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一词已成为泛指人类福利追求的一切活动的专用名词，所以，本文所讲的福利法则，也就是经济法则。人类的福利法则包含福利延伸的个体方法与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规则两方面内容，是先有个体方法后将方法上升为全社会行为规则。人类只有建立了福利法则后，经济活动才具有社会性，才衍生出经济现象与经济机制，所以，经济学研究必须从福利法则研究入手，而不能从经济就是现象研究入手。就目前而言，依形成的先后人类可以总结的福利法则，有交易法则、信用法则、秩序法则、竞争法则、节约法则、经济平衡法则、公平分配法则。

人类最初发现的延伸福利方法就是交易方法，最初的以货易货方式，实现了人类福利的第一次向前延伸。

对工具的使用，人类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使剩余产品的出现在所难免，由于生产者个体消耗产品的量有一定的上限，于是，个体间交换剩余产品就能实现自身福利的延伸，因此，交易方法形成于产品过剩前提下的互助，而作用就是福利实现了有效延伸。

在交易方法普遍运用之前，人类的生产活动或许只是自然界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人类运用交易手段延伸自我需求后，人类的生产才有了社会性，之后人类社会化行为逐步增多。

在货币没有产生之前，以货易货的交易活动，客观的发挥着提升人类福利的作用。

人类的交易最初是以货易货，但这样的交易方式不能适应交易范围不断扩大的需要，不能解决某些交易产品生产周期不一致的冲突，不能实现绝对剩余产品的充分利用，于是，信用方法开始进入交易领域，当饥饿的人没有产品与人交换粮食时，粮食绝对剩余的人愿意选择某个物品为契约物，在取得这一契约物后，将粮食借约饥饿的人食用，之后，曾经饥饿的人再去生产出借粮者需要的产品，以实践自己的诺言和换回契约物，这一通过原始契约物实现的信用活动，就是信用方法最初的运用方式。

由于信用手段的运用，人类福利又一次得以延伸，人类福利总量又一次得到放大，于是信用手段被普遍认可，而与此同时，民间随意选择的契约物在几经磨合之后，逐步演变成货币。因此，货币的本质就是信用，它是人类延伸福利的核心方法。

当货币出现后，人类因生产能力的不同和资源占有水平的不同，会出现福利延伸水平的绝对差异，这时人类社会开始贫富的初步分化，于是社会呼唤秩序，以维护信用制度的可靠性，因此，人类的社会管理起源于对信用体系的维护。而秩序方法的运用，确保了货币的可信度，人类又在货币可信度的支撑下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福利。

竞争能促使人们主动去提高生产效率，并通过生产效率提高来延伸自我福利，但是，人类除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和参与市场交易的方法来延伸福利外，还有一种竞争方法就是用暴力占有他人财物，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竞争方法，但他长期的普遍的被人类运用，奴隶制和侵略战争就是这一非常规福利延伸方式运用的结果。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人类的福利竞争才基本回归到纯经济竞争的范围之内。也正因为人类竞争方式的回归，人类科技与生产力水平才在近200年大为提高，于是，人类福利总量才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大增长。

应该说竞争方法早就有之，但纯经济的竞争方法是在资本主义抬头后形成的，它的作用在于促进了人类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发展。

经济一词有许多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节约，有学者就把经济学当为节约的学问。其实，在经济学产生之前，人们就在用交易与信用手段延伸自我需要；在经济学产生的初期，它主要是研究价值怎么生产、交易怎样公平；而现代经济学更注重经济平衡的研究，因此，简单的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节约的学问是不严谨的。但是，节约方法确实是人类实现福利延伸的最核心方法之一，怎样以少的投入获得大的产出；以有限的资源，更大限度的满足人类不断澎胀的物资需求，是人类无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如果说人类追求福利的信用方法是人类自身创造出现的，而节约方法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类的，因此，节约方法一开始也就是节约规则或法则。

节约方法产生于人口增长与单一人口消费水平的大幅提高之后，所以，它形成更晚。

当人类的福利竞争远离了暴力，当经济竞争促进了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后，萨伊定律就失效了，人类经济活动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平衡，通货紧缩如恶魔挥之不去，这时，人类开始追求新的经济平衡方法，并因此产生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决。

社会主义思想家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不平衡现象，他们认为：要从对劳动价值的重新认同开始，重新建立新的分配秩序，并最终实现经济重新平衡，这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方法是让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他认为：当先进的生产方式使个体劳动只有借助工具（生产资料）才有意义时，私有制使工具（生产资料）的发言权大于劳动者，于是劳动者更加贫穷，社会生产失去了总体上目标性，社会总购买力就会逐步递减，于是造成了经济的不平衡，所以，重新实现经济平衡就要从实现公有制入手，因为这样能使工具（即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发言权降为零。

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公有制存在竞争不充分和价格信息不充分的问题，同时，社会利益由上级分配的体制，使人们热衷于通过追求权力来实现自我需要的延伸，于是，使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开始了以找回竞争机制、找回价格机制、找回社会创新动力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运动。

代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仍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经济平衡，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发现财富的信用本质，同时，为了反击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他们否定劳动是价值的根本源泉，转而研究效用价值，并建立起了一个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讲究供需之间平衡的新经济平衡模式，然而，这一模式仍然没能真正找回经济平衡，当通货紧缩基本治理后，通货膨胀又尾随而至。那么，现代经济为什么会产生通货膨胀现象呢？原因在于凯恩斯没有认清财富的信用本质前提，他建立了一个通过信用扩大化来治理通货紧缩的新方法，但他无法使信用扩大的程度达到合理水平。

其实，资产阶级学者的失误是重大的，他们明明知道经济不平衡的核心表象，就是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经济不平衡的实质就是由存量财富构成的信用总量与由社会生产能力构成的新增劳动价值总量之间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因习惯性的反对劳动价值论，而无法最后取得成功，就凯恩斯来说，他仅仅是认识到经济平衡的一方是信用总量，但没有认清构成信用总量的财富因何而来，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没有最终成功，就货币主义与凯恩斯学说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不能成为一个整体，缺少内在的有机联系，是以理论否定为前提下的方法互补关系。

因此，可以说经济平衡方法产生于科技进步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人类还没有建立完全成熟的经济平衡方法，西方经济学也只是类似于中医的相对有效的经济平衡方法。然而，就是这一相对合理的经济平衡方式，造就了西方经济的局部性成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

由于财富过于集中将导致经济活动失去总体目标，会造成若干个体消费能力大增长与社会总体消费能力普遍下降的并存局面，所以，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社会财富的公开分配方法，因为，经济活动是追求人类福利总量的持续增长，而一个人福利延伸的空间有限，一个人吃多少，穿多少有上限，只有全社会的利益都能得以延伸，社会经济总量才可能不断增长，社会生产才会有明确的目的性，而使全社会消费能力普遍提升的前提是公平分配方法的运用。

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思想源于社会主义思想家，是以劳动价值论和伦理学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思想，但它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运用，原因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和平参政的结果，或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向混合经济转型的结果。

可以说，凯恩斯理论局部的解决了技术进步使产能扩大后，社会信用总量的相应扩大的问题，而公平分配方法基本解决了西方国家生产目的性的问题，追求供需平衡的方法与公平分配方法共同构筑了西方社会的文明成就。

人类追求福利的方法还有很多，但上述人类追求福利的方法，被社会公认为最基本和最积极有效的部分，于是人们就自觉的将其视为参与经济活动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基本行为规则，福利法则就此产生且客观存在，可见，福利方法是人类为福利延伸的客观需要，在个体交往中自然产生的，而福利法则是人类对福利方法进行总结后的自觉遵守。

人类只有在确立福利法则后，生产活动才具有社会性，而以前的生产活动只是大自然生产的一部分。福利法则的作用在于确立了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从而，使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十分完整，发挥着全面提升人类福利追求效率的作用。

同时应该看到，正是有了信用法则，人类产品的功效与产品的生产者所有权（也就是劳动价值）能实现两分离，之后，正是商品实物流与货币信用为表象的价值流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经济体系或大厦。同时，也正是信用法则的存在才有了财富现象，有了财富后才有部分财富转化为资本，有了资本之后，才有人类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

可见，福利法则是人类社会各经济现象、人类经济体系，以及经济机制产生的源泉和基础。可以说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就是福利法则，如果单纯从现象方面看，是很难看出货币与财富的本质。然而，现实生活中，人类经济学起源于对经济现象的研究，这一因素造就了经济学至今不成熟的现实。

信用方法是人类在交换物品的实践中，发现许多情况下确实无法实现以物易物时的一种选择，如当时打猎的家庭每天都有产品生产出来，而从事农耕的家庭一年才出一次产品，假设某年农耕家庭遇上大汗没有收成，于是，这一农耕家庭就只能选择利用信用手段参与交易。货币早于文字出现，在没有文字也就没法书写借据时，人们会选择某一物品为契约物，当人们使用的契约物逐步统一后，货币就相应产生了，所以，货币是信用方式演变为信用法则时的必须产物，它起源于对信用手段的需要，它的本质就是信用关系。

在货币出现之前，人类的信用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且是借什么物品还什么物品，当货币产生后，人类的信用演变为个体与社会之前的信用，货币做为社会公认借据的普遍使用，为产品使用功效与产品生产者所有权的两分离创造了条件。即当新产品生产出来后，产品的使用价值（具体功效）与生产者的所有权是一体的，如果这一产品由生产者自己消耗了，则产品的使用价值与生产所有权会一同消失，而当产品供给他人消费后，产品的使用价值仍会消失，但产品的所有权关系不会一同消失，而这种产品所有权关系的量化就是劳动价值或交易价值，换言之，就是当产品变为商品后，产品满足人类福利的使用价值与包含在产品中的人类劳动价值是两分离的，当有人要获取他人的劳动产品时，就必须先对他人的产品进行劳动价值确认（即购买），只有这样才能合法的拿走别人的产品，与此同时，当生产者大量拥有货币后，他就拥有了财富。所以说，财富是劳动价值通过货币形式进行贮存的结果，它起源于交易法则与信用法则共同造就的产品使用功能与产品劳动价值的两分离，形成于劳动价值的可贮存性。因此，可以说财富是劳动价值的信用方式贮存，它的本质仍然也是信用。

对货币与财富信用本质的认识，对建立新经济平衡模式至关重要，因为，当把劳动价值和财富看成信用后，根据每一产品的使用功效与劳动价值最初等量的原理，可以推导出产品使用功效总量必须与社会信用总量等值的经济总量平衡关系。目前学者们明明知道经济不平衡或表现为通货紧缩，或表现为通货膨胀，但他们只强调供需平衡，而不直接研究通货（即信用总量）与供给的直接平衡，原因就是对货币的信用本质认识不清，或许这就是人类至今大部分贫穷的原因。

福利法则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就如人类在学会了穿衣、直立行走和用火等新生活方式后，人类的自身会发生许多变化，包括毛发、尾巴、盲肠的退化等。福利法则的实际运用也产生了许多新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可以称之为经济现象，如从积极的角度看，交易法则产生了价值现象、信用法则产生了财富现象、秩序法则产生了人类的统治社会；从消极方面看，竞争法则曾导致了战争和奴隶制、节约法则产生了人类剥削等等。经济现象可以概括为生产、流通、交易、分配、管理五大方面。与此同时，经济现象之间还有内部关联性，这就是所谓的经济机制，

经济机制分经济体系的内在机制和服务经济管理需要的外设机制，人类对经济体系的内在机制的认识还不全面，目前已认可的经济内在机制有市场机制、竞争机制、节约机制，而未确认的机制有信用生财机制、价值确认机制、信用守衡机制。如果不对这些机制进行研究，人类就不可能最后战胜贫穷。

信用生财机制是指剩余产品信用式消费的扩大，才是财富总量增长的唯一源泉。即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一方面可以通过信用手段扩大对他人剩余产品的消耗量，另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信用手段实现对剩余产品价值的贮存，从而，形成社会消耗总量与财富总量同步增长的机制。

信用生财机制揭示了财富的两个主要特征：第一、财富增长来源于劳动价值的增长；第二、财富增长具有福利性，因为它以剩余产品消耗量的扩大为前提。斯密曾说人类为自身利益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客观上也会造福他人，就基于信用生财机制。

人类最初的交易是以物易物，当时还没有什么价值观念，只要有剩余产品就可以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当随着货币之类的契约物参与交易过程后，人类才形成了价值观，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货币之类契约物，对剩余产品的价值进行收藏、贮存，于是，人类交易进入等价交换阶段。当生产能力强或资源占有多的一方，在交易后，更多的贮存了剩余产品价值时，而生产能力弱、资源占有少的一方，在交易中更多的是通过信用方式（如开借条）消费他人产品时，财富开始形成，大量收藏剩余产品价值的一方才成为拥有财富的一方，另一方就成为负债的一方或相对贫穷的一方。可见，财富的自然增长方式，是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并让剩余产品以信用方式供他人消费。

信用生财机制与劳动创造价值的提法并不矛盾，因为，劳动创造了价值，但如果没有信用体系，剩余产品的使用功效与劳动价值就可能同时被浪费，而当有信用后，剩余产品的使用价值才能更广泛的被社会消耗，这不就使人类的物资消耗量又有所增加吗？也只有剩余产品大量的被人们以信用方式消耗，才会出现财富现象，所以，信用现象扩大了劳动价值实现的空间，财富增长的追求就是劳动价值总量增长的追求。

价值确认机制是指社会新增剩余产品的劳动价值，必须经过信用方式确认后才能实现，且信用上限构成剩余产品价值确认的上限。通俗的说就是剩余产品买的出去才有（劳动）价值，而剩余产品全部出售的前提是社会有足够的信用总量。

价值确认机制揭示了社会产品供给总量要与信用总量平衡的客观要求。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提出有效需求与供给平衡的说法，但产生有效需求过剩或不足现象的机理，西方经济学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经济的波动现象，于是就不得已的视其为“规律”。

信用守衡机制是指社会剩余产品生产的总量与社会信用的总量之间基本平衡，反之，就是社会信用总量与社会对剩余产品的确认总量或能力基本平衡。

关于信用守衡机制在现实生活中有几种表象：

（1）、剩余产品总量决定社会信用的总量

不论社会货币量有多少，社会信用总量会通过商品单价的变化来保持与产品总量的平衡。

（2）、经济增长受信用上限的制约

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生产总量的增长受购买力的约束。

（3）、在信用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存在技术进步促使价格递减的现象

当新工艺、新技术的使用，使某一产品在用工、用料等因素都不变的前提下，产品的产量翻了一翻，这时，一方面，由于每一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价值量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信用总量有上限，所以，技术进步使产品价格呈现递减之势。这时的价格递减主要对广大消费者有利而对新技术的拥有者不利。

（4）、在技术进步且物价不降的前提下，技术进步使信用资源的分布结构失去平衡

只有在技术进步而产品不降价的前提下，新技术拥有者才能独得实惠。但此时，新技术运用者通过节约手段扩大财富积累后，一方面劳工们就业机会减少造成社会工资总额和社会消耗总量的下降，另一方面经营者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而经营者个人消耗能力有上限不足以替代广大劳工减少的消耗量，所以，社会就失去了充分利用信用资源的机会，社会信用也会相应失衡。

事实上，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经济严重失衡现象，就是学者们对信用守衡机制认识不清造成的。

通过对人类福利法则中的交易法则和信用法则的研究，我们可以推论出产品的生产者所有权与产品的使用功效，能在人类社会的交易中通过货币信用手段实现两分离，而通过这一分离现象又能进一步推论财富的本质就是信用，再后，我们还能进一步推论出信用生财机制和信用守衡机制的客观存在，至此，现代社会的经济不平衡的根源就基本浮出水面。

人类造就了由交易、信用法则和秩序法则构筑的经济大厦，但同样是福利法则的运用造就了人类经济的不平衡，具体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货币的出现使人类有了可以统一使用的“借据”，在促进人类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因信用活动的格式化，而造成信用规模增长的人为瓶颈，在没有货币时，更多随意的契约物能用于扩大信用规模，但以维护货币信用的可靠性而建立的秩序法则，对货币以外的契约形式形成了压制，于是，人类信用的总量与生产能力增长的总量不能自动实现平衡。

人类的生产能力增长决定于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两大因素，而货币做为主要信用手段，它的增长途径有三个主要方式：

第一，贵重金属开采增加货币量方式。这一方式主要在古代使用，但古代社会基本没有经济不平衡问题，原因一是古代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本身不高，反而货币生产量在持续增长；二是古代金属货币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本身具有收藏价值。

第二、政府发行纸币方式。政府发行纸币的原因很多，但在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后，各国政府普遍意识到货币与产品生产量、资源供给量之间有某种关联，但经济学家们仍未能认清这一关联的实质就是信用守衡机制。直到美国货币主义理论的产生，各国才完全规范了纸币发行行为。

第三、银行信贷方式扩大了社会货币使用量。在这方面凯恩斯用剩数原理说明了此事。

总之，生产总量增长与信用总量增长原理的不一致性，是造成经济不平衡的第一原因。

人类近200年来生产能力增长的飞速，使秩序法则约束下的人类信用总量增长严重滞后，而银行信用方式在初期都是为投资人服务的经营模式，扩大了生产能力增长与信用规模增长不一致的矛盾。这是造成通货紧缩的第一原因。

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会造福人类也会造成财富的过度集中，从而导致部分信用资源的空置和导致经济不平衡。如某国一个农户凭旧方式约能耕种10亩田，当新技术引进后，一个农户能耕种100以上的农田，如果使用新技术的农户使用降价的手段打败了旧农户后，这时，就产生了信用资源分布不合理的问题，因为，从财富积累的角度看，新农户增加了货币财富的积累，但从产品实物的角度看，1 农户的粮食消耗远不如10 个农户共同消耗的多，那么，在经历若干个生产周期后，就会出现货币财富增长与实物消耗量增长呈反比的恶性现象，于是经济又会走向不平衡。

此外，现代银行经营模式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客观存在。

目前，凯恩斯的理论和西方福利国体系，通过扩大国家信用的手段和国家再分配的手段，基本解决了信用资源分布不合理造成的经济不平衡现象，但西方经济学仍无法治理信用总量增长与生产能力增长不同轨迹引起的经济不平衡，仍无法解决生产能力增长绝对超过信用模范增长时的经济不平衡。因此，在治理经济不平衡的方法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创新。

竞争法则也好，竞争机制也好，它们在带来了人类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长期的成为人类痛苦的源泉，许多的战争、侵占、剥夺、剥削、奴制、贫穷等都与竞争法则有关。

竞争法则除带来上述社会学、伦理学方面的负面作用外，还带来纯经济学方面的负作用。

第一、使生产的目的性迷失

首先，先进设备运用于生产后，产生了个体劳动的意义消失的问题，因为，人只有依附于机器劳动才有意义时，对于在职的就业工人来说，他们在企业利益分配格局中将失去发言权，于是会导致资本过度积累，进而，使生产失去总体的目的性。

其次，对于新技术带来的失业现象来说，技术进步的效益，一部分来至失业工人的生活消耗方面的节约，即部分效益来至工资的节约，进而会产生货币财富的积累与扩大社会物资消耗量的初衷呈反向作用的现象，进而，又将会使生产失去其原有的目的性。

第二、造成信用资源分布不合理现象后引发经济不平衡

我们知道，新技术是在破坏原有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的前提下发挥作用的，新技术运用与失业总是相随，所以，新技术在带来货币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会带来信用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产生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多数人倾向更加贫穷的现象，而当多数人消费能力下降后，物资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不平衡就会引发经济总量的不平衡。

关于竞争法则的负作用问题，历史上引发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决，目前，在西方福利国家内部有所解决，而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还没解决好，事实上这一问题也就是今天贫穷人口仍占大多数的原因。因此，经济学理论必须尽快正面研究这一问题。

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实质上也属于这一问题，国家目前苦苦守着没有效益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是防止绝大多数人口的绝对贫困化。笔者主张在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前提下，农村土地必须归国家管理，只有城市土地才能归地方政府管理，因为，地方政府主要靠“土地财政”实现自身的平衡，农田的国家管理能有效抑制地方的征地冲动。之后，对农业用地施行国有民营，让农业高效化，同时，对失地农民给予城市化方面的资金补助，以及一定时期的失业救济。农村土地非地方政府管理的另一好处是，当国际风云突变时，城市新移民可以返回原藉重新务农。

关于经济学迷失的五个方面，使人们看不透经济现象，解释不了经济体系如何形成，也解决不了财富如何自然增长，以及经济平衡问题，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除造成贫穷外，它导致的最大负面作用就是浪费，这大规模的浪费可分为社会性浪费和经营性浪费。社会体制浪费，包括战争的浪费、供养军队的浪费、意识形态竞争的浪费、大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浪费等等；经营性浪费，主要指一方面二至三个厂家生产就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可能十多家企业在生产；而另一方面，对某些市场确有需求的产品的投资又会因担心经济过热而受到压制。

其实，人类最大的浪费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浪费，各种流派思想都认为自己对人民最有利，最能造福于民，但在经济体系形成之迷没有破解之前，还没有哪一个思想流派能绝对战胜对方，因此，通过对福利法则的研究，尤其是对信用法则的研究，能充分破解人类经济体系形成之迷和财富形成之迷，从而 ，使人类追求福利的方式可能趋向统一，这样就能使人类浪费极小化。

总之，只要人类最终能看穿经济体系的原有面貌，并建立起更加高效的经济管理体系，不再片面的为追求货币财富增长而进行经济活动，人类就能最终消灭体制浪费、投资浪费，进而从根本解决贫穷问题。

在经济失衡时，我们或称之为通货膨胀、或称之为通货紧缩、或称之为金融危机，原因就是交易双方力量的平衡一方是以生产供给能力为基础，另一方就是以信用总量平衡为基础，供需平衡是表象，供给与信用的平衡才是本质，因此，所谓经济学的回归，就是经济平衡模式要从供需平衡模式回归到生产供给能力与信用总量之间平衡的模式。换言之，就是建立一个以信用平衡为基础的新经济平衡新体系。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如果单纯从现象上看，货币产生于交易手段的需要，仅是充当等价交换物，这样，货币的信用本质就不易为人们所认识。如果货币真的只是交易辅助手段，那么，货币又怎么会成为财富呢？金融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有，人们为获得资金为什么还愿意付出利息，可见，货币中包含有所有权关系，并不仅仅只是交易中的等价交换物，那么，货币中的所有权关系从哪来，又为什么能转换为商品，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货币是一种格式化了的公共信用关系，相应的，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前，信用法则就被人类发现和利用。

之所以说信用法则的客观存在，我们还可以通过商品使用功效与生产者所有权在现实生活中是两分离的现象得以证实，也就是说，现实的经济体系是一产品实物流与产品价值流反向交叉运行的体系，产品实物不断产出和消耗，而以货币为代表的价值流不会消失且一直运转下去，试想，如果商品的使用功效与所有权没有分离，那么，实物流与价值流为什么反向运转呢？因此，现实的经济体系就是一个实物功效与价值两分离的体系，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产品实物与产品价值因何而分，又因何而统一，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信用而分，因偿还信用而合，所以，可以推论：信用法则是构建人类经济大厦的基石，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实质上就是一个大的信用体系，正是信用法则、交易法则和秩序法则，共同造就了人类生产所特有的产品功效与产品生产者所有权（即劳动价值）两分离的现实，也正是造成了产品物流与价值流的并存现象，同时，只有人类才有的财富现象，也是人类运用信用法则的结果。

所以，我们对信用现象要重新研究，可以将现代信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家统治秩序保护下的国家货币信用；第二层次为现代金融企业建立的社会信用；第三层次是个人借据确立的民间信用。

重新认识信用现象后，我们必须建立以下新观点：

第一、货币在发行国的国家统治秩序保护下就是财富；

第二、由于货币价值量起源于产品功效与产品价值的分离，所以，创造产品使用功效所投入的劳动价值量，就是货币价值量的起源，相应，财富的积累也来至对劳动价值的积累；

第三、当看清货币的信用本质后，对于贫穷的国家来说，就不再有资金短缺的问题，只有信用量是否充足的问题。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第四、货币存在于一定的秩序法则之下，国家是信用的主宰者：

第五、确认信用生财机制，规范财富的增长的核心方式是社会剩余产品的信用式消耗，努力建立财富增长要与人类福利延伸同步的基本理念；

第六、建立引进外资就是引进信用的认识观，必须尽快对我国现行外资政策进行反思;

第七、建立财政、税收体系就是对信用资源分布结构进行重新调整的体系，是对竞争经济体系的必要补充，因此，对资本征收利得税十分必要;

第八、建立新型的贫穷观，贫穷的内涵应该包括信用资格的失去;

第九、勇于破除对资金神秘感，当确认生产能力大于信用总规模时，可以大胆扩大货币发行量并无偿的用于扶贫事业，通过人为增加信用规模的方式适应经济平衡的需要。

总之，重新研究信用现象，就是要在确立信用生财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财富增长与剩余产品消费同步扩大的经济体系。

不同的商品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市场价格，以供需平衡为核心的现代西方经济体系，的确很难以劳动价值为经济平衡的计量依据，它们选择效用价值为计量依据是正确的，但供需平衡模式没有造福于全人类。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是在不考虑货币因素下的产业部类平衡模式，它虽然认可劳动价值，但对货币的作用加以否定，所以，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建立真正合理的平衡模式。

事实上，在一个秩序独立的信用体系内，任何商品都有一个平常状态下的价格，我们称之为商品的基础价格，且商品的基础价格就是商品的劳动价值。通常以往售出商品的总价值构成社会的信用总额，根据信用活动的一般原理，有多少剩余产品被他人消耗，就会有多少信用总量被积累，同时，与信用总量相对应的是有相应的生产能力或供给能力在等待兑现之前的信用，即当张三售出自己的剩余产品给社会后，他也会向市场购回同样价值的商品，如果张三用不了那么多的钱，他可以存入银行，通过银行的媒介作用，由他人完成向社会兑现商品的过程，所以，在一个技术水平不变、信用规模不变的经济体系内经济能实现自我平衡。可见，经济平衡的基本原理是在价格趋于常态化时，每一产品功效与产品价值（劳动价值）必是相等的，当产品成为商品且实现功效与价值两分离时，初期社会产品的总功效也等于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在后期，由社会产品总（劳动）价值构成的社会信用总量，也能换回与初期等量的社会总产品。相应的，经济不平衡就起源于产品功效与产品价值的两分离后，初期产品销售形成的社会总价值或社会信用总额，在后期不能换回等量的社会总产品，或是社会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使信用规模不够使用。所以经济平衡的实质就是社会产品的实物总量与社会的信用总量的平衡。

我们知道经济不平衡的根源：一是因信用总量增长不规范，二是因技术进步造成某些时段的生产能力绝对性的大于社会货币财富总量或信用总量，三是因技术进步造成某些时候社会信用资源分布的不合理性，四是现代银行制度对通货膨胀的放大作用。

因此，建立新型经济平衡体系就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信用总量增长的依据是社会剩余产品总量与信用式消费愿望的同步增长，信用总量增长的方式就是扩大货币发行的方式。目前纸币发行基本由政府控制，但信用规模总量增长的依据不是社会剩余产品与信用式消费需要的因素，而是银行无依据无计划的对活期存款余额的再放贷方式。因此，规范信用总量增长模式，一是要建立合理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量增长预测机制，二是要限制银行对活期存款余额的再利用，代之更加理性的有充分依据的贷款发放模式。目前，西方经济学主张利用利息、贴现率、准备金等方法，调节金融部门的经营量，以实现调节信用规模的作用，但各国情况不同，并不是西方的模式在中国就一定能起效，所以，对这一不痛不痒的平衡方式应该放弃，代之以直接由政府分配信贷额度的制度。或许有学者会认为这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了吗？其实，方法和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并不是说原理就一定相同。

上述思路具体操作模式如下：

第一、建立假性过剩产品的申报审批制度。

国家对过剩产品必须进行区分，如国家认定属于虚假过剩产品或暂时性过剩产品，可以通过国家信用方式实现对这些产品劳动价值及时确认；

第二、取消准备金制度，扩大定期存款的利用率；

第三、取消银行利用活期存款余额发放贷款的权力，但为使社会资金供应链不至于立刻断裂，商业银行可以按国家核定的某一比例，向国家银行申请贷款。同时，国家根据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情况或供需关系的变化情况，扩大或减少给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从而，实现社会信用规模总量的国家直接且绝对的控制。

当剩余产品多了，就要有更多的借据（这时指货币）让这些新增剩余产品得以消耗，所以，产能绝对过剩形成的通货紧缩是货币使信用格式化后，缺失社会信用总额增长机制的后果。

当产能绝对过剩时，有两个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国家直接向贫困人口发放差额返还的消费贷款，如每放贷100元，归还85元，而这种方式发放的贷款总额为预测的产能过剩总额。

第二，按预测过剩总额的六分之一，直接向贫困人口发放生活补助款。

这样做的理由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一定量的产品必须相对一定量的信用额，当将货币资金视为信用时，且在产能绝对过剩时，通过扩大发行货币的方式实现平衡是正常行为；

其次、国家的差额返还贷款或生活补助款全数发放给贫困人口，是为了确保他们将全部款项用于消费，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资金链的有效运转。

以我国为例，如果农田全部私有化，可能出现几亿人失业而几仟万人发财的局面，这时，竞争机制走向了它的反面，当农业产生效益后，反而有几亿人粮食消费量降到最低限度，那么，利润增长又有什么福利意义呢？

按斯密的理论，当发财的人把利润用于投资后，就能解决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技术总体是不断进步的，解决一部分人口就业问题又会新增一部分失业人口，因此，人类对竞争法则的运用要有所保留，还要建立防止引发通货紧缩的对策。

西方国家的高所得税制度就是一个好制度，国家一方面通过高税率实现高积累，另一方面通过高积累实现更大的支付转移能力，以保证失业人员有必要的社会救济。同时，高所得税率对虚假的新技术能产生淘汰作用，因为，新技术总体上都会增加失业量，那么，要别人失业的新技术如果经营效益都不足以缴纳所得税，那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对于信用资源分布不合理的问题，我国总体上要学习西方国家高福利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生产的目的性锁定的增加福利方面，而不会变为对利润的片面追求。或许有学者会说西方高福利模式会造成国民的惰性，但这一模式有利于经济平衡，可以想想，几个人的变懒与国民经济的平衡，那个重那个轻？

我国目前一方面存在流动性过剩，一方面内需增长不足，其原因是我国长期施行流转税制和过度鼓励资本积累造成。正因如此，形成了我国经济似乎要通货膨胀，又似乎要通货紧缩的混乱局面。

以上措施能确保国家在尊重现有经济法则、经济机制，以及商品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严密的信用管理体系，使经济活动能更好的造福人类。

笔者所说的全信用的社会福利体系，是指由国家承担担保责任后，向全部贫困国民提供完全信用支持的新型福利体系，它是在国家不提供支付转移式的福利保障前提下，仅提供有条件有限度的信用支持的一种福利方式。如国家对城市下岗职工提供无限期的生活贷款等。

根据剩余产品只有借出去给别人消费才会形成财富的原理（即信用生财机制），我国完全可以建立这一全信用的社会福利体系，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国家建立一个信用工资制度体系，即在自愿选择的前提下，每一进入这一工资制度体系的劳动者，其工薪收入等只能通过一个由社保中心控制的指定帐户结算，以确保工资收入能成为信用资源，其次，国家建立一个国民消费的基本标准，之后，向一切贫困人口提供达到基本标准的生活贷款，贷款者本着有借有还的原则，以未来的劳动收入为抵押，这样，就能建立起一个内需强劲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最后的贫穷并不只是劳动机会的散失，更是劳动能力得不到必要的确认，如果失业者的劳动能力能得到合理的确认，他就能得到信贷方面支持，而以失业者劳动能力为依据的信贷活动，一方面能扩大社会剩余产品的利用率，一方面能扩大企业开工率，于是能促进社会扩大就业面，因此，是积极向上的好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多例医院因患者没钱而见死不救的报道，这些现象如果仅仅从微观的角度看，医院好象是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一方面医院的医疗资源失去了利用的机会，也失去了利用信用手段生财的机会，而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在这时没有得到必要的延伸，进而，使经济效益的追求在此时变得没有任何福利延伸意义。反之，如果我国建立起信用工资体系，则无论贫困者遇到大病、失业、教育、住房等人生危机，只要个人及时申请，国家就可以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以实现社会福利总量与社会财富总量的同步增长。

事实上，我国以人均1000美元上下的国民收入水平，还要维护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使财政在构建福利体系方面的作为十分有限，因此，在看透了财富的信用本质，并建立起国家对信用总量增长的绝对控制体系之后，利用信用生财机制和信用守衡机制来建立全信用的中国福利体系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如果这一体系成功建立，则我国目前面临的城市化问题、住房保障问题、全民医保问题等，都可以用信用方式解决，我国就有可能快速进入福利国的行列。

我们应该看到，国际市场只需要中国的廉价商品，而低附加值的廉价商品无法带来我国人民想要的福利水平延伸，所以，中国必须在严重依赖国外资金和市场的发展模式之外，再探索一条以自己的资金和内部市场需求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构建全信用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好能适应这一历史需要。

当然，建立全信用福利社会，还要面对许多问题，要先建立起国家对信用规模的绝对控制能力，要培养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此外，信用福利方式的总量控制问题与指标分配问题，填补坏帐损失的资金来源问题等都要具体的研究和面对，还要产生一个十分具体的分析与操作体系，所以，这一构想有待理论界的深入探讨。

总之，通过对福利法则的再研究，我们就能发现，除交易或市场因素之外，人类经济体系构建的核心因素是信用。通常交易因素仅仅能实现人类福利的有限延伸，而信用因素因为衍生出了财富现象，使人类能通过积累财富来实现生产能力与方式的创新，最终实现了自身福利的更大延伸。同时，资源因素、生产能力共同组成的供给能力与信用总量之间的平衡，才是人类经济体系最关键的平衡点，只有立足于此，人类经济活动才能最终实现平衡。再者，通过对信用生财机制和信用守衡机制的利用，人类完全能建立全信用的福利社会体系，进而，可以实现最终消灭贫穷的伟大理想。

参考资料：

1、孟建苏：《福建论坛》2007年第1期、《关于国民财富的新思考》

2、斯密：《国富论》

3、梁小民、姚开建：《西方经济学必读手册》

4、邓春玲：《经济学说史》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地方税务局

二00七年八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