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财富与价值的追求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参与经营或劳动是人们追求财富与价值的主要方式，但经济学做为指导人们追求财富与价值的理论，其本身对财富、价值乃至价格的认识不尽完整，对三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没有深度，使旧经济学至今没能承担起消除贫穷的任务，也无法实现经济学自身的统一。因此，重新认识财富、价值、价格，及其它们的互动关系，对经济学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目前，经济学界对财富的认识还不全面，财富的概念也极为模糊。关于财富问题，首先，存在经济学意义的财富观与哲学、社会学意义的财富观的区别；其次，就经济学意义的财富而言一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争论：第一，非物质产品是不是财富？第二，货币是不是财富？第三，虚拟资产是不是财富？第四、自然生成的物质是不是财富等；再次，财富与价值、效用之间存在边界不十分明显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人们把财富或看成货币，或看成满足人类的物质，或看成是经营生财的机会等。古希腊学者亚理士多德就将财富看成是“货殖”，马歇尔则认为财富是一切人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其实，这些观点都不能给出财富的准确边界。

  财富应该区分经济学意义的财富与其它意义上的财富，在本文，我们只研究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笔者认为，经济学意义的财富概念应该是：当货币信用关系建立后，在劳动产品的效用与劳动产品价值的所有权能有效分离前提下的社会价值总和。它包括实物财富、货币财富和机会财富三大块，其中，实物财富是同时拥有效用与价值两部分的财富（如商品），而货币财富是只有抽象的价值而不拥有具体的效用这部分的财富（如货币），机会财富是只拥有价值与效用可比性的财富（如专利、品牌、著作权、专营权等）。同时，由于财富总量增长是因为货币财富的增长而带动的实物财富与机会财富的相应增长，所以，人类财富追求的核心是对货币财富的追求。

那么，货币为什么也是财富，又为什么是财富追求的核心因素呢？

  我们知道，任何劳动产品都包含效用与价值两方面，且产品的效用与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劳动产品创造出来后，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产品价值（包括效用）被劳动者自身消耗了；二是剩余产品的效用被劳动者自身之外的他人消耗了；三是剩余产品没有被任何人消耗而形成了浪费现象。在三种情况中，只有第二种情况下可能生成财富，当社会还没有货币的时候，消耗他人产品的前提是双方建立了以物易物的关系，而当社会出现了货币之后，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前提，是有人支付货币购买这一部分产品，这时，用于出售的这部分产品的价值所有权以货币收入形式确认下来，而产品的效用就被他人消耗而去，这种已消耗的产品的价值属权关系不消失的现象，就是货币财富形成的过程，这时的货币财富就是一脱离具体产品效用的只记录产品抽象价值或价值权属关系的形式。

  当然，货币能成为具体的财富，是因为货币拥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货币能通过市场再换回等量效用的商品。事实上，货币本身就是一种格式化了的借据，货币体系代表了一种信用关系体系，试想，如果货币买不回等量的商品，货币不具有信用功能，那么，货币还有什么用呢？如果是贵金属可能还有收藏功能，而纸币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货币本身代表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存在，正是货币这一信用特征，使拥有货币与拥有实物财富一样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

  以上分析，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货币财富的实现是以剩余产品被他人消耗为前提的，而货币财富的意义就在于扩大了剩余产品的利用率，剩余产品利用率的扩大，就是社会福利的扩大，相应的，某一国家货币财富的总量越大，说明其剩余产品的生产、消耗、利用的总量就越大，而实物形态的财富量也会相应增大，因此，只要一个国家的货币财富总量增大了，社会财富总量、社会福利总量、实物财富总量必相应增大。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货币就是财富，对财富增长的追求就是对货币财富的追求。其实，货币财富与实物财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只是实物财富对于个人来说有一个拥有上限问题，如粮食拥有的多了会变质，而货币拥有再多也就不会有这一问题，因此，人们出于收藏的便利而全力追求货币财富的增长，但是个人货币财富增长的同时，也造福了社会，促进了社会实物财富的同步增长。

当然，这时说的货币财富与货币形式有所区别，货币财富指有包含具体价值量的货币，而政府任意扩大发行，不包含有具体价值量的货币就不是财富，只能是货币形式。

  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中，基本将货币视为商品的一种，这是因古代普遍使用金属货币，且金属货币本身就有收藏价值，这使它具备成为商品的条件，然而，货币是一种信用形式，只有从这一角度看问题，我们才能真正解开财富形成与增长之迷，并最终消灭人类的贫穷。关于货币与财富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信用生财机制”，《福建论坛》2007年第1期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新思考》一文有更具体的论述。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与财富有关的事物，都能用货币的衡量，一切对财富的追求都以货币为目标，所以，离开货币谈财富或不将货币看为财富的一种是不正确的。

  价值是一比财富更复杂的概念，人类对价值的研究相当广泛，价值一词的运用，通常会因语境不同也会产生出不同的解释，在经济学意义的价值认定与研究方面，主要存在效用、价值、价格三者的界线仍不明确和关于价值论的激烈争论。

  应该说，能满足人类欲望的事物仅仅只是效用，因人类劳动而产生的效用增加量为价值，人们为取得具体效用所愿意支付的货币量为价格。我们说空气对人类是有效用的，但它没有价值，因为它不是劳动产品，但如果从空气中提取出纯氧，则纯氧就有价值，因为，它是人类劳动的成果，而人类在不同情况下愿意出不同的货币量购买纯氧，就产生了具体的价格。同时，我们也可以具体的说，劳动一方面创造了产品的效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生产者的权益问题，人们把生产者权益问题从产品的使用功效中区分出来，就产生了具体价值问题，从这一角度看，价值源于劳动，是对劳动者或生产者权益的量化表示形式。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商品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这一论断道出了价值的起源,他关于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论述是对旧劳动价值论的必要补充，但马克思没有解决怎样实现劳动价值最大化的的问题，因为，以少的投入创造多的产出，是现实中劳动价值最大化的实现方式，而“必要劳动时”的概念对“少的投入”是否存在一种否定意义呢？

  效用价值论在经济实证分析中有积极作用，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刚性冲突，只能说明以往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还不足以找出两思想的结合点。

  笔者认为，经济学意义的价值，就是指劳动价值，是指附着在劳动产品里的与具体效用等值的一种抽象化了的数量概念，当劳动产品由生产者自身消耗时，该劳动产品的效用与价值同步消失，当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后，商品的效用经他人消费而消失，但生产者对商品价值的权属关系不会消失，会通过货币形式转化为财富，因此，经济学意义的价值是指同人类创造性劳动所增加的效用量相对应的货币增加量。

经济领域还有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概念，它们必须区别于劳动价值，或许只是商品的效用和价格，而只有劳动价值才能转化为财富，这一问题留在下文具体讨论。

  从概念的角度看，价格的概念相对统一，即价格是指人们为获取某一商品或劳服所愿意支付的货币量。

  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价格与价值都可用货币来度量，所以，许多学者不分价格与价值，如同一国产西服，当贴上外国名牌商标后，身价能立刻上涨一倍以上，是否西服的价值会因贴牌而上涨呢？不可能，因为价值是由劳动的力量决定的，贴牌涨价现象只能说明价格中包含有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因素。

  还有学者将效用、价值、价格三位一体，完全等同，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如100公升的汽油用于某一具体车型上，能跑的公里数是不会随油价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战争使油价上涨时，100公升汽油的效用是不变的。

  事实上，影响价格变化的因素相当之多，如资源稀缺因素、市场供给或生产能力因素、需求刚性因素、市场竞争因素、生产成本因素、心理预期因素、制度成本因素、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因素等，其中心理预期因素对价格的影响相当离奇，如一枚面值一元旧邮票，因用过而失去使用价值，但它可能因所谓的收藏价值而值1万元，因此，价格与价值、价格与效用不能简单等同。

  由于影响价格因素太多，所以，可以给价格下这样一个定义：价格是一定经济机制与制度体系下，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动的商品买卖单价，其下限为商品的价值。

  正确认识财富、价值、价格的关系，有利于最终破解价值循环之迷，有利于探索出一条健康、快速的财富增长之路，有利于最终实现消灭贫穷的目标。财富、价值、价格三者的相互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由于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众所追求的财富主要以货币财富为主，所以，本章节所说的财富，主要指经济学意义财富之中的货币财富。

如前文所述，财富是劳动价值归属权的实现方式，财富只有在剩余产品被所有者之外的他人消费后，才会变成财富，所以财富与价值有一个前因后果关系，如果没有创造更多的价值，就没有财富总量的相应增长。当一国一年新创造的价值在扣除基本消耗后的余额，就是该国财富总量的增加值。

  换言之，也可以说“财富”就是旧有的劳动价值，而“价值”则是当年新创造出来的劳动价值，而当年新创造的劳动价值在扣除必要的人类消耗量后，也会转变为财富。如某国原有货币财富的总量为10万亿元，当年新创造的价值为12万亿元，则该国社会价格总值为22亿万元中扣除了闲置部分资金后的余额，当该国一年消耗了11万亿元的价值后，该国的货币价值总量就增长为11万亿元。

  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也是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始终争不休而无结果的根源。

  因为，劳动价值论认为社会总价格等于新增劳动价值的总额，而效用价值论认为社会总价格等于社会效用总量且效用就是价值。这两种观点都忽视了价格对社会财富的分配作用，都忽视了存量财富对经济循环的现实意义，所以，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必须重新认识。

  为什么说价格的范围超出了价值的范围呢？例如，西服贴牌会产生的价格变动、集邮活动会带来的旧邮票价格的万倍增长，是在心理因素影响下发生的，因为能证明自我能力或展示财富，所以，有人愿意为此出高价购买贴牌西服，因为有增殖或保值的心理预期，所以，有人愿意为此出高价购买旧邮票。那么，在这时，我们说西服与旧邮票的价值没有增长，增长的仅仅是价格，而超出价值部分的价格增长因素，就只能依靠存量财富的再分配来实现。再如，现实生活中，消费品中包含的流转税、消费税，就是价值的转移形态，而不是新增的价值量，当1包10元价格的香烟燃尽后，只有它的劳动价值部分会同时消失，而转移价值的部分并不会在这一环节消失。

  关于价格超越价值范围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矿产品价格的不同说明，如某一矿山产出了铜、金混合矿产品，在同样开采成本，同样选矿成本下，金矿产品价格就是铜矿产品价格的几十位，那么，这时能说金矿产品包含的劳动价值更高吗？肯定不能，我们只能说金矿产品价格因稀缺而参与了存量财富的再分配。

  应该说，价格中包含存量财富的部分与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因为，存量财富是以前创造的劳动价值，所以，总价格仍然是由劳动创造。只是财富与新增劳动价值在价格组成中的作用方式不同，如价格可能大幅上涨或下降，但价格再降也不会低于具体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

  那么，存量财富参与价格分配，是否与剩余价值理论存在冲突呢？其实并不存在冲突，因为，剩余价值只是当年新增劳动价值中，不被消耗了并最后成为财富新增量的这一部分劳动价值，如假设某国有10万亿元的货币财富参与市场运转，该国当年新增劳动价值为12万亿元，则社会总价格为22万亿元，如果该国当年消耗的价值量为11万亿元，则当年可转化为货币财富的价值量就是1万亿元，在这时，剩余价值的总量为1万亿元，而不是11万亿元，否则社会存量财富就会翻番增长，而这一现象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并没有出现过。

  在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争论方面，如果我们能认可价格与价值的范围不同，并将效用价值论视为效用（这里含心理因素）价格生成机制，则“效用价值论”做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就可以正面认可并大量运用，相应的，如果“效用价值论”可以实际利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更能实际运用。

  货币财富是脱离了具体效用之后抽象化了的劳动价值量，是价值的主要贮藏形式，货币的财富意义来至于货币信用体系的存在，即货币随时能通过市场转换成商品。然而，在商品经济体系下，只有劳动产品交换成货币（即产品变成商品），其新创造的劳动价值才有可能转化为货币财富，因此，对于生产者来说，将劳动产品换成货币是确认劳动价值，实现财富积累的必要步骤。从这一意义讲，货币财富具有新价值确认的功能。

  劳动产品能换成货币的机会是有上限的，这个上限来至于社会已有的货币财富总量。比如，当某人握有1000元现金时，他的消费上限是1000元，从另一面看，也只有最多1000元的商品或劳务能被该消费者确认。

  由于货币本身代表了一种信用关系，所以，也可以说一国货币财富总量的大小，对一国经济活动中的信用规模大小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由于货币财富总量决定信用规模总量，信用规模总量又影响信用资源的分配，所以，商品价格的不同就是各商品占有信用资源能力的不同，如金比铜更稀缺，就能占有更多的信用资源；再如，对于沙漠中极度干渴的人来说，对水的需求大于对金的需求，所以，水可能交换到金子。因此，可以说市场机制的运用机理就是如何实现社会信用资源的合理分配。亚当·斯密认为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发挥着引导人们追逐利益的作用，而这一支手就是社会信用资源总量的分配原理。

  货币财富通过价格来影响劳动价值的确认，这是财富、价值、价格三者相互关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只有认真研究劳动价值确认规律或方法，充分提高社会对劳动价值的确认率，才能在既定生产力水平下，最大限度的提升国民福利。

  从总体上说，价格总量包括新增劳动价值与社会已有的货币财富两部分，由于社会已有的货币财富是一既定量，所以，提升总价格量的方法就是提升新增劳动价值的数量，但现实生活中，劳动价值并不全为社会认可，所以，消除不利于价值确认的因素十分必要。

  人类的需求如果按保障性划分，可以分为基本消费需求和延伸消费需求，如果按紧迫性划分，可分为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同时，生产部类也可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因此，劳动产品可以划分为前沿产品和后续产品，其中，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和刚性需求的产品，以及第一产业的产品都可以归入前沿产品的范围。

  从总购买力的角度看，前沿产品的购买力由存量财富构成，而后续产品的购买力就由存量财富加前沿产品被确认的价值两部分组织。因此，对前沿产品劳动价值的充分确认，比对后续产品价值的确认意义更大。如假设我国某年粮食上市量为1万亿斤，当粮食平均价格为1元，生产成本为0.4元，则确认的劳动价值总量为0.6万亿元，但当粮食价格下降至0.8元时，社会就少确认了0.2万亿元的劳动价值。相应的，当粮食产品的价值少确认了0.2万亿元后，后续产业也会失去至少0.2万亿元的机会。

  然而，理论上这么说，但实践中有人会说，粮价上升了会因城市居民购粮支出加大，而减少对其它商品的购买力，农民的增收来至居民的减收，因此，没有什么价值确认率提高问题，只有城乡利益分配问题。其实，这一观点是将新增劳动价值与存量财富混为一谈，虽然，从交易过程看，它们都由货币体现，但财富和价值有质的区别，存量财富是通过对新增劳动价值的节约而形成的，当新增劳动价值变成财富后，社会的货币信用规模在加大，而加大部分的信用规模能无数次的造福城市居民，所以，城市居民近期对粮价小让一部分，远期将回报更多，反之，如果城市居民近期维护了一点利益，但会失去增加收入的机会，从长远看损失会更大。联系前面的例子，就是当社会为农民多支出了0.2万亿的粮价款后，除了农民能增收0.2万亿元了外，社会还会多增加0.2万亿元的货币财富或信用规模，当然，这种财富增长效应并不是当期就发生的，而是在不断的经济循环中潜移默化的形成。

  每个人的消费是有上限的，当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过度聚集时，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消费上限使他们的消费量不会与收入同步增长，如一个人一天的口粮不会因钱多而增长；第二种情况是，有钱人的消费会转向虚拟化，如同样穿中国生产西装，但他会穿贴牌后的中国西装，假设中国西装价格500元，贴牌西装价格1500元，他们会情愿让外国人多挣一点钱去。其实，西装贴牌部分的价格增长不包含劳动价值，所以，增加的价款只是对存量财富的转移，而不会通过扩大对新增劳动价值确认机会的方式，来最终增加劳动价值的总量。

与财富过于集中相对应的是，会有人因无钱消费而吃不饱，从经这的角度看，假如每消费1斤粮食，能确认0.5元的价值，能形成0.1元的财富，则一人吃饱饭不比两人吃饱饭更有意义，所以，分配制度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要兼顾效率，分配制度就不可能完全公平，这时，银行信用制度是对货币信用制度的必要补充。当货币财富过多的向富人手中聚集时，如果富人能利用银行体系将钱借给穷人使用，社会的价值确认能力还会提升。因为，当有钱人将多余的钱借给穷困的人消费时，当前面所提的用于购买贴牌西装款中的1000元借给穷人消费时，穷人扩大了消费量，社会扩大了价值确认量，生产者增加了就业量，富人也增加了瓜分新增剩余价值的机会，政府还会增加税收，可谓一举多得。

  但是现实生活并不那么完善，富人就是把钱存入银行，也不会将大部分的钱用于慈善，同样的，银行也不是慈善机构，银行首先考虑的是贷出去的款怎么收回，越是贫穷的人越无法保证归还贷款，从而，使信贷资金又再一次向有钱人手中聚集。所以，目前的银行制度虽然益处多多，但在帮助穷人扩大价值确认能力方面作为有限。

  假货会使货币信用资源浪费，使价格中只主要包含财富转移的成份，而基本不包括新增劳动价值成份，也会造成财富的过度积累，因此，降低社会福利的作用相当巨大。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勤劳而不福，中国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体制对劳动价值的确认能力不强，因此，当前必须尽快补上这一课。

  根据前文分析，我国提升劳动价值确认率的方法有以下几方面：

  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任何产品都可能出现价格波动，但前沿产品价格过低会减少社会对价值的确认能力，会更容易引发通货紧缩，因此，对前沿产品必须制定保护价，这一保护价还不能只是成本价，如果只是成本价，就一样不能保护前沿产业的价值确认能力。农产品就属于重要的前沿产品，大凡市场经济体系成熟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的产业保护，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事。

  市场经济也是竞争经济，完全的公平是不会有的，但政府要努力实现相对的公平，做法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严厉打击假货。

  我国是假货的重灾区，有一些决策者认为原始积累阶段社会不必那么公证，生产假货有利于社会提高积累率，也相应提高扩大再生产，所以，许多领导对本地的假货生产者给予保护，这一观点十分错误，因为，一方面我国积累率本身就高、外资引进能力也十分强，中国缺的是内需，而不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另一方面，由假货实现的积累，只是对社会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通过创新劳动价值的来扩大积累，所以，包容假货生产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国目前税收管理水平不高，表现为纳税人做假帐现象相当普遍，它的后果是降低了经营者的税收负担，促进了财富的过度聚集。我国假帐普遍的原因在于管理思想的落后，如对出现假帐事件的过错追究，只对纳税人而不对税收管理员，只对企业主而不对财会人员，为此，首先，要改革国、地税机构分设的模式，如将税收征管工作划归地税负责，将税收稽查工作划归国税负责，让国税对地税的工作形成监督，但人事直归中央且大幅流动；其次，对财会人员的从业资格要进行把关，规定企业只能通过会计协会招聘财务人员，当财务人员服务的企业查出假帐或偷税事件时，对相关财务人员进行相应扣分处理，当扣至一定分值时，该财务人员就永远失去会计协会成员的资格，从而，永远不得再从事财务工作。

  我国实行的是流转税为主，各种繁杂收费为辅，加高利行业国家专卖经营，重点行业国家垄断经营的财政积累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财政积累率高，且主要由人民大众负担，进而，不利于提高社会的价值确认能力。税制改革的重点是费改税和施行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并对财产持有征税。

  主要措施是促使城市市政经济与农村土地经营权同步市场化，在完全取消地方财政对市政经济的补助同时，建立鼓励农民移民城市的政策体系。

  我国目前还没有树立劳动价值确认的保障体制，各地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不高，不利于基本需求产品价值的充分确认。

  信用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货币信用，第二级是利用货币进行的银行信用和个人借贷活动，第三级是利用银行信用形式进行的国家信用。但目前对国家信用的研究还不足。

  在西方国家，政府在保留市场竞争机制的同时，利用财政手段对市场竞争造成的不公平现象进行修补，而我国既要保留市场竞争机制，也要维护阶层利益，国家财政就基本不具有社会福利的职能，因此，建立国家信用体系是提升中国社会福利的最后机会。

  货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剩余价值归属权的记录形式，另一方面它是剩余产品信用式消费的机会和上限。在货币出现初期，产品的信用消费路径发挥了促进生产发展作用，但发展到一定时间后，货币做为支付和消费上限的意义，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发展，人类只有在科技大发展后，才能通过生产节约手段突破了货币信用的上限制约，才实现了经济和福利的高速发展。但是，科技虽然有大发展，但贫困与饥饿仍长期存在，因此，除科技进步外，还是要对信用制度本身进行改造，才可能更好的消灭贫穷。

应该说货币有积极面，也有负面效应，负面效应在于形成了信用上限，之后，竞争机制促进了科技发展，并促使人类在经济总量上能突破货币信用上限的制约，然而，竞争机制也有负面效应，就是在促进人类经济整体发展，帮助人类福利整体提高的同时，也生产了少数的竞争失败者，因此，人类世界要完美就一定要再一次进行经济制度革命。

  私有化与科技发展的结合，就是大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责任也相应落到资本拥有者肩上，然而，生产过程只是创造了劳动价值，如果劳动价值得不到确认，如果劳动产品不能变成商品，则生产活动就毫无意义。现实生活中，贫穷与饥饿的存在就是部分劳动产品不能变成商品的原因，因此，要最大限度的提升生产的意义，生产组织者就要帮助穷人扩大消费能力。然而，现代经济是一依靠机制运行的经济，富人的钱不能白送给穷人，但富人的钱可以借给穷人使用，以促使他们突破货币信用的上限。

  通过信用方式来消灭绝对贫穷，从富人的角度看，能得到产品价值的确认机会；对于穷人来说，能得到生存和调整竞争力的机会；站在国家的角度，这一过程有利于建立信贷促消费、消费促就业、就业促脱贫的良性循环关系。因此，利用信用手段提升社会福利的思路是可取的。

  通过信用方式消灭贫穷，简单的说就是建立一种将富人的钱借给穷人使用的合理方式，然而，这一方式需要利用国家的担保能力，所以可以称之为国家信用。

  国家信用必须建立在银行制度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有以下几种构建思路：

  第一、将银行准备金提高15%以上，并将总储蓄的15%用于扶贫贷款。实行这一方式要相应提高银行的赢得空间，也就是扩大银行存款与贷款间的利息差。我国目前储蓄总额约20万亿元，它的15%就是3万亿元，这个数字不是小数目，如果利用的好，就能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消除贫穷和全面提升社会福利。

  第二、建立信用工资制度。实行普通工资和信用工资两种工资制度，由从业人员自愿选择进入哪一个工资体系，如果选择信用工资的人，其工资必须经专门指定的银行代为发放，且工薪收入的30%必须存入国家指定的储蓄专户，之后，参与信用工资体系的人能享有相应的个人消费信贷空间。这一体系的起动资金可以是国家现有的银行准备金。

  第三、建立国家福利银行制度。首先，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两体系合并为国家信用银行，主要负责向贫困人口发放消费贷款；其次，为确保资金来源，建立国家投资保证金制度，要求各行业投资人，必须按投资总额的1%－3%存入国家福利银行专户，同时，规定该款只有在企业经营活动终止，且没有拖欠职工工资的情况下返还投资人。

  第四、施行商业银行按比例发放扶贫贷款，投资风险共担的制度。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其信贷总额的20%用于民政部门认可的扶贫和福利贷款，之后，经营风险由商业银行与国家各担一半。

  第五、建立国家信用基金制度。在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来源，如现有的所有社保基金、银行准备金、邮政储蓄的全部存在、住房公积金款项、所有社保费收入、各级财政预算与预算外收入增长部分的20%；在资金使用方面，除包含正常的社保费支出外，最大限度的开展扶贫救济；在基金的保值方面，可将闲置资金用于收购铁路、高速公路、商场等不动产方面，由于这些项目的主要成份是土地价值，而土地价值可以在若干年后重新评估，所以，能适应长期运作的需要。

  应该说，探索在我国建立国家信用制度，是在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时的被动选择，也是为扩大劳动价值确认机会寻找的补充制度。其实，国家信用制度与西文国家福利制度相比更具有合理性，因为西文国家的福利制度会使人民对国家产生过度的依赖，会使国民变得不再勤劳，而如果施行国家信用制度，人民同样会得到货币的使用机会，但事后会变得比以前更加勤劳，因为，他们要偿还债务。当然，未来建立的国家信用制度，还必须包括利息与债务的免除机制，否则就不会是一完美的制度。

  所谓扩大价值确认范围的创新方法，就是如何突破货币信用的上限，在不使用货币或通过扩大货币发行量的方式，对劳动价值进行额外的扩大化的追加确认。

  事实上，在古代使用金属货币时期，每年金矿开采的新产量；在建立银行制度后，银行固有的扩大货币使用量的功能；在实行外汇管制国家里，外资进入而带动的本国货币发行量的加大等等，都是对财富的价值确认上限进行突破。因此，如果突破财富的信用上限，以扩大社会对价值的确认能力是一重要的研究课题。

  以我国上一轮通货紧缩为例，1996年、1997年两年内，我国出现了所谓的粮食严重“过剩”现象，其实，当时中国农民的肉食量非常之少，笔者在福建省北部某一村庄调查时发现，该村人年均猪肉食用量不足30斤，笔者再进一步向来至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调查，得知中国农民的肉食品消费量都十分不足，那么，在这样的国情下粮食过剩之说从何而来。

  从经济竞争的角度看，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民收入少，生活水平低一些是合理现象。但是，当农民粮食有余，也有许多剩余劳动时间，且因大量粮食涌向市场而导致粮价严重下跌时，农民还吃不上更多的肉，这就不能再简单视之了。

  从劳动价值确认的角度看，农民正面临货币信用上限对劳动价值确认的瓶颈，因为，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价值只有通过市场才能确认，否则，他们无法获得延伸自身需求所需要的货币。这就引出了一个是否有不经市场认可而确认劳动价值的问题。

  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劳动产品生产出现后，其价值与效用是集于一体的，只有产品变商品后，产品的效用才给了别人，产品的价值才变成了货币，之后，生产者才能再用货币交换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其它产品的效用，同时，如果劳动产品由生产者自身消费后，产品的价值与产品的效用就同步消失了。按这一逻辑，农民如果吃下自己种的粮食，那这部分粮食的价值就没有了，那么，当城市居民对粮食需求已经饱和，农民自身的需求反而严重不足时，能否给农民自身消耗粮食行为一个价值确认的机会呢？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从微观经济循环的角度看，让中国农民多吃一些自己种出的“过剩”粮食是没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机会还是会有的，因为，粮食这类的前沿产品过剩之时，往往是引发通货紧缩之时，当前沿产品大量的过剩，就会引发前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并使前沿产品的劳动价值基本得不到确认，这一现象会使整个经济体系的资金流量出现收缩，而这一局面又进一步使后续产品的劳动价值也无法得到正常的确认，从而产生全面的通货紧缩现象，因此，为了防止通货紧缩现象的出现，国家必须做出以下分析：

  第一、过剩的产品是否前沿产品；

  第二、产品过剩的真实性，是否属于中国粮食过剩式的虚假过剩；

  第三、过剩产品的生产原材料是否具有稀缺性；

  如果判断“过剩”产品确实属于前沿产品，产品过剩只是假象，社会潜在需求十分强盛，并且，产品生产的原材料也相对丰富，这时， 国家可以通过消费贷款加差额还款的方法，进行假性过剩产品劳动价值的确认，以防止通货紧缩现象的发生，其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国家以补贴利息的方式鼓励生产者消费自己生产的过剩产品；

  第二、对生产者自己消费自产产品贷款，只需归还贷款额的60%到80%间的某一值。

  第三、还款的差额由国家通过扩大货币发行的方式填补。

  但是，当粮食“过剩”可以用上述方法解决问题，那么，无法通过生产者自身消费来消除“过剩”的产品怎么办？

  首先，国家要停止对过剩产品新增项目的审批；

  其次，对生产补助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要进行必要的评估；

  再次，建立对假性过剩产品施行四年销售补助的制度。做法是先确定产品供需正常年份的平均价格，并以这一价格的20%为标准确定单件产品的补助额，之后，以每年减少25%的幅度逐步减少补助至取消。

  当然，国家用于补助假性过剩产品的资金可以通过扩大发行货币取得，但扩大发行的货币量必须有上限，同时，还要配以提高利率与准备金率等回笼资金的措施。

  对于扩大价值确认范围的创新方法研究，首先，要认同信用生财机制，其次，要认同劳动价值论，但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信用生财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或未进行研究，或不加认同，因此，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是空白，或许这就是未来人类消除贫穷的主要突破口。

  虽然财富、价值、价格都能用货币表示，但三者不尽相同，三者的互动关系，必须以有利于劳动价值的确认为主，只有生产（供给）方能不断创造更多的劳动产品，消费（需要）方能不断进行更多的价值确认，则社会经济就会不断增长，人类的福利就会不断的提升。

然而，在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中，效用价值论者否定劳动创造价值，而劳动价值者也否定价格中存在一定量的心理预期成份，两者都试图将价格与价值等同起来，并且，效用价值论者还将商品的实际效用与对商品的心理预期混为一谈，所以，两派都无法成功说服对方，但是，如果我们对财富概念进行新鉴定，建立新型的国民财富观，承认价格与价值的不同，承认价格中包含有心理预期的因素，则两学说各就各位，就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我们仍以空气及其制品为例，通常情况下空气对人有效用，但不含劳动价值，劳动价值论者认为，当人类利用空气生产出纯氧时，纯氧产品是有价值的，但效用价值论者认为，空气也有价值，因为它有效用，就有相应的“效用价值”，在这时价值与功利是通用的，因此，就空气阶段而言，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说的不是一回事，既然不是一回事，那为什么不能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呢？

我们再以纯氧制品为例，假设有两家同时建厂且工艺水平完全一样的纯氧制品企业，一家讲究品牌战略，一家不懂品牌经营，若干年后，同样质量的纯氧，创下名牌的企业产品就是卖的比没品牌的产品贵30%，这时，我们能说两产品的劳动价值量不一样吗？不能，其实，利用现在出现的虚拟经济概念，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因为，“品牌价值”实际是因心理预期因素而产生的价格构成因素，是对存量财富的一种再分配。可见，劳动价值与品牌价值仍然有不是一回事。

  同样的，我们也能推论劳动价值与价格不同，价格中至少包括效用价值、劳动价值，以及与虚拟经济有关如品牌价值之类的各种价值，那么，既然价格与劳动价值不是一回事，那就不能用劳动价值来否定均衡价格论。

  然而，利用均衡价值论的同时，也决不能否定劳动价值论，因为，劳动价值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国民财富是人类福利的唯一源泉，如果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福利最大化的社会与经济体制。或许就是因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使今天的西文经济学解决不了人类贫穷的问题。

  应该说，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论都可以有各自的运用方式，首先，由于具体的劳动价值量无法进行准确计算，所以，进行市场需求量的实证分析，以及，市场供需平衡关系的实证分析，仍要均衡价格理论；其次，所有个体价值创造能力与自身价值消耗力差额的集合构成了财富，财富起源于劳动价值，又反过来发挥确认新劳动价值的作用，因此，无视劳动价值的存在，就不可能建立真正公平的财富分配体系，也无法直接实现劳动价值确认率的最大化。

  因此，在正确认识财富、价值、价格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财富观、价值观、价格观后，经济学就有望走出对立，有望逐步走向统一，实现最大限度的造福人类的共同目标。

  总之，经济学之所以繁杂且对立，就是人们对货币的本质研究不透，对信用是构筑市场经济大厦的基石的本质特征认识不清，进而，使人们对使用货币来衡的财富、价值、价格问题，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认识观，因此，只有建立新型国民财富观，认可货币的信用本质，认可财富的信用本质，认可价值与价格的不一致性，经济学就能实现再生，就有真正望承担起消除人类贫穷的历史使命。

参考资料：

1、    孟建苏、《关于国民财富的新思考》、《福建论坛》2007年第1期

2、    蒋伏心、《“亚当•斯密时代”：反对者理论的现实思考》、《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8期

3、    梁小民、姚开建主编《西方经济学必读手册》

4、    邓春玲编著、《经济学说史》

5、    李薇辉编著、《西方经济思想史概论》

                            二00七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