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曾有个这个疑问，为什么大人不能长得天那么高？太阳为什么不是宇宙中最大的星呢?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后代又重复着：为什么恐龙不能长得山那么大？为什么山不能长很高很高与月亮连起来。我现在不认为这是小孩的天真，而是认为这是最基础的重大问题。这些小孩问题，我们只能解答小部分，这是令大人很丢脸面的事情。也许出于竞争法则的某种策略生物个体越大越处入生物链的顶端，我们也认为那是很牛B的，生存几率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体越“精制”越容易存活的现实。人们都有好大、好多、好快的心理，无论什么，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都倾向于往大多快上靠，所以敌人总是小的、少的、慢的，而自己总是大的、多的、快的。曾经中国人口最多、北京猿人最古老都是令我们亢奋的话题，现在GDP大增、外汇贮备大增则是令我们亢奋的话题。其实百姓从这些大和多中失去了很多，但是他们热爱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的大和多，所以仍然亢奋。我们的体育为什么总是比快而不比慢呢？可以说小孩子最先领悟的概念就是大多快，很小的小孩就知道选择大、选择多、选择快。我们的这些偏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天生性，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酷爱大多快呢？

    一、节约法则

自然之运动似乎总是遵循且一定遵循节约原则，即以最小的时间和空间消耗获取最大的运动程度，这便是节约法则。这种运动特征没有例外，也许节约是运动的一个本性。节约法则应由两个方面描述，一是从个体自身的运动看，个体总是要占有更长的时间，而拥有更小的空间；二是从个体整体的运动来看，运动总是要用最少的时间占有最大的空间。这二者是统一的，因为自然还规定任何个体必须死，所以个体要在有生之年占有更多的空间就必定是要用最少的时间去占有最大的空间，相比之下，自己本身拥有的空间越小其相对占有的空间就越大，就越节约。这种特性在动物身上很容易看出来，如细菌能活动的空间很小，而老虎的活动空间很大，但是我们很难说它们的相对占有的空间谁大谁小。那么从生物链中淘汰的动物是不是与其相对占有空间的大小有密切关系呢？从个人观察看，相对占有空间小的生物较容易被淘汰，比如熊猫就是一例；而在同一物种中相对占有空间小的个体容易被淘汰，比如身体较弱的个体。这可能就是我们酷爱大多快的直接原因。

节约法则主宰着我们人类一切行为，但是我们还不太明确这个法则的作用。科学上一直很奇怪为什么科学定律总是以简洁的公式取胜，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对节约法则的遵循。最明显例子的是经典力学中“力”，没有人能说明“力”是个什么东西，它在已有的物理学的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多余的东西，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没有“力”这个概念物理学的说明将是那么复杂，以至没有推广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能放弃牛顿的这个拍脑袋工程。物理学中有“力”这个并不存在的东西，便有f = a m这些优美而简洁的定律和公式，物理学也因此登上科学皇冠的宝座。力的有和无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了简洁。我国先祖也发现了自然的这个基本秘密，以“大道从简”而概之。这就是说深刻宏大的道理总是依从简单方式而显现出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也是这样，能称之为大师的作品大多都是简单的方式描述故事、画面和音律。数学中对直线的定义是“在两点间画n条线，距离最短的那条线就是直线”，这是一个倍受争议的定义，因为在两点间画无数条线再去评估谁个最短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个定义是依节约法则作出的，我们可以不满意，但是我们找不出比这更满意的定义。经济学中总是将“效率”作为至高无上的诉求，这也是以最直接方式体现节约精神的。

    （一）   最节约的东西就是点

就个体而言，最节约的个体是点，它不占有任何时间和空间，是自然中最节约的东西。但是点又永远拥有了时间，因为它在时间上不变形，所以当我们说空间是由无穷个点填充时，不如说是一个点永远拥有了时间。这就是说，说线段由N个点排列而成，不如说是一个点从这头运动到另一头，只是由于点永远拥有时间，我们看不到点的这个运动的时间过程。在我们想象的那个无限小的点来填充空间时，点和点间仍然有空隙，但是如果是理解成一个点永远拥有了时间时，空间就是充实的了。这样一来当我们看到一条线段时，那只说明是一个点从这头运动到另一头。那次运动早已结束了，不再存在，我们仍能看到那次运动的轨迹——线段，那只是因为有一堆不再是点的点（譬如物质）充当了那次运动的追随者，它们仍站在那儿纪念那次壮举。我们不曾真的看见过那条线段，看见的是线断的纪念者。点本身就是死，也是长生。说其死，因为它没有任何运动，说其长生，因为它在时间上不变形，永远拥有时间。点就是一个自然通往另一个自然的门，它既是死也是生，它在数学上就叫着拐和无穷。无穷大也好，无穷小也好，无穷的最后一定归属为点，这也许就是研究最小的量子力学却突然说明了最大——宇宙的原因。

    （二）   对空间的节约和占有

除点以外，任何一个个体总是要按节约法则来堆积使其存在的必备的各种要素，从而尽量少地占据空间，所以电子、质子、中子堆在一起构成原子时，它们一定要堆成一个球，而不是方块或其它形状。我们的手臂、树杆都是圆柱的，这也在于同样的物质这样堆积时最节约，占据的空间最小，而又使其它法则最有效发挥作用。比如树干的是圆柱形而不是更少占有空间的球形，就在于使其必须长高的法则能有效发挥作用。生物的体型和外貌也总是依节约原则而构造的，如植物的花瓣数目总是在斐波那契数3、5、8、13、21、34、55、89……之中，这是因为这个数列的前项与后项的比值，如55/89，其极限值正好也是黄金分割值0.6182……，而花瓣原基螺纹的发散角也正好是黄金分割角137.5度。计算机分析表明花瓣数目在这种数列中时，它们挤在一起完成同样功能其占用空间最小，——换成经济学术语，其效率最高。节约法则在我们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构成我们学术说明系统的一个基本信条，所以尽管现在的实际生活中我们的确是将人体的阴毛和胁毛当作多余的部分予以处理，但是还没有人敢说这是自然出了错使人体多长出一块不必要的东西。当自然将阴部这么重要的器官安排的人体那个位置，一个几乎不多增加人体空间的位置，我们不得不惊叹自然对节约法则的高度服从。当然阴部也可以安排在胁夹窝，有些动物也的确这么做了，但是对于人而言，那么安排时排泄便是很费事的。

从个体的运动来看，粒子从A点到B点最节约的路径一定是两点间的直线。此时，由于占有的空间——两点间的距离是一定的，剩下的问题就是用的时间最少，时间越少节约程度越高。此时炸药则是最容易使我们联想起节约法则的东西，那么小的一点东西能一下子占据极大的空间。显然此时衡量这种运动节约程度的量是速度，速度越大越节约。炸药的威力由它的膨胀速度决定。人们酷爱速度是节约法则的使然。从个人有限的知识和见识看，所有的能反应运动节约特性的量都一定是与时间成反向关系，如加速度、动量、进化速度、群体活力、军队战斗力等等。对于人的感观而言，占据同样的空间用的时间越少我感觉到的力度越大，所以军事速度和细菌的进化速度总是令我们惧怕。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竞争中，我们真正要拼比的就是看谁的运动更节约，所以细菌个头小不要紧，它有足够快的进化速度，而大熊猫的缓慢幽雅则只能它成为国宝。我们人类已经是无敌天下的动物，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然。但是自然也要死，而我们不想陪葬，所以我们只有在它死亡之前摆脱它的魔法，我们才能在宇宙中延续。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生物间的生成竞争在本质上就是拼比谁的运动更节约，但是我们人类总是忽视这一点，陶醉在自己所谓的文明之中。——当我们文明的先祖陶醉在牛车焰火的闲庭享乐时，野蛮的欧洲人却在享受颠破屁股的速度中；当古希腊的追求文明的庭院缠绵时，粗俗的古罗马人却对充满恶臭的泥土兴趣倍增……，于是我们的自尊心一次又一次的被伤害着，于是我们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着贫穷征服富裕，野蛮战胜文明。我们发现卑鄙的老鼠用快速的奔跑战胜我们追捕，用快速的繁殖战胜了我们的药物，而病毒更令我们惊慌失措，高效抗生素在快速的更新换代面前自己反而变成了另一种病毒，同样危害我们的健康……。节约法则，享乐的上层建筑，富人消费论，中国何处去？

在经济活动中，节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企业的块头大自然是有利于竞争，但是如果其行为的节约程度不够高，要在竞争中取得最后胜利那是天方夜谈。这种节约不仅仅反应在利润上，而是反应在竞争的各个方面，如反应速度快、凝聚力强、产品更新速度快、销路好等等。仅仅是利润高块头大的企业不一定节约的企业，不一定是有竞争力的企业。企业可以有很高的利润率，但是一旦被淘汰出局也只能带着利润在旁边当观众了。多数企业被淘汰时仍有大把的钱（以前的利润），真正因破产而被淘汰的企业是少数。这里我们必须明白竞争是从数量和质量（功能、花色、式样、精神）两个方面展开的，而质量则是当今的重点。价格和利润只是考虑了数量而已，只有愚蠢的经济学家才会相信价格是竞争的主题，才会相信大企业可以用价格优势赶走小企业^①。竞争的核心是拼节约，谁更节约谁就胜出。我国只知道大多快，却不知何为大多快。我国不分工种、经营性质搞大学大合并、企业大合并，从而使他们进入一流大学、进入世界500强；我国只知道价格战，用低价换得外汇的多，从而我国外汇多，实力强大。这的确是大了，可是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大的生成空间和速度。他们能获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和速度吗？不能!他们只是获取了更大的要钱要政策的空间和速度。没有比这种合并和低价更滑稽的经济活动了。企业做大还是做小应以其相对占有空间更大为基础，以其反应速度更块为基础，真正考虑应该是其行为是否更节约。企业的块头大则意味着它要占有更大的空间，则意味着它的反应速度更慢。节约程度高才是竞争胜利的保证。其实垄断往往意味着价格更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反垄断？因为它太大，是恐龙，失去了速度，是不节约的。价格不是经典理论讲的那样，是唯一竞争手段和指标。

可见，经济学理论总是将利润和价格的高低作为企业能否被淘汰出局的判断标准，是有失偏颇的，但是这不可怕，因为可以发展。然而当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总是自以为高超，自恋于价格和利润之中，自恋于庭院的意淫之中，这就可怕了。其实他们所谓的效率就是利润而不是工资，它们所谓的竞争就是价格而不是质量，它们所谓的强就是大而不是精。他们的自恋和意淫表明他们不懂效率是什么、竞争是什么、商品是什么、人性是什么、政治是什么。

    （三）何种行为是节约的？

上面以极其抽象的方式分析了节约法则的基本内涵，但是真实的世界中的节约总以时间和空间中某些要素的节约来说明节约的，这样一来节约法则实际是以最小的要素耗费获取最大的运动目标。那么怎样的行为是节约的，怎样的行为是不节约的呢？为了较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仍采用比较抽象的方法作进一步分析。先看分析，比如一个粒子从A点到B点，我们会发现它将有无数条路径去B点，如图1。

对此依我们的经验和已有知识，我们会认为中间那条直线的路径最节约，但是这不可靠，因为我们没法知道中间的路径一定最节约。我们之所以认为中间那条直线的路径最节约，只因为我们有那么样的经验，只因为我们的知识已经定义中间那条直线的路径最短，最节约。经验和知识都只是我们的意志，是系统的“第三者”。我们并没有绝对权利将我们的意志加于它物，要牛不吃草，要正点荷不吸引负点荷，所以我们的意志靠不住。我们能做出那种评价只是表明我们以“第三者”的身份干预了系统，而系统本身并不欢迎“第三者”来破坏它的和谐。

显然依物理学的解释，只有在合力沿中间那条直线的路径指向B点时，粒子才会沿中间那条直线的路径去B点，于是运动最节约。如果合力沿其它线路指向B点，那么粒子就一定沿其它线路去B点。这都是物理学定律的规定，这里要问的是其它线路的运动是不是节约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合法的运动。如果合力沿线路1指向B点，而粒子沿线路2去B点，那么运动肯定不节约，因为运动是非法的。显然，当合力沿线路1指向B点时，我们要使粒子沿线路2去B点，系统必须再增加代价，如增加一个磁场改变已有的合力；也可以修个管道让粒子只能从管道走；也可以在线路1设置障碍物迫使粒子改道。系统增加了代价就是违反“最小耗费”了，是浪费的运动。所以，当粒子以自己和系统所给定合力的规定而运动时，其运动一定是节约的。这种节约反应在数学描述上是这样的：粒子自己永远看见自己是直线运动，是最节约的运动。比如在铁路和公路构成的系统中，我们站在系统外观察发现铁路是弯曲的，公路是直线的，可是当我们进入这个系统坐在火车上观察时，我们一定会看见自己是直线运动，而公路是弯曲的，向反方向弯去。我们之所以看见别的粒子是非直线运动，只是因为我们已加入了自己的意志，认为自己的运动是直线。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已经规定了“直线”是我们自己运动的路径，别的不是。我们是以此“直线”为评价标准说粒子的运动是非“直线”，尽管粒子自己绝不承认我们的胡言乱语。这好比用根绳子住系两人，都蒙着眼睛，笔直往前走，那么他们一定会感觉对方拉他——即对方没有笔直向前走，于是他们间会为谁没有笔直向前走的问题而争吵。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两条腿一样长，所以我们相信此时一定是笔直向前走。既然现在出现拉扯，自然是对方走歪了。但是实际上是人的两条腿一定不是一样长，所以当两条腿都接受同样的指令向走时，结果一定不是笔直向前走。所以实际情况是两人都走歪了。造成这种争吵的原因在于他们评价的标准不一样，都选择自己走的是直线，从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节约的，对方则不是。

通常我们不是被观察系统的中的要素，所以，所谓的节约模式仅仅是我们对系统中的某个运动模式的选择，而实际是系统中每个运动模式本身都是节约的。那怕我们自身有时也是系统的要素，但是一旦我们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时，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独立于系统之外，于是我们与系统间发生了相对运动。这就是说系统的观察者不可能不改变系统的运动，或者说系统观察者始终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这里不可能出现不干扰系统的纯粹的第三者。这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客观真理供我们选择，我们评价谁节约谁不节约、谁对谁不对、谁好谁不好，都只是我认为而已。

    二、交流的困境

上面分析说明我们出现了困境，现在进步说明这个困境是什么。现在假设系统有两个粒子a和b，同时从A点去B点，且它们的合力指向不同，那么他们一定会沿不同路径去B点，但是它们的运动都是节约的，如图2。然而如果它们进行交流时问题便来了，此时从a粒子角度看，a粒子会说我的运动是节约的，是直线的，b粒子的运动是非节约的，是弯曲的；而从b粒子角度看，b粒子也会说我的运动是节约的，是直线的，a粒子的运动是非节约的，是弯曲的。于是谈不拢，互相指责，都说对方的运动是非法的，自己的运动是合法的。从图中还可以看出这里不仅仅是谈不拢，而且还必定将对方的“错误”和自己的“正确”同时放大。

与上面不同，运动的目的地不同，那么情况又如何呢？如果有两个粒子a和b，都从A点出发，它们将分别去不同的地方，此时如何知道谁的运动更节约呢？如图3。

同理，a和b都会认为自己的运动是直线的，是节约的，而对方的运动是曲线的，是非节约的。此时哪怕系统有第三个粒子c，它的运动是直线的，a和b都会认为c的运动是曲线的，是不节约的。此时如果一定要分别谁的运动是节约的，谁的运动是不节约的——也就是说他们间一定要有交流，唯有先定义其中某个粒子的运动是节约的，以充当评价标准（真理），且不管这种定义合理与否，正确与否。如定义b的运动是直线的，是节约的，很快便能确定c的运动比较不节约，而a的运动最不节约。显然这是胡乱透顶的定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胡乱透顶的定义，则对于系统而言，我们除了“它们的运动都是节约的”这句毫无意义的评价外，便不能有任何作为。可见，虽然我们的定义是胡编乱造的，但是由此所得出的评价却是积极的，且这绝不改变系统本身。这就是说对同一个事物我们可以有N种理论来说明，而N种理论之间通过对我们对定义的标准行为的修改可以同一化。｛——这是不是就是爱因斯坦的协变论（相对论）说明的原则？｝。

与上相反，如果出发点不一致，而目的地一致，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与上面完全一样，可以先胡乱地定义一个标准态，然后对系统作出积极的评价。

较为复杂的情况是出发点和目的地都不一致，且路径的方向也不一致，此时很难定义一个标准的节约路径以结束争吵。此时如果几个个体间必须交流，则这种交流自然是争吵不休，如图4。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发现这里很不好定义谁的运动是标准的——节约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和目标都不一致。这就好比一个只懂汉语与一个只懂英语的两人相互交流一样，结果都是对牛弹琴。他们此时唯一能勾通的办法就是寻找都认识的“第三者”，如石头，都指着石头说话，——一个说石头是“啊”，一个说石头是“切”，此时“啊”与“切”的不同都将由“石头”来统一和消除，但是这种统一及其消除是十分有限的。

交流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系统中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于是交流各方都以自己的运动来做评价标准，自然是公说有理，婆说有理。这种因评价标准不一样而造成的交流困境在我们的生活中司空见惯，例如小孩们会经常去争吵两种不同的玩具谁更好玩谁更不好玩。大人们会知道这种争吵是无意义的，会以“各有所好”而泰然处之，但是这不说明大人们就会不被这种争吵所拖累。其实大人们似乎更易被这种争吵所拖累，只是我们自以为比小孩子高明和成熟。我们当年争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更优越就属于这种争吵。依当年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标，评价哪个制度更好，哪个制度更坏，是纯彻的闹剧。一是我们与人家的起点不同，国情不同，二是目标不同。人家要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而我们要追求的是艰苦奋斗和大公无私，说人家那是腐化堕落；人家要求先富自己再富别人，而我们却要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人家是和自私自利。起点和目的是如此不同，争论怎么会有共认的结果呢？再如我们经常讨论是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也是一场闹剧。群众和英雄本来是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面，历史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只是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硬是依所谓的辩证法将他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然后再争论谁创造了历史，谁没创造历史。这里情况是，事物本来是统一的，我们硬是割裂开来，认为制造了不同。类似，效用理论则直接继承小孩子的“玩具理论”，先通过假设各种玩具等价将小孩子的嘴堵住，再找来一堆数学书籍，于是变成了大人的理论，有了积极的学术意义。

一百多年来经济学中的无厘头争论就在于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价值、均衡、效用等概念没有一个是明确的，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一个是明确的，结果是江湖各流派间既没有共同的起点，也没有共同的目标，根本就谈不拢。起点和目标中只要有一个是相同的，我们就摆脱图4那种格局，问题要好处理得多。也许起点很难同一，但目标是可以同一的。那么经济学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依从一般的分析方法，我们本来应该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去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但是我们不知道价值、均衡价格、效用等等谁是财富的量，谁是财富的质。我们在为研究价值而研究价值，我们在为研究效用而研究效用，我们失去了目标。

    三、评价标准的选择

如果一事物与另一事物要交流，它们必须先确定交流标准，否则交流没法进行。比如两人要谈话，那么他们先必须确定用那种语言。语言在这里充当了交流标准，它先确定声音“啊”是指马，声音“哦”是指桂花树。这种指定必须是双方公认的，否则这种语言不能充当交流标准。我们的政策、法律、道德、信仰等在本质上就是为我们的交流建立的标准，通过与这些交流标准比较我们便能掌握我们的行为是对还是错、以及对多少错多少等知识。有这些知识我们便能交流，从而达成统一意见。对于人类交流而言，交流标准本身是否“标准”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交流标准，因为群体能够达成统一意见，从而有统一行动始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不能确定我们选择的交流标准是否是真正的标准时，就会暂时强制执行这个交流标准。这种强制在我们的行动中经常出现，且是普遍出现，比如邓小平当年推行改革时就是这么做的，他提出先不管理论上的问题，执行猫论再说。猫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指明要搞经济建设，更重要的在于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评价标准，从而结束理论上的无厘头争论。确认猫论这个评价标准，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就统一了，都是要为奢华而奋斗，于是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友好”交流了。

我们在交流时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来说明问题，那就是“合情合理”。我们法律最终也是由“合情合理”做最终说明的。这理的问题是合怎样的情，合怎样的理？这些情和理是怎样成为系统的评价标准的？通过评价标准的确定我们就能回答这两个问题。系统确定评价标准有四种方式：

一是以已有知识为基础，由大家投票来确定。很多事情只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概率方式来决定，因为在这里我们找不出那个至高无上的“第三者”，由它来确定系统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比如在我国封建时代由于有至高无上的皇帝选择儒家思想作为系统的评价标准，于是我们便依据儒家思想很快确定通奸是严重的犯罪，可以处以杀头。可是现在的世道变了，人性、人道变得异常重要，再没有强大的“第三者”捍卫儒家思想，于是选择了投票方式来处理通奸问题。由于历史的继承性，通奸在法律法规上仍是很严重的犯罪，但是大家投票的结果不是这么认为，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去管通奸犯，相应法规和道德变成一纸空文。

二是以经验为基础，由大家投票确定。并非什么事情都有理论知识来指导，此时经验将是我们行为的指南。过去凭经验我们认为老鼠、蛇、虎、狼是绝对有害的，于是有杀绝它们而后快的行为。过去凭经验我们认为人多力量大，于是都大力生孩子。但是现代科学知识以“真理”形式确定的评价标准取代了我们以经验形式确定的评价标准，于是计划生育了。人必须死仍然只是一个经验，它仍将是我们投票的重要依据。在真理出现之前我们必须依赖经验。

图4这种情况在社会科学中是常态，解决这类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投票决定评价标准，或者强制执行一个评价标准，否则问题不可能解决，永远处于争吵阶段。主流经济学目前在我国取得主导地位就是投票的结果，这得益于政治上解除了其强制的号令。但是从科学角度看，这个投票的结果并不表明马克思经济学就一定比主流经济学差些。

三是由理论来确定。理论的唯一任务就是告诉人们最“标准”的交流标准是什么，不是什么。这种由理论确定的评价标准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直线是最节约的路径就是经典数学给定的评价标准，但是这绝不表明圆圈路径就一定不是直线，不节约。科学的理论在于为我们提供行为标准，使我们节省大量的寻找评价标准的时间，但是它也经常出错，在不断更新。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但是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不断实践、实践、再实践，不断认识、认识、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