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求人办事型请客。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办事前的请客，另一种情况是办事成功后的请客。二是夸富型请客。如有些人在职务和职称升迁后的请客，有些人在得了一些意外好处之后的请客等，都可属于此种类型的请客。三是节日型请客。这里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公众节日的请客，如在春节等一般节日的请客聚会；还有一种在是个人节日的请客，这种情况主要有生日、婚礼等类型的请客。四是感情交流型请客。如一般的同学和同事的聚会等就属此类。五是接待型请客。如一些家庭对来访客人的接待等就属此类。

  不同类型的请客，从经济学角度看，既有一些相同的特点，也有一些不同的方面。

  对于第一种类型请客的第一种情况，其体现的经济学特点主要有：一是信息功能。双方聚在一块，在交谈中交换各种信息并互相沟通。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双方当事人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一般总是会倾向于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以力求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求人者总是希望办事人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办事，办事人总是希望有足够的动力去办事。这里实质也体现了一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二是计划功能。双方在交流信息的过程中也在规划着进一步的打算。三是投资功能。对于求人办事者而言，请客相当于支付了一笔前期风险投资。四是签约功能。求人办事的人在请客时一般总会对办事人有一定的承诺。承诺本身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当然，体现在请客过程中的签约形式一般是隐型的而不是显型的，更多体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

  对于第一种类型请客的第二种情况，其体现的经济学特点主要有；一是总结功能。一件事情办成之后，也表示一个投资项目循环周期的结束。这时大家聚到一块交流经验和分析情况，本身就是一个总结的过程。同时，总结也有利于双方在以后的办事过程中更进一步的提高效率和减少误差。二是分享功能。在暖融融的宴席上，大家互祝酒词，共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三是兑现功能。事情办成后，就需要答谢对方。答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物质上的感谢；一种是精神上的感谢。当然，物质上的实际兑现地点不一定就在酒桌上，一般视情况而定。

  第二种类型的请客，对于请人者和被请者有着不同的经济意义。对于请人者而言，其主要的成本是：一是物质上的支出；二是时间的支出。其主要的收益是：一是精神上的收益。在宴席上，被请者总是要对请人者进行一番恭维，这种恭维就是一种精神收益。二是增大了未来收益增加的可能性。一个人有了好事，拿出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供大家分享，对别人也是一种体贴和安慰，这也就增加了别人在一些环节帮扶自己的可能性。另外，礼尚往来，自己有好事时请别人客，同时也就增加了在别人有好事时自己被别人请的可能性。还有，由于请客也增加了别人与自己的交往，从而也就增加了自己的社会资本，这也就意味着增加未来收益的可能性的增大。对于被请者而言，其主要的成本是时间。其主要的收益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因为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得了好处或有较强表现时，由于嫉妒的存在，有些人在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但当这个人能拿出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与自己分享时，其不好的感觉就会有所减轻，这种收益就是一种精神收益。同时，请客中的交往也增加了每个人的社会资本，从而也增大了被请者未来收益增大的可能性。另外，这种夸富型请客对社会而言也体现了一种资源再分配的功能，有其公平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对效率却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三种类型第一种情况的请客，其主要的经济意义有：一是享受休闲。公众节日往往是国家法定的假日，所以也是大家休息的日子。所以在公众节日的请客更多体现了一种消费休闲的特点。二是交换性。节日聚会一方面大家既有感情方面的交流，同时也有信息方面的交换。

  第三种类型第二种情况的请客，其主要的经济功能有：一是告知功能。通过给个人过生日等节日聚会，可告知朋友们自己个人生活和工作等方面所处的阶段，这也为大家进一步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基本参照信息。二是交流功能。通过聚会，朋友们进一步交流了信息，加深了感情。三是再分配功能。个人节日往往伴随一些送礼行为。这种情况实质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对一些人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可产生一些帮扶作用；但也有可能变成另一些人敛财的手段。

  第四种类型的请客，主要特点就是感情交流和信息交流。聚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个人感情交流的需要；二是通过交流，以期获取更多的利好消息。

  第五种类型的请客，主要的经济意义是满足礼节性需要和救济性需要。这里的礼节性需要实质也体现了一种社会运行对资源分配的约定俗成。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招待的对象。己所不欲，勿使于人。自己既然希望别人招待自己，当然也就没有理由不招待别人。当然这种招待并非就是甲招待乙、乙就必然招待甲的一一对应，而是体现了一种社会的总体平衡。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在别人家由主人请客，相对而言有利于减少请客成本，这样社会运行就总体减少了成本，这样对自己对别人都会有好处。另外，这种类型的请客对处在困境中的人也有一种救济的功能。由于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救济的对象，所以这也是社会客观需要的一种自动均衡。

  另外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有的同志认为，中国人请客喜欢一个人掏钱，大家吃饭，而洋人则偏好ＡＡ制，各掏各钱，为什么？认为主要原因是中西人口迁徙方面的“流动性”差异使然。并由此认为国人洋人请客实质上并无不同：洋人是一次性的ＡＡ制，国人是拉长了时间的分次性的ＡＡ制。对此笔者的观点是：一是请客有不同类型，洋人并非凡请客皆AA制。二是流动性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因素。流动性主要影响到经济方面的收益和效用。但一个人的效用水平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满足方面，精神满足方面的收益也是影响效用水平的重要变量。三是必须要考虑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熟人文化和面子文化，这种文化所体现的交往特点主要是熟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机会多，请客也多，而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少，请客也少。同时，由于熟人之间更多是以面子为判断对方人品和进行下一步交往的依据。所以，国人吃完饭后抢着付钱有三重涵义：一是对方回请的概率较高，所以自己吃亏的可能性较小；二是顾面子的需要，因为面子是一种社会评价，所以也是一种精神收益；三是由于有了面子，也为未来收益更大增加提供了一个好的基础。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经济改革等方面。在《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5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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