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50287亿元，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有悖于回落的普遍预期，呈高位加速之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631亿元，增长4.4%；第二产业增加值25552亿元，增长13.2%；第三产业增加值21104亿元，增长9.9%。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3%，分别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加快1.6和1.7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同比增长19.6%，轻工业增长15.6%。六大高能耗工业增长更快（20.6%），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27.5%，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0.5%。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7.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出现涨势，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年同期高1.5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3.1%。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6.2%，居住价格上涨3.8%，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1.4%，其余商品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大体持平或略有上涨。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1%。

 

 

今年计划新增就业岗位900万个，不到需要就业岗位的一半。一季度，全国城镇累计新增就业267万人，完成年计划的30%。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20万人，完成全年目标500万人的24%。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34万人，完成全年任务100万人的34%。与失业向高知识人群蔓延不同，去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5.6%。

 

 

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2020亿美元，同比增长37.36%。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增加1357亿美元，同比多增795亿美元。其中，3月份增加447亿美元，同比多增233亿美元。3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7.7342元人民币。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526亿元，同比增长23.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544亿元，增长25.3%，回落4.5个百分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分别增长21.4%、35.8%和26.8%；农村投资2982亿元，增长16.7%；房地产开发投资3544亿元，增长26.9%，加快6.7个百分点。。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88亿元，同比增长14.9%，呈逐月上升态势。其中，城市零售额14333亿元，增长15.5%；县及县以下零售额6855亿元，增长13.7%。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17842亿元，增长14.7%；住宿和餐饮业2984亿元，增长17.4%。

 

 

 

 

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4577.4亿美元，增长23.3%，其中出口2520.9亿美元，增长27.8%；进口2056.5亿美元，增长18.2%。贸易顺差464.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一般贸易进出口1997.4亿美元，增长27.4%；加工贸易进出口2115.8亿美元，增长18.8%。

据海关统计，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全面快速增长。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双边贸易总值分别为753.9、667.2和529.1亿美元，增长率分别是30.3%、20.1%和15.2%。此外，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431.1亿美元，增长24.8%；与印度的双边贸易总值为82.2亿美元，增长58.5%，增速居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之首。

一季度，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297家，同比增长4.36%；实际使用外资158.93亿美元，增长11.56%。对华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地区）依次为：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开曼群岛、萨摩亚、台湾省、毛里求斯，占全部外商投资的86%。

 

 

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12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2296亿元，增长25.5%，是近年来同期增速最高的一年。其中，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海关代征进口税收等主体税种增幅均在20%以上。就区域分布来看，东、中、西部税收收入分别完成7921、1762和160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9 %、24.6%和增长29.8%，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0.2%、15.6%和14.2%。

一季度，全国出口退税1175亿元，增长17.1%，增退172亿元。

 

 

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36.41万亿元，同比增长17.27%，增幅比去年同期低1.49个百分点，比年末高0.33个百分点，消除季节因素，季环比折年率为18.7%。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1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81%，比去年同期高7.14个百分点，比年末高2.33个百分点。现金货币流通量(M0)余额2.74万亿元,同比增长16.68%。1-3月累计净投放315亿元,同比多投放875亿元。

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6.70万亿元，同比增长15.31%；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5.42万亿元，同比增长15.94%。1季度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1.88万亿元，同比少增597亿元，其中，居民户存款增加1.1万亿元，同比少增836亿元。

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25.2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4%。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3.9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5%，增幅比去年同期高1.52个百分点，比去年末高1.18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1713亿美元，同比增长11.24%。

 

 

 

 

前两个月，债券发行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90%，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9618.9 亿元，以中短期债券为主，未发行10 年以上长期债券；市场交易量有增有减，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4.81 万亿元，同比增长77.9%；银行间市场现券成交14337.9 亿元，同比增加12.1%，同业拆借市场交易略有回落。

3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1.74%，比上月低0.9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0.08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1.62 %,比上月低1.1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0.15个百分点。

 

 

一季度股市大盘呈现整体攀高走势，1月4日沪市以2728.188点开盘，3月30日报收于3183.983点。其间有21个交易日大盘下跌，2月27日，上证综指和深成指数遭遇严重下挫，创近十年来单日最大跌幅，分别跌去8.84%和9.29%，两市1327只可交易A股中，1265只股票绿盘报收，800多只股票跌停，A股市值蒸发逾万亿。两市共成交2006.5亿元，创天量新记录。4月19日，又重演了2月27日的一幕。

三，政策效应

 

1，              政策效应分析

 

去年底和今年初，人们普遍预期今年的中国经济将随世界经济一起趋缓，然而，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实绩却出现了全面加速之势，GDP增长11.1%，消费物价上涨2.7%，均高于上年同期和全年的水平，于是，经济运行热与不热的争论又起。官方的观点是，经济增长偏快，而并不热，但存在着从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这种判断也有一定道理。其实，如果不是简单地从几个宏观数据来判断热与不热，而是从决定经济运行质量态势、协调状况和政策效应来看经济运行内在缺陷的变化，一些方面改善不大，不少方面仍在恶化，中国的经济运行也许有欠正常。这可能更值得人们反思和讨论。

首先，内外经济失衡不是缓解，而是加剧。出口加快（1.2个百分点）而进口减缓（6.6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比上年同期翻了一番。外汇储备增加了1357亿美元，是上年同期增加额562亿美元的2.4倍，扣除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尚有700多亿美元，大致可以看作是热钱流入。究竟这些热钱是如何流入的，有关监管部门也说不清楚，足见监管的水平和有效性如何。

其次，资产价格上涨过快，且有越调控越上涨之虞。如果说消费价格上涨尚在可承受范围，关键是下半年粮食形势，那么，资产价格上涨就相当惊人。深沪股市在去年上涨130%的基础上有加速之势，到4月23日为止，上证综指和深成指数又分别上涨了1000多点和4000多点，且震荡剧烈而频繁，2月27日和4月19日的情景也许还会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在政府的严格控制和打压下，房价上涨也比去年同期要快，深圳、北京等都在10%左右，而北京二手房价格的上涨更令人膛目。可见，在政府间竞争无序加剧的情况下，一向比较有效的行政手段也逐渐失灵。

再次，流动性过剩依然严重，且无缓解迹象。继去年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次升息、数次定向发行央行票据，今年以来央行又于1月15日、2月25日和4月16日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月18日提高了存贷款利率。然而，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和贷款投放过多，流动性过剩有增无减，特别是M1的增长比去年同期快了7个多百分点。可见，货币政策的效应是相当有限的。更有意思的是，央行每次实施紧缩操作，股市不跌反升。

最后，增长方式转变受阻，产业结构失衡加剧。工业生产中六大高能耗行业的超常增长，意味着能耗上升，污染加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进则退，加之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大大慢于工业和制造业，进一步表明产业结构并未向着改善的方向调整。虽然这是长期经济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但需要从当下起步。我们不能口头上高喊转变和调整，而把实际的调整推至无限的未来。

 

2，              政策调整方向

 

其实，上述几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产生根源也基本相同，只是具体机制和表现不同而已。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不是从经济运行的冷热状况来考虑政策的松紧，而是从经济的内部缺陷来考虑政策的效应和调整，那么，就会为我们的经济调节和政策指导开放出新的空间。

先讨论汇率政策。汇率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其背后是两国商品和服务相对价格的比较。汇率有外部真实汇率和内部真实汇率之分，因而，调整的途径和办法有二：从目前的实际出发，一是本币升值，二是本国价格上升。从前一种途径和办法来看，2005年7月20日汇率体制改革以来，我们稍稍放松了对汇率的管制，进入了缓慢升值的通道，到今年3月底，总共升值4.659%。这是方向正确的决策和选择。至于加大升值幅度，则是我们赞成的进一步的操作之一。因为，本币升值会降低出口品、潜在出口品、进口品、进口替代品等可贸易品的国内价格，非贸易品的价格就会相对可贸易品而上升，这就调整了外部真实汇率，其结果就会逐步改变现在的内外失衡，进而缓解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本币升值的这种作用其所以尚未显现出来，原因在于升值不足，而在目前情况下又不可能调整到位。从后一种途径和办法来看，如果名义汇率不动，且国际市场贸易品价格给定，本国价格的上升将由非贸易品承担，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的价格上升。这样就调整了内部实际汇率。其结果也会收到与名义汇率升值同样的效果，而且更有助于增加本国居民收入、启动国内需求和优化经济结构。这正是当前可以出台和操作的。一是我们目前的收入水平还很低，2006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只有21000元，农民工的工资更低，因此，提高公务员工资，企业套改，进而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劳动执法，促使企业改善工厂的劳动条件、卫生条件和安全条件，也等于增加了职工收入和提高了国内价格。二是国内的资源产品价格较低，既不利于节能降耗和改善环境，又推动了出口增长。考虑到资源部门国有企业占据垄断地位，如果在提高资源产品价格的同时，开征资源税，将提价的利益全部收归国家所有，进而打破垄断，那么，也可以改变内部真实汇率。三是国内服务业一直落后，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价格偏低，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在增加收入的同时，提高服务价格，既可引导资源流向服务部门，加快其发展，又可提升内部真实汇率，调节内外经济失衡。由此可见，我们的政策调整需要在增大本币升值幅度的同时，转向调整内部真实汇率。

再看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操作已经陷入僵局，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很高，频繁操作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升息也陷于进退两难之中，其效应微乎其微。去年末央票已经达到36500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债和企业债，成为债券市场的主要品种，在解燃眉之急的同时，造成了债券市场的严重扭曲。货币调期也与央票一样，不能解决问题。虽然这些办法都还可以和必须继续操作，央行可否也转变一下政策思路和操作。比如，我们目前的存贷利差过大，约有3个百分点，而国外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利差过大，使得银行业可以过安稳日子，不思进取。特别是目前通胀率已经超过3%，现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扣除利息税后，已经成为负值，实际上起到了挖（居民的）肉补（银行的）疮的效应。为什么不能把存款利率提高以缩小银行利差呢？难道央行的屁骨要一直坐在金融集团的椅子上吗？

再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在去年的报告中，我们曾经讨论过宏观调控与政府管制的区别，这方面的混淆已经相当惊人，使宏观调控变成了万金油。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名为宏观调控，实则政府管制，所采取的“双降”之类的控制手段，除增加国土部门管制和寻租的权力以外，就是促进房价进一步上涨。其实，这里的宏观政策主要有两项，一是政府投资建设或者购买15－20%的廉租房或者经济适用房，这种不以营利为目的住房价格完全可以比较低，这样，其他房价也不一定能够涨得起来，即使上涨过快，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也不会太大。这种办法类似于去年末以来政府用储备粮调控粮食市场和粮价一样。问题在于，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如深圳市的所谓政策性住房新政，强制开发商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然后无偿交给政府有关部门出租或者出售。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政策性住房的本意。如果这也算作政策性，那么，一切都可以作为政策性。二是提高对开发商的自有资本要求，达不到要求的一律不予贷款，这只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就可以了。要知道，监管银行行长和资金流向，比直接控制开发商和房子、土地要容易得多，有效得多。此外，还可出台相应的财政政策。

 

四，体制分析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泡沫经济之旅的争论，随着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到来，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抚今追昔，回顾和借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现实风险，可能是大有好处的，至少有某种警世作用。

 

1，宏观看好，是否潜藏着金融危机？

 

关于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经济覆辙的争论，持肯定意见者强调的是当前中国经济与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的相似之处，诸如本币升值，房价持续走高，股市牛市急升等，而持反对意见者的依据则是两国经济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差异，诸如日元自由兑换而人民币资本管制，中国较日本当时更多地融入了全球经济等。应当指出，两种观点虽然对立，但都有合理之处，不论持何种观点，其目的都是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走得更稳更好。不过，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讨论。

当前，中国的确处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入世五年来，中国的经济贸易分别保持了年平均10%和28%的增长，到上年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物价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十年中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超过4%。然而，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宏观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扭曲经济结构和牺牲资源配置效率取得的，长期的外向型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发展的现实，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潜藏着很大的危机。因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进行有效的调整是必要的，否则，我们离危机不远。看一看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亚经济，就可以说明此说并非耸人听闻。

亚洲金融危机前的30年，东亚国家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以年5.5%的速度提高，几乎翻了5倍。“亚洲四虎”的成绩更加显赫。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亚洲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总结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并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作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虽然，1994年克鲁格曼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一文，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东亚模式”提出质疑。但是，谁能料到，不到3年时间，于1994年12月在墨西哥爆发并席卷拉美国家被称作“21世纪的金融危机”，又降临到被称作世界楷模的东亚国家身上。在外部冲击之下，从泰国开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韩国先后陷入金融危机之中，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也遭受重大损失。难怪有的国家有“一夜回到十年前”之说。由此可见，物极必反，一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也许就是现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走向极端的时候，也是人们最容易盲目乐观、丧失警惕和举措失误的时候，这时也最易于遭受攻击。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近30年，目前表现不凡，从上到下，人们的乐观情绪溢于言表，对于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准备，外部世界的赞誉更放大了这种情绪。因此，指出中国存在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和危机，也许更接近事实，更加有利。

 

2，危机根源是来自外部冲击，还是内部缺陷？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究竟是来自外部冲击，还是内部经济失衡和制度缺陷？是索罗斯等别有用心和暗中施法，还是各该国家政府政策失误和应对失当？很明显，当时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和印尼外长阿拉达斯持前一种看法，而美国副国务卿艾森施塔特和摩根公司主管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埃施魏勒则持后一种看法。在讨论我国经济失衡所潜藏的危机时，也同样存在着“阴谋论”和“自身论”的不同看法。

“阴谋论”者认为，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是一个阴谋，目的在于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因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而升值及其带来的热钱流入，促使股市和楼市上涨，有可能使泡沫膨胀，就会为国际金融炒家冲击中国经济创造机会和条件。不过，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也是我们的方向和选择，同时，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那里有高额利润，资本就要在那里下注。索罗斯等其所以冲击泰国等东亚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失衡和重大的政策失误，诸如本币高估和固定或者盯住汇率制度，金融自由化过度和金融监管失误，出口竞争力下降和大量举借外债等，这一切就造成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就像当年冲击英磅一样，也是由于英国经济本身存在问题，既不是对英国的阴谋，也不因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罢手。可见，外部冲击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触发危机的导火索和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回避、又不可忽视的因素。今天，中国经济潜藏的巨大风险和危机，也是招致外部冲击的条件，但危机的根源则不是他人的压迫和阴谋，而是由于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和缺陷。这样认识既符合事物的逻辑，也比较主动和比较有利。

首先，内外经济严重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最大风险。长期的大量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就是内外失衡的集中表现，外部升值压力只是这种情况出现后的必然反应。其根源之一在于本币高估和汇率制度改革滞后。尽管现在汇率缓慢升值，但不可能一下子调整到位；尽管我们改革了汇率制度，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央行的干预仍然频繁而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与盯住汇率没有本质差别。

其次，国内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是潜在危机的根源。从1998－2004年，制造业以年平均20.2%的速度增长，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只有9.32%，其在GDP中的比重比印度和低收入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失衡状况由此而来。其原因除政策优惠和鼓励以外，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在于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制造业部门经历了相对成功的价格、所有制等市场化改革，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其盈利能力和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增强；而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讯、交通等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性垄断现象非常突出。不仅其内部激励机制得不到有效改善，降低了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在严重的行政垄断保护下，外面的资本和劳动面临着很高的进入成本。这就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了严重的结构失衡。

再次，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正推动经济走向危机边缘。双顺差的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以及热钱的大量流入，造成流动性被动过剩。过多的流动性不是流向实业投资，造成投资过旺，就是流向资产市场，推动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如果说对于房价上涨过快已经有所警觉，但由于政策不当，其至在相反方向用力，结果是事与愿违，那么，对于股市价格的快速上涨，则普遍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政府也乐见其涨。要知道，按照中国现在结构状况和发展态势，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既无应对之良策，也非短期内可以改变，发展下去和积累起来会是个什么结果，不能不令人担心。

复次，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得防范风险和危机的能力不足。近几年，中国的金融改革有了不少的进展，中国的资本项目也没有完全开放，再加上有了东亚和日本的经验教训，使得当前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东亚国家确有一些不同。但是，脆弱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脆弱的银行体系则没有什么差别，有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垄断，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既不利于银行治理，也不利于提高资金效率，经营水平低下和创新能力不足，部门竞争和监管不力加大了风险。

比如，一方面，现有银行通过坏账剥离、注资、上市，资产质量有了很大改善，另一方面，银行资金运用又存在着严重问题。一是数千亿资金贷放给高校，但从经济方面来看，这些学校已经是债台高筑，实际上已经破产；二是全国664个城市，每个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从十数亿元到千百亿元不等，财政投入有限，比例一般在10%左右，高的不过30%，其余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和土地抵押贷款融资；三是房地产开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增长也很迅速；一旦发生问题，这些现在被看作是好资产的项目都会变成银行的呆坏账。

再如，监管部门提出了“宽准入，严监管”方针，但在具体执行时，宽准入可以列举若干，而严监管则只是一个口号。不仅如此，任何管制都有漏洞，再加上现行体制下管制者的寻租和争夺，其效果可想而知。2月份贸易顺差突增237.6亿美元，而3月份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分别增加了68.3和61.83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增加了447亿美元，这类奇怪现象谁能说得清楚？日本和东亚经验可以引起我们的警觉，但能够利用多少，则取决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别以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成功和股价飞涨就是银行业经营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严重的冲击面前，我们不知道银行如何应对和能有多大作为。

在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内部的突发事件和外部冲击，都可能使危机发生。所以，我觉得，对于外部冲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在现有的情况下，一旦目前的国际资金循环和经济流程中断，自然会造成巨大冲击。这又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既然如此，中断的可能始终存在，潜在危机爆发的可能始终存在，至于何时中断和爆发，如何中断和爆发，谁也无法预断。

 

3，与东亚和日本的差异，改变的是危机的存在与否，还是危机爆发的方式？

 

今天的中国，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亚国家确有很多不同。比如，他们都实施固定或者盯住汇率制度的同时，实现了金融的自由化，中国在盯住汇率的同时，却保持着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东亚国家都有大量外债，而中国却有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东亚国家出口能力开始下降且外汇储备不足，中国的出口能力不减，且外汇储备充足，这一点则与日本相似。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不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和危机，而只能说明一旦危机成为现实，中国与东亚国家有着不同的方式和情况。

比如，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严重走低，中国出口锐减，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国内需求一时又跟不上，就有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那时，现在掩盖着的问题和矛盾都会爆发出来，其结果会如何，很难预断。

再如，如果国内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持续过快上涨，资产泡沫膨胀，一旦破灭，前述以政府隐含担保以及用土地和房屋抵押的贷款将发生问题，就会直接危及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有可能发生挤兑提款之类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

以上讨论旨在指出，中国潜藏着金融危机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危机会很快发生。我们应当从各方面做好应对的准备，切莫被当前的景象蒙住了眼睛和冲昏了头脑。

 

五，专题讨论

 

在今年的两会上，医疗、教育、住房成为关注的中心。这些都是重要问题。特别是教育，不仅影响到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更关系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未来。

 

1，靠什么创办世界一流名校？

 

首先，自从政府提出创办世界一流名校，已经形成了一股“名校热”。但是，什么是名校，靠什么创办一流名校，则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和误导。君不见，目前，在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担保下，各个高校都使用巨额借款大兴土木，加快学校校舍和其他硬件设施的现代化。这也许成为学校领导的第一要务。其实，学校举债建设既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也将学校和银行部门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构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人将此作为建成世界名校的主要条件，以为用钱就能买来一个世界名校。其实，非也。当然，办学是要花钱的，用钱也可以买来很多东西，就是买不来世界名校。现在的很多世界名校并没有漂亮的校舍，也没有最现代化的设施，但却具有有效的教育制度和优良的教育传统，拥有一大批各个学科的高水平的教授，不仅培养出了不少名门大家，而且涌现出很多传世之作。名校之名不在校（舍），而在人也，不在钱，而在制度也。

问题严重性在于，在高官重臣的带头和政绩考核的驱使下，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和发展，有的城市的大学城完成了一期，投资几百亿元，已经变成呆坏账，现在不是悬崖勒马，而是还要上马二期，再扔几百个亿进出。有的大学一期没有进入，认为自己亏大了，二期一定进入，反正是国家贷款，不要白不要，白要更要要。我们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办学靠银行贷款？也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其后果怎么收拾？

其次，学校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钱多了，能不能办好学。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大学的一个学院，90年代初的经费是20万，211工程时增加到120万，985时超过了1000万，十年增加了50倍。钱多了，学校领导和很大一部分老师在教学上花的功夫更少了，在赚钱、分钱和花钱上用的力气更大了，其教学质量可见一斑。

从一方面看，学校的钱多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学校的钱又不足。老师的平均工资不过三、五千元，不得不去找野食吃。政府的投资再多，但要包揽起这么多学校，也只能实施歧视政策，把学校区分为三、六、九等，区别对待，或者撒糊椒面。这样就把学校教育给完全扭曲了。为什么政府要大包大揽，不可以集中力量只办好几所大学，而将其他院校改由民间去办呢？

再次，教育经费的分配也不合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今年免去了农村中小学的学杂费，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相对于高等教育一个学校一给就是几亿、十几亿，相对于政府行政经费中一年吃掉几千亿，可否彻底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问题呢。现有的国家财政已经有了这样做的实力。问题其所以没有解决，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不合理，中央和省市的财政收入较多，日子好过，但义务教育却由县乡负担，而县乡财政大部分是赤字。不少地方的学校靠举债过日子。

最后，学校的商业化气息太浓了，学校已经变成了商场。很多培训班与其说是为了授业传道解惑答疑，不如说是为了赚钱，学校已经变成官员和大款小车出入的地方，扩招也变成了赚钱的手段。最近，一些校园内又盖起了四星级、五星级宾馆饭店，大学生、小学生炒股居然成为媒体辩论和炒作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拜金主义已经广泛地渗透到学校和课堂，深深地侵蚀着年青少年的心灵。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说句极端的话，与其让学生炒股，不如学校关门。

 

2，教育部门的行政管制造成了什么结果？

 

教育的政府垄断和行政管制很严重，也许是各部门中最厉害的，而管制的手段五花八门，主要有校长任免、行政审批和教学评估。

教育行政部门直接掌控着各个学校校长和书记的任免，这不仅是其安插本部门官员的重要途径，也是控制学校的最好办法。这些校长书记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也成不了教育家。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教育理念，也不能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只能按着教育行政部门的调子跳舞，一切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安排办事，甚至教育部处长居然在大厅广众之中训斥大学校长，而校长只是笑脸相迎。他们为了自己的乌纱，既不能容许教师的独立思考和有违正统意识形态的言论，也保护不了学生们应有的自由思想权利，他们是教育商业化和技术化的推动者，而不是学校人文传统的守护人。

办学的行政审批有无必要？利弊何在？行政审批是保证了办学秩序，还是扭曲和破坏了办学秩序？历史和国外的事实证明，办学的行政审批是不必要的，而实行备案制和加强监管则是必要的。用准入限制代替监管，一方面限制了民间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的努力和创造，保护了公办学校的垄断地位和扭曲了所有学校的办学行为，制造和强化了教育的社会歧视，另一方面也是教育行政部门滥用权力、设租寻租和偷懒推诿的最好办法。而教育的腐败不仅将中国的教育事业引向歧途，而且正在瓦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从年青一代和少年儿童身上存在的问题就不难看出教育问题的严重。其关键在于，在教育行政部门的严格管制之下，不可能出现与现行应试教育不同的办学模式：不仅官办的学校不可能，民办的学校也不可能。因为，不仅教材教法一模一样，而且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和考核也完全相同，于是，学校和教师的行为方式也没有什么两样。其结果只能在高分低能、有技术无思想、有知识无文化、能成才难成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教育行政部门不仅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掌控着大量资源，一步一步地将教育纳入官僚化的行政轨道。这里的主要手段是学科和教学评审，一是学位点、学科点设置的评审，二是科研项目的评审，三是本科教学的评审。一旦评审中标，学校的等级就会提升，经济上的好处也会到手，的确是名利双收。表面上看，评审请来的是各个高校的专家学者，走的是专家路线，公正、公开，实际上是行政主导，公关开路，造假成风，彼此照顾。笔者最近考察过几个正的进行本科评审的学校，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应对教育行政部门的评审上面，无暇顾及教学。不少教师已经是两个假期没有放假，双休日也很少休息，大家都在忙于编造评审材料。为了应对评审检查，学校要集中封闭，关闭手机，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进行三次模拟预演，自审自评。其实，评审组通常也不看什么材料，你知我知，彼此彼此，招待好就可以通过评审。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个学校将评审材料装在高级笔记本计算机中作为材料送给评审委员，真可谓机关算尽。这就是我国高校目前的运作模式和学校生态。

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和主导之下，这种形式主义已经泛滥成灾，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确是危机四伏。为什么不能打破教育行政部门的集中管制，让高校独立自主？为什么不能取消准入管制，改为备案制，让民间进入教育领域？为什么要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搞什么一本、二本、三本、四本，而不能取消歧视政策，让各学校平等竞争？

 

3，一个典型的事例

 

行政审批的事例比比皆是，而以上海去年关闭“梦母堂”和今年关闭安徽打工子弟学校最为典型。对于这一行为，好在教育行政部门没有采取现行某些偷偷摸摸的做法，而是明确给出了三条关闭的理由，一是学堂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未获得办学许可；二是“读经教育”与义务教育多学科、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合，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多项规定；三是未经物价部门审核，擅自收取高额学费。三条中没有一条是站得住的。第一条已如上述，下面讨论其他两条。

“读经教育”是否违背义务教育多学科、全面发展的要求。不仅不是，而且正是弥补了现行教育的不足。现行基础教育的口号是多学科、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其实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和工具教育，缺乏人文教育和做人的教育，是残缺的和片面的教育。多学科的沉重负担占去了少年儿童的玩耍时间，抑制了儿童的天性；将市场中残酷竞争优胜劣汰的规则引入基础教育，残害了儿童的心灵；用政治教育代替做人的教育，不仅使学生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质，而且从小养成说假话骗人、打小报告投机钻营的恶习。校园恶性事件的频发难道与现行教育的失败无关，难道不是对人们的警示。至于具体学科的教育很多也善乏可陈。语文教学从小学到大学，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为什么很多学生错字满篇，语句不通，笑话百出，写不了一篇像样的文章。数理化教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奥数尖子，却培养不出源源不断的创新性人才。外语教学从中小学开始，但效果不佳，于是到了大学，为了出国，学生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学习上。

“读经教育”既是做人的教育，也是语文教育。使少年儿童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为人处事的教诲，不知错在何处，如何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况且，“梦母堂”也不是只有读经，没有其他学科的教育。外语从“仲夏夜之梦”起步，可能更符合小孩子学习语言的习惯，为什么过去的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外语基础那么好，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吗？以瑜珈、太极之类的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并没有排除球类、体操之类的运动，至于数理课程的重新编排为什么不可以试验，难道现有的教材是金科玉律，改动不得。由此可见，说什么“读经教育”与义务教育多学科、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合，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多项规定，完全是教育行政部门欲加罪名的不实之词，是教育官员维护行政垄断的托词。

什么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不是统一教育？是不是只能有现在官方学校教育的一种模式，不能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很明显，所谓义务教育的含义：一是国家有义务向每个学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和经费，二是父母和监护人有义务让子女接受教育，三是受教育者有权利和义务接受教育。至于义务教育采取什么具体方式，则应当由提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决定，既可以有政府办学，也可以有民间办学；既可以有现代小学，也可以有传统私塾，不可能只有官办学校一种模式。“孟母堂”的出现，正是对官办义务教育弊端的一种反动，也是对义务教育办学模式的一种探索和创新。“孟母堂”的勒令关闭表明，不当和过多的政府管制是一切创新的主要杀手。

深而论之，受教育既然是学龄儿童的一种权利，学生及其家长和监护人就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既然“孟母堂”是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教育行政部门下令取缔就是对其自由和权利的直接侵犯，如果义务教育法有类似规定，那么，这样的规定就是违宪的，应当予以修改。

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第三个理由也是荒谬的。既然是民间办学，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由选择，收费者和交费者自愿合作，费用高低双方自有权衡，收少了教育者无法维持，收多了受教育者不会接受，还是让当事人选择为好。国家可以适当管制，但管制的办法还可以研究，是制定指导价，还是制定最高限价，都可以试验。但是，千万不要迷信政府管制。现实表明，物价部门的价格审批和价格管制不仅阻止不了高收费，在现行体制下，反而推动了高收费。高收费正是这种既管制而又不管的产物。如果真正放开民间办学，高收费是无法持久的。

 

六，走势预测

 

一季度的国际经济已经趋缓，但还比较稳定，最近的7G财长会议传出了对今年经济比较乐观的预期。不过，大幅波动的能源和燃料价格以及过去两个月出现的股市抛盘等金融动荡，仍潜藏着很大的风险，美国楼市和次级按揭危机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10年前陷入危机的东亚国家中，有的国家的金融风险也有加大之势，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和贸易磨擦不断加剧，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总体来看，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增长趋缓，只能达到稍超过2%的增长率，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还算基本正常。

鉴于一季度的国内经济走势，政府还会进一步采取一些紧缩性调控措施，与此同时，各地方新的领导班子换届已近完成，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和地方在调控和反调控上的角力和博弈。不过，考虑到去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达到11.7%的高位，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会慢于第一季度，有可能会达到10.5%左右。具体预测如下。

 

注：1.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2007-04-25，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