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不言而喻地包含着双向义务：公民向政府纳税，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政府和公民之间在手段上并不对称，政府可以强制性地让公民纳税，但公民却没有手段让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更有可能，对自己义务履行不足的一方不是公民，而是政府。
　3月一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就宣布了喜庆结果：全国有约163万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人进行了纳税申报，这很接近该局事先掌握的170万人的数字。
　如何鼓励更多人申报纳税
　但有些专家并不给面子，指出全国这一收入阶层的人数约在600万~800万之间。其后国家税务总局又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清楚全国该有多少人申报，如此一来，所谓对未申报者进行惩罚云云就显得有点虚张声势。
　　关于申报人数远未达到预期，报刊网络上已有很多评论。但多侧重纳税人的义务和对未申报人的惩罚手段，角度稍有不同的、且最为严厉的批评来自《检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称：“税务机关无权要求公民申报收入”，因为我国法律并无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的一纸行政规定没有这样的法律效力，也没有对不申报者惩罚的法律依据。该文指出，在对政府公务员没有规定收入申报义务时，要求其他人士申报，顺序似乎有些颠倒。
　这篇文章的论点应是不错，但如果善意地理解有关收入申报的规定，尽管在法律上有些缺陷，但从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从我国目前偷税漏税的现象可能比较普遍来考虑，还是应该提升纳税人的申报义务。
　那么，怎么才能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人申报纳税呢？我们就要强调现在被忽略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纳税人的“权利”和对纳税人及申报者的“奖励”。我断言，如果对现在已经申报者给一个成本很低的奖励，就会鼓励大量未申报的人走向税务局。这个奖励就是：（1）给每一个收入申报者订一份《财政透明月刊》；（2）直接向每一个收入申报人征询一个对政府服务的意见，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予以改正或作出合理解释。
　为什么这样的奖励措施会鼓励人们申报收入呢？这是因为税的性质使然。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纳税也是在购买商品。只不过这种商品比较特殊，被称为“公共物品”。所谓公共物品，就是不能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能够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被称为私人物品。由于公共物品的这种性质，购买公共物品时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如果公共物品，如国防或环境保护已经被提供了，消费者不用交钱也能享用。然而如此一来，如果按市场方式由企业提供这些公共物品就会血本无归。于是人们创造了政府这种形式，以强制性的手段让人们为公共物品交钱，这就是税，从而解决了公共物品无人提供的难题。
　政府履行义务不足
　所以，不管税的形式多么特殊，它仍然是购买一种商品时的支付行为。这意味着，纳税本身自动地同时包含了享受公共物品的权利。所以“纳税”不言而喻地包含着双向义务：公民向政府纳税，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然而，这种交换在操作中并非能自动实现。由于政府和公民之间在手段上并不对称，政府可以强制性地让公民纳税，但公民却没有手段让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更有可能，对自己义务履行不足的一方不是公民，而是政府。
　据报载，2006上半年，我国地方政府超支5088亿元，这相当于半年GDP的4.8%，半年税收的27%，占全年财政增收的75%；如果全年的财政按这样的水平超支，财政增收不足以支撑全部超支。中央电视台也经常报道，一些贫困县盖豪华办公楼，一些地方政府大兴土木的问题，但对这种趋向的制止，却也止于呼吁。纳税人会疑惑，我们多交税，政府就该多花钱吗？这反映了我国缺少一个对政府财政支出有约束力的制度框架，纳税人没有制止有关政府部门超额使用税收的可操作的手段。
　在微观体验中，公共物品的供给，或政府的服务却远不尽如人意。大约是2005年10月，我家附近的一个交通环岛的路面被扒开，看来似乎要重新修整路面，但到了11月份仍然不见动静，我于是给昌平区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虽然这也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但10天之后还是给了我一个回音，说是冬天施工不便，到开春后会修好。然而一晃就是两个春天，到现在这个破损的路面仍然放在那里，每天有成千上万辆车从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不仅如此，我们小区门前大约有200米的路面也不断破损，往来车辆为了避开路面上的坑，经常走上对面的行车道，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几率。我很惶惑，不是财政收入增长了22%吗？
　官员应带头申报
　在另一方面，这次纳税申报的关注似乎漏掉了一个重要群体，这就是政府官员。实际上，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都在12万元以上，如果加上房屋等福利以及其他隐形收入，他们应是收入申报群体中的中坚力量。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报道，都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群体。应该承认，尽管大多数政府官员都遵纪守法、努力工作，但在我国不少地方，确实也流行着特权文化，即以有权不遵守法律和规则为荣耀。收入申报不会是证明政府官员超然法规的又一个项目吧。实际上，有关政府官员主动申报收入的信息不仅是对其他纳税人申报的推动，而且给更多的人以信心：我们的钱交给了有自律精神和有责任心的人。
　我不主张，负有相互权利义务的任何一方，以对方不履行义务为由而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恰恰是因为在合作诸方中总有一方有着道德自觉，从而维系着组织的或社会的合作。这种道德自觉我归纳为“你不仁，我不能不义”。正是这些有着道德自觉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成为了社会的脊梁。我们今天期待着纳税群体中有更多的这种社会精英。
　但不容否认的是，相对于分散的、参差不齐的纳税人群，政府及政府官员更接近于我们期待的精英。因此我们认为推动纳税——提供公共物品合作的主动一方是政府。只要我们的社会建立起约束政府财政支出的制度框架，完善政府财政收支信息披露制度，制度化地有效地听取纳税人对提供和维护公共物品的意见，最终提高税收使用效率，节约财政资金，就会赢得更多纳税人的信任，他们不仅会被动地向税务部门提供自己的收入信息，更会主动地为公共物品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