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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真实工资之谜
作者:党爱民    发布:2007-10-08    阅读:2779次   


  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关系,是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古老话题,也是目前世界经济学前沿的重要课题、热门课题。
  Keynes(1936)如同许多经典经济学家那样预言道,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反向变化,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反周期。Keynes(1936,p.17)写道:“故在通常情形下,就业量增加,真实工资率必减。这是经典学派认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事实,作者亦表同意。 In general an increase in employment can only occur through the  accompaniment of a decline in real wages. Thus, I am not disputing this vital fact which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have(rightly) asserted as indefeasible.”针对Keynes的预言,Dunlop(1938)和Tarshis(1939)提出了真实工资顺周期(procyclical)变化的证据。就是说,他们最早提供了真实工资与就业、产出同步运动的证据,经济学家后来使用“顺周期(procyclical)”这个专业术语。Keynes(1939)为此专门撰文答复,表示同意他们的证据。之后,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对此预言作了大量的研究,如Bodkin(1969)、Mitchell,et al(1985)、Bils(1985)、Schor(1985)、Rayack(1987)等。总结这些研究结果,比较一致的结论(Hoehn,J.G.,1988)是:战后的美国,典型工人的真实工资适度顺周期,或者至少非周期。

  这个结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宏观经济学家的共识。然而,即使这样的结论,也令古典经济学家颜面尽失。因为,实证结论并没有像他们的理论模型预期的那样——真实工资反周期。为了弥补理论的缺陷,宏观经济学家编造了无数“天狗吃月亮”的神话,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包括keynes(1936)和Fisher(1977)提出的粘性工资模型,Friedman(1968)及Lucas and Rapping(1969)提出的不完全信息模型。还要包括有粘性价格模型,以及生产力冲击模型。近几年,隐性合约模型又活跃起来,其目的都是为了堵上理论的窟窿。

  然而,非常不幸,对于这个“弱周期或非周期”结论,Solon(1994)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些研究出于反周期的偏好(biases)不恰当地处理了数据——给低熟练工人在经济周期高峰时以更多的权重,从而模糊了真实工资顺周期的事实。他认为,通过对纵向微观数据的分析表明,自1960年以来,实际工资充分地顺周期。因此,弱周期的观点是不妥的。他还认为,那些设计用来预言(假想的)实际工资非周期的理论是多余的,而那些预言实际工资充分顺周期的理论变得更加可信。

  还值得一提的是,Schor(1985)使用马克思的“工业预备军”的理论,对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美国等九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表明在1955-1970年间,真实工资强烈顺周期。

  Hoehn(1988)曾经作过一个数字仿真研究,结果显示产出与实际工资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相关”。

  最近几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仍然在大量地的发表,他们相继发现了很多强烈顺周期运动的证据。如Shin(2003)研究美国的真实工资顺周期。Hart(2006) 对英国1975-2001年的数据经过分析,表明英国的真实工资强烈顺周期。Anger(2007)对德国的研究也表明存在强烈顺周期的事实,指出效率工资下降1.7%,则失业率上升一个点。Bils(2007)认为,虽然被测量的总实际工资相对地非周期性,但新雇员的工资率更多顺周期。Shin and Solon(2007)认为:长期工人的实际小时给付充分顺周期,而且一个重要的部分或许归结于超过基本工资的补偿。还有一点,这些研究普遍认为,经常转换工资的人的真实工资较不流动的工人的真实工资,表现为更加强烈的顺周期性。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论,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教材中也有零星的介绍。刘树成等翻译的布兰查德、费希尔(Blanchard and Fischer)合著《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18页有个简单介绍,给了个数据表,但作者的立场是“微弱顺周期”(可我看那些数据已经不弱了)。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4版第320页给出了1960-2000年美国的GDP变化和真实工资变化的对照图,从这个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顺周期变化的趋势,作者也认可顺周期的事实。作者在后面还列出了与此相关的几篇重要文献,如bils(1985)和Solon(1994)。伯南克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第474页只是简单地提到了顺周期变化的事实,没有深入讨论,也没有给文献。

  在这些实证数据面前,宏观经济学家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深信不疑的理论与实证数据截然相反。于是,他们一方面极力掩盖事实真相,避免提及实证数据,一方面又绞尽脑汁寻找办法堵窟窿。然而,他们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目前的补救措施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几乎等同于天狗吃月亮。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严重违背微观经济学基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假设人的欲望无穷大(等同于假设人的肚皮无穷大)。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马歇尔早就说了,欲望是可以被满足的,但他们却视而不见。

  党爱民等(2004)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欲望,必须限定在对市场上所有商品的欲望,不应当涉及长生不老、飞天、遁地等幻想欲望。由于人对任何单一商品的欲望有限,而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有限,因此,人对商品的欲望是有限的。他们把这个欲望定义为“有效欲望”。

  党爱民等(2004)还给了另一个证明。就是假定人对货币的欲望无穷大,且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那么,当消费商品的边际效用等于货币的边际效用时,人们便不再增加消费,而是转为无休止地赚钱。

  卢映西(2005)从时间有限的角度论证了消费能力的有限性。她认为,任何消费需要时间,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人的消费能力必然是有限的。

模型检验

例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知,中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3084.8亿元,工资总额为19790亿元,约占GDP的份额为10.8%,农林牧渔总产值为39450.9亿元,占GDP的份额为21.5%。如果把农林牧渔的产值全部看作劳动收入(肯定高估),则全部劳动收入占GDP得份额约为32.3% 。由此推出非劳动要素所得份额约为67.7%。假设富人集团的自主需求(也叫主动需求、饱和需求)为100,则总需求等于100÷67.7%=147.71。
  这道题目的含义是这样的。约占人口20%的富人集团,在消费100以后,已经吃到肚皮撑住了,但占人口80%的穷人才得到47.71, 才达到达富人的11.9%[(47.71÷80)÷(100÷20)*100%],远远没有达到温饱。此时如果增加产量,富人必须吃更多,就会撑破肚皮,出现负效用。如果消费不完,就会导致生产过剩、产品市场无法出清。

  例2:根据美国政府“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数据  (Table 1.12 National  Income by Type of Income),美国2005年的国民收入为108876亿美元,劳动报酬为70296亿美元,以此求得劳动所得份额为64.6%,于是可以推出非劳动要素的所得份额为35.4%。假设富人集团的自主需求为100,则总需求为100÷35.4%=282.49。由此可以得出,当富人达到饱和时,广大穷人也已经达到45.6% [(182.49÷80)÷(100÷ 20)*100%]。如果考虑到企业还要弥补资本折旧,那么,穷人和富人在消费方面基本上差别不大、基本上实现了各自的有效欲望。

  正如上面的计算结果那样,美国面对的需求不足就没有中国那么严重,发展得比较均衡,两极分化不十分明显。这两个实际例子,或许揭示了穷国和富国的全部秘密。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资料,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都在50%以上,40年代以后,一直维持在60%以上。而中国工资所得占GDP的份额,却由1980年的17% 下降到2005年的10.8%,工人工资加农林牧渔总产值合计占GDP的份额由1989年的53.9%下降到2005年的32.3%。

  据Checchi(2005)提供的数据,2003年几个OECD国家的劳动份额大致如下:日本65%,瑞典64%,英国62%,加拿大61%,意大利61%,德国60%,法国58%,挪威52%。

  研究发现,凡是富余的国家,其工资占GDP的份额较高。与之相反,那些贫穷的国家,工资占GDP的份额明显偏低,而且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呈下降趋势。虽然本文不能提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所得份额的数据,但透过这些国家不断攀升的基尼系数,也可以了解他们收入分布的真实状况。

  基于“有效欲望”或“有限消费能力”这个微观基础,而不是基于“肚皮无穷大”这个臆造的谎言,我们就可以展开就业问题的深入研究了。

  党爱民等(2004)首先对总需求给出了一个公理性的模型:如果资本家集团要吃100个饼,而分配比例资本家50%,则资本家只需生产200个饼,就可以满足有效欲望。如果资本家的分配份额再高一些,占70%,则资本家生产的饼就会更少,只需生产143个饼。这就是说,总需求的大小就等于资本家集体的有效欲望除以资本所得份额。资本所得份额越大,总需求就越小,工人的日子就越艰难。
  党爱民等(2004)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家雇佣工人的规律。资本家雇佣工人,不是为了做慈善、更不是为了学雷锋,他们是迫不得已。他们雇佣工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工人的产出越多、工人的工资越低,则工人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就越多,资本家就越容易满足“有效欲望”,他们就雇佣越少的工人。反之,如果工人的产出减少(如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劳动强度等)、或者工资增加,则单个工人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就会减少,资本家为了实现他们的需求,迫不得已,要雇佣更多的工人,直到满足“有效欲望”。有报道说,法国实行35小时工作周以后,显著地提高了就业率。
  党爱民(2004)提出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严格顺周期的模型。党爱民等(2004)石破天惊地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要素是吉芬商品,劳动力价格越高,劳动力需求就越多。现在看来,诸多经济学家长期的实证工作成果,有力地支持这一结论。

  资本家的雇佣原理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比喻。狗拉雪橇,要几十条狗,而马拉车,最多也就“驷马”而已。道理在哪里?就在于狗的力气小,马的力气大,役使者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原则,而不是对动物做慈善。
  从宏观角度来看,工人工资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的增加,有效需求增加必然会带来就业的增加以及产出的增加。
  党爱民(2007)在最近在给Quick教授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几乎所有失业工人的边际产出大于他们的工资要价,把失业说成是工人的边际产出不足以弥补他们的工资,是一桩天大的冤案。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欲扩大国内需求,取得经济发展,就要不断调整要素分配比例,使工资所得份额不断提高。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工资所得份额上,使工资所得份额由2005年的10.8%,上升到10年后的40%左右。这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国内需求,为建设和谐共富社会奠定基础。
  尽管一个企业增加工资或者增加雇工,必然会使得总需求有相应的增加,但这些新增的需求要被成千上万的企业瓜分掉,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实际观察到这种增加,与之恰恰相反,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家企业的衰败。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项强制的政策措施,让所有企业一起加薪,则总需求和总就业的增加是显著的,是可以观察到的(类似于数学上零乘无穷大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被前面提到的坏现象所迷惑,而看不见后面的好风景。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论断,现代系统科学进一步地推进了对“整体与部分”的研究,发现有时候却表现为“整体小于部分之和”(Xu, G. Z.,2000)。这就是说,个别企业加薪导致衰败的结论,并不能直接照搬到全体企业。目前,出现在就业问题上的理论困境,完全在于我们过分依赖基于微观层次上的肤浅经验,完全停留在关于一厂一业的结论上,从而妨碍了我们从宏观层次上去认识和把握失业问题的本质。
  Holland(1998)在《EMERGENCE》一书中,向我们揭示了那些由很少的几条规则出发,却产生了让人迷乱的系统的过程。本文提出的模型虽然简单(几乎等同于公理),但它恰恰就是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守的规则。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几乎都和这几条简单的规则有联系。认识这些简单的游戏规则,对于参与棋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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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此对应的数据为:197853.9%198953.9%199742%200433.3%

[2]请参考美国官方网站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index.asp

[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