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会科学的目的,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变得越来越实用化.过去一般认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后者可以用于指导实际工作.造一顶桥,用力学知识可以有把握地保证桥的安全性,不会倒塌.但是社会科学则不同,它很难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就是人自己,一旦掌握了人的规律,人的行为会相应地改变,原来所掌握的规律就不再适用.比如如果股票市场可以预测,人们会根据预测的结果改变自己的买卖,原来预测的市场将因为买卖行为的改变而改变,预测就不准了.其次,影响社会活动的因素太多,要科学地找出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十分困难.而且即使找出来了,在应用的时候,因为不可预测的因素的作用,往往使得结果偏离预计.所以社会科学的实用化似乎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自从经济学的逻辑框架逐渐建立起来之后,这一情况有了本质性的变化.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无例外地都用经济学指导自己的经济政策,而且获得巨大的成功.各国政府中主管金融,财政,货币的机构必须雇用经济学家,否则必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的确,有少数几个国家至今不承认现代经济学的成就,依然用过时的旧经济学指导工作,他们的经济无不陷入困境.这里并不是说经济学能够解决一切经济问题,而是说由于我们对经济学知识的掌握,严重的政策错误不大会发生了.像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发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当时宏观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来,执行了倒行逆施的经济政策,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执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后来有了凯恩斯理论,类似的事已经不可能再现.
为什么经济学能够如此地实用化,而其他社会科学则不能?我认为是由于现代经济学建立在逻辑框架的基础上.它近似于几何学.只要它的假设前提没有错,结论就一定是对的.这就是数学化了的经济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当然,经济学的公理化的前提未必永远都对,比如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只有在大多数经济活动中能够成立,在非经济活动中它并不适用.再比如收益递减的假设在存在技术进步,规模效益,分工进步等情况下也有许多例外.

    要想使人权理论也像经济学那样可靠,那样可以用于指导实际,就必须构架起人权理论的逻辑基础.事实上人权确实有它自己的逻辑.也就是它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是没有矛盾的,是具有内部的一致性的.也可以从反面来论证,任何一种不同于人权的制度安排必将引起社会持续不断的动乱.

    我对于人权的定义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比如生存权.因为地球的资源足够容纳更多的人,一个人的生存并不需要牺牲另外一个人的生存.他们同时享受生存不会引起冲突.但是在大海中航行的一条小船上,能够容纳的人有限,一个人的生存必须以其他人的死亡为代价.此时生存权不再成为人权,而成为特权.其他诸如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与别人订立合同的自由等等都属于人权.因为这些权利不影响其他人同样享受这些权利.

    按照这个定义,我认为人权还应该包括以下两种权利,一般人权学者往往疏忽了的.第一是听的权利,或者更一般地,获取信息的权利.因为听这件事不可能对任何人造成损害.当然它应该属于人的基本权利.类似地从国外进口任何图书的权利同样属于人权,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之故”偷听敌台”就不算犯法.反过来说,对”敌台”的电波干扰就是侵犯人权.不过获取信息的权利是有限制的.别人的隐私是不可以打听的.第二是持有财产的权利应该属于人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是一种特权.某甲持有了该物的所有权,其他人就不可以再持有该物.所以这是一种特权.但是每个人都有权持有一些物品.比如古代的奴隶就没有权利持有物品,因为他自己都不属于他本人.即使他有一些物品,自以为是属于他的,可是奴隶主随时随地可以把这物品的所有权转移在自己的名下,证明奴隶的所有权是不牢靠的.人人都有权持有物品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对特定物的所有权可以防止因所有权而发生的冲突.二者不可偏废.

    反过来说,人权的反面就是特权.所谓特权就是不可能人人都享受,因为这样会引起互相冲突.比如打人的权利,侵占别人财产的权利等等.显然,这样的权利只有被欺侮的人无权保护自己时,特权者才能够畅通无阻.所以特权是和缺乏人权互相配合的.一部分人有特权,大多数人没有人权.这种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流行了几千年.直到十八世纪人权观念出现,才有所收敛.但至今也还是阻碍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

    一部分入有特权,大多数人没有人权的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几千年.这几千年是社会不断发生动荡的几千年.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征战不断,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偶然有几十年太平日子就算太平盛世,载入史册.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少数人有特权和多数人无人权的矛盾.不能享受起码人权的多数人由于不堪压迫,必将铤而走险,革命造反.而有特权的少数人必将全力镇压.这种尖锐的对抗导致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和社会的倒退.因此之故,从公元零年到公元1800年,全世界人口的年增率只有0.08%,而人权意识逐渐兴起后的1800年到2000年的200 年中人口的年增率达到1%,为过去的12倍;平均寿命的年增率在前1800年只有0.01%,而后200年为0.5%.后者为前者的50倍.以公元1800年前后为分界点,人类社会的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就是人权的逐渐觉醒.

    当社会处于特权和人权矛盾之中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被卷入到矛盾的斗争之中.没有人权的多数人希望改善自己的地位,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特权的侵犯,不得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了与特权者的斗争上,进而自己也有机会成为特权分子.而享受特权的少数人则唯恐特权被推翻,自己被替代,因而也不得不把聪明才智用在了防范享受不到人权的多数人的攻击.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皇帝和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无例外地多要大杀功臣.一直到人民共和国,这一出戏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本质上从来没有变过.对以后继位的皇帝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守住江山,也就是皇位不要被篡夺.他用尽心计看住近臣,处处防范,必要时不惜大开杀戒.凡有谋反的,甚至仅仅是有谋反嫌疑的,就残酷地株连九族.一次杀人成百上千.所以伴君如伴虎.作为近臣一方,不得不严加防范.当然最彻底的办法是自己当上皇帝.近臣互相之间的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它的主线还是皇位的安全或篡夺.围绕这个斗争,各种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朝廷成为最黑暗的地方.皇太子从小就有太傅教导,学的就是孔孟之道.故宫太和殿上悬挂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正大光明”,但是宫廷里真正通行的规则却是阴险毒辣.并不是皇帝天生都坏,而是人处于这样的关系中,不得不如此.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摆布着几千年的君臣关系.没有一个皇帝能够摆脱它.至于皇帝和老百姓之间,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和随后的改朝换代哪能让皇帝掉以轻心.平时苛捐杂税,百姓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住时就揭竿而起.所以剥削,安抚,镇压就是君民关系的全部内容.有少数几个聪明的皇帝看透了这种制度安排的没有出路,可是又没有办法摆脱它,最后选择了出家当和尚.说明了这种制度的极端矛盾和不可救药.

    自从人权观念逐渐建立之后,国家领导人和普通百姓同样享受人权.每个人得到同样的保护,但是领导人也不再享受特权.而且领导人的位置也不是固定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这就是民主政治.人们不再用心思搞人跟人斗争,而用心思如何创造财富,享受钱财带来的物质.特权是排他性的,因为不可能人人都享受特权,而赚钱却没有排他性,人人都可以赚钱发财.世界就比较相安无事了.人的聪明才智逐渐用在了提高生产能力,创造财富方面.因此才有前面提到的人口增加和寿命延长的伟大成就.

    如果把全世界各大洲细分一下,人权观念首先在西欧发展,那儿的经济最早得到发展.后来传播到亚洲和拉丁美洲,那儿的经济随后跟上.至今非洲多数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起人权社会,人跟人斗的关系还没有结束,所以经济落后.当今世界上人权问题多的地方经济都比较落后,人权得到尊重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这绝不是偶然的.

    因此人权的逻辑根据可以总结如下:一个社会中,每个个体之间的关系无非是平等或者不平等两种.不平等就是把人分成有权者和无权者(或者权利多一些的和权利少一些的);平等就是人人都享受一样的权利,那就是人权.这两种制度安排比较起来,如果采取不平等的权利安排,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有权作为权利较多的那部分而存在着,谁又不得不作为权利较少的那部分而存在着?这显然不可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解决方案.因此必然造成社会的动乱和纷争.只有权利平等分配时,才能够避免争权夺利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