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今天又能跟大家一起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讲坛上，探讨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刚才梁（优彩）先生也说了，现在是全社会，从政府到老百姓都非常重视的问题。然而，问题提出来不难，如何解决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在1828年，也就鸦片战争之前的十几年，当时英国非常强大，如日中天，号称“日不落帝国”。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社会问题，严重的贫富分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形势也非常类似，就是贫困人群的医疗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当时英国的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发达，但是由于社会两极分化，穷人在当时的现代化医院里看不起病，看病难是当时英国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那时候英国还是小政府，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小政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一些有理想的人，或者叫早期的社会活动家们，就开始探讨各种不同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叫威廉–马登斯的年轻人，他在伦敦最贫困的地区办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就是穷人看病不收费，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轰动的现象，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穷人看病不收费，医院怎么维持呢？主要靠慈善捐助，而且医院本身也是低成本运营。到了1848年，也就是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的那个时候，这家医院进入鼎盛期间，每年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病人达3万人。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家医院一度也碰到很多困难，到1920年的时候几乎破产，于是开始收取一些费用，病人力所能及的交一些费用，能交多少就交多少。这种为贫困人群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模式，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它种下的“种子”，或者说它开拓的这条道路，最终促使英国在二战后成立了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免费公共医疗系统。到目前为止，在这套系统之下的所有英国公民都能够得到免费治疗，只交很少的钱。最近，据网上报道，明年中国要进行比较大的医疗改革，其基本方向就是按照英国的这套体制来做，也就是建立社区服务和家庭医生两级医疗服务网。这些都起源于英国的那个小小的免费医院，这家医院从1948年以后由英国政府资助，现在叫做“皇家免费医院”，是最大、最好的为人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医院之一。欧洲的许多国家，包括亚洲的国家，像印度，大体上也都是按照这套思路来建立本国的医疗系统。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座的各位也能亲身体验这种医疗服务，因为中国的医疗改革也将按照这个思路进行。

    这个免费医院的实验对我们有没有启示呢？不仅对于医疗改革，对其他领域的改革有没有启示？今天我想从这个问题出发，探讨一下我们怎样缓解目前非常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收入分配、支出分配和财富分配这三个概念要分清楚；第二，要换一个思路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缓解贫富不均的重点在于帮助贫困人口，要帮助贫困人口，从支出的角度入手相对比较容易一些，怎么做？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要防止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不但对穷人不利，对富人本身也不利。

收入分配、支出分配和财富分配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上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中央也把收入分配问题当成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加以解决。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在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非常低，零点二几，现在一般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零点四五，甚至更高，如果把补助计算进去，那就是零点五几。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这么大，这不但对人们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而且会产生很多的社会现象，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未来的发展可能难以持续。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已经逐步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不可能再回到30年前吃大锅饭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受过大锅饭的苦。在座的各位可能还比较年轻，你们没有见过，像我和梁（优彩）先生这一代都知道，现在很多人看起来非常浪漫的那个时代，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比现在多得多，买一盒火柴要票，买一块肥皂要票，买任何东西都要票据，过期作废，要一项一项地去买，那种痛苦是你们想象不到的。过去的那种平均主义人为地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人为地压制了社会的生产力，由此造成了所谓的“收入分配的均等”，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我们周围有一些国家还在继续走这条路，他们也碰到了极度的困难。

那么我们怎样既保证一个让人们都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社会能够快速对市场做出反应的机制，又能够实现收入分配均等呢？应该说，这在全世界还是一个难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在中国，实际上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都在快速恶化。在过去，一个新产品、一项新技术要通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进步，才能真正形成生产力，而在计算机时代，四、五年内某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就翻十翻。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任何一种技术，如果它能够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倍，对整个社会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大家想一想，中国这几年出现的很多亿万富翁，很多都是五年前、十年前还在中关村像没头苍蝇一样瞎转的年轻人，但是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迅速积累财富，成为亿万富翁。而过去你要建一个工厂，一个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地生产，要出现一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那需要多长时间的积累？现在计算机集成电路每18个月就更新，宽带技术每12个月就更新，在这样快速的技术变化中，财富迅速积累，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均衡将更为困难。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但是，贫困人口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他们正在温饱线上挣扎，可能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他们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出一个能够快速解决问题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的工作重点要放在解决贫困人群的问题上，因为如果从最基层的问题做起，可能在短期内见不到效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要解决贫困人群的问题，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包括收入、支出等方面。不仅收入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实际上支出也可能不公平或者不均衡，每个人的消费是不平衡的。还有一个角度，从财富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财富也是不均衡的。我们要从各个角度来看待不公平的问题，由此找出新的思路。财富分配的差距是最巨大的，其次是收入的分布，相对稳定是支出，一个人可能很有钱，但是他的支出不会比穷人多很多，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存款，没有那么多房子、汽车，但是他还是会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要吃饱、穿暖。因此，现在有很多学者把目光放在相对比较稳定，而且又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上面，也就是从支出的角度来考虑缓解收入差距问题。

要扶贫，就要知道谁是穷人，就要有贫困线。根据目前我国的标准，年人均收入低于686元的叫做贫困人口。而在国际上，一般来说是1天1美元，但是对于这个标准有很多争论，是1天1美元的收入，还是1天1美元的支出？这是有巨大差别的。举个例子，在中国，如果按照1天1美元的收入来划定国际贫困线的话，我们现在大概还有八千多万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1天1美元的支出来划定贫困线，我们现在还有一亿三千万的贫困人口。国际上比较普遍的是用支出的标准来划定贫困线，国际上通行的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标准一般是1天2美元的支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目前大概还有五亿左右的贫困人口。国际上之所以从支出的角度来定义贫困的标准，就是因为支出对人们的影响最大，是人们必需的。支出的变化相对比较少，比如在农村，如果发生自然灾害，那么农民当年的收入就很低，但是他们有积蓄，他们的消费并不是那么低，从短期来看，这部分人不能叫贫困人口。

从支出的角度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对贫困人群来说，支出是最主观、最重要的，吃饭、穿衣、住房等，都是以支出来体现的。要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想办法减少他们的支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增加他们的收入更紧迫，更能直接帮助他们。

    政府可以向贫困人口提供补助，比如低保，北京市对于月收入低于300元人民币的家庭提供低保，但是要真正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仅仅依靠低保还有很多问题。如果家里有人上了大学，或者有人病了，那么靠低保是交不起学费或医疗费的。对于困难的家庭，如果有人上了大学，政府可以提供补助，甚至让这个学生免费上大学；如果都采取补助的办法，有的家庭孩子上了大学，有的没上，政府不可能都按照孩子上大学的标准提供补助。因此，从政府操作的角度来说，补助贫困人口的支出更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操作。

具体来说，目前几项特别重要的支出，比如教育、卫生、交通、住房，还有人们最基本的水、电、热的需求，我们都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补助方式。现在如果一个孩子考上大学，不管家庭状况如何，学费差不多是一年五千块钱，而实际上每年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补助是七、八千人民币。现在不管你的家庭状况如何，只要孩子上了大学，政府都提供七、八千人民币，你自己交五千块钱人民币，这就造成了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难。农村的基础教育在今年和明年达到免费教育之后会好一些，但是城市还没有实现免费教育，对于城市的低保家庭来说，即使孩子上初中，他们也会感觉非常困难，如果对这些学生提供免费教育，这就能够直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很多国家，像美国，他们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只要你达到了录取的标准，一般来说他们会通过奖学金的方式让你获得免费教育。

同样，卫生方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即使把现在的医疗费再降低一些，他们还是付不起，对他们我们可能就要采取免费医疗。有一些国家，包括一些比我们穷得多的国家，像越南、印尼，他们都有免费的医疗卡，贫困人口看病可以免费。

对于水、电，现在炒的比较厉害，水价、电价要提高，暖气的价格也要提高，这些对于贫困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但是对于富裕人家来说，多几分钱的水价他不在乎。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贫困人口少付水价，甚至不付，其他人付正常的水价，这就是直接地补助贫人。

    为什么要从支出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呢？成本更低。贫困人口要上学，要治病，如果都提供补助，那要多少钱才够？如果向这部分人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就解决问题来说，相对而言，成本更低，更好操作，而且还能够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比如，我们让医院整体降价比较困难，但是反过来说，让医院给10%的贫困人提供免费医疗，或者低价医疗，医院是负担得起的。同样的，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如果把价格降得比较低，那么公司就无法生存，反过来，如果仅对贫困人价格提供较低的价格，它们是愿意参与的。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让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这些活动，而不至于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运作。

防止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

目前我们很多措施是以穷人的名义来制定的政策，但是到最后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而富人却搭了便车。比如说学费，大家都说学费高，上学难，五千的学费对一个贫困生来说太多了，一个农民家庭每年才600块钱的收入，他们要生产五年不吃不喝才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但是，有很多富裕家庭，他们的孩子在上中学的时候，家里请的家教都不止五千块钱，可能大学的学费是他们教育支出中最便宜的一项。如果我们为了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把学费降下来，这种做法有什么弊病呢？那就是我们的大学不能发展，因为大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金，如果国家不给补助，学校只收这么点学费是办不下去的，规模不能扩大，质量也不能提高。

同样的，像汽油，现在中国的汽油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香港是我们的三倍，印度的人均GDP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它们的汽油是我们的两倍，但是我们的汽油不能提价，为什么？只要汽油提价，出租车司机就赔钱，农民也用不起汽油，但实际上在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并不一定是穷人，这就出现了一种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对于富人来说，它们占到便宜没有？从短期来说，是占了便宜，但是从长期来说，是吃大亏占小便宜。因为对于富人来说，他们需要是更好的服务，现在有很多富人，甚至一些中产阶级，都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上学，支付高额的学费，就是因为在高内上不了学，或者觉得国内高校的质量不够高，国内的高校由于发展乏力，它们只能提供这种水平的服务，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人们就得把子女送到国外去。为什么有的城市经常停电、停水，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投资，我们的电价、水价太低，我们的无水处理价格太低，这就造成了现在没有足够的供给，无法保证优质的服务。对富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优质服务，为此他们愿意多出一点钱，但是由于搭便车的政策，富人表面上占了小便宜，实际上吃了大亏。

因此，我们要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服务才能进入良性循环，服务水平才能逐步提高。我在一开始谈到，三十年前，我们要什么没什么，买盒火柴都要票，就是那种低价的政策，大锅饭的政策造成的。这种低价的政策看似是穷人帮助穷人，实际上既没有帮助穷人，还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防止走向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我们可以直接补助穷人，而让中产阶级和富裕人群按照正常的价格来购买服务，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走上良性循环。

当然，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如果补助穷人的方式走得太也远，到最后也会不能自拔，世界上有不少所谓的福利国家到最后都陷入一个泥潭，陷入一种僵局。所以，从支出的角度来说，补助穷人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是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种方式走得太远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首先，福利陷井。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福利社会，变成一个培养懒人的社会。现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国民吃福利可以20多年不工作，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就辞职，去吃劳保。在一些国家，这种福利政策还具有某些政治背景，也就是说，一些政治家为了取得选民的投票，他会承诺扩大福利，以此来收买人心，这样的话，福利会越做越大，最后变成福利陷井，整个社会不堪重负。

第二，出现“边缘人”的问题。所谓“边缘人”，政府规定了一个贫困线，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得到补助，上学免费，看病也免费，比这个贫困线稍高一点的人没有得到任何补助，他们的收入可能只比贫困线多一百块钱，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助。这就会产生一个边缘人的问题，他们会觉得很难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采取梯度性的补助方式，但也不能把补助方式设计得过于复杂，因为这涉及到对贫困人口的界定，谁是贫困人口，谁不是贫困人口？这本身也是一个很难搞清楚的问题。

    第三，直接补助可能会造成一些浪费。

第四，政策因素的影响。在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政治家把福利政策作为吸引选票的一个手段，这样就会把福利陷井做得越来越大，这都是一些风险。

但是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很多国家都找到了基本的解决办法，或者说大体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包括福利陷井、边缘人的问题，很多国家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做法。尽管有风险，但是风险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相对的，对于一些技术性的方式，我们完全可以用拿来主义的方式来做。

    总结一下，现在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改变一下思路，从补助全社会转到专门补助穷人；要加强从支出的角度来帮助贫困人口；要发动整个社会来参与；最后，要防止过度的补助以至于陷入福利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