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 -> 2006年长安讲坛
寻找平衡的发展战略
演讲者:何帆(论坛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时间:2006-10-26    阅读:703次   
        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到这里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最近关于中国宏观经济、中国的未来以及下一阶段经济改革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单纯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经济现在的形势应该说非常乐观,因为对于宏观决策者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很高而通货膨胀很低,中国现在正好处在这种黄金组合的阶段。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在2004年的时候,刚刚有一些投资过热,政府就非常警惕,这是有道理的。政府决策的时候更多的是靠institutional memory,也就是它对过去的事情的记忆,在过去20年,一旦中国经济过热,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超过9%,通货膨胀率马上就会跳到两位数。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遇到这种情况,最后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危害也很大,甚至会引起一些社会动荡。所以,政府一直对此非常警惕。但是,这一轮宏观调控之后我们发现,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加速的压力。

从明年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觉得宏观经济形势还是非常乐观,经济增长速度也非常乐观,尽管有的学者说,明年美国经济会放缓,由于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所以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实际来看,这个影响并不大。美国的进口放缓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假如美国的进口减少10%,我们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降低0.2或0.3个百分点,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当然,如果美国经济的变化引发了欧洲经济的下滑,然后东亚经济也进一步下滑,这样一来可能影响要更大一点。但是即使如此,如果单纯考虑经济增长,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可以调控的余地,中国现在的宏观财政状况非常好,财政政策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我今天要讲的是,尽管从宏观来看我们的形势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很多,而且这些问题是内外失衡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的配置,以资源的错配、经济结构的扭曲为代价的。

    什么叫“内外失衡”?外部失衡主要是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失衡,出现了非常特殊的双顺差,一个是经常帐户的顺差,一个是资本帐户的顺差。经常帐户的顺差我待会要讲到,这实际上是内部失衡的一个反应,因为中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所以资源在国内没有用完,必须借给别人,就表现为国际收支上经常帐户的顺差,这是经济学理论中很基本的原理。另外一点,这还和我们所实施的发展战略有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外汇短缺,所以我们实施了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吸引外资,这个战略有当时的特殊原因。在对外开放的时候,80年代拉丁美洲爆发了债务危机,中国从拉丁美洲的失败中得到了教训,就是引进外资不能通过向外借债的方式,所以我们开始采取引进FDI的战略。而且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对外国直接投资有外汇平衡的要求,对于引进的外资,它要有多少是出口的,这也有比例的限制。后来加入WTO之后,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直接的控制,就开始转为采用一些优惠的政策鼓励出口。因此,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情况下,又有这种政策的导向,就进一步加剧了经常帐户的顺差。

但是中国经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按道理来说,如果经常帐户出现顺差的话,你的资本帐户应该是逆差,比如日本就是这种情况。日本是贸易顺差,它赚来钱之后到外面去投资,到美国投资,尤其是在80年代,日本买了很多美国的资产,包括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洛克菲勒大楼,这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经常帐户顺差,另外一方面资本帐户也是顺差。这就很难理解,因为如果你的资本帐户是顺差,这意味着你的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意味着我们并不缺资金,中国人尽管很穷,但是并不缺钱。如果国内的钱很多,不缺资金,那你为什么要引进外国的钱?按照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双缺口理论”,我们引进外资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内储蓄不足,我们的外汇不足,所以我们要引进外资。但是在中国,这个情况并不存在,我们的国内储蓄是大于国内投资的。我们的外汇在改革初期的时候是非常短缺的,后来外汇越来越多,一千亿、一千五百亿、二千亿,到现在快要达到一万亿,我们的外汇已经不短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引进外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要同时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如果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引进外资的理由的话,那就更有争议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研究报告能够真正说服我,就是外资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技术溢出。当然,现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越来越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来提高技术水平。

第一,如果只是买到先进的技术,买到先进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你还是没有提高你本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如果说外资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把更多的技术转移到中国的厂家,那么这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在提高,它给本土企业带出“溢出效应”了吗?因为我们给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外资交的税比本土企业要低,唯一的理由就是说它给本土企业带来了好处,本土企业得到了技术溢出。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我们的优惠政策就要打一个问号。

第二,即使通过合资的方式把外资引进来,我们还是要问,引进外资是不是带来技术进步的唯一方式?因为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实现技术进步,我们可以直接购买研发部门,购买研发的力量,购买专利,购买技术。如果你去买的话,你一次性的交易,你把钱付给它,然后呢,它把技术给你,所以你也得到了技术,而且这个交易就完了,而且如果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实际上是你让度了你的所有权,你来换得这个技术,这实际上把你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因为通过让度所有权来引进外资,最后要给它的回报可能比你直接去买更高,它意味着你要不断地把你的红利分出一部分给它。而且不仅你给外资企业打工,给外国人打工,你的部门的继承人,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还给它打工,因为你的所有权的一部分给了别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直接购买来获得技术,而必须通过让度所有权才能得到,那么在这个时候,对于外资的政策才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我们多引进了一些没有用的外资,在我们引进的外资里,可能有很多并没有带来技术进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它?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内的金融体系没有进行很好的改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很多外资其实就是中国的钱到了国外再回来,我们的钱没有办法在国内变成投资,必须通过出口然后让外国人帮我们用这部分钱,来完成资本配置的作用,这是一个资源的错误配置。

我们一方面有经常帐户的顺差,另一方面有资本帐户的顺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国际收支里就表现为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一万亿,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估算,如果现在的政策不改变的话,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超过两万亿。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中央银行的资产和负债都会有非常大的增长,中央银行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且中央银行的货币错配会更为严重。现在我们的负债大概有50%是外币,如果到2010年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的时候,我们的资产会有80%要以外币来记,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变成这么大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都是外币的资产和负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配。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不利的地位,因为我们在用股权换债权,引进外资我们让度的是股权,我们的贸易顺差积累成外汇储备,我们用这个外汇储备现购买国外的债权,买国外的国库券,国库券的收益是非常低的,而股权要求的回报非常高,所以我们出让了高收益的股权,换回收益很低的债权。我们讲美国现在是双赤字,但是美国人不着急,因为它在海外进行了很多收益很高的股权投资,这就缓解了美国的经济压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使得美国有更大的信心来维持赤字。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库券,这使美国的利率能够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美元不会急剧地贬值。在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中,尽管私人资本比较多,但是私人资本有流入,也有流出,私人资本的净流入可能是零。

从净效应来看,各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国的国库券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但是实际上,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资源的错误配置,因为我们在用高收益的股权换美国低收益的债权,这加剧了我们持有的外汇储备出现贬值的风险。因此,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如果我们还是持有这么多以美元记价的外汇储备,如果美元贬值的话,我们的外汇储备就会贬值,这在历史上并不没有发生过。在20世纪初的,各国都持有英镑,因为那时英镑和黄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家认为英镑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后来英镑贬值,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由于没有事先做好准备,外汇储备大量缩水,当年荷兰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就大幅度缩水,央行行长被迫自杀,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美元急剧贬值,这并不表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毕竟风险太大了,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即使维持现状,我们仍然每天都要面临损失,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人民币不升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就不会贬值,因为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在我们持有的外汇储里,欧元在升值,日元在升值,除非我们的外汇储备只用来和美国做贸易,那样我们不会损失,如果我们还要和日本做贸易,还要和欧洲做贸易,人家的货币在升值,我们用正在贬值的货币去和正在升值的货币做交易,实际上我们要付出更多。所以,不管人民币汇率动还是不动,外汇储备都要面临缩水的压力,都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

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外汇储备超过了两万亿,这将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我人为,这将会让中国的宏观经济处在一个新的“三难”选择。

如果外汇储备太多的话,银行要做冲销,否则外汇帐款在整个货币发行里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多,会给货币发行带来压力,最终造成通货膨胀,或者带来资产价格的泡沫。现在央行的做法是发行票据,从一万亿到两万亿,央行票据的发行会越来越多,央行票据的利率自然会提高,最后怎么解决呢?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由人民银行通过货币发行,通过印钞票来换,本来发行央行票据是为了减少外汇储备增加给货币发行带来的压力,但是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的政策效果就没有了,银行不可能承担央行票据的利率成本,怎么办呢?最后还是由财政买单,也就意味着财政的压力要提高。如果我们既要减少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发行的压力,又不想让财政的压力增加,以非常低的利率把央行票据卖出去,然后让商业银行持有,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行政性的做法让商业银行持有央行票据。但是如果用非市场化的利率,用行政化的办法让商业银行持有央行票据,那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会恶化,因为商业银行将会持有大量的收益很低的央行票据,它不会用这个去做贷款,它的盈利水平会降低。所以,我们有三个目标,一个是货币发行的稳定增长,一个是减少财政成本,一个是保证商业银行的盈利性,但是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如果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我们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总会在某一个方面出问题。如果政策方面不进行调整的话,中国的宏观经济会非常被动,这是外部失衡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外部失衡不仅是一个宏观的问题,由于汇率的低估,它也会带来经济结构的扭曲。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由于汇率低估,从局部均衡来说,货币贬值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贬值之后出口竞争力会提高,出口会增长,所以经济也会增长,这是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如果按照一般均衡分析,汇率被低估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进入出口部门,而一个经济体里的资源总量是给定的,当更多的资源进入出口部门,就意味着其他部门得到的资源更少,而那些部门可能是更需要发展的部门,像非贸易品部门、服务业部门等。中国的制造业很有竞争力,但是服务业很差,尤其是对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那些服务业。中国现在有很多服务业,而且效率已经很高了,但那些是不是重要的服务业呢?餐饮业、宾馆、旅游,这些服务业的竞争很激烈,因为它和制造业一样,已经开放了,已经私有化了,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竞争了,但是教育、卫生、通讯、交通、铁路、金融等很多对国民经济非常重要,而且是未来我们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要重点发展的部门,它们的效率很低,这会影响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些部门的发展很低,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价格扭曲,因为汇率被低估,这就带来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更多的资源会流到制造业、出口业,而这些非贸易品部门相对来说发展机会比较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垄断,后面我会讲到。所以,外部失衡不仅影响当前的宏观政策,也影响到长期的经济增长。

回过来看内部失衡,内部失衡主要是现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内部失衡同样既影响到当前的宏观稳定,又影响到长期的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情况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比较悲观。一两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会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后看10年、20年,情况就不好说了。我们要对政策进行调整,为未来的持续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现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主要是国内储蓄率非常高,为什么呢?我们分三个部分来看,即居民的储蓄率、企业的储蓄率和的政府储蓄率,我们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这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由于人口结构,这有点像美国当年的“婴儿炸弹”,我们在高生育时期出生的这部分人现在已经到了中年,他们要为自己的未来进行储蓄,在他们的生命周期里到了要储蓄的阶段;另外,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非常高,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非常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不知道老了之后养老金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也不知道失业之后谁能给我们救济金。另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费用非常高,这部分费用本来或是由公共财政提供,或是由医疗保险来提供,但是在中国,大部分教育和医疗费用是由私人支出的,在中国人的医疗成本里,私人支出占70%,这个比例在国际上是非常高的。教育费用很高,医疗费用很高,老百姓就必须为教育和医疗进行储蓄。最近一些农村调查显示,上学和看病成为导致农民贫困的一个主要根源,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由于缺少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缺少对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就导致公民的预防性储蓄。但是从数据上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国居民的储蓄尽管还是很高,但是在逐渐下降,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是很强劲的,关键的问题可能还不在于居民储蓄率很高这方面,而主要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

政府的储蓄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新变化。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尽管GDP增长很快,但是税收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还要快很多;另外,在政府支出中,政府更多的是用财政收入去投资,而不是扩大公共支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投资率很高,但是公共的消费不够。消费低的根源可能在于政府的消费低,政府要消费在哪些方面呢?政府应该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支出,像教育、卫生等,但是政府在这方面一直比较谨慎,这可能也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华盛顿共识”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财政平衡。我们现在对于财政平衡的做法比较僵化,每年都要平衡,而且财政平衡的含义是不能出现赤字,实际上中国的财政赤字是非常小的,赤字在GDP的比重也就是百分之一点多,比那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低,因此我们公共支出的增长是不够的。

    另外,最近几年的突出问题是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很快。原来国有企业上交税款和利润之后,剩下的利润你可以留成,这是为了鼓励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性,所以原来很多国有企业是亏损的,但是现在国有企业开始盈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国有企业属于垄断部门,有垄断特权,而且价格也出现了有利的变化,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增长很快,所以这部分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我们原来的体制还没有变化,所以国有企业的钱并没有转化成消费,它把这部分钱留在企业里,甚至用于投资,比如投资到房地产,它并没有分红。在国外,如果企业的利润很高的话,股东会强烈要求分红。在中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国有企业,我们都应该是国有企业的股东,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要求这些国有企业把它们增长的利润分给我们,所以这些企业只能称之为部门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大量国有企业的利润留在部门,变成了企业的储蓄,结果是什么呢?政府的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货币政策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影响会有较大的差别,因为大企业的钱很多,如果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这对大企业的影响并不大,它不需要从银行借钱,中小企业却受到了损害,而中小企业本来是我们应该扶植的。这就使得我们的宏观政策很难操作。国有企业的红利应该属于所有国民,这部分利润应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道理上来说是对的,但是仍然还存在很多障碍,我们还没有解决。怎样让国有企业的红利更多地用于国民的消费,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学者对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提出了一些建议,对此我们要持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说,我们不能老是依靠美国人买我们的产品来实现增长,我们要扩大国内的消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居民不消费的原因是由于预防性储蓄太高,那么你就没有可能增加他们的消费,因为他们是出于预防性的原因把钱存起来了,他能够拿出来消费的钱已经全部拿出来了,你怎么让他们再扩大消费呢?你不可能让每个中国人都买10辆汽车,买10套房子,买10台电视机,这些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他们已经消费了。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增加对教育和卫生的消费,但是这部分产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因而抑制了需求,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增加消费。另外,我们现在的投资非常高,如果消费也很高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面经济过热。现在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投资是压不下去的,即使短期内把投资压下去,下一轮的投资会反弹,增长得更快。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储蓄降下去。第一,把企业的储蓄降下去;第二,提高政府的消费,政府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卫生的供给,可以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减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知道退休之后的钱从哪来,知道失业之后在哪里能拿到救济金,就不会现在着急储蓄,因为从个人角度来说,靠个人储蓄来预防生命周期中的不确定性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什么要有保险?保险是把单个的风险放到一个池子里,这样一来,你的风险可能对别人来说不是风险而是机会,最后整个风险的程度就会降低。所以,靠个人的储蓄来减少未来的风险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要通过增加政府的消费来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教育和卫生的供给,这样居民才会找到新的消费点,他可能会增加对教育和卫生的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但是,如果政府不扩大支出,没有开放这些部门,我们就无法释放潜在的需求。因此,我们只能从服务业找到更大的消费市场,降低储蓄率是解决内部失衡的一个主要根源,降低储蓄率的结果是消费能够上去,同时能够弥补投资和储蓄之间的缺口。

现在投资的问题不是高或不高的问题,而是投资的效率太低,资金没有投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很多地方政府建广场,修机场,很多盲目投资带来了浪费。总体来说,可投资的地方很多,而且投资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力资本,依靠技术进步,所以我们必须对人力资源投资,包括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如果我们不对教育投资,未来就没有增长潜力。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还是靠吃老本,现在我们的劳动力不仅廉价,而且质量很好,为什么?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尽管效率很低,但是它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在中国东莞打工的农民工,尤其是女工,她们受教育的程度很高,都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甚至高中文化,而印度的农村妇女有60%是文盲。 教育投资的回报要10年、20年之后才能看出来,由于我们原来的基础教育做很好,原来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熟练的廉价劳动力非常充裕,这是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们不能再依靠这些高中生,更多的需要大专院校里培养出来的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农民没有精力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现在的教育费用这么高,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收入也很低,所以投资教育对农民来说,成本很高,周期很长,风险很大,而收益很低。所以,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会去投资教育,这对个体来说是理性的行为,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灾难,如果10年、20年之后我们不能补充大量的大专院校毕业的熟练劳动力,我们就会被锁定在一个生产廉价产品的陷阱里。印度的IT业很发展,就是在尼赫鲁时期,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非常超前,所以在开放之前,印度出现了很多大专院校毕业的工程师,多到工程师要去开出租车的程度。这也利用了原来的遗产,由于高等院校培养了大量的廉价的高级技工人员,所以印度可以发展服务业。所以,对于教育的投资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10年、20年内持续发展,对此我们要有前瞻性,要从现在着手,不然的话就晚了。

简单来说,我们既有外部失衡,也有内部失衡。我想提一个基本的政策组合:第一,进一步加快汇率政策的改革。人民币该升值的时候要升值,该扩大灵活性的时候要扩大灵活性。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我不再赘述。实际上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从去年汇率改革之后,尤其在最近几个月,汇率的波动不断扩大,尽管如此,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还是很大,为什么这个情况不太好呢?因为决定我们出口竞争力的不是人民币和美元的双边汇率,而是有效汇率,最好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如果拿不到实际有效汇率,我们可以看名义有效汇率,我们现在并没有把目标放在稳定名义有效汇率上,没有实现汇率改革的真正目标。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扩大公共支出。

为什么要提这两个政策呢?因为这两个政策是互相配合的,只实行其中的一个政策会出现风险。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大的话会影响出口,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如果配合实行扩大国内公共支出的政策,国内的需求提高了,就会有一个平衡;同样,扩大国内的支出可能会带来全面经济过热,而人民币升值会起到降温的作用,一冷一热,两个副作用正好相抵,我们就可以回到一个平衡发展的道路上。这两个政策既可以为宏观稳定打好基础,同时又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好准备。如果汇率相对合理的话,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价格信号,让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有一个平衡。同样,如果我们扩大对公共产品的投资,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投资带来的收益,中国经济会有稳定增长的基础。另外,还有一项更为艰难的工作,就是要加快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制造业的效益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了制造业的改革和开放,尽管现在制造业里还有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差别已经不大了,面临同样的竞争压力。但是在服务业,政府有太多的管制和垄断,使服务业的发展非常滞后,教育、卫生和金融都有很大的市场,但是私人资本无法进入。当然,最近有所松动,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资金,有这么多国内储蓄,资金不会再进入制造业,因为制造业已经“人满为患”,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那么资金会流向哪些行业呢?房地产、原材料、能源,最后带来资产价格的泡沫,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买房,就是因为没有投资渠道。我们开放服务业之后,会增加很多投资渠道,出现很多新兴的企业,所以服务业必须开放。

对于制造业而言,开放不开放是无所谓的,因为制造业的东西比较好学,比如汽车,你可以买一辆奔驰车,把它拆开之后重新组装,这叫做“反向工程”,这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允许的,学会了之后我可以自己生产。但是对于服务业来说,我们无法这样照搬,我们不能把花旗银行买过来,拆了之后重新组装,自己再搞一个银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很多理念,像信贷风险控制,就不是由一套机器来控制的,它存在于整个体系中,存在于每个员工的意识里。因此,我们要开放服务业,让外资进来,我们向它们学习,然后才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业发展起来。服务业如果再不开放的话,政府可能会变成服务业的一个俘虏,因为服务业的利益集团很庞大,为什么现在服务业没有开放,就是因为服务业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利益集团,在讨论一些政策措施的时候,很多相关的政府部门是反对的,如果现在不改,以后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同时结构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恰恰是我们推行改革的一个好时机。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来的配套改革,但是现在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零碎,我们应该从解决内外失衡的角度对总体的发展战略进行思考,这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服务业的发展、产业政策的调整和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都会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