，印度是22%。储蓄的大头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企业储蓄，中国的企业储蓄占GDP的20%，而印度的企业储蓄占GDP的4.8%，美国、法国等国家的企业储蓄大概占GDP的10%。另外一个是政府储蓄，占GDP的6%左右，这个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很大的，印度是1.5%左右。所以，中国的储蓄率高，它的问题不在于老百姓的储蓄多，而是企业的储蓄和政府的储蓄比较高。要使我们的储蓄率下降，就要反过来刺激消费，可能就要在企业和政府方面下功夫，把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减下来。如果能减下这一部分，而投资率降低或保持不变的话，应该说经常账户顺差的问题能够逐步化解。政府的开支包括几部分，一个是经常账户，像工资等日常开支，第二部分是政府的投资。政府的收入减去政府的经常性开支，剩下的就是政府的储蓄。现在政府储蓄指的是政府的投资比储蓄还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