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转轨的阶段与经济失衡的特点；第二，中国“需求管理”的政策效应为什么有局限性；第三，“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相结合应当遵循的原则。核心是关于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失衡以及对宏观经济失衡的政策调控的认识。

 

    所谓“双重转轨”，一个是发展模式的转轨，一个是体制模式的转轨。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轨，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28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也绝对不短了，有1/4世纪之久，由此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系统、全面地对这28年的变化进行描述，但是我们可以分别做一个原则的概括。

    发展模式的转轨就是发展水平的提升。28年前，我们是低收入的穷国，当时人均GDP在280美元以下，而到2005年年底，我们的GDP总量是183000多亿人民币，按照官方汇率折算，接近23000亿美元。我们的GDP总量大概相当于美国（排名第一）的17%；相当于日本（排名第二）的45%；相当于德国（排名第三）的79%，第四名就是中国，第五位是英国，第六位是法国，第七位是意大利，第八位是西班牙，这是全球经济总量的大体情况。但是，只要考虑到13亿人口的因素，中国的问题都会变得非常复杂，按13亿人口来算，我们的人均GDP是1740美元。全年世界银行用汇率法（对三年的汇率平均计算）进行统计，把各国人均GDP的相对水平进行了划分，按照世行的划分，最穷的国家的标志是人均GDP在500美元以下。那么人均GDP1700元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中等收入偏低”的国家，就是略低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746块，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水平比国际社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略低一点。经过28年的发展，我们从一个穷国，发展成为一个略低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国家，这个水平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初步小康”。

    但是，对于“中国目前处于接近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判断，在国际、国内都存在争议。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我们是低估了，为什么呢？他们有两个理由：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统计口径比国际的统计口径窄，缺少很多项目，尤其是第三产业。按照西方国家的统计口径，他们承认某些服务活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而在中国，这些活动在法律和道义是不被承认的，既然不承认，我们就没法进行统计，国民经济核算中也就没有这一块。但是没有进行核算或者统计，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内没有发生资源的配置，有人曾经进行估算，这部分的产值相当于GDP的20%左右。第二，汇率。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1740美元，这是将183000亿人民币的GDP总量按照汇率折算成美元后，除以13亿人口得来的。中国的汇率是管制汇率，不是市场汇率，它可能和市场汇率不一致，要么高估，要么低估，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如果人民币被低估的话，那么折算成美元的量就少了。我们知道，国际社会通常用货币购买力平价的办法进行国际分析和比较，以此来替代官方汇率的折算。比如我买1000种商品，在中国要用多少人民币，在美国市场上要用多少美金，把这两个货币量一除，就得出购买同样的商品的两种不可兑换的自由货币之间在购买力上的比例。这种办法听上去很科学，但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关键要看选择的是哪些商品。如果在选择的商品种类中，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所占的比重较大，那么人民币在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肯定高，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如果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大，那么美元在美国市场上的购买力就高，因为美国的资本和技术便宜。发达国家一些机构曾经对美元和人民币的购买力关系进行计算，有的认为是一比三点几，有的更高，达到一比二。中国的人均GDP是1740美元，如果按照一比二来计算的话，这个数字要乘以4，将近7000美元；另外，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有20%的产值没有统计进来，把这部分再加上，他们认为中国实际上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人均8000美元是什么水平呢？是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相当于准发达国家，就是已经完成新型工业化的国家。所以，他们不允许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入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就提高了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成本。实际上，他们在战略上也有这种考虑，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提高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成本。当然，我们是不赞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在28年里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

    国内对此也有争议，多数人认为，我们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因为中国的统计里有泡沫，干部靠数字出政绩，所以在统计GDP的时候他们就虚报，如果以这些数字来判断中国的发展水平，那显然是高估了。但是对这个问题也存在争议，你说中国现在有虚报，那有没有瞒报？肯定也有，那么谁能判断中国现在是虚报多于瞒报，还是瞒报多于虚报？谁也判断不了，那我们就无法科学地从目前的统计总量当中增加或减少一块。什么叫科学？科学是或者证实，或者证伪，如果对于一个问题，你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么你就很难科学地去处理它。因此，我们只能按照现在统计调查的体制和方式，然后城调队、农调队再做一些参数性的调整，只能模糊一点。严格地讲，国民经济统计就是国民经济估计，因为任何统计方法都不可能百分百地反映经济现实，多少带有估计的成份，只要能够大体上描述这种规律，描述其内在的逻辑趋势就可以。不管怎么说，28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算了一下，2006年全年经济增长率应该不低于10.5%，因为1到9月的增速是10.7%，第4季度由于北方的气候原因，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一些，但是总的来说不会低于10.5%。如果2006年的增速是10.5%，那么我们这28年的平均增加率是9.63%。中国在28年里保持平均9.63%的增速，时间够长，速度够快，不仅中国，其他很多国家也享受了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二战之后，50年代到60年代的日本，60年代到80年的新加坡，80年代初期的韩国，以及同时期的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在18-20年内保持了平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中国也进入了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有人会说，我们的统计数据不真实，有虚假的成分，这是肯定的，统计本身就存在失真的情况，更何况有时会出现人为造假的现象，但是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只要造假的方式是一贯的，这些数据就能够说明问题，他前年这么造假，去年这么造假，今年还这么造假，对于观察数据的变化来说，这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我们国家的统计体制和统计方式是比较严肃的，实际上也是比较稳定的，按照这种统计方式，即使有失真，观察到的变化率也能说明问题。所以，中国在28年里保持平均每年9.6%的增长速度，这确实能说明一些问题，说明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了。

    对于体制转轨的争议更大，但是不管存在怎样的争议，从微观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说，经过28年的改革，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力量。

    从宏观上来说，我们主要看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机制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一个是货币。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提高，财政政策也在发生转换，特别是公共财政方向的转换，以及政策作用机制的变化，可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财政政策的公共财政的性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改革，而且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当然，有人说中国在政府方面的改革远远滞后于企业的改革，因为我们最开始谈的改革是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我们整个改革是以企业改革，特别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那么现在是不是要从企业改革转到政府改革？决定中国市场化能否继续深入和完善的关键，不再是“企业改革”这个命题，而是“政府改革”这个命题，人们在理论讨论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从基本制度来看，经过28年的改革，国有资产的比重从接近90%降低到现在的40%左右。去年的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工商业企业10万多亿的资本形成中，国有企业占了7万多亿，不到40%；私营资本形成总额是5万多亿，比重上升得很快，而在1978年的时候，私营资本只占到百分之零点几。现在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大约占25%，纯粹私营企业的贡献已经超过30%，各种混合企业大概占了30%，还有接近20%是由三资企业提供的。应当说，我们的基本制度在这28年里也发生了非常深刻和巨大的变化。

    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基础和宏观制度环境都和过去不一样了，这就使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我把这些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加过快，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这一点不用多说，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是13.5%，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取了一个标准差，以此作为中国经济承受固定资产波动的上限和下限。我们取的结果是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出现大的变化，固定资产需求的上限是22.5%（13.5%+9%），不超过22.5%就不会出大问题，不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下限是4.5%（13.5%-9%），不低于4.5%就不会出现严重的衰退。如果以这个标准进行判断，从2003年到今年9月份，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连续40多个月显著超过22.5%的上限，对此大家都有强烈的感受，统计数据也许能骗你，但是生活感受是真实的。这些年来，重要的投资品和投资品生产扩张相关联的上游产品的需求量在增大，特别是煤、电、运、油，同时价格在上涨。今年下半年有3个省拉闸限电，前些年在用电高峰期，有20几个省拉闸限电，而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在2003年底已经达到四亿四千多万千瓦，居世界第二。日本当时是两亿八千多万千瓦，我们比日本多了一亿六，但是我们GDP在2003年仅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耗电量要远远超过日本。电力缺乏，煤炭就紧。在中国，70%是火力发电，我们每年超过设计规模的煤炭产量是几百亿吨，去年是五百多亿吨，所以煤矿老是出事。煤炭一紧，运力就紧；运力紧张，油荒就加剧。这几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结构上的矛盾，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需求疲软，消费品工业厂商的日子很难过，存货大量增加，资金周转速度放慢，企业的偿债能力下降，这就使得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严重加剧，失业率上升。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我在想，是不是存在客观性的原因？按照这几年的经验，如果中国经济增加10百分点，其中有5.4个百分点是由消费需求拉动，4.6个百分点由投资拉动，而国际社会的一般情况是，在10个百分点的经济增加中，有7-8个是消费拉动的，2-3个是投资拉动的，所以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增长拉动的比重显著高于现代社会的一般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不敢说对或不对，因为这里可能存在历史阶段性的问题，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进入一个高速成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可能就是要向重化工和基础设施等行业进行大量的资本投入。我查过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资料，它们在有些年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达到了30%以上，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历史阶段性的要求”？这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纵向比较和研究，之后才能得出准确地判断。但是，至少从静态比较来看，我们的投资需求在拉动经济增加中所占的比重显然高于国际社会一般条件下的水平。

    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到哪去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等比例地转换为人们的福利，这是一个生产结构问题。另外，消费需求疲软是不是和收入分配有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果是什么呢？收入越高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而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却很低，他们的消费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消费增量与收入增量相比要低，收入增长速度更快，大量的收入首先进入到消费倾向较低的人群手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本来应该很高，收入增长后，他们应该迅速扩大消费总量，但是由于中国是转轨社会，转轨就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这就使得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预期值较高，不敢花钱，而是进行强制性储蓄。医疗怎么改，教育怎么改，这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低收入阶层不敢花钱，把眼前的消费转移为未来的消费。所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问题，不仅是出于社会进步的正义性，要公平，要合理，还出于对经济发展均衡性的考虑，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可能会破坏经济的均衡增长，导致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严重不协调，最后使需求出现结构性的矛盾，从而制约总量均衡。

    第二，物价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于未来通胀的预期值很高。统计数字显示，从1997年11月到2000年，中国的物价已经连续30多个月是负的；从2001到2002年这20多个月，中国基本上是零物价，在1%上下波动；摆脱负物价是在2003年，拉到了3%；2004年物价继续上升，达到3.9%；但是到2005年，物价又回到百分之一点几，不到2%；从2006年前三季度来看，物价上涨率比去年还低，只有0.8%，基本上回到零物价的状况。从1998年到2002年，我们连续五年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刺激需求，即使这样，我们的物价水平还是比较低。长期的高速增长对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是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当然，老百姓对低物价的感受和物价部门的统计结果完全不一样。首先，从吃的方面来看，农产品价格在上涨。2004年粮食增产700多亿斤，2005年继续丰收，产量增加了近200亿公斤，今年肯定也是丰收年，但是2004年粮价上涨20%多，米价上涨30%多，副产品就不用说了，油、禽类、蛋类、乳制品的成本都在提高。

    第二，住。购买住房的资金在统计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但是租房要计入消费。但是老百姓不关心你如何统计，只要房价在上涨，他们就会担心。中国的中心城市的房价上涨速度之快，在当代是名列前茅的。从绝对水平来看，我们可能还达不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增速非常快。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购买住房的需求就开始活跃，我们现在是人均1700多美元，如果按中心城市计算，基本达到3000美元以上了，但是购房需求仍不够活跃。从目前来看，中国房地产业的成本和效益很难有正态的变化，成本下不来，规模经济上不去，因为企业太小了。房地产是要求规模经济起点比较大的产业，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业是一个寡头市场，不能完全竞争，也就是几家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它们的土地储备能力强，融资信誉高，固定成本被摊薄，这样效益才能上去。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权利和房地产市场纠缠得太深，很难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规模效益，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一人切一块，分割得太碎，这个局面可能将来会改变，但是需要一个过程。北京估计有上千家房地产商，上海也有成百上千家，都是过度竞争，享受不到规模经济的效益，这个状况要想有所改变，恐怕也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

    除了吃和住之外，还有教育和医疗。大家现在都很关心高等教育收费，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每年收取的学杂费标准是4500元，2006年又降了500元，这在北京大学各院系中还是收费最高的。所以，大学收取的费用，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说，是能够承受的。当然，对于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社会要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特别是学校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曾经问过一些北京的托儿所的所长一年收取多少费用？如果托儿所比大学收费高出很多，这就有问题了。从经济学原理来说，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了资源的价格，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北大、清华这样的教育资源，它比一般的托儿所教育资源要稀缺得多，价格也应该更高，这样人们才能更经济地使用它。但是现在中国的大学收费还没有小学、中学高，所以刚才我说，大学收费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前面呢。

    医疗方面，由于这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严格的讲，它是不能产业化的。所谓产业化，就是市场化、企业化，其目标是盈利最大化。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领域，消费者没有谈判能力，你明明没有病，他说你有病，让你去作收费很高的检查，给你开昂贵的药，虽然治不了病，但也没有什么坏处，可是对于医院而言，这是有好处的。因此，对于信息典型不对称的领域，要靠政府的力量进行监督。

    吃、住、教育、医疗，这几个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很大，这几项的价格都在上涨，所以老百姓对未来物价的感受和预期，与国家物价部门发布的数据感觉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我想这也正常，我们不能说统计不科学、不严谨，也不能说老百姓的感受不真实，只能说，被记入物价指数的很多商品的价格变动和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电视机、化纤、纺织等。总的来说，现在的物价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未来物价的担心程度却很高。

    第三，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但失业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成倍提高。这又是有悖于经济学常识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加速度比前一时期显著加快，失业情况至少应当有所缓解，因为出现了新增的就业机会。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里，中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7.3%，每年城市登记失业人口是500多万，城市劳动力大概有两亿多，500多万就是占到2.5%左右。从2003年到今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保持在10%以上，而去年的城市登记失业率是4.2%，将近一千万的失业人口，几乎比前几年翻一倍。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失业率反而成倍提高呢？道理很简单。首先是工业化，工业化就是资本替代劳动，工业化越深入，资本投入量越大，买设备的钱就越多，雇用的工人就越少。其次是市场化，市场化要求减员增效。过去有大量的以企业富余人员的形式存在的隐蔽性失业，现在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竞争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公开化，企业就开始减员增效。朱之鑫同志（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2004年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数字：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带来的就业岗位240多万个；进入21世纪以后，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带来的就业岗位是90万个。这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深入的结果。

    第四，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是产能过剩压力日益增大。今年上半年国家商务部对600种消费品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有70%多消费品市场是供大于求，10%是供求基本均衡，没有供不应求的情况存在。商务部还对300种生产资料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调查，供大于求的大约占70%多，供不应求的仅占8%左右。所以，无论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市场过剩的情况是很普遍和很严重的。更为严重的是，现在消费品工业和投资品工业还普遍存在开工不足的情况，也就是说，还没有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就已经存在过剩的情况。

    第五，在内需疲软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迅速提高。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经济贸易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它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例常年稳定在20%左右。这就是大国经济，经济是内向型的，80%的产出靠国内市场。而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60%，太高了。我们的出口顺差在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今年要过万亿。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微观上，你要支付利息，宏观上，外汇帐款会增大通胀的压力。今年人民币投放增加的速度很快，广义货币M₂增长速度超常，这并不是因为一般的商业银行的信贷增加（今年商业银行信贷增速低于往年同期水平），而是外汇帐款增加了，增速超过35%。

    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失衡，这些失衡都和经济学的一般常理相矛盾，但是如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考虑，这可能是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

   

    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开始减弱，或者说，需求管理的政策效应产生了很多局限性，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总量管理来看，政策选择越来越难。失衡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时要紧缩需求；另外一种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这时要扩张总需求。一般来说，短期的宏观经济总量指的就是政府对总需求的干预，干预的政策有两大体系，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这两大政策体系的选择方向，一个是扩张，一个是紧缩。如何进行政策选择关键要看失衡的方向，如果是需求大于供给，那么通货膨胀就成为首要问题，就要紧缩银根，紧缩财政支出，提高税收；如果失衡的方向是需求不足，经济不景气，那么在财政上就要采取扩张性的手段。在1998年之前，中国多数年份是需求大于供给，通货膨胀是最紧要的问题，所以我们长期采取了紧缩需求的政策。从1998年到2002年，我们开始采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扩大内需。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总量管理的政策选择越来越难。中国现在从总量上是扩张，还是紧缩？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里提到，整个“九五计划”期间要适度紧缩，保持不变，讲得很清楚。2002年十六大提出，要以扩大内需为主，实施积极财政的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整个“十五”期间保持不变。2007年要召开党的十七大，有没有人明确地提出，在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总量上保持什么样的方向不变？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总需求管理上，我们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没法选择。现在和“九五”、“十五”时期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候失衡的方向非常明确，不是紧缩，就是扩张。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我们紧缩，这有利于抑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对于平抑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帮助；但是如果其他条件不跟进的话，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会使消费品市场的需求进一步恶化，失业率将会成倍地提高，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么，不紧缩，扩张行不行呢？扩张对于缓解失业有帮助，对于刺激低迷的消费品需求有帮助，但是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如果再刺激的话，可能很快就会把结构性的膨胀变为一个总量的膨胀，所以我们也不敢扩张。去年年底我在参加50人论坛的一次内部会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观点，后来一个记者对我进行专访，发表了一篇报道，副标题叫“刘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终于到了政府可以无所作为的时候了”（听众笑），我的意思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相反的，这个时候更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要更科学地进行管理。

    第二，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方向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财政政策就是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所有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都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有减税的政策都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2002年以来，我们的赤字规模在扩大，中间这几年虽然没有显著扩大，但是一般都维持在2000多亿以上的规模，非常稳定。2005年国债规模比2002年几乎增加了一倍。我们用大量的国债和赤字来增大财政支出，刺激需求，这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传统的财政收入从1998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个别行业的出口退税比例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税率下调，从1998年到2000年，我们一直采取一些有针对性、行业性、支持性的减税措施。2004年，我们进行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对1994年制定的分税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纠正。最大的问题是国税太集中，地税太分散，所以地税比例太少，在整个盘子中，国税占了52%，各级地方政府的税占了47%多一点。到2004年7月底，前7个月的国税收入相当于1994中央财政收入总量，国税增长非常快，地税增长比较慢，这就意味着地方财力的增长比较缓慢。地方财政增长慢，企业就会有麻烦了，所以这几年中国企业的税费环境是很严峻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2004年进行了新一轮的税制调整，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减税的原则。从2004年1月1号开始，新的出口退税办法开始执行，增大了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加快了退税，地方政府可能对此有意见，但这对企业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上调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增值税从生产型转到消费型；作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优惠措施，主要固定资产抵扣已于去年8月在东北地区开始实施，这对于资本投入密集型的行业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还在酝酿企业所得税改革，过去内资的所得税率是33%，外资企业是15%，相差17%，我们说“国民待遇”，就是要公平，不能歧视。对于广大内资企业来说，两税并一，所得税就会大幅度下调，大概是25%。税收方面基本上是减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刺激需求。

    货币政策方面，2002年商业信贷的增速很快，2003年的投放量更大，到2003年6月30号，当年的信贷规模已经相当于2002年全年的130%，当时中央银行曾担心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大家知道，货币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性，今天发下去的票子不会马上表现出膨胀，要有一个时间，欧洲和美国大体上是6到18个月，我曾经做过一次测算，我们国家大体上是7到24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准备出台紧缩措施。到2003年4月，中国爆发非典疫情，这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治理非典主要是社会措施，也就是两个字——隔离，全世界隔离中国，全中国隔离北京，但是市场经济生活的普遍形式也是两个字——交易，隔离对交易的影响太大了，我们当时就没有出台紧缩政策。到了6月底，非典疫情结束。到了第三季度，经济反弹，需求非常活跃，当时中央银行将法定准备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就是几千亿的商业信贷能力，起到了一定的收敛作用。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央银行的态度都非常明确，就是担心通货膨胀，所以一直在说收紧银根，从法定准备金率、信贷规模、信贷条件到存贷款利率，每一步的手段都是渐进的，上扬幅度都不大。

    但是，货币政策总的方向和财政政策形成了方向性的对照，这和宏观经济失衡的总体方向难以选择有关系。如果宏观经济失衡的总体方向是清楚的，可以双松，或者双紧，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种矛盾纠缠在一起，我们从总量上很难判断，因此在利用这两大政策体系的时候，很难统一抉择，由此带来了方向性的差别。

    第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产生了周期性的差别。这些年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权力扩大就意味责任扩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年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剩余索取权”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权利。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一个企业，市委书记越来越像一个董事长，市长越来越像一个总经理，地方政府行为的目标越来越成为“地方收入最大化”，这和企业以“盈利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很相似。道理很简单，要发展经济就要有投资，投资无外乎两个通道，一个财政，一个是银行。地方财政没有钱，没法投资。从银行融资呢？银行不是地方的，银行是垂直管理的。我们曾经做过一项分析，各地的投资增加速度与当地平均储蓄水平的关联度不大，与当地收入水平也是高度不相关，这和国外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一个地方的投资速度快慢取决于当地储蓄量的增长速度，而储蓄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当地收入水平的高低，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的情况是高度不相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金融体制是垂直的，银行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吸纳了当地的存款之后，在体制上没有任何保障可以使这些存款转换为当地的投资。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财政上没钱，地方银行又不能支持，怎么办呢？地方政府找到了一个办法——招商，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都有很大的积极性。

    这样就形成一个在政策连接方式上的周期性的变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是行政的上下级，而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依靠的是资本，和投资商之间是市场关系。既然是市场关系，那就得谈判，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要有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如果经济过冷，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指令，要求地方政府扩大内需，大干快上。但是地方政府不能命令那些商人大干快上，他要和商人谈判。怎么谈判呢？“筑巢引凤”需要时间，他首先要把市政建设项目打捆，由财政担保到银行拿到贷款，然后再去谈判，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取得商和资的信任，资金才能纷纷进入。中央政府在对地方的投资情况进行汇总之后，觉得过热了，需求增速太迅猛，就要求地方把投资增速降下来。这时候地方政府想下也下不来了，钱已经花出去了，巢已经筑了，不把凤引来怎么行？这样就形成一个周期性的错落。从总需求管理来说，宏观经济失衡所出现的矛盾引起了利益格局的变化，不同层面的政府对于总量政策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周期性的错落。

    从总量方向的选择、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方向性的差异以及政策实施主体的周期性差异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在目前新的失衡条件下，宏观总量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影响，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从总需求管理的角度来解决中国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相结合就有了特殊的必要性。

    美国在七、八十年代出现滞胀的经济局面，发生了所谓的“供给学派的革命”，当时的总统里根在执政期间大量地使用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后来凯恩斯主义本身也有所发展，对滞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新的办法，这时西方实际上已经开始抛弃供给学派的政策，在大学讲坛和教科书中已经看不到供给学派的影子。但是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的政策还在被大量采用。但是在采用这些政策的时候存在一些误区，人们始终认为，供给方面主要是结构问题和企业成本问题，所有影响总供给的期限移动的政策都可以作为供给管理政策，所有影响总需求的期限移动的政策主张都可以作为需求管理的政策。在一个失衡的状态下，要恢复均衡，我可以从需求入手，也可以从供给入手。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是供给少了，我既可以抑制需求，也可以增大供给，这两方面都可以，但道路是不一样的。通过总供给来恢复均衡，可以影响企业的实际成本，可以扩大产出，增加就业，同时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往往不但不上升，反而会下降。通过总需求来恢复均衡，就要通过需求政策来刺激需求，扩大需求，这可能会使物价上升，通货膨胀率提高。所以，关键要看失衡的状况。如果担心通货膨胀，通过刺激需求来恢复均衡就有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如果更多的担心失业率过高，运用总供给的办法能恢复均衡，但可能会使经济低迷，价格走低。因此，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某个政策比其他政策要好，它们都是一些手段，只不过路径是不一样的，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不一样的，要根据不同的失衡状态进行调节。

    这是长期的情况，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总供给政策在短期内也是经常被采用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的局限性，从需求管理来看，这种局限性越来越大。因此，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我们都要考虑供给问题。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现在处于结构变化最快的时期，通过需求管理解决不了结构的问题。从地区结构来看，区域结构是供给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异很大的国家，地方政府没有货币政策，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也不太管用，尽管当地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刺激需求，影响当地居民的收入，但是当地居民的收入有多大程度转化为对当地产品的需求，这很难说，他可以把钱拿到北京来消费。所以，地方政府使用总量政策来解决区域问题是失灵的，而中国各地方的差异很大，区域发展的任务又这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采用供给政策。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表明，无论是从长期的发展，还是短期的失衡，总需求政策的局限性，特别是货币政策效果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我们经常说货币的流动性陷阱，实际上前些年已经产生了，就是凯恩斯陷阱。从1998年以后，央行连续降息，结果储蓄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加息，就会进一步增加流动性。现在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压力非常大，这也表明货币政策效果是有问题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经济失衡具有复杂性，针对这种复杂性所采取的失衡管理政策的效果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更多地引入供给管理政策。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