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有选择性的公平游戏场

跨国工资套利活动是金融套利的一部分，也就是通过在低成本国家进行投资并将产品销往高收入国家的作法。利率套利则是另一种在低利率国家借钱并拿到高利率国家放贷的作法。这就是国际金融术语所称的“买现卖期套利交易”（carry trade）。美国对跨国工资套利进行报怨，这说明美国自称致力于建立“公平游戏场”是明显具有选择性的。

在听证会上，多德参议员没有说的潜台词是，过去那种“对通用汽车公司好，就是对美国好”已被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所抛弃。美国公司需要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和生存，因此有必要把工作机会向低工资的海外转移，以减少成本。外国政府如中国则被错误地扣上操纵汇率的罪名，而实际上罪魁祸首是美国公司。它们操纵了全球劳动力市场，获得不公平的劳力优势，在国内国外均是如此。这个问题对于一向对劳工友好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难解决的。只要政府出台一些新的劳工立法，可仿照德国那样减少公司进行裁员和将工作外包的金融刺激因素。

除奴隶制以外，资本与劳工一直存在一个类似婚姻的象征性关系。在加利福尼亚州，离婚需双方平分婚姻期间的财产，一方向没有收入的另一方支付赡养费，这笔费用需能够维持另一方婚前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全球资本和劳力之间的公平游戏场，要求那些为缩减成本而裁员的公司满足类似于离婚协议的条件，即向失业工人提供平等的补偿和生活收入，直至其再就业为止。

国家安全超越自由贸易
多德议员的提法和忧虑带有一些民族主义色彩。他还指出，有超过一百万被外包的工作机会出现在重要的国防工业，将一些美国制造基地向海外转移会危及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的制造力。他举例称，一些用于制造聪明炸弹的特殊磁铁由路易斯安娜州转移到中国，这会使美国军队在出现战争时面临供需中断的危险。这位参议员呼吁对贸易规则进行调整，“在经济和军事上确保美国的未来”。

美国军队不仅需要特殊磁铁，同时也需要大量由中国制造的“两用”物品如军服和军靴等。当然，这种作法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并不是由中国单方面造成的。经济民族主义在自由贸易的故乡再次复活，特别是在那些受到自由贸易威胁的领域。
 
汇率是由汇率政策所决定，而不是市场
参院金融委员会将听证会集中在汇率政策上，但其假设市场决定的汇率会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也反映出一种很流行的错误认识。实际上，市场汇率是由汇率政策决定，政府汇率政策的概念本身正是自由市场理念所强烈反对的。

要使全球市场真正做到自由和公平，所有货币必须同等地遵守市场力量的公正原则。尽管新自由主义言论是这么说的，但在今天和过去的历史上，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将货币汇率完全交由市场决定。而实际上，市场本身对政府的税率、贸易政策及央行在利率方面的举动进行判断并作出回应。

不同政府的汇率政策反映了不同国家在经济、金融和货币条件及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但所有政府都操纵货币市场，以使其货币汇率可持续发展并保持在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最佳水平上。

美国拥有一个“外汇稳定基金”，即美国财政部可随时动用的一笔钱，用以参与外汇市场运作，以保持货币稳定。这笔钱游离于央行管辖之外，不影响国内货币供应，主要由美元、外汇及IMF特别提款权组成，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和汇率水平。
 
汇率及货币稳定的历史
“二战”后，美国是惟一工业不仅未受损、却得到加强的国家，美元也实际上成为无可争议的国际储备货币。早在1942年4月，美国就提出了“怀特计划”，美国副财长哈里·怀特（HARRY D WHITE）与哈佛大学主张自由贸易的弗兰克·陶辛格（Frank W. Taussig）共同倡导并建立了联合国稳定基金和联合国及相关国家复兴和发展银行。1876年至1914年间存在的传统金本位制能提供一种汇率稳定的优势，但“一战”后这种优势无法自动形成。传统的金本位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并持续发展成全球性经济衰退，用出口来换取黄金的重商主义也使所有国家都出现贸易保守主义的做法。

因此，各国都感到有必要加强贸易合作，建立一个新型的“黄金兑换标准”，即将某一稳定货币与黄金挂钩，使之可随时兑换成黄金，这样做可扩大黄金的用途。这种想法在1920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与会各国政府未能达到协议，其主要原因是大家不愿接受英国的英镑霸权。这个想法在25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被接受了，但是黄金支撑的美元取代了英国英镑。当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将黄金支撑的美元作为各国指令性货币的安全锚，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种可操作的国际金融格局，以适应战后的国际贸易。

美国“怀特计划”与英国“凯恩斯计划”的最主要差别是美国提议的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简称SF），美国方案是将其建立在一揽子国际货币基础上，而英国当年提出的清算联盟（Clearing Union，简称CU）则是以一种名叫“班克尔”（bancor）的新型国际货币进行操作。同时，清算联盟也不像稳定基金那样对出现贸易赤字的国家的动用有更严格的规定。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当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借贷国，因此美国担心其金融受到更多国际坏帐的影响，希望保留国际收支赢余的借贷国的权利。因此，美国代表团对英国的凯恩斯计划持严重的保留态度，认为这个方案的条款过于宽松，那些出现短期贸易赤字的国家可随时获得信贷，这将鼓励金融风险的出现。因为英国担心战后出现巨额战争赤字，因为来自世界各地大英帝国的收入被突然中断。

由美国投票权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跟进美国的怀特计划，并拿出88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的770亿美元，或按占 GDP的相对比例是4630亿美元），其中美国投入27.5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240亿美元，或按占GDP相对比例1450亿美元），英国贡献13 亿美元。汇率可在美元的标准价位上下各浮动1%。这个基金旨在为那些成员国提供一种信贷缓冲，以使它们有足够的信心摆脱汇率和贸易管制，并同时保持与美元的兑换汇率的稳定。它并没有考虑如何进行战后重建和过渡期的恢复，但显然也未将跨国金融作为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声明不向那些战后救援和重建项目提供借贷。第十四条款允许会员国将汇率管制保留3至5年，然后就必须每年汇报保留管制的理由。因此，它并没有明确规定放弃汇率管制的最后期限，实际上考虑经常帐户的原因，这些管制一直到1958年才被取消。英国则直到1979年才最终放弃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

除此之外，美国的怀特计划希望禁止对汇率的干预，这对美国而言是重要的特征，而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则没有重视对汇率干预的限度，甚至提倡那些经济弱小国家采取资本管制的措施，英国希望在战时也能这样做。英国在战争开始后就采取了汇率管制，并保留了40年之久，直到新的保守党政府在1979年取消了汇率管制。1979年之前，英国对直接投资采取管制措施，并严格限制以英镑为手段的外国投资，除非这种投资对收支平衡起到积极作用。对那些间接投资的管制措施规定，英国公民购买外汇向海外投资只能以卖掉现有的外国证券或外国货币的借贷。管制的第三个特点是限制英国居民持有外国货币存款以及向海外居民的英镑借贷。当时的跨国基金流动不被看作对本国经济增长是有益和必要的，如果它没有被当作是直接威胁的话。
 
中国不是货币操纵者
美国财政部发表年度“国际经济和汇率政府报告”，是按照相关法律的要求检查美国的贸易伙伴是否存在操纵货币以谋取不正当贸易优势的现象。该报告在2006 年的调查中确认，中国没有操纵货币。但国会和媒体对此进行指责并仍坚持认为，美国呼吁人民币升值以减少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但中国无视美国的要求，这导致国际市场的扭曲并对美国公司和工人造成伤害。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与事实和理论均不相符。市场扭曲主要来自于美国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及其对美元兑换价值的影响，而不是来自中国。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将8.28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保持了10年之久，使其在0.03%的区间顺应市场的行情浮动。

中国过去不断重复地表示，货币升值对经济不利，官方甚至没有这种考虑。2005年7月21日，中国突然宣布将人民币升值 2%，使汇率达到8.11元兑换1美元。中国还宣布，人民币将与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及其他货币在内的一揽子国际货币挂钩，以真实反映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但外国货币的组成和权重未向市场披露。中国似乎采取了新加坡的有管理浮动汇率的模式，将权重和有效浮动区间对外保密，以保持在与美元挂钩的狭窄区间内获得最大幅度的灵活性。许多人将此看作是一种明显的外交举动，以满足美国的无理要求。

操纵指的是那些故意、主动使汇率变化以使市场违反基本规则而出现短暂技术性变化而获利的行为。一个稳定的汇率是不能被贴上操纵的标签，这就像一名司机以合法的速度稳定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与之同行的警车因为缺油而降低速度，但警车却指责这名司机超速。

多德参议员引用匿名的“可信赖分析人员”的话称，人民币被低估15－40%之多，是导致美国就业岗位向外包流失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为了让美国解决因其纵容性货币和反劳工政策导致的贸易问题，中国必须将其货币升值40%，这并不是由于市场需求，而是因为美国需要这样来减少外贸赤字。其实，美国这样做是要求中国来补偿其自身的政策失误。

但多德议员所在的委员会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疗法比疾病本身更糟糕，因为这将会导致依赖于进口的美国经济出现美元大幅通胀，同时抬高美元利率，并使债务缠身的美国经济出现急剧衰退。不管怎样，在1997年7月出现亚洲金融危机时，当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先后迅速贬值至谷底时，只有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坚持了10年之久，经济本身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众院的拨款委员会和参院的金融委员会于今年2月6日举行联合听证会，审议布什政府2.9万亿的2008年财政预算案，财长鲍尔森声称，美国的对华贸易已经到了一个交叉点，即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快于从中国的进口速度。对那些国会议员来说，对华贸易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那些议员仍面对来自选民关于就业方面的压力，他们向鲍尔森施压，要求他采取行动以迫使中国调整币值。但增加美国对华出口的唯一可持续性办法就是增加中国人的工资，以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而不是强迫中国将货币升值。货币调整只会带来金融的不稳定性，并导致中国国内市场出现通货紧缩，进而降低对从美国进口商品的需求。
 
鲍尔森替日元辩护，指责人民币
在众院很有权势的拨款委员会作证时，鲍尔森为最近日元兑换欧元的汇率下降辩护，他表示，自2004年以来，美国财政部没有发现日本政府对货币市场进行干预以操纵日元币值的证据。欧洲官员一直对日元疲软很不满意，这使欧盟的出口更加昂贵，在日本和亚洲的竞争力下降，因为日元在这一地区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鲍尔森说，“一些人可能不喜欢现在日元的交易值，但我的任务就是支持和争取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我相信日元是在竞争性的市场进行交易的，这符合市场的基本准则”。

事实是，一种货币的汇率从根本上说是受央行制定的利率所影响的，这种干预是否构成操纵是如何观察的问题。

欧洲的部长们、特别是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日元被低估是因为日本的金融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因此，他们希望能在下一次七国会议中解决这个问题。欧盟和日本金融政策的不对称地方在于德国对通胀的传统恐惧，欧洲一直防止利率降到日元那样的零利率水平。日元的低利率使欧盟和美国的经济受益，因为这使“买现卖期套利交易”（CARRY TRADE）这样的金融操纵手段盛行，即借贷日元这样的低利率货币，然后在高利率货币国家如美元和欧元国家放债，为欧盟和美国这样的高利率国家提供投资资本。资本帐户的赢余就成为贸易不平衡的补充。
 
货币挂钩并不与市场绝缘
一种货币钉住另一种货币是一种单边权利。这并不需要被挂钩货币的国家政府的许可。货币挂钩并不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同时对采取货币挂钩政策的经济体而言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如果该国政府不愿或无力承担相应的成本，那么任何货币挂钩都可能被市场力量所打破，这种情况在世界许多货币中都发生过。比如英国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挂钩被迫中断，因为在1992年对冲基金投机家索罗斯在短短数日内获利20亿美元，几乎将英国央行的外汇储备掏空，并导致欧洲汇率机制崩溃。

欧洲汇率机制（ERM）是一种多边的固定汇率体制，它作为欧洲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于1979年3月被采纳，它旨在降低汇率波动，以实现欧洲的金融稳定，并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及1999年1月1日实行单一货币做准备。欧洲汇率机制是由当时的欧共体建立的，目的是使成员国之间的汇率控制在一定区间内，并通过与强势和稳定的德国马克挂钩以稳定汇率、控制通胀，并培育欧洲区域内贸易。这样设计也是为了能提高欧洲与美国的外贸竞争力，创造出一个所谓的欧洲合众国，并为欧洲最终实现单一货币铺路。

英国于1990年10月参加欧洲汇率机制，以每英镑兑换2.95马克作为固定汇率水平，但这是一种被高估的汇率，为的是使英国经济面临一定压力，以降低通胀，而并没有打算使其国际竞争力机制化。英国坚持强势英镑，这可能与英国人的自傲有关。这种事先选定的汇率，或者说任何按照欧洲汇率机制的要求所确定的固定汇率，事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试图获得在不同经济体内实行单一货币的效果，但事实是这种单一货币并未处于一体化经济体内。

在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23个月内，即从1990年10月至1992年9月，英国遭受了60年来的最严重经济衰退，GDP萎缩 3.86%，失业率上升三分之一，从1百20万扩大到2百85万。固定汇率给英国带来的所有损失估计达到1992年GDP的13.3%。房屋按揭净负资产率上升3倍，达到1万25万个，公司破产每年达到2万5千个以上。

为了在政治和宏观经济中寻求一种平衡，英国梅杰政府试图阻止市场力量使自由交易的英镑贬值，但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如果英国不是损失了82亿英镑来捍卫英镑所难以承受的利率，英国可能会避免预算赤字、提高税率、减少公共开支及对燃料征收增值税等不收欢迎的结果，而用于国家健康服务的开支在未来12个月内也可能加倍增加。

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使英国不再遭受长期的通货紧缩之苦，也为英国经济随后实现的非通胀式增长奠定了基础。这也使英国金融政策摆脱了维持汇率的唯一任务，并通过一系列合理的金融措施来实现经济扩张。当欧洲汇率机制的成员国被迫维持相对的高利率来防止本国货币贬值超过规定的幅度时，英国则享受低利率所带来的好处。

香港的情况是一种自由兑换货币与美元挂钩，但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10年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经过近10年的衰退后，香港经济最终开始复苏，这主要利益于中国的直接补助。现在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受到了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采取的放纵式金融政策所导致的债务泡沫的直接影响，如果美国经济难逃厄运的话，那么香港经济也将面临另一场危机。在脱钩前等待着经济好转，就好像等待死亡来治疗感染一样，或者像在脱毒前再过把瘾那样，用量过度的结果是必死无疑。

在某一特定时期，货币的适当汇率应该是这样的，即它能使经济实现生产资源如劳力的完全就业，并同时使国际收支达到平衡。过高的汇率导致贸易逆差和国内失业，而过低的汇率则使外汇储备的过度积累和国内通胀压力上升，导致经济泡沫的出现。因此，每一个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都需要有能力不断调整其货币的对外比价，因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管理，国际金融框架是建立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之上的。在当前货币自由兑换的国际金融体系内，采取固定汇率并严格限制其浮动的做法对自身经济而言无异于自寻绝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至今拒绝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

欧洲汇率机制是一个过渡性安排，一旦欧盟以欧元实现单一货币，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但欧洲央行的防通胀倾向将继续在欧元区内与各国经济的政策需求产生矛盾。当前围绕日元与欧元汇率的纠纷就是两种货币汇率差异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市场的基本运作所致。

在全球市场缺乏管理、且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对完全就业和外贸平衡发挥调节作用的汇率比价会经常浮动。各国央行应抵制那些投机性变动，并对汇率进行管理，以防止本国经济和外贸受到不良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固定的、不变的区间如欧洲汇率机制是正确的做法。各国央行合作的最佳策略应该是将短期的稳定和长期的灵活性相结合，这与固定汇率的效果正好相反。

在欧洲汇率机制内，英国的利率通过固定汇率与德国挂钩，因此无法通过降低利率来对付日益严重的失业和增长下滑问题。实际上，英国完全不能控制利率，再加上德国央行的独立性，德国的央行成为英镑脱离欧洲汇率机制的固定汇率的重要因素。

德国的统一最终使汇率机制的结构性问题得到改善，因为西德向东德输入大量资本，给新统一的德国带来通胀压力，导致央行提前抬升利率。同时，欧洲的其他经济体，特别是英国，也处于衰退之中，对德国主导的利率提升没有准备。这种利率差异放大了90年代英镑的过高比价。

欧洲汇率机制与欧洲货币单位（埃居，欧元的前身）都是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基石，它给所有货币提供一个兑换埃居的中央汇率，然后也就有了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当初，这种机制的建立是希望能稳定汇率、鼓励欧洲内部的贸易并控制通胀。这个机制允许各国货币以中央汇率为基准，在上下限之间浮动。

在1992年，许多欧洲国家货币无法维持汇率的浮动限度，否则其经济将崩溃，这导致欧洲汇率机制的解体。9月16日是星期三，一系列因素使英国决定退出这一机制，并允许英镑随市场浮动。黑色星期三使对冲基金龙头索罗斯一天进帐10亿美元，并最终获利20亿美元，这使英国央行几近破产。英国之所以被迫退出汇率机制，因为英国为抵御投机、捍卫固定汇率投入了400亿美元，却仍未成功。随后，意大利的里拉也退出了机制，葡萄牙的比塞塔也贬值了。

为了遏制德国的通胀，德国抬高利率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央行，德国央行完全脱离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之外，它完全可以不采取这项政策，因为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呼吁降息。执行货币紧缩政策是为应付1990年德国统一后的国内通胀压力，这样自1988年以来就一直上升的德国短期利率继续攀升，并于1992年夏天达到10%。所以，在英国需要降低利率时，德国央行却将利率上调，这使英国在欧洲汇率机制框架内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衰退。一旦中国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那么这种循环反复的冲突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很可能会经常出现。

这就是欧洲汇率机制是根本问题，即固定汇率与各成员国经济体因各自不同经济条件需采用的利率水平之间的冲突。英国将利率与德国央行确定的利率挂钩，导致英国经济受损，因为英国已经陷入衰退，需要实行低利率。

今天，日元的兑换比价被日元的低利率压低，因为日本央行不得不保持这样的低利率以防止日本经济进一步衰退。
 
完全可兑换的正反声音
日元和人民币的最主要区别是可兑换程度。欧盟官员指出，日元的低利率是人民币被低估的原因，美国则认为是人民币的有限兑换是其低估的原因。

不错，人民币的有限兑换性可以让中国抵制市场对其货币的攻击，但正如包括高盛公司董事长、现任财长鲍尔森在内的许多有经验的交易商屡次指出的那样，对一个加入国际贸易的经济体，其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并不是免费搭车。这种货币控制会导致相当大的经济损失，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是因为该国能够承受以保持金融稳定。

对那些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经济体而言，他们可能遭到来自如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对其货币的大规模攻击，这会很快地吸干政府的外汇储备，并导致该经济体的债务市场崩溃。对那些实行外汇和资本管制的经济体，损失将来自于外汇储备的流失和在外贸出现赤字时贸易量的减少。如果是外贸顺差国家，那些结果就是国内货币资本流失到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中。

对于一个有限兑换的货币，固定汇率的成本可以在国内经济体内被吸收。另一方面，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如果采取固定汇率，这无异于以油浇火，就像1992年英国英镑所遭遇到的那样。但是对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来说，如果采取低利率政策来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将会提高其外贸竞争力。就美中贸易而言，一个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加上低利率政策，将会进一步加剧贸易不平衡，对美国更不利，从长远看也不会减少美国的赤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一种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并以固定汇率紧钉美元的做法称为违反市场规则，是一种市场操纵行为，这是对当前全球经济中的国际贸易如何实现融资和中介手段缺乏了解，货币挂钩并不是与市场绝缘的，只是这种挂钩是通过不同的经济渠道来传递市场力量的影响。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参与货币市场，并执行其金融政策，以购买或出卖政府债券来实现利率政策，并在货币市场上维持汇率的适当水平。许多央行是主导性的市场参与者，但它们被对冲基金所边缘化，正退出舞台的中央。那些对冲基金正成为主角，并经常以动辄百万亿美元的票面价值左右市场。
 
美国是货币操纵的蛇头
从根本上讲，货币挂钩与联邦利率一样是一种实现金融目标的不同途径而已，美国的联邦利率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通过买卖政府债券的操作以维持对外宣布的利率目标。因为美元是世界贸易和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因此通过其利率政策，美国实际上是全球汇率操纵的蛇头，而美联储主席则是汇率操纵的首席魔法师。

数十年来，从越战时政府预算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开始，美国就一直将美元的汇率向下操纵，只是这个事实被去年十多年美元霸权出现所掩盖。美元霸权是克林顿政府的财长罗伯特·鲁宾首次引入的，它旨在用资本帐户的赢余来资助外贸赤字，并通过美联储大量发行美元引发的全球债务泡沫来为美国获得借来的经济繁荣。

因此，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作为鲍尔森率领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发表有关评论时，这既有讽刺味道，也是缺乏诚意的。他说，因为“被低估的货币向那些出口业的中国公司提供了有效的补贴”，并对因此导致的所谓令人不快的市场扭曲表示担心。数十年来，真实的市场扭曲来自于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对流动性的偏好和对通胀的控制。按照有关法律，美联储必须抵抗市场的力量来支持财政部的强势美元政策，并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强势美元则正是一种公开宣示的货币操纵的事例。

美元利率一直比欧元利率低，比日元利率高，这是因为各国不同的经济条件和对本国通胀的排斥所致。美国财政部在保持强势美元的同时，也表明美元应更自由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水平。因为在亚洲除日元外，许多货币均与美元挂钩，因此受到美元贬值影响的唯一货币是日元、欧元和与之相系的货币如英国英镑和瑞士法郎，这会导致美元的技术性流动，直至美国将双赤字控制住为止。到那时，日元和欧元才能承受弱势美元的冲击，但并不均衡，日元对欧元会贬值，但对美元会升值。
 
降低美国双赤字的巨大成本
如果历史对我们有所指引的话，那么美国作为一个很有弹性的国家将最终会对双高赤字进行控制，当然，这次的代价会远远超过1979年至1980年沃克尔对美元通胀所采取的放血政策。沃克尔于1979年至1980年将美元利率大幅提高到20%，希以此来对付如脱僵野马的美元通胀，这导致在1982年GDP只有 1060亿美元的墨西哥处于无法偿还800亿美元短期债务的境地，而借贷方主要是美国银行。

沃克尔战胜国内通胀是以国际金融体系出现不稳定为代价而取的，美国银行在第三世界国家担当的是贷款大户的角色，美国银行这样做是因为10年前美国需要将大量石油美元重新周转，此举也得到美联储的批准。历史很可能会在21世纪头10年的末期重演，而向压人民币升值只会加快和推动历史重演的过程。

2月10日，在德国埃森（ESSEN）举行的西方七国会议的前夕（成员国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1美元兑换121.6日元和0.7欧元（或1.30美元兑换1欧元）。虽然120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是美国所希望的水平，但1.30美元兑换1欧元使欧洲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汇率劣势地位。当天，人民币是以7.75元兑换1美元进行交易，与2005年7月21日的8.28水平相比降低了6.4%。当初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时，港币与美元以7.81兑换1美元挂钩。如果人民币继续上涨，将会迫使港币与美元脱钩，并与人民币结盟，不然港币会面临相当不利的后果。
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主要货币间存在的汇率变动是由对冲基金的套利活动所致。那些为对冲基金辩护的人认为，它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提高效率，但实际上的效果却恰恰与这些推理相反，对冲基金已数次表现为一种导致不稳定因素的力量，并直接威胁到全球金融体系。在这样一种未受管理的货币市场存在明显风险的背景下，世界上的富国要求中国放松对汇率的管制并走向货币完全兑换显然是吹毛求疵了。

西方七国也议及最近日元的下跌，并呼吁金融市场注意到日本经济正不断增强的事实，试图以此说服那些货币投机者在进行买现卖期交易时小心行事。因此，许多投资人大量借贷低息货币如日元，并将其投资到其它地方以换取更高的回报。而这一行为也加速了日元最近的贬值。西方七国此次针对市场发表了有关汇率这一高度敏感话题的指导性原则，这与早前于2006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如出一辙。上次的做法未能有效阻止日元的跌势。西方七国政府就好像是纵容孩子的父母，他们试图警告孩子关于吸毒的危害，但他们自己却整天沉缅于酒精中而无法自拔，同时固执地相信市场的基本规则会带来那些幻想中的好处。

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不同意欧盟对日元的指责，认为问题出在人民币而不是日元身上。因为人民币由中国政府控制，且币值过低，而日元是完全自由交易的。但他没有提到的是，日本央行确定的日元低利率政策是导致日元在公开市场上下跌的原因，同时也为买现卖期套利交易提供了机会。

在德国举行的最近一次西方七国会议上，外汇是一个热点话题，最后的会议联合公报提到了中国。“对那些拥有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帐赢余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令人期待的是能在汇率问题上采取行动，只有这样做才会使必要的调整出现。”2006年，中国全年外贸顺差增长75%，达到1775亿美元，GDP增长速度为10.7%，是11年来最快的速度，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布隆伯格金融报道称，七国会议上中国央行发表声明表示，当前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是“合适的”，随后人民币应声下跌了0.12%，达到7.75元兑换1美元，跌至当月最低点。

西方七国还讨论了飞速发展的对冲基金行业存在的潜在危险，因为这个行业不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那样受到较严格的管理，同时它也是高额杠杆交易合同。受到松散管理的对冲基金已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市场力量，一开始它只是满足那些极富有的人通过商业风险管理来获利的需求，但当它遍地开花并吸引众多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时，忧虑也就出现了，因为许多人看重的是承诺兑现的回报率，而他们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承担这些风险。对冲基金原本是希望通过将风险散布到整个金融市场，以避免出现单一失约而导致整体受损，但它本身作为一个行业已成为金融系统发生灾难的重要风险因素。

对冲基金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也成为一个问题，因为银行向打赌的双方借贷，不管市场走向何方，它都能从中获利，但同时，它也承担了在失约的情况下作为对等一方的风险。一些大的银行将大量资金用于信贷衍生产品的交易，而这些产品是以证券或贷款的失约为赌注的。许多投资银行也变成实际上的对冲基金，其专营交易成为赢利的大头。
 
对冲基金才是真正的货币操纵者
在过去的5年里，对冲基金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翻了一番，达到1.4万亿美元，而这些基金所投资的合约价值更是数以万亿计。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报告称， 2006年上半年场外交易（OTC）衍生产品的数量剧增。OTC是指游离于证交市场外的对等伙伴间交易合同，它保证为会员提供结算。截止6月底，所有对冲基金的OTC交易面额达到370万亿美元，比6个月前高出24%。信贷部分的增长尤其迅速，其中信贷违约互换（CDS）的合约额上涨了46%。市场其它部分也出现了飞快增长，利率衍生产品的未平仓合约上升24%，外汇合同交易扩大了22%，证券和商品合同分别增长17%和18%。市场毛利价值截止2006 年底增长3%，达到10万亿美元，这是衡量替换当前所有交易成本的标准，也可以在任何指定时间比合约面额能更好地测算市场风险。

在2006年首季，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步伐迅速加快，2006年1至3月间，利率、证券指数和货币交易的合约额在一个季度内上升到429万亿美元，这样，所有交易合同的合约额总数达到800万亿美元。如果出现1%的变化，无论是获得还是损失，其数额都将高达8万亿美元，比所有对冲基金的资产价值1.4万亿美元高出5.7倍，占2006年美国GDP的61%。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已被描述为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使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看上去只是一束毫无威力的爆竹而已。
 
美中贸易不平衡
参院金融委员会错误地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作为美国巨额外贸赤字的主要原因，2006年，该赤字达到7500亿美元。表面上看，赤字的近三分之一，即 2300亿美元是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赤字。对中国而言，其全球贸易顺差是2500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9%。美国全球商品贸易和经常账赤字在2006年上升至8500亿至8750亿之间，大概相当于GDP的7%，并连续4年以每年1000亿的速度增长。

如果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放到全球贸易数据的背景下看，除去石油外，那些石油输出国的整个外贸顺差比中国的顺差要大，德国、日本和亚洲除中国外的国家是美国外贸赤字的最大来源。与此相对比的是，2年前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很小。美国贸易不平衡更多是来自于德国和日本，而不是中国。

当然，美国要求中国调整人民币的外交压力仍在继续，美国的压力的是来自于错误的传统假设，即美元的低汇率将会减少美国的外贸赤字，但历史数据清楚地显示，从长期看，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币值调整并没有减少美国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而这些调整的结果更多的是降低了本国货币条件下的国内成本，而不是提高日本和德国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这些做法的结果是日本和德国相继出现通货紧缩，美国则出现通货膨胀，而美国的外贸赤字依然如故。

当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超过日本成为名义顺差最大的国家时，其高达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人民币经济向美元经济进行财富转移的巨大排水管，而中国仍拥有世界上最大群体的贫穷人口，仍是一个正发展壮大但缺乏资本的经济体。
 
工资差异和贸易平衡
如果中国工资水平与美国工资水平不处于同一水平上，即使中国货币的兑换比价大幅上升，也并不能降低美中贸易的不平衡。中国最近使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小幅升值，而同时美元兑其它货币特别是日元和欧元出现贬值。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强迫美元对其它货币贬值来补偿因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结构性损失，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则正好使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行不通。

实际上，人民币紧钉美元对美国的强势美元起到了支持作用，美国决策者应认识到，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对美国经济被迫进行重新调整以实现真正复兴有积极的作用，而不应使美国走上一条毫无意义的货币操纵之路。美国竞争力的丧失并不是货币被高估造成的，恰恰相反的是，竞争力的丧失反映在美元的贬值上。

美元下跌并不是因为人民币与其挂钩，而是因为美国追求通过低工资的海外生产来实现生产率的提高，这样美国全球竞争力上升了，但却导致在世界贸易中美国国内竞争力的丧失。

由于跨国工资差异使美国丢掉了工作机会，这同时也使中国就业不足进一步体制化，使中国工人工资水平过低而无法购买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中国需要向美国出口几百万双鞋才能购买一架波音飞机。美国家具制造商抱怨来自中国的进口家具价格太低，但却没有中国飞机制造商抱怨美国飞机价格太高。这才是美中贸易的实际不平衡。

2004年，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只占美国贸易赤字的8%，小到只与荷兰相当。欧元区的全球贸易顺差占美国当年赤字的27%，而日本的全球顺差与非中国的亚洲地区顺差加在一起所占美赤字比例还要更大，但中国却单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指责的焦点，因为美国商业部每月都公布数额巨大的双边贸易顺差数字。在全球供应链中，德国、日本和不包括中国的亚洲才是顺差大户。这一观点被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的高级合作人阿尔伯特·凯德尔（ALBERT　KEIDEL）在参院金融委员会作证
时阐述得十分透彻。

美中间的双边不平衡问题并未表现出全球贸易平衡的真正影像。中国对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大量产品进行再加工，并重新包装后最终运往美国。中国出口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再出口行业，中国主要投入的是劳力和环境，美国与其它不少国家如荷兰、新加坡等都保持顺差，凯德尔指出，传统观点认为，这些国家与美国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并未增加美国的赤字，但这些国家的全球贸易顺差巨大，而许多顺差都来自于中国，因为这些国家将大量工业零部件出口到中国，并在那里完成最后加工并包装，然后再将它们从一个中国港口如香港或上海向美国输出。

因此中国只是一个其他经济体向美国出口的中介点，而这些国家对美国是逆差，对中国是顺差。此外，中国的出口行业是由外国投资所推动，而这些外国企业在它们到达中国之前就将经济收益寄回去。这些公司的制造成本被作为美国对中国的赤字，但公司的赢利却未算作美国的外贸顺差，因为出口的只是资本而不是商品。

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C·弗莱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所代表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目前的全球不平衡对国际金融和美国国内政治而言均难以为继。就国际层面看，美国现在必须每个工作日从世界其它地方吸引80亿美元的资本，以维持美国经常帐赤字和美国用于建厂并向美出口的对外投资。伯格斯滕对参院委员会表示，这种资本流入的减少会引发美元大幅贬值，更不用说外国人减持或抛售高达14万亿美元价值的资产。尽管如此，这种过于简单的观点并未被美联储或财政部所接受。一般逻辑认为，美元资产在卖掉时只能用来换取美元，然后又用来重新投资到美元资产上，因此这样做对美元币值不构成威胁。当美元被卖掉并换取其它货币，这只是改变了美元持有权而已，而并未导致美元供应的减少。此外，伯格斯滕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同事们希望美元贬值，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宣称中国人民币并未低估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2007年1月发表12850号工作报告认为，基于传统数据方法如推论及相对价格和相对产出水平关系等模式，一旦样本数据及连续相关性确定后，他们并没有发现有人民币被低估的证据。

NBER是一个声誉很高并备受尊敬的私营、非赢利及非党派研究机构，其中西蒙·库兹内茨（SIMON　KUZNETS）在全国收入统计方面做过开创性研究工作，威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在商业周期问题上也做过很有影响的研究，明顿·弗里德曼（MINTON　FRIEDMAN）对资本需求和消费者支出决定因素等也有过出色的研究，这些都是该机构一些早期研究成果。NBER的研究员在31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获奖人中占了16个，该研究所有6人出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全美大学中有600多位经济学或商业教授担任NBER的研究员，他们也是各自不同领域中的佼佼者。
 
中国货币升值将导致美国通胀上升
在当前接近于零的结构性失业水平（低于6%）和接近于完全开工率的情况下，如果因美元贬值而导致进口品价格上涨，那么将使美国通胀和利率水平激增，严重影响证券和房屋市场，并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目前，通胀是由于美国央行发行过多的流动资金造成的，同样的不良影响将来自于格雷厄姆－舒默法案，因为这个提案主张，如果人民币不升值25%，那么美国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27.5%的关税。

减少美国赤字的最有效方法是通过防止美国流动资金的过量供应来减少美国的需求，而不是压美元贬值。尽管伯格斯坦认为“全球不平衡可能是当前对持续增长和美国及世界经济稳定的最大单一威胁”，但真正的威胁来自美元债务泡沫的崩裂，而不是抛售美元或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资产。
 
新民粹主义的浪潮
在这一轮新民粹主义浪潮中，由于自由贸易对美国国内经济造成不均衡的影响，因此它成为目前美国政治争论中的检讨对象。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寻求政府保护其免受进口的冲击，同时要求对出口进行补贴，这些行为威胁到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

二战后，全球开放贸易体系首次是被尼克松政府逆转，1971年美国政府通过征收进口税并将美元与金本位脱离等手段使美元当年累计下跌20%，在里根政府时代，美国于1985年通过《广场协议》在2年时间里将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降低50%，使美元对德国马克也小幅贬值，导致央行动用100亿美元进行市场干预。日元从971年的360元兑换1美元一直上升到1995年4月80元兑换1美元。这一结果导致日本80年代后期出现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1991年泡沫破裂后，日本走入通缩和零利率的陷井。但日本贸易顺差所占的GDP比例并未明显减少。

《广场协议》是一次逆市场力量而动、公开的政府操纵行为，它旨在纠正美元的过高汇率水平，而这是由美联储主席沃克尔采取的高利率美元政策以对付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这种做法也同时使美国经济在1985年出现严重衰退。尽管如此，这种多国政府协调一致地操纵货币以强行压低美元币值的行动并未实现美国最初的降低对日贸易赤字的目标。这是因为，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贸易条件差异所致，而不是国际货币的不对等性造成的。对于一个依赖于出口的日本经济而言，日元升值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效应使日本采取扩张式的货币政策，并由此引发八十年代后期的资产泡沫现象。由于美元下跌过多，1987年的《罗浮宫协议》试图阻止这一势头却未能成功，但引发了1987年美国证券市场的崩盘，自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开始走向由美联储支持的债务融资的快乐之旅。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来临，对于全球化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忧虑开始浮现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多哈回合的僵局使全球贸易自由化步伐停滞，毫无生气的全球贸易体系只能通过重新调整不合理的贸易条件来拯救，只有这样才能为全球资本和全球劳动力提供一个公平的游戏场。

要恢复全球平衡，美国需要恢复金融和财政自律，停止使用指令性货币来填充永远无法满足的消费欲。许多人认为，美国必须降低其财政赤字，其实问题并不在财赤本身，而在于赤字是由错误的开支所导致，比如战争支出和对富人的减税，这些做法本身不是建设性的经济扩张。正如多德参议员所称，应将钱用于那些“重要的国家重点领域如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学校和那些有困难的商业和家庭针对性减税等。”
 
中国需要减少“出口瘾”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停止忽略国内发展而支持出口增长的做法，应将自己从美元霸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使用主权信贷而不是以美元计算的外国资本来资助那么特别急需资金和目前资金不足的国内建设项目。一方面中国货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加上对依赖出口的战略进行调整，这样中国就可以通过主权信贷来实现完全就业并提高工资水平，只要加强对基础设施、医保、养老金、教育、环保及其它能带动增长的事业进行投资即可。这种国家主权信贷能够通过快速经济扩张来提高税收并还本付息。中国无须使货币自由兑换，除非向那些自由跨国活动的所谓“热钱”的短期资本开放，而这就连IMF、世行及美国财政部也不会建议中国这么做。

如果中国将人民币汇率上调25%，那么其以出口来计算的GDP则按本地货币将缩水25%或更多，同时，其庞大的外汇储备的本国货币价值也下降。按照当前1美元兑换7.76人民币的汇率计算，中国2006年GDP是20.9707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7万亿美元。汇率提高 25%将会使中国以出口为基础的GDP降至15.706亿人民币。在当前汇率水平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是10万亿美元，相当于官方汇率的4倍。如果按照新汇率计算，购买力平价的GDP将为7.5万亿美元，这全是因为汇率所引发的通货紧缩，如果国内资产价值下滑25%，将会造成严重的通缩问题。 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有11759元（1515美元），比上一年上升12.1%，如果按照新的汇率计算，城市人均收入将降到8819元，中国农村居民去年人均收入增长10.2%，达到3587元（462美元），这个数字按新汇率计算则为2690元。美国2006年人均收入是43500美元，是中国城市居民的28.7倍，是中国农民的92.4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告诉媒体称，中国计划于至2020年将GDP扩大到4.7万亿美元，人均GDP按照当前汇率将达到 3200美元，这无论如何都不算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目标，并很可能会低于美国人均增幅，而且这些指标很可能会随着人民币升值而进一步降低。

更为根本的一点是，如果中国对出口依赖型经济进行调整，并通过主权信贷来加速国内发展的话，那么中国并不需要外国资本或外汇储备。

中国海关2007年1月的统计数字显示，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增长65%，达到159亿美元，达到历史上第五高位的增幅，当月出口增长33%，达到866亿美元，是17个月以来增长最快的，进口增长速度为27.5%，达到707亿美元，增幅是12月的2倍之多。最近的月度数据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因为大量的外贸顺差是以美元计算的，这只是意味着中国正将真正的财富由人民币经济向美元经济输出。

中国和美国需要一个公平的游戏场，但却出于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