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单纯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经济现在的形势应该说非常乐观，因为对于宏观决策者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很高而通货膨胀很低，中国现在正好处在这种黄金组合的阶段。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在2004年的时候，刚刚有一些投资过热，政府就非常警惕，这是有道理的。政府决策的时候更多的是靠institutional memory，也就是它对过去的事情的记忆，在过去20年，一旦中国经济过热，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超过9%，通货膨胀率马上就会跳到两位数。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遇到这种情况，最后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危害也很大，甚至会引起一些社会动荡。所以，政府一直对此非常警惕。但是，这一轮宏观调控之后我们发现，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加速的压力。

从明年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觉得宏观经济形势还是非常乐观，经济增长速度也非常乐观，尽管有的学者说，明年美国经济会放缓，由于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所以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实际来看，这个影响并不大。美国的进口放缓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假如美国的进口减少10%，我们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降低0.2或0.3个百分点，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当然，如果美国经济的变化引发了欧洲经济的下滑，然后东亚经济也进一步下滑，这样一来可能影响要更大一点。但是即使如此，如果单纯考虑经济增长，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可以调控的余地，中国现在的宏观财政状况非常好，财政政策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我今天要讲的是，尽管从宏观来看我们的形势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很多，而且这些问题是内外失衡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的配置，以资源的错配、经济结构的扭曲为代价的。

    什么叫“内外失衡”？外部失衡主要是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失衡，出现了非常特殊的双顺差，一个是经常帐户的顺差，一个是资本帐户的顺差。经常帐户的顺差我待会要讲到，这实际上是内部失衡的一个反应，因为中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所以资源在国内没有用完，必须借给别人，就表现为国际收支上经常帐户的顺差，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很基本的原理。另外一点，这还和我们所实施的发展战略有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外汇短缺，所以我们实施了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吸引外资，这个战略有当时的特殊原因。在对外开放的时候，80年代拉丁美洲爆发了债务危机，中国从拉丁美洲的失败中得到了教训，就是引进外资不能通过向外借债的方式，所以我们开始采取引进FDI的战略。而且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对外国直接投资有外汇平衡的要求，对于引进的外资，它要有多少是出口的，这也有比例的限制。后来加入WTO之后，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直接的控制，就开始转为采用一些优惠的政策鼓励出口。因此，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情况下，又有这种政策的导向，就进一步加剧了经常帐户的顺差。

但是中国经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按道理来说，如果经常帐户出现顺差的话，你的资本帐户应该是逆差，比如日本就是这种情况。日本是贸易顺差，它赚来钱之后到外面去投资，到美国投资，尤其是在80年代，日本买了很多美国的资产，包括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洛克菲勒大楼，这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经常帐户顺差，另外一方面资本帐户也是顺差。这就很难理解，因为如果你的资本帐户是顺差，这意味着你的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意味着我们并不缺资金，中国人尽管很穷，但是并不缺钱。如果国内的钱很多，不缺资金，那你为什么要引进外国的钱？按照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双缺口理论”，我们引进外资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内储蓄不足，我们的外汇不足，所以我们要引进外资。但是在中国，这个情况并不存在，我们的国内储蓄是大于国内投资的。我们的外汇在改革初期的时候是非常短缺的，后来外汇越来越多，一千亿、一千五百亿、二千亿，到现在快要达到一万亿，我们的外汇已经不短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引进外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要同时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如果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引进外资的理由的话，那就更有争议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研究报告能够真正说服我，就是外资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技术溢出。当然，现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越来越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来提高技术水平。

第一，如果只是买到先进的技术，买到先进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你还是没有提高你本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如果说外资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把更多的技术转移到中国的厂家，那么这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在提高，它给本土企业带出“溢出效应”了吗？因为我们给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外资交的税比本土企业要低，唯一的理由就是说它给本土企业带来了好处，本土企业得到了技术溢出。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我们的优惠政策就要打一个问号。

第二，即使通过合资的方式把外资引进来，我们还是要问，引进外资是不是带来技术进步的唯一方式？因为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实现技术进步，我们可以直接购买研发部门，购买研发的力量，购买专利，购买技术。如果你去买的话，你一次性的交易，你把钱付给它，然后呢，它把技术给你，所以你也得到了技术，而且这个交易就完了，而且如果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实际上是你让度了你的所有权，你来换得这个技术，这实际上把你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因为通过让度所有权来引进外资，最后要给它的回报可能比你直接去买更高，它意味着你要不断地把你的红利分出一部分给它。而且不仅你给外资企业打工，给外国人打工，你的部门的继承人，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还给它打工，因为你的所有权的一部分给了别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直接购买来获得技术，而必须通过让度所有权才能得到，那么在这个时候，对于外资的政策才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我们多引进了一些没有用的外资，在我们引进的外资里，可能有很多并没有带来技术进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它？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内的金融体系没有进行很好的改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很多外资其实就是中国的钱到了国外再回来，我们的钱没有办法在国内变成投资，必须通过出口然后让外国人帮我们用这部分钱，来完成资本配置的作用，这是一个资源的错误配置。

我们一方面有经常帐户的顺差，另一方面有资本帐户的顺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国际收支里就表现为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一万亿，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估算，如果现在的政策不改变的话，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超过两万亿。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中央银行的资产和负债都会有非常大的增长，中央银行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且中央银行的货币错配会更为严重。现在我们的负债大概有50%是外币，如果到2010年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的时候，我们的资产会有80%要以外币来记，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变成这么大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都是外币的资产和负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配。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不利的地位，因为我们在用股权换债权，引进外资我们让度的是股权，我们的贸易顺差积累成外汇储备，我们用这个外汇储备现购买国外的债权，买国外的国库券，国库券的收益是非常低的，而股权要求的回报非常高，所以我们出让了高收益的股权，换回收益很低的债权。我们讲美国现在是双赤字，但是美国人不着急，因为它在海外进行了很多收益很高的股权投资，这就缓解了美国的经济压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使得美国有更大的信心来维持赤字。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库券，这使美国的利率能够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美元不会急剧地贬值。在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中，尽管私人资本比较多，但是私人资本有流入，也有流出，私人资本的净流入可能是零。

从净效应来看，各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国的国库券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但是实际上，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资源的错误配置，因为我们在用高收益的股权换美国低收益的债权，这加剧了我们持有的外汇储备出现贬值的风险。因此，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如果我们还是持有这么多以美元记价的外汇储备，如果美元贬值的话，我们的外汇储备就会贬值，这在历史上并不没有发生过。在20世纪初的，各国都持有英镑，因为那时英镑和黄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家认为英镑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后来英镑贬值，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由于没有事先做好准备，外汇储备大量缩水，当年荷兰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就大幅度缩水，央行行长被迫自杀，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美元急剧贬值，这并不表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毕竟风险太大了，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即使维持现状，我们仍然每天都要面临损失，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人民币不升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就不会贬值，因为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在我们持有的外汇储里，欧元在升值，日元在升值，除非我们的外汇储备只用来和美国做贸易，那样我们不会损失，如果我们还要和日本做贸易，还要和欧洲做贸易，人家的货币在升值，我们用正在贬值的货币去和正在升值的货币做交易，实际上我们要付出更多。所以，不管人民币汇率动还是不动，外汇储备都要面临缩水的压力，都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

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外汇储备超过了两万亿，这将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我人为，这将会让中国的宏观经济处在一个新的“三难”选择。

如果外汇储备太多的话，银行要做冲销，否则外汇帐款在整个货币发行里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多，会给货币发行带来压力，最终造成通货膨胀，或者带来资产价格的泡沫。现在央行的做法是发行票据，从一万亿到两万亿，央行票据的发行会越来越多，央行票据的利率自然会提高，最后怎么解决呢？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由人民银行通过货币发行，通过印钞票来换，本来发行央行票据是为了减少外汇储备增加给货币发行带来的压力，但是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的政策效果就没有了，银行不可能承担央行票据的利率成本，怎么办呢？最后还是由财政买单，也就意味着财政的压力要提高。如果我们既要减少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发行的压力，又不想让财政的压力增加，以非常低的利率把央行票据卖出去，然后让商业银行持有，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行政性的做法让商业银行持有央行票据。但是如果用非市场化的利率，用行政化的办法让商业银行持有央行票据，那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会恶化，因为商业银行将会持有大量的收益很低的央行票据，它不会用这个去做贷款，它的盈利水平会降低。所以，我们有三个目标，一个是货币发行的稳定增长，一个是减少财政成本，一个是保证商业银行的盈利性，但是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如果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我们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总会在某一个方面出问题。如果政策方面不进行调整的话，中国的宏观经济会非常被动，这是外部失衡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外部失衡不仅是一个宏观的问题，由于汇率的低估，它也会带来经济结构的扭曲。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由于汇率低估，从局部均衡来说，货币贬值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贬值之后出口竞争力会提高，出口会增长，所以经济也会增长，这是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如果按照一般均衡分析，汇率被低估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进入出口部门，而一个经济体里的资源总量是给定的，当更多的资源进入出口部门，就意味着其他部门得到的资源更少，而那些部门可能是更需要发展的部门，像非贸易品部门、服务业部门等。中国的制造业很有竞争力，但是服务业很差，尤其是对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那些服务业。中国现在有很多服务业，而且效率已经很高了，但那些是不是重要的服务业呢？餐饮业、宾馆、旅游，这些服务业的竞争很激烈，因为它和制造业一样，已经开放了，已经私有化了，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竞争了，但是教育、卫生、通讯、交通、铁路、金融等很多对国民经济非常重要，而且是未来我们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要重点发展的部门，它们的效率很低，这会影响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些部门的发展很低，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价格扭曲，因为汇率被低估，这就带来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更多的资源会流到制造业、出口业，而这些非贸易品部门相对来说发展机会比较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垄断，后面我会讲到。所以，外部失衡不仅影响当前的宏观政策，也影响到长期的经济增长。

回过来看内部失衡，内部失衡主要是现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内部失衡同样既影响到当前的宏观稳定，又影响到长期的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情况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比较悲观。一两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会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后看10年、20年，情况就不好说了。我们要对政策进行调整，为未来的持续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现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主要是国内储蓄率非常高，为什么呢？我们分三个部分来看，即居民的储蓄率、企业的储蓄率和的政府储蓄率，我们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这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由于人口结构，这有点像美国当年的“婴儿炸弹”，我们在高生育时期出生的这部分人现在已经到了中年，他们要为自己的未来进行储蓄，在他们的生命周期里到了要储蓄的阶段;另外，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非常高，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非常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不知道老了之后养老金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也不知道失业之后谁能给我们救济金。另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费用非常高，这部分费用本来或是由公共财政提供，或是由医疗保险来提供，但是在中国，大部分教育和医疗费用是由私人支出的，在中国人的医疗成本里，私人支出占70%，这个比例在国际上是非常高的。教育费用很高，医疗费用很高，老百姓就必须为教育和医疗进行储蓄。最近一些农村调查显示，上学和看病成为导致农民贫困的一个主要根源，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由于缺少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缺少对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就导致公民的预防性储蓄。但是从数据上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国居民的储蓄尽管还是很高，但是在逐渐下降，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是很强劲的，关键的问题可能还不在于居民储蓄率很高这方面，而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

政府的储蓄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新变化。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尽管GDP增长很快，但是税收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还要快很多;另外，在政府支出中，政府更多的是用财政收入去投资，而不是扩大公共支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投资率很高，但是公共的消费不够。消费低的根源可能在于政府的消费低，政府要消费在哪些方面呢？政府应该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支出，像教育、卫生等，但是政府在这方面一直比较谨慎，这可能也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华盛顿共识”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财政平衡。我们现在对于财政平衡的做法比较僵化，每年都要平衡，而且财政平衡的含义是不能出现赤字，实际上中国的财政赤字是非常小的，赤字在GDP的比重也就是百分之一点多，比那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低，因此我们公共支出的增长是不够的。

    另外，最近几年的突出问题是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很快。原来国有企业上交税款和利润之后，剩下的利润你可以留成，这是为了鼓励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性，所以原来很多国有企业是亏损的，但是现在国有企业开始盈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国有企业属于垄断部门，有垄断特权，而且价格也出现了有利的变化，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增长很快，所以这部分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我们原来的体制还没有变化，所以国有企业的钱并没有转化成消费，它把这部分钱留在企业里，甚至用于投资，比如投资到房地产，它并没有分红。在国外，如果企业的利润很高的话，股东会强烈要求分红。在中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国有企业，我们都应该是国有企业的股东，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要求这些国有企业把它们增长的利润分给我们，所以这些企业只能称之为部门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大量国有企业的利润留在部门，变成了企业的储蓄，结果是什么呢？政府的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货币政策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影响会有较大的差别，因为大企业的钱很多，如果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这对大企业的影响并不大，它不需要从银行借钱，中小企业却受到了损害，而中小企业本来是我们应该扶植的。这就使得我们的宏观政策很难操作。国有企业的红利应该属于所有国民，这部分利润应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道理上来说是对的，但是仍然还存在很多障碍，我们还没有解决。怎样让国有企业的红利更多地用于国民的消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学者对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提出了一些建议，对此我们要持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说，我们不能老是依靠美国人买我们的产品来实现增长，我们要扩大国内的消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居民不消费的原因是由于预防性储蓄太高，那么你就没有可能增加他们的消费，因为他们是出于预防性的原因把钱存起来了，他能够拿出来消费的钱已经全部拿出来了，你怎么让他们再扩大消费呢？你不可能让每个中国人都买10辆汽车，买10套房子，买10台电视机，这些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他们已经消费了。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增加对教育和卫生的消费，但是这部分产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因而抑制了需求，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增加消费。另外，我们现在的投资非常高，如果消费也很高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面经济过热。现在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投资是压不下去的，即使短期内把投资压下去，下一轮的投资会反弹，增长得更快。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储蓄降下去。第一，把企业的储蓄降下去;第二，提高政府的消费，政府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卫生的供给，可以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减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知道退休之后的钱从哪来，知道失业之后在哪里能拿到救济金，就不会现在着急储蓄，因为从个人角度来说，靠个人储蓄来预防生命周期中的不确定性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什么要有保险？保险是把单个的风险放到一个池子里，这样一来，你的风险可能对别人来说不是风险而是机会，最后整个风险的程度就会降低。所以，靠个人的储蓄来减少未来的风险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要通过增加政府的消费来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教育和卫生的供给，这样居民才会找到新的消费点，他可能会增加对教育和卫生的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但是，如果政府不扩大支出，没有开放这些部门，我们就无法释放潜在的需求。因此，我们只能从服务业找到更大的消费市场，降低储蓄率是解决内部失衡的一个主要根源，降低储蓄率的结果是消费能够上去，同时能够弥补投资和储蓄之间的缺口。

现在投资的问题不是高或不高的问题，而是投资的效率太低，资金没有投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很多地方政府建广场，修机场，很多盲目投资带来了浪费。总体来说，可投资的地方很多，而且投资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力资本，依靠技术进步，所以我们必须对人力资源投资，包括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如果我们不对教育投资，未来就没有增长潜力。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还是靠吃老本，现在我们的劳动力不仅廉价，而且质量很好，为什么？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尽管效率很低，但是它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在中国东莞打工的农民工，尤其是女工，她们受教育的程度很高，都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甚至高中文化，而印度的农村妇女有60%是文盲。 教育投资的回报要10年、20年之后才能看出来，由于我们原来的基础教育做很好，原来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熟练的廉价劳动力非常充裕，这是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们不能再依靠这些高中生，更多的需要大专院校里培养出来的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农民没有精力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现在的教育费用这么高，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收入也很低，所以投资教育对农民来说，成本很高，周期很长，风险很大，而收益很低。所以，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会去投资教育，这对个体来说是理性的行为，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灾难，如果10年、20年之后我们不能补充大量的大专院校毕业的熟练劳动力，我们就会被锁定在一个生产廉价产品的陷阱里。印度的IT业很发展，就是在尼赫鲁时期，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非常超前，所以在开放之前，印度出现了很多大专院校毕业的工程师，多到工程师要去开出租车的程度。这也利用了原来的遗产，由于高等院校培养了大量的廉价的高级技工人员，所以印度可以发展服务业。所以，对于教育的投资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10年、20年内持续发展，对此我们要有前瞻性，要从现在着手，不然的话就晚了。

简单来说，我们既有外部失衡，也有内部失衡。我想提一个基本的政策组合:第一，进一步加快汇率政策的改革。人民币该升值的时候要升值，该扩大灵活性的时候要扩大灵活性。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我不再赘述。实际上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从去年汇率改革之后，尤其在最近几个月，汇率的波动不断扩大，尽管如此，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还是很大，为什么这个情况不太好呢？因为决定我们出口竞争力的不是人民币和美元的双边汇率，而是有效汇率，最好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如果拿不到实际有效汇率，我们可以看名义有效汇率，我们现在并没有把目标放在稳定名义有效汇率上，没有实现汇率改革的真正目标。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扩大公共支出。

为什么要提这两个政策呢？因为这两个政策是互相配合的，只实行其中的一个政策会出现风险。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大的话会影响出口，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如果配合实行扩大国内公共支出的政策，国内的需求提高了，就会有一个平衡;同样，扩大国内的支出可能会带来全面经济过热，而人民币升值会起到降温的作用，一冷一热，两个副作用正好相抵，我们就可以回到一个平衡发展的道路上。这两个政策既可以为宏观稳定打好基础，同时又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好准备。如果汇率相对合理的话，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价格信号，让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有一个平衡。同样，如果我们扩大对公共产品的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投资带来的收益，中国经济会有稳定增长的基础。另外，还有一项更为艰难的工作，就是要加快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制造业的效益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了制造业的改革和开放，尽管现在制造业里还有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差别已经不大了，面临同样的竞争压力。但是在服务业，政府有太多的管制和垄断，使服务业的发展非常滞后，教育、卫生和金融都有很大的市场，但是私人资本无法进入。当然，最近有所松动，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资金，有这么多国内储蓄，资金不会再进入制造业，因为制造业已经“人满为患”，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那么资金会流向哪些行业呢？房地产、原材料、能源，最后带来资产价格的泡沫，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买房，就是因为没有投资渠道。我们开放服务业之后，会增加很多投资渠道，出现很多新兴的企业，所以服务业必须开放。

对于制造业而言，开放不开放是无所谓的，因为制造业的东西比较好学，比如汽车，你可以买一辆奔驰车，把它拆开之后重新组装，这叫做“反向工程”，这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允许的，学会了之后我可以自己生产。但是对于服务业来说，我们无法这样照搬，我们不能把花旗银行买过来，拆了之后重新组装，自己再搞一个银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很多理念，像信贷风险控制，就不是由一套机器来控制的，它存在于整个体系中，存在于每个员工的意识里。因此，我们要开放服务业，让外资进来，我们向它们学习，然后才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业发展起来。服务业如果再不开放的话，政府可能会变成服务业的一个俘虏，因为服务业的利益集团很庞大，为什么现在服务业没有开放，就是因为服务业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利益集团，在讨论一些政策措施的时候，很多相关的政府部门是反对的，如果现在不改，以后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同时结构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恰恰是我们推行改革的一个好时机。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来的配套改革，但是现在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零碎，我们应该从解决内外失衡的角度对总体的发展战略进行思考，这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服务业的发展、产业政策的调整和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都会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