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错一次算你幼稚，再错就是你固执
上财的田国强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万言书曾经轰动一时，但是，事实是，中国经济学教学的根源问题没有找到，最终也就是说说而已。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看田教授的文章，就会发现你又上了媒体炒作的当了，田教授说的问题不过是一些普遍存在的高校教风学风的问题，而非经济学教育的特有问题。
凡是挂上一点经济学教授头衔的人物，尽管邹恒甫教授说他们连流都不入，都纷纷在谈论经济学的方法论。或许就是“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吧，钱皮这个山外人看来，方法论的问题不单单中国存在，全世界的经济学界都存在这个问题。何以见得？经济学发展至今达到无孔不入的话语霸权地步还在争论自身方法论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明证了。
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有何问题？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先入为主”——态度决定一切。换句话说，在经济学教育中，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观点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观点的问题。坚持马经的人执意认为西经错误，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尽管对它似懂非懂说不清楚它错在何处；而坚信西经的人则笃信不疑，说它对就是对不对也对，尽管面对具体问题的质疑无言以对。
比如，中国经济学界现在的主流是什么？这是一个路人皆知却无人愿意回答的问题。有人认定，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的发展方向，尽管他同意资本主义有好坏之分，还是“善意”地告知要学习好的资本主义而不要学习坏的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就是咬定资本主义不放了。但是，还有人坚定地声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才是中国的主流，视明显的被边缘化的局面而不见，自得其乐，自我安慰。而这个实质的主流的正确与否无关紧要，关键的是它即时而恰当地配合了某种政治需求。纵然是经济学需要一颗思考的脑袋，但是在这里，屁股决定脑袋，被决定的脑袋只需要去不断地证明决定它的屁股所在位置是正确的就可以了。
但是反过来看，一门科学当然不需要什么“主流”的称谓。主流称谓之争本身就说明了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缺乏科学性，还是一种政治工具。只有“政见”、“民意”这类玩意儿才会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如果某学科被区分为了主流和非主流，势必会压制科学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与客观唯物精神，进而扼杀其发展。
尽管经济学以政治制度选择为前提，因而可以冠以“政治”前缀，但是，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不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更恰当的含义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和对象的政治理论”。错误地把政治学说当作经济学说，是我们过去半个世纪在经济学教育上面所犯的一个幼稚错误。
现在，我们的政治偏见在明显消退。但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窝，许多人纷纷从极左转向了极右。我们刚刚摆脱笼罩在经济学上面的政治迷雾的困扰，却又被布施其上的伪科学迷雾所迷惑。
这种转变，既可以说是从一种错误转换到另一种错误，也可以说是同一种错误的延续。什么是“同一种错误”？——盲从，而不是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转变的只是形式，不变的是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模式和盲从的习惯。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出版两年了。有人不屑地说，作者太狂妄了，竟然用这种书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有人指责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说你们太不严肃了，这种名字的书都出！有人讥讽地问，你这书一出经济学就算完了？有人质问：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缪勒、马克思……在你看来都一钱不值？！
然而，西方经济学的伪科学性质不是钱皮发现的，钱皮不过也是自以为找到了其错误根源，并另行构建了一个自以为内部逻辑较为圆满的体系。
现在流行法理之外的潜规则。经济学圈的潜规则就是圈中不少人都知道经济学大厦危危可岌，尽管可能说不清楚到底是那根柱子朽蚀了，但是不能推倒，推倒了对人对己都不利，属于损人不利己的缺德行径，因此要维系它，维系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
其实，事情到了要考虑“潜规则”的地步，终结荒谬的西方经济学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难题，而是要不要终结的政治问题了，依靠这个伪科学体系生活而且是有滋有味地生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推倒这座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对于居住其中的经济学人来说，是一场生存灾难。
据说，在各种“家”中，经济学家为数最多，全球有数万人是或自称是经济学家，这可能还不包括在大学讲坛上的经济学教授以及现在讲台下听课、将来也会从事这个伪科学传销业的学生们。有些自以为属于经济学家的人直言不讳地将现有的伪科学体系视为自己的饭碗，对砸饭碗的事情当然是难以接受的。
要想在几年之内置荒谬的传统经济学于死地的确是一个极不现实的想法，不管你是多么确认自己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这几乎和你的理论的正确性无关。那些在钱皮看来将来注定要成为谬论的许多理论现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都是在观点出台几十年之后、其得主已是风烛残年的时候，可见经济学观点要被认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经济学圈本身就是一个吵吵嚷嚷的地方，“每一个经济学家对面都有一个和其观点相对的经济学家”，这在所有的敢于自称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西洋景观。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其现状。钱皮要说的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学子来说，如果过去抱着马经不放，不是你傻！但现在抱着西经不放，绝对就是你傻！田国强教授抱怨上财的师生教学皆荒，要我说，如果单是针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不教也罢不学也好，少受滥用数学漏洞百出荒谬无用的西方经济学的毒害，对中国未来未必是一件坏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基于混乱的内部逻辑矛盾，西方经济学已经无可药救了，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声称：下一代人无须跟随萨谬而森学习经济学。对田教授描述的上财教学两荒的校风，我惟一希望的是不要把多出来的时间用在玩网络游戏就是了，还是要学点有用的。不学西经学啥？当然是学《交换理论》（注：指《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啦！如果你过去没学过它，不是你的错，算其作者怠慢；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读过它，那么在经济学这个圈子中，你可能正在被边缘化了，这就是你自己的失误了。
之二：经济学的死穴在哪里？
前面有帖说过，经济学其实就是研究交换的，因为交换现象的存在是“经济”一词可以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有人简单明了地说，经济学其实就是研究“利”的。这话一点也不假。然而仔细揣摩就知道，“利”就是“用”，只有“用”过了才有“效”，有“效”就是获得了“利”，而有“用”性也就是“价值”。两种认识，一个是说行为的目的，一个是说行为的方式，侧重点不同而已。
因此，经济学作为研究交换行为的学科，行为只是一个表象，是一个达成目的的手段方法，深层次的方面则是以“价值”为根本探究对象的。故而，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和根本。
然而，价值理论又不是一门经济学所能和必要探究的东西。并非钱皮一人认为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但是持此观点的人在价值概念本身的界定上面却依然是各执一词。事实上，当一个经济学人能够探究出“价值”的真谛的时候，他已经超越经济学科的界线，升华为一个哲学家了。为何又说不必探究价值理论？因为有那么多哲学家孜孜不倦地在做这件事了，何必以一个外行之能和去一大群内行一争高下？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有本事站在哲学高度俯视经济学，那就大不相同了。
然而，传统的经济学脱离了哲学对价值的研究轨道，想自成一体而走向歧途，最终失于迷茫。针对声称不考虑价值判断的经济学思潮，经济学家G·Myrdal（1898～1987）指出：不可能存在没有价值取向的经济学理论，任何（经济）社会理论都包含了政治的、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部分。
既以为核心又不必探究，何解？这就是告诉经济学人，老老实实地把哲学界关于这个命题的研究结果拿来使用就是了，不要试图去创造一个独立于哲学价值理论之外的经济学价值理论体系，除非你要做一个有深度的哲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价值理论重新审视的新热潮当中，“价值物质论”这种陈旧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又再次沉渣泛起。这种混淆混淆本体与本体的性质、混淆本体的内在性质和外在性质的思想对把握价值理论在经济学上的运用起到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如果不能认识到价值是人赋予事物之上的、因人而异的外在东西，那么，即便是认识到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的基础作用，也依然不可能由此得到正确的经济学结论。
价值理论要解决什么问题？其实，作为自然进化的一个环节，人类本身并不需要一个“价值”问题存在。价值问题，其实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人生的意义”。
然而可以说，“人生的意义”是人类文明史和哲学史上最没有意义的一个命题。这已经成为人类所有社会科学所难以承受之重，更不要说是经济学了。何时人类从哲学层面破解了生命的意义这个千古难题，经济学才能随之走出死穴。如此说来，经济学其实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陷阱之中，既不能放弃，又注定无果。如果有一门“生命意义学”的话，经济学其实应该含于其中。
由于本质上是关于价值的理论，现代经济学总是摆脱不了对“工作——闲暇”关系的研究。但是，经济学人在这个方面实在是太过愚钝了，不仅仅用一个自定义的恒等式（工作时间＋闲暇时间≡生命时间）来当作独立的条件方程，而且彻底模糊了两者的关系。殊不知，当人们用生命的一个部分去换取另一个部分的时候，潜意识当中却是将生命的每一个时间段都看作等价的。如果我们问“将两个小时的生命分成两个一小时，哪一个小时更有意义？”，一定让人难以回答。有人说工作是为了闲暇，想多多放假想早点退休以享受生活；而有人说闲暇简直就是浪费生命，退休不久就无所事事郁郁而终。有人说人生要有目标才行，有目标或者才有意义；有人说过程大于结果，不必在意成功与否。对于一个吃饱了就睡的狮子来说，它不会去思考捕猎和睡觉哪样更有意义以及如何分配捕猎和睡觉的时间这种问题，即便是一个生物学家在旁边观测研究，结论也一定是狮子的时间分配方案是最优的。这个无解的问题大概只有人类才会去苦思冥想。
说来说去，人生的时间转换过程，无论是以工作换取闲暇，还是以闲暇舒解压力补充体能以利更好工作。仔细审视人生，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一场博弈，以一段生命历程换取另一段生命历程，是在以被忽视的无穷大成本（命价！血酬！）博取自以为有价值的收获。
一次交易中，对方拿着钞票感慨万分：“国家印这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让我们为之辛劳奔波。人为何要活得这样累啊？”一向自以为对经济学有所浸淫对人生有所感悟的鄙人一时无言以对。你瞧，当人们试图从拜物教的糊涂状态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的迷茫和痛苦？
当人到达生命的终点，蓦然回首，才知道什么叫做“折腾”：人生的追求，终究都是一场正宗的等价交换，原来是以生命的流失换取生命的延续，这是一场零利润的折腾——谁也找不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如果真正考虑所谓的“隐成本”的话，人生的隐成本其实就是无穷大。其实，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原点。与其说“博弈”还不如“折腾”更精准，毕竟博弈是冒险图利的行为，而这里压根就没有任何利可供图谋。
中国学者爱把孔子和庄子对比评价。有人说孔子是八小时之内，扮演的是社会角色；而庄子是八小时之外，扮演的是个人角色。那么，换用经济学家的行话就是，孔子是关于工作的，而庄子是关于闲暇的。据此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亦孔亦庄。在国人眼里，孔子庄子都是圣贤，由此可见，无论工作还是闲暇，都可以达到人生的极致高度，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都难以伯仲，无能贵贱。因此，无论是“工作派”还是“闲暇派”，其实都是以藐视生命的一部分而追捧生命的另一个部分，都是自相矛盾的心态，都不符合每一个生命的每一秒都是弥足珍贵的这种认知。
然而，从价值理论流派区分，孔子可以说是“客观”价值论流派，而庄子属于主观价值流派。孔子认为有一个不可更改的、人人都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存在（这当然是他自己认定的标准）；而庄子似乎认为价值观因人而异、人性自由。
站在哲学层面看待经济学，你就会认识到，经济学其实一直是在“拜物教”思想之下展开的。拜物教很实在，它维系了经济学人对自己行为的价值认同。但是，当有人把这个问题引申到哲学层面，引入“人生的意义”范畴的时候，结果是许多人不愿也不敢面对的——“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竟然成了生命本身不堪承负之重。
其实，人在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上存在着自我矛盾的困惑。一方面，人类具有深深的自卑心态，对大自然充满畏惧；另一方面，人类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自傲自恋的动物，需要从克服自卑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中心地位。一个登山家的行为动机是什么？首先他把山峰看得比自己高大，或者说认为自己是渺小的，但是他要征服山峰，从而证明自己并不是渺小的。假如一开始他就把山峰视作渺小的，他就不会去征服山峰，因为征服一个弱者没有意义，胜之不武。但是，当他征服山峰独自坐在山颠之上的时候，他感到的是自身更加深刻的渺小和孤独，而不是位居万物之上的高大，从求胜的寂寞转而变成求败的孤独。而神就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问题，它已然处于自在状态，它高高在上却不会去感叹高处不胜寒。人不是神，所以才会有一个生命价值问题存在。
“生命的意义”是一个千古难解之题。孔圣人所向往的人生不过也就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做到“乐而忘忧”并不难：傻子乞丐像流浪狗一般慢条斯理地在垃圾堆里寻找着食物；神仙悠闲地在山谷石桌上对弈，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地挥霍着时间；商贾为敛聚钞票乐而不疲地奔波……对于大多数不敢面对“虚无”人生的人来说，或许，政治家们以发展经济的口号鼓动拜物教是一种至上的明智。既然多数人不敢面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何必要残忍地让大家面对？拜物教思想把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定格在哲学家和圣贤看来无意义的时空点上，成功地使人们摆脱了对生命意义思考带来的深度烦恼，用一种固定的欲望使得人们摆脱对万劫不复的无底欲壑的恐惧。
是不是钱皮在鼓吹“淡泊名利”？如果我说“是”那就等于是说“不是”了。说出“淡泊名利”这种君子之言的人得到的就是圣人之名和人人敬仰之利，“淡泊以致远”，淡泊是手段，致远是目的，有目的就是有所求，所求就是利。真正要淡泊名利，就不要说出来，连这个可以因淡泊而得到的圣贤之名也彻底丢掉它。不单单是经济学要面对趋利避害的理性人，一切社会学科都躲不过这个问题。趋利避害之利是广义之利，而淡泊名利之“利”是狭义的金钱之利。在广义的“利”之下，“淡泊名利”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利”，何言淡泊？
这就像宗教教导人们放弃一切，而这个“一切”其实并不是一切，因为还有“得道成仙”“修炼成佛”的坚定信念是不能放弃的。禅定以达净空，禅定仅仅是手段，净空才是目的，“成佛”就是出家人无法抗拒的最大利益诱惑。行为和行为的动机只有生命才会具有，佛永远、已然地处在目的地，不需要再为之付出任何行为，连淡泊都不需要。
“极高明而道中庸”，对吗？高明与否，是有明确的指向的，而中庸是没有指向的。高明是有序，是有；而中庸是无序，是无；极高明者什么也不说，连中庸也不须道。大智者若乎愚，是一种糊涂状态。高明到了极点就是糊涂，即物极必反，有（高明）生于无（中庸）。中庸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糊涂状态，概此，才有难得糊涂之说。
在古典的劳动价值论中，其实包含着人与人的生命绝对平等的理念。我干了一天的活，你坐在那里写了一天的字，大家都是耗费了一天的生命，凭什么你的一天要比我的价值高？但是，价值就是有用性，是按照产品的有用性判断价值的，而不是按照劳动时间判断价值的。现实当中，比尔盖茨和街头乞丐都是爹妈生的，制造成本没有什么差异，生一个盖茨不一定会比生一个乞丐难产，但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尽管我们认为在社会、人伦、道德等层面他们是等价的，比尔和乞丐还是有天壤之别，因为他们的有用性即创造的价值有着天壤之别。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李嘉图和马克思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对涉及到的劳动的本质视而不见，李嘉图声明不考虑字画古董，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声称只针对简单劳动。看来，要想解决“人生意义”这个的问题，还是真有难度！
说跑题了？不像是经济学？要是跑题就对了，跑题即切题，物极必返嘛，说明我说到了点子上了。
经济学的学术霸权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令人厌恶的。俗话说，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经济学的语言霸权习惯岂不正是它自身不满浅薄轻狂的表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轻狂吗？不。这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因为物极必反，发展到极致是终结，既然极大地发展了经济学，也就等于是终结了经济学。
有道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说这句话的人也真是幽默至极！人既是上帝的创造，它干吗要嘲笑自己创造的这个会思考的人类？这不等于在说自己的创造失败吗？上帝眼中应该没有轻狂和稳重之分。记得在某论坛上有网友提问：万能的上帝如何才能打倒自己？现在似乎有了答案：却原来，创造人的上帝是人创造的——万能的菩萨竟然不会塑造自己！要靠自己用泥土造出的人再用造人剩下的泥土塑造一个泥身以寄托其中。
人类一思考，上帝真的会发笑吗？会吗？
喂！问你呢，发什么愣呢？
之三：经济学，雕虫之小技耳——经国济民，经济学不堪之重负
什么是经济学或说经济学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学了经济学有什么用？不少人会直接回答说，顾名思义，就是经国济民之术嘛。当然，这是一种君子之愿，不像一些诚实的但同样不着边的解释——经济学是教人致富的。这种君子之答也是中国当代经济学教育界鼓励学生献身经济学时的谆谆教导，学好经济学就可以经国济民，一展宏伟抱负了。
大谬矣！经济学只是关于交换的学问，一门雕虫小技而已，才不管什么经国济民呢。
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经济学以私有制度为前提展开。交换的制度前提是私有制，强调的是对私权的相互尊重。只有承认交换对方对其物品的私有权力，才会认同其将物品用于交换的合理性，才会通过交换而非抢掠来互通有无。
但在经国济民的文人思想当中，无论是“经国”也好“济民”也罢，着眼点都在“国”和“民”上，其实充盈着的是文人们天下为公、公有至上的思想，这和强调私权至上神圣的私有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在物质资源层面，私有制可以成立的基础是盈余而非稀缺，互通有无，有为先，方可以有换无，是为萨依定律。稀缺之下必无稳定的私有制度可以存在。
活得下去，是人的生存权问题，是人权的首要问题，当属政治范畴；活得好坏，好坏标准因人而异，才属于经济的范畴。必要需求领域没有经济二字可言，属于政治或者非经济领域。《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在描述预算序列时，就把预算序列的长度的定义域限定在非必要需求领域（参见《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56图2－13）。
经济学以“利”为对象，而“利”的存在是建立在价值增殖基础上的，这个增殖的基础被俗称为“成本”。在必要需求领域，人们是以生存为代价，而生命是无价或者说价值无穷大的，也就是说，在必要需求领域进行交换的成本是无穷大的，换句话说，在此领域永远都是无利可图的。故而，经济学只是研究超出必要需求的非必要需求领域的东西，即研究盈余而非稀缺。
这样说用意何在？之一，在“经国”方面，在必要需求领域，起作用的是政治学而非经济学。因此钱皮认为，国家政府不能对民众的必要需求坐视不顾，不能以市场化为由而对民众必要需求不作为。保障民众之必要需求，正是为“经国”之正义。之二，在“济民”一面，在非必要需求领域，经济秩序是自然建立在盈余之上的，人们从事交换是一种谋求个人认为的更大利益的行为，其特点就是主动性和操作性，经济学只是对存在的现象进行解释而已。理性人的行为不需要指导，反过来，需要引导的行为不具有理性——连逐利的本能都不具备还何谈理想？也就是说，建立在盈余之上的非必要需求无须“济”之。
如此说来，经济学“经国”实乃自不量力，而“济民”纯属自做多情，经济学还有何用？经济学家的学术霸权习性，大概源于对责任的这种自我膨胀。其实，经济学不应该、也管不了那么多。经济学不过就是在假定私有权禀赋合理的前提下，研究这种制度下人们的行为规律和可能的结果，实属雕虫小技，仅此而已。
为何还有那么多经济学人自以为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如此重大？说得白一点，自己往脸上贴金呗。把大葱往鼻子里这么一插，图得就是一个大象模样。如果承认自己的学术只是雕虫小技，岂不是妄自菲薄？谁愿意说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文不值？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之王”名声也不过就是这样搏来的。
钱皮每每看到类似《中国统一之利弊》这类“经济学”文章，都会对经济学人之政治狂妄嗤之以鼻。这种企图以金钱为价值标准的利弊权衡，显示的不是经济学人的智慧，而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幼稚。中国统一的利弊是区区几张钞票能够权衡的吗？即便是权衡利弊，也要知道利弊的受者是谁，而闭口不谈利弊之归属对象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图谋。还有诸如违法犯罪的成本分析、某种商品价格该不该升降等等，此乃哗众取宠，均属声经济学术之东，击政治图谋之西矣。此前闭幕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一句“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让所有这些别有用心假经济学之名的狂妄政治言论都如曝中阳。
有人矢志不移，执意要肩负经国济民之任，虽则其志可嘉，但实自不量力。具有经国济民之宏伟抱负的人，完全可以做一个懂得经济学原理的政治家（其实政治家并不需要懂得经济学，只需要以民为本的博爱胸怀）或政治幕僚，或以己之能，倾力于宏观经济政策领域一展经国济民之才华，何必再贪图多戴一顶经济学家的帽子？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年轻一代经济学人已经习惯于把政治批评当作是经济学自己的学术内容了，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本身就有悖论之嫌疑。其实，宏观经济学就是政治。因此，与其说凯恩斯是积极参政的经济学家，倒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关注经济问题的政治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如财政政策理论、刺激需求理论）等等，反映出来的都是一个政治家居高临下的“牧民”思想，而非把民众当作自由的理性人的经济学思想。宏观，着眼点在国家、全民、全局，思想深处是以公为上的，这和私有权至上思想有着本质层面的冲突。
经济学教授经常用经济学史上著名人物适时提出经济政策建议并为政府成功采纳为案例，来说明经济学经国济民的作用和鼓励学生。然而，此类案例不过是政治幕僚借用经济学名义行政治观点之实而已。与其说是政治家采信了经济学家的观点，倒不如说是经济学家被政治家所巧妙利用。经济学借数学堆积披上科学外衣，政治家再借经济学名义行政治观点之实，仅此而已。当你要把某某学者的言论当作经济学理论理解的话，你不妨看看，他是不是经常以政治代表的身份在讲话，你要明白，那是“政治协商”的会议，而不是“学术研讨”会议。这种案例的励志，最终培养的可能仅仅是一种政治虚伪和狡诈之能——找一个借口就行，借口的正确合适与否无关紧要。
作为政治的所谓“宏观经济学”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要不要怎样做”的问题，而不需要为之寻找任何经济学的理由。而“要不要”的问题进一步是谁说了算的问题，是决策制度的问题，即政治问题。你看看众多的以经济学名义出现的长篇大论，有几个不是假经济学之名在鼓吹一种政治主张？
当然，民主自由社会嘛，有人执意将政治之术冠以经济学之名也无所谓，随它去吧，我们心里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就得了。
所有对经济学教育方向、方法的讨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潜在的前提之下，即现有的经济学知识对于下一代很重要。都包含着对经济学学术价值和地位的默认。然而，这恰恰是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学不认识到其不值一提的学术价值和自封的社会科学之王地位的虚伪性、不从错误的方向上折返回来，经济学教育的问题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问题注定会全球化——不论经济本身是否能够全球化。
补充一点，如果看罢此文使得一些人经国济民的宏伟抱负受到了打击，那绝非钱皮本意。钱皮知道，或许，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无价值并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本身就有人皆昏昏惟我昭昭的自负“独醒”味道。人有时真的是“难得糊涂”，在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之中度过一生，对一某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最好的生命历程。钱皮耿耿于怀的是，将伪科学以科学的名义灌输我们的青年，到底能对实现他们经国济民的鸿鹄之志起到什么作用？国和民需要的是真正热血的政治家，而不是虚伪狡诈的政客。
话又说回来，“难得糊涂”真的是至理名言吗？如果不是，糊涂也就不再难得，何谈“难得糊涂”？但若是呢？那么，就决非真正的糊涂虫可以理解之。要理解如此高深的哲理的人一定需要有一个不糊涂的脑子才行。为此，那些或许已经理解了“难得糊涂”哲理的非糊涂者，似乎是在做一件南辕北辙之事——教导他人变得极端聪明起来，以至于聪明到可以理解“糊涂”之大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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