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在近几十年来，世界主要地区和经济体国内银行业呈现不断走向对外开放的趋势。这种开放趋势，不仅表现在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而且也表现在发展中地区，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业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先看美国。对外开放不仅表现为美国国内银行对外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增加，而且也表现为大量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国内市场。在美外资银行的分布有突出的地域集中性。纽约，中西部，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南部的佛罗里达州是外资银行活动相对集中的几个代表性地区。纽约是国际金融中心，有来自各国的银行机构在那里设立分支机构分行或代表处，有的专门从事货币市场业务，有的从事公司银行业务或零售银行业务。中西部地区（五大湖地区或伊利诺州）有若干来自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的外资银行。尤其来自加拿大的银行在当地开展了大量银行并购活动，成为当地银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来自日本的银行机构在九十年代曾进行大肆扩张，利用当地与日本紧密的贸易和投资联系而扩张业务。这种局面近几年有所弱化，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相对不景气以及日本国内金融业的结构调整。在南部地区，来自西班牙语地区国外银行十分活跃，它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当地众多的西班牙移民及其后裔居民。

  顺便说，美利坚合众国在银行市场准入方面采用的体制是联邦与州两级决策体制。国外银行进入美国，既可以通过向联邦政府（财政部下货币监理署）申请的渠道，也可以通过向州政府银行部申请的方式。如果是金融持股公司，还需经过联邦储备银行的批准。过去，外资银行也可能进入到当地存款保险网，但近来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越来越不情愿给予外资银行这样的便利（尤其是不愿意给予新进入者这样的便利）。

  英国（联合王国）。国外银行在英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伦敦。伦敦集中了全世界最大数目的外资银行。它们来自世界各地，不仅有其他发达国家的银行机构，也有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类银行机构。伦敦发达的货币市场，银行间拆借银行，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都离不开众多国外银行的参与。伦敦之所以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尤其是在战后英国经济地位已经相对显著下降的背景下继续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伦敦金融市场一直保持对外高度开放的局面。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冷战”时期，伦敦维持了同时对“两大阵营”银行机构开放的姿态。在八十年代，撒切儿夫人实行“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和开放，重要动机之一是维持和提升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大量外资金融机构以更大规模进入英国市场，许多原属不列颠人拥有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被外资并购，其中包括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巴林银行这样的老牌“国”字号机构（该机构1995年因遭遇危机而被荷兰国际银行以一英镑收购）。外资机构在联合王国银行业总资产所占比重超过四分之一。

  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各国的银行业与其他服务行业类似，早先具有高度的“民族性”，相互之间融合程度相对低。在各国范围内，银行业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就有长足的发展并高度普及，保持有突出的历史连续性。欧洲银行业密度（按照居民拥有的银行分支机构数目来测算）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进程，各国银行市场也开始显著地对外开放了。这种开放首先表现为欧盟成员国银行市场对其他欧盟成员国银行机构开放，各成员国普遍实行“相互承认”监管原则（即一个外资银行机构只要得到来源国监管当局的认可，所在国监管当局将认同这种认可并通常不再施加重复性监管措施）。其次，对来自非欧盟成员国的银行机构开放。在这方面主要突出的表现是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型国际化银行以显著规模进入到欧盟成员国。当然，总体上看，由于各国零售银行业是高度本土性的，外资银行所占比重并不大（在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外资银行在本国银行业总资产所占比重不超过百分之十）。

  在北美西欧以外地区，拉丁美洲曾是银行业相对开放的地区。这主要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少国际化大银行前往当地拓展业务。九十年代中期前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进程收到一定挫折，一些外资银行在当地经营活动发生亏损。九十年代末期，拉丁美洲若干重要经济体相继出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给本地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都带来巨大冲击。总体上看，目前在拉丁美洲的外资银行相对规模比八十年代有所收缩。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是政策调整。

  东欧地区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转轨。在转轨过程中，原有的国有银行机构表现出明显的制度刚性，不能适应新经济环境。同时，许多东欧国家的政府决定向外资开放国内银行市场，欢迎外资银行进入。九十年代随即出现大量外资银行进入的情形。有的外资银行（主要是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等毗邻国的银行）直接到部分东欧国家开办分行，有的则入股控股当地银行，参与当地银行业的结构重组进程。在一些高度开放的东欧国家，外资银行占本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东欧地区银行业的转轨和开放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其间也经历了漫长甚至曲折的过程。总的看，在外资大量参与的背景下，东欧经济体的银行业出现了稳步增长迹象，东欧经济在近几年也出现显著的复苏甚至加快增长的趋势。

  最后简略看一下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在这个地区，除了传统的少数几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银行市场是相对不开放的。九十年代末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一些外资金融机构明显增加了对这个地区的进入，它们看到了这个地区的市场潜力和参与结构调整的机会。在政策上，东亚许多国家也开始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从而进一步吸引了外资金融机构。总的看，外资金融机构目前仅仅是刚刚开始进入，外资在当地银行市场中所占份额很不显著。

   从上面十分简短的概括性描述中我们可以至少总结出各国对外银行市场的三大理由。

  第一是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流动。许多国际性银行都说，“银行跟着客户走”，“客户的经营活动走到哪里，银行服务就扩展到那里”。这似乎是一个被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的一个基本商业事实。如果银行不跟着客户走，银行就会失去自己原有的、很可能是优质的客户资源。在各国经济日益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银行的客户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业务。一些企业会开展海外业务，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这样，这些企业客户就会对银行服务提出新的要求。而且，国内企业走向海外，一方面要利用当地的银行机构，另一方面还会继续需要原有的国内银行提供服务，尤其是提供国际支付结算和国际性融资或财务管理的服务。这后一方面的需求，便促使国内银行跟随本国企业“走出去”。

  对东道国来说，欢迎外资企业前来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自然就面临一个需要同时欢迎为这种贸易和直接投资提供服务的外资银行的问题。如果东道国对待外资企业与外资银行有不同政策待遇，外资企业的活动会感到不便利，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努力便会受到不利影响。这是许多国家在早期对外开放阶段就向外资银行实行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东道国政府在早期开放阶段可以对外资银行的活动施加某些特别的限制性措施）。

  我国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允许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活动，只不过将这种经营活动的范围限制在仅对外资企业并以外币形式进行。从八十年代直到现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所以能不断得到发展，很大程度与它们相应地得到了来自它们本国的外资银行服务有密切关系。

对外开放本国银行市场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利用外资银行经营服务优势为国内经济多样化发展提供支持，在一定发展的阶段为国内银行业的结构调整和机构重组带来催化作用。对外资银行的这种利用，不仅会大量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而且也会不时地出现在发达经济体中。

  银行业原本是一个高度本土化的服务行业，各国银行业都是在自身独特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民族特色”。这些特色，互有长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动本国银行业多样化发展，克服传统“民族”银行业的相对单一局限性。

在这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国际资源来帮助本国银行业的结构调整和重组。各国银行业与其他产业一样，在发展进程的某一阶段都将面临结构调整和重组，而且，许多这样的结构调整和重组都可以利用国际资源。结构调整和重组实际上是一个各种生产资源或生产要素优势互补并实现“吐故纳新”的过程。如果承认国际资源在某些方面相对本国资源有一定的相对优势，那么，就可以以积极姿态去利用这些资源，在有利的时机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些资源的长处。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体，而且也适用于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相互间之所以常常出现跨国性的银行并购重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对外开放银行业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推动本国金融中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推动金融中心的形成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是能够促成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国内企业部门提高长期融资服务并促进企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其次是加快国内资源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结构调整和重组，提高经济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第三是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资源为本国经济增长服务；第四是促使本国金融部门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行业，使之成为吸收高报酬就业、高附加价值的一个重要部门。

  显然，金融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多样化金融机构的参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更离不开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从历史经验看，外资银行的进入和经营活动的普及往往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重要推动力。未来中国大陆的若干大城市朝着国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方向发展，十分需要吸引大量外资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并为多样化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供更多的便利。

  银行业市场开放会对本国经济增长和金融部门的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总的看，只要本国金融部门能够采取正确的应对政策，监管当局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采取有预见性的适当政策，开放进程的基本影响将是积极的。

  在这方面首先需要消除一点不必要的顾虑，即一说开放就担心国内金融部门被外资控制，害怕因此失去“国内主导权”。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银行市场都对外开放，但让外资银行在本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并不多见。实际上这主要出现在部分东欧转轨经济体，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正常的开放进程中，对外金融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国内金融机构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只要国内金融机构具备一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结构调整能力，它们与外资金融机构一样也将受益于开放进程，并且可能利用其本土优势在国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发展。就近期我国的情形而言，可以相对肯定的是，外资银行现在可从事零售银行服务，但在这个领域中今后若干年内仍然难以成为国内银行机构的一个显著挑战者，更不用说取代者了。在华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仍将会相对集中在某些地区和某些业务领域中。

  对开放的另一种担心是外资银行机构进入会带来对银行体系甚至对国民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挑战。学术界以前也很流行这个看法，即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到一个经济体后会给这个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带来显著挑战，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不稳定性传输到东道国经济中。

  对这个问题现在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首先，外资银行进入如同普通外资企业进入一样，增加了东道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并促使这种国际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从而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是稳定性的作用，即东道国经济可利用国际资源来缓和国内经济增长出现的不稳定倾向，另一方面是不稳定性的作用，即国际市场的波动性或多或少会传递到东道国经济体中。两种作用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政府宏观经济体制和政策应对能力。

  其次，在外资银行与东道国经济相互影响关系上，同样存在双重性或双向性，即不仅是外资银行进入会影响到东道国宏观经济情势，而且东道国宏观经济情势也会影响到外资银行。前面提到的拉丁美洲外资银行的情况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拉丁美洲若干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势及其变动显著地影响到外资银行的行为。在当地经济景气增长时期，外资银行被显著地吸引到当地；但在当地经济出现不景气时，外资银行因为业绩收到不利影响而被迫收缩业务。当地部分外资银行出现亏损而影响到其总行的业绩，引起外资银行在来源国银行市场的一定波动。

  第三，外资银行进入与资本市场开放不是相同的事情，两者在政策操作上是可有一定分离的。从长远观点看，任何经济体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迟早都要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但是，在一定时期，在一定阶段上，一国可以做到先对外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放国内市场，同时继续保留对资本帐户交易的限制。例如，在现阶段，进入到国内市场的外资银行可以与国内银行开展普通的银行服务业务，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并向普通企业发放贷款，但是，它们不能利用当地吸收的银行资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进行套利甚至投机性交易。通过这种方式，外资银行与国际金融市场行情的联系就被弱化了，宏观经济风险也就得到一定的控制。

  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人士认为，风险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固有之物，所有宏观经济体系都避免不了一定的不稳定倾向 – 或者更准确地说，自我稳定性倾向与不稳定倾向都同时存在。长治久安的正确观点不是为了避免不稳定性倾向而不开放或不朝着市场化方向继续前进，而是在坚持开放和市场化原则的大背景下针对不稳定性倾向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和加强制度建设。

  对外开放银行市场和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恰恰是促进国内银行制度或金融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带来了并增加了竞争。这里不仅有直接的竞争，即内外银行机构之间的竞争，而且还有间接的竞争，即部分国内银行积极应对对外开放的局面而做出反应，这种反应进而给其他国内银行机构带来竞争压力和挑战。前面我们说，在现阶段，外资银行不太可能成为国内银行的全面挑战者。但是，即使这样，国内银行也会发现它们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显著地不同于以前了。它们的许多传统客户虽然不可能很快转向外资银行，但是，这些客户在知晓外资银行可能提供较好服务时会向国内银行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促使国内银行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这也是间接竞争的一种效果。

  现在一些外资金融参股于国内银行，还会对国内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带来促动作用。国内银行的组织管理体制迄今还在许多方面带者过去的行政化色彩，很不同于完全市场化或企业化的组织管理体制。外资入股是改变这种结构关系的一个重要催化剂。

在探讨对外开放银行市场的影响时还应当注意到的一点是，从近期来看，外资银行进入从总体上有助于改善国内银行业的服务水平和质量，进一步增强银行业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也就是说，提升银行机构作为金融媒介的作用。如果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迟缓，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国内金融体系将会继续出现间接融资快速增长、直接融资增长相对缓慢的情况。这种情况显然不能说是理想的状态。从平衡发展的观点看，我们需要在通过对外开放银行业的同时，更加重视推动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