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就一再发出了“向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进军”等口号，制定了多个科学技术规划。但在往后的半个世纪，从总体上看，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拉大了，尤其在民用领域表现更为突出。最可能的原因，是制度的铺设偏离了有效的轨道，没有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要想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和技术的先进水平，必须在体制机制上狠下工夫，否则今后同样难以有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最近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战略提了出来。本文围绕建立促进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主要提出以下三点，希望有助于有关问题的讨论：一是根据科学和技术的不同特性，有必要建立不同的竞技规则和激励机制；二是技术创新有赖于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促进科学发展和学术繁荣，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减少学术评价中的非学术因素。

  （一）“科学”、“技术”不宜混为一谈

  加快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首先要区分“科学”和“技术”，促进科学发展和促进技术创新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二者不宜混为一谈。

  作为“科学技术”或“科学和技术”缩略语，“科技”一词现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而这种用词习惯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直到1957年，我国还分置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但据于光远教授考证，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后，新机构的名称被定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这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二者合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后“科学”和“技术”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使用的情况就快速增加，改革开放以后“科技”一词更是加倍风行起来，以至high-tech（高技术）这样的西方词汇，到中国也往往被译成了“高科技”。“科技”一词的流行使人很少思考科学与技术来源、内容和激励机制上有诸多区别，也很少考虑科学领域的规则与技术领域的规则全不一样。

  英语中，科学是science，技术是technique或者technology.虽然现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趋密切，但是它们诞生的背景不同，而且掌握在受过不同训练、怀有不同目标的人手中，并长期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发展。

  科学作为“求知识”或“求智慧”的活动，曾经长时期属于哲学（后来是自然哲学）的探究范围，不与实用目的相关联。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学家地位高于那些从事手工劳动的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直到17世纪，牛顿依然将他的著作题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科学在中世纪主要在教会以及教会建立的大学中探索，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里的“哲学”就包括了science.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科学的研究者开始不仅限于教会和教会大学，而是愈来愈多地由富有贵族资助下的世俗知识分子进行，这些世俗知识分子的称呼还是哲学家。既然科学属于哲学的范围，科学就像哲学一样，从总体上看与社会上的上层人物关系密切，虽然偶尔也有例外。

  与科学不同，技术作为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的知识，侧重的是生产某种物品或完成某项任务的实用方法。它长期主要由劳动者（如奴隶或工匠）探索，并长期被排斥在正统的自然哲学之外。它们通常与经验积累关系密切，并受到行会等组织规定的限制，常常通过学徒制度之类的方法，在圈内私密传承。这些做法严重限制了技术进步的深度、广度和速度。

  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前，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是很弱的，在1875年以前，绝大多数技术改进不是来自剑桥或牛津大学所传授的科学知识，而是由基于经验和没有受过多少科学训练的工匠或企业家进行的。马克思在论及第一次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时，将这一变革的起因归之于市场“需求总是增加”，而不是科学的发展。

  然而，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诞生的机器大工业对发展科学和在生产中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提出了强烈的要求，由匠人经验积累产生的技艺（technique）也需要在科学的指导下总结成为系统化的technology了。据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观察，英语中的technology一词出现很晚，直到19世纪才开始广泛使用。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编者试图“以有序的、系统的形式和非学徒也能学会而成为‘技术人员’的方式把所有工艺知识集聚在一起”。这样，“生产几乎一夜之间从以手艺为基础转变为以技术为基础。”一些现在公认的应用学科（如冶金学）正是经过这样一个技术知识系统化过程而取得科学地位的。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里还把technology称为“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

  如果说大机器工业为科学与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创造了条件，那么，企业家在市场环境下追逐利润的活动更使“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以后，基于科学的技术或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就源源不断涌现，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终于改变了现代技术的性质。正像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小伯泽尔（L.E.Birdzell，Jr.）所说，1875年左右，西方工业技术的前沿，开始从“可见世界里的”机械手艺，如杠杆、齿轮、轴承、滑轮、曲柄等，转向“不可见世界里的”原子、分子、电子流、电磁波、感应、电容、磁力、电量、电压、细菌、病毒以及基因，技术突破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的支持。

  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兴起，使技术进步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较之以往大为提高。“在前现代时期，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实践经验，而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实验中得到的。中国早期在技术上独领风骚，其原因是，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则是由于中国并没有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换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上来，而同时期的欧洲，至少经由18世纪的科学革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

  （二）技术创新：制度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科学与技术有所不同，促进科学繁荣与技术进步的有效体制也有所不同，在科学研究领域和技术创新领域就需要有区别地进行制度化建设。

  就技术创新而言，竞争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基本的必备制度基础设施，在这种制度设施提供的激励下，以追求利润、积累财富为目的的企业才会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主体，新技术才能顺利导入生产过程和市场。或者借用一位领导同志更形象的话说，这样“才能把企业逼上创新的道路”上去。

  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最先把技术进步与经济体制问题特别是企业制度问题联系起来。他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叫做“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体制，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主要依靠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在这种思路影响下，政府提出，“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的全面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部门，都应该力争技术进步”，而且制定了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规划和全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纲要。

  但是，孙冶方虽然看到了技术进步与经济体制之间的依赖关系，但他去世过早，没有能够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根本没有办法使技术进步这样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常规化和制度化的，要让“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部门”“力争技术进步”，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