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绝对平衡的，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分布有某种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意的绝对平衡格局，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一种常态。从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5.8倍，各年逆差呈现逐渐增加趋势，总额从756.5亿美元增加到3600亿美元。这说明，全球化并没有停止国际贸易不平衡趋势。

  全球化既使货物贸易流量快速增长，也使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随着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在产业发展中，依赖土地、地矿和能源资源的农业和工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依赖知识、技能和其它劳动服务的比重逐渐提高。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由单向（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流入到发展中国家）向双向（资本既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又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衡量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袭传统的贸易思维，不能只看货物贸易流量的变化，还要看服务和资本贸易流量的变化。

  中国“入世”以来，中美之间的总体贸易格局一直表现为“交互逆差”或“交互顺差”。就是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单纯的顺差，也不是单纯的逆差，而是既有顺差又有逆差。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在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方面，美国是顺差，中国是逆差。

  去年，美国对华的货物贸易逆差按美方口径为2325亿美元。在这个数字中，实际上有大约60％是由美国公司或其它第三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加工出口的产品，这是在中国的美国资本获取利润的载体。如果将这部分剔除掉，那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实际逆差就只有1000多亿美元。如果将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考虑进来，近几年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实际上明显低于美国媒体宣传的数字。

随着“入世”过渡期结束，今年以来中国不仅扩大了工农业等实体性产业的市场开放，外商在这些领域的股权投资门槛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险、科技信息、公用事业和其它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比如允许外商以QFII方式进入资本市场，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币存款在内的银行业务，允许外商投资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等等。预计今年美国对华的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的顺差将会显著增加，从而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也会明显减少。

  从双边角度看，贸易的平衡和不平衡变化具有周期性特征。从一个较长时间看，一国在世界市场实现的进出口贸易在一个时期表现为顺差，而在另一个时期可能转为逆差。这种贸易的周期性变化，不仅与各国经济“景气交叉”的变化有关，而且与各国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调整、比较优势的消长、国际资本流动及各国政府政策的周期性变化等有关。

  中国近30年对外货物贸易增长经历了从逆差到顺差的周期性变化。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阶段快速进行进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换取价格高昂的制造技术和设备。随着进口替代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步改善，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外贸活力，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被迫选择出口导向战略，促使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换。

  在发达国家因工资和不动产价格快速提高的情况下，他们将全球产业链中的部分零部件加工和组装转移到工资和不动产价格相对低廉而且需求快速增长的中国（还有巴西、印度、越南等后发国家），从而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和生产分工体系。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调整过程中，中国主动利用全球化和“入世”带来的机遇，深化宏微观机制改革，积极对外开放市场，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国民产出率明显提高，国民经济进入持续时间较长的周期性繁荣期，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4年平稳保持10％以上的经济增长，也为本轮世界经济持续繁荣做出了贡献。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近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占世界贸易比重从3.6%提高到7.7%。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给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获得了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把工厂搬到中国的美国公司，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紧缺资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中国以宝贵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只是赚了一点加工费和劳务费，挣了一点辛苦钱。

  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实现了出口货物贸易快速增长，而且也使进口货物贸易保持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的货物进口额从2435.5亿美元增加到7916.1亿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递增27%；中国的货物进口额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35%提高到6.81%。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头4个月的进口增长速度仍然接近20%。可见，中国不仅为世界创造了价廉物美的供给市场，也为世界创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场，为美国和其它贸易伙伴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国的贸易伙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高峰时期，中国这个巨大的进口市场需要有强劲的出口市场来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对其出口市场过分限制和打压，就有可能打破中国进口高速增长的惯性。其结果，既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贸易伙伴的利益。

  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确存在货物贸易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最近，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将其仅仅归咎于中国“过度出口”并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度升值。这个说法，既不公平，又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是美国和世界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从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比重从56.52%提高到76.75%。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解释比较符合现实。巴尔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国逆差“是多个原因造成的，并不仅仅由汇率决定”，“美国人消费欲望过于旺盛”，没有储蓄的习惯。罗奇教授也说：“美国贸易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特殊时期的产物”。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造成了过度进口和贸易逆差。

  当然，如果我们真正想寻求美国贸易逆差特别是对华逆差的有效解决方案，就应当全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实际上，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相对于外因而言，内因更为重要，它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这个内因，除了“过度消费引起过度进口”以外，还与“美国的市场不够开放和出口不足”有关。

  第一，面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全球市场格局的变化，美国没有主动调整过时的贸易战略和政策，而是逐步背离曾经作为立国之本的自由贸易的精神，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和“市场限制主义”，限制能源资源、高端技术和科技产品的出口，甚至对中国继续采取一些违背WTO精神的歧视性措施和禁售。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让那些政策弹性较大的国家如德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对华出口，美国对华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国等国家获得，这种“国家卖方竞争”无疑会对美国产生“挤出效应”，减少美国的出口机会。

  第二，面对全球化浪潮，美国“害怕与贫穷国家竞争”，“提高准入标准进而提高外国企业的成本，以削弱外国企业的竞争力”。[1]比如，在能源、航空、农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美国对外国特别是中国资本的限制有增无减。在能源资源方面是这样，在电子产品制造等方面也是如此。这样做的结果是流入到美国的资本减少，美国出口的综合能力降低，可出口商品减少，使得美国在全球出口总规模中的相对比重降低。

  第三，美联储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膨胀性货币政策，无节制地发行美元，以低利率方式创造过剩的美元流动性，从而人为地造成美国资产升值和“财富效应”，刺激美国人大量借钱消费。这必然产生巴尔舍夫斯女士和罗奇教授所讲的“过度消费”，形成永不满足的私人消费品进口。事实上，造成美国过度进口的过度消费既与“美国人没有储蓄习惯，消费欲望太强”有关，而且也与美联储长期推行的“美元膨胀政策”有关。在贷款利率很低的情况下，理性的美国人当然愿意大量刷卡消费；在财政债券融资利率很低的情况下，财政部会不加节制地发行公债以满足五角大楼的支出需要。在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出现空心化的背景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消费品和公共投资品需求无限制扩大，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进口来满足。

  第四，美国用超额发行的美元纸币大量购买并囤积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较高的物资，加剧了内外需失衡。近几年，美国和全球市场存在一个重要的循环：美国石油储备增加－全球石油涨价－美国囤积更多的石油……。石油储备不断增加和油价上升，必然花费越来越多的美元，使美国进口额显著增加。

  第五，无节制的对外战争和全球扩张使得美国政府的公共开支不断膨胀。200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30亿美元，去年仍然高达2482亿美元。政府公共开支膨胀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胀，在国内一般公共品供给增长为一定的条件下，只有靠进口来填补供求缺口，从而扩大对外贸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时，中美双方都应当采取客观而又理性的态度，应当更多重视像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罗奇教授这样的务实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双赢的良好效果，并继续推动中美贸易健康快速增长。

  美国如果把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简单地推给对方，不重视自己的内因，不重视控制本国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进口的欲望，不努力扩大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增加出口，不仅对对方不公平，而且也会使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双方共同致力于消除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在双边市场共同促进自由贸易。

  一个好的市场，应当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一个有效市场的基本标志是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能够充分自由流动，参与这个市场的每 一个经济主体都可以自由选择，可以不受歧视地进行公平交易。在目前作为世界经济两大引擎的中国和美国，需要一个这样的有效市场，两国之间都应当努力推进和扩大货物、资本和服务的自由贸易。

  美国方面能够做的工作是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控制过度进口的首要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拧紧美元发行闸门，削减美元在全球的供应量和流动性；提高银行利率和国民储蓄率，逐步扭转投资和储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负债下过度的私人消费；紧缩联邦政府开支，特别是通过改变全球扩张战略紧缩美国在全球的军费开支，国会应当停止不断放宽债务发行限额标准的做法，严格限制国债发行，减少政府在高负债下过度的公共消费。在美国，只要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控制住了，促使家庭和政府均做到收支基本平衡，不断改善消费和储蓄的关系，就可以为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提供基本保障。

  为了扩大出口，美国须要调整与全球化和WTO规则不够和谐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国内贸易法案，扩大产业和技术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背景下，美国的优势产业越来越缩小在“产业宝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术工业、现代军事工业、航天航空和铁路交通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制药产业、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等。如果美国全面开放这些产业和市场，并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可望为解决美国贸易问题做出直接贡献。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问题，但实际效果甚微。从2005年7月21日到今年5月25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8%，但这期间中国对美顺差或美国对华逆差并没有减少，这说明汇率人民币升值和顺差减少并没有明显相对的关系。正如罗奇所说，汇率调整不可能解决中美和全球的贸易失衡问题，“汇率绝非当前全球失衡的‘灵丹妙药’”。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只能“头痛医头”，不能“头痛医脚”。

  中国方面能够做的工作包括内外两国方面。对内的主要措施是：逐步调整国民财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调锥低工资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工资和农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消费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变工资增长慢于利润增长、政府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现实状况，给中低收入者减税，逐步降低国民储蓄率，持续扩大国民消费需求，全面提高居民消费率，促使全社会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对外的主要措施是：适当扩大进口，合理控制出口，促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渐进提高以实现其合理均衡。扩大进口的重点是增加政府采购，增加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资源供求矛盾、改进经济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的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点是，进一步调整出口导向政策，继续较大幅度降低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加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其出口资质管理，严格限制出口扩张势头。今年以来，为了实现“减顺差”目标，中国政府多次派采购团到美国直接采购商品和技术设备，增加即期进口；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大吨位铁路救援用轨道起重机和汽车起重机制造开发、电器机械制造业等81个行业实现鼓励技术引进的政策，扩大长期进口；对高能耗、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降低出口退税率或提高关税税率，限制过度出口；等等。从煤炭进出口贸易最新变化情况来看，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出来。

  从动态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快速扩大的趋势开始有所收敛。2001年月均顺差18.8美元，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增加到25.3、21.3和26.7美元，这3年略有加速。但是2005年和2006年的月度顺差分别提高到84.9和147.9美元，这2年加速趋势明显。2006年10月突破月顺差200美元达到237.7美元后，经过了连续5个月的高位扩张，今年2月达到237.3美元。从趋势看，只要涉外政策和战略的调整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月度顺差的“加速扩张”可能会出现缓慢收敛的趋势。

  从构成看，一般性加工贸易正在从“加速增长”逐步转向“常规增长”。由于出口贸易的生产结构调整加快，越来越多的加工业由服务于外需转为服务于内需，来料加工贸易增长在2004年达到高点后出现明显减速，加上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长在出口导向政策调整步伐加快后逐渐放慢，都会限制出口的过度增长。当然，这个进程将是渐进的、比较缓慢的，因为在国内消费型内需持续增长的机制还未完全确立以前，出口增长减速太快会影响就业。

  从区域分布看，中国目前的外贸流量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广东、江苏、上海三省市进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去年为59%，今年头4个月为58.6%，下降0.4个百分点。这是由于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达地区产业因本地投入成本快速提高而将其部分转移到东北和中西部等后发地区，这一方面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以外地区的外贸增长加快，另一方面也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正在调整外贸生产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原来的数量型外贸扩张正在向质量型外贸增长转换。外贸集中度较高的地区调整外贸增长方式，不仅会促使全国进出口贸易逐渐转向均衡增长，也可能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长加速的动力正在逐渐变小。

  从目的地看，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正在调整。“入世”前，中国外贸流量一半以上流入美、欧、日，2001年三大贸易伙伴占51.3%，而今年头4个月降到42.36%。这说明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贸易格局正在从“相对集中”向“相对均衡”转变，对三大贸易伙伴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特别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开始出现下降的迹象。按照美方统计，今年3月，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金额下降到227亿美元，比上月下降1.5%。在中国最近几个月的出口增量中，和日、欧相比，美国所占的比重有所提高，这将有利于中美贸易逐步走向相对平衡。

随着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未来中国高端商品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大，金融、保险和信息等服务业发展进入“快车道”，节能环保产业的拓展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在这些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达上中国这辆“快车”，增加美国的对华出口。但要达此目的，美国应当更加开放对华出口市场，全面放款甚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清除对华出口贸易的所有歧视性条款，特别是解除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等方面的限制。双边贸易的增长和平衡，要以双边贸易的自由选择和公平交易为条件。没有公平和自由，双边贸易的平衡增长就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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