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

     

    2006年有一个很凸现的现象就是争论，从2005年开始，先是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质疑，然后延伸到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持续不断。到了2006年，话题更多的落在房地产行业，我们就从这个行业说起。

    我们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已经进行了两三年，但是效果好像不太理想，价格也没有降下来，很多地区的房价还在上涨。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我觉得讨论的水平在迅速提高，现在已经基本接近答案，或者说，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答案。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里有相当一部份是和出口相联系的，城市化在国内经济中占了很大一部份比重，投资的高涨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房地产、道路、城市设施的投资大概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其中，房地产投资所占的比重很大，去年是3万亿的房地产投资，如果加上相关的投资，去年大概是11万亿，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这几年房地产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正处在新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为什么叫新全球化？我认为，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从1991年到2001年，这是美国的黄金十年，我把这十年看作新全球化的第一阶段，现在是第一阶段的延续，为什么呢？因为和以往相比，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信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高速发展达到顶峰，其发展速度比传统的投资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要高得多，而且一旦建立起来，它就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第二个特征，在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现在两个市场、两个阵营合一了，真正在空间上实现了一体化，现在所有跨国公司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九十年代有一个重大的具有实质性的进程，就是全球结构一体化，它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结构。美国处在最高端，所以它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最大。中国处在中低端，尽管高技术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但还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在经历了十年黄金时期的发展之后，美元上涨，美国的股票也上涨，对以IT为主的知识经济期望过大，最后出现了泡沫，从2001年末美国股市开始下调，连续调了五六年。在调整的过程中，美国又过分看好服务经济，或者用一种不准确的但是更容易刻画本质的概念，叫做虚拟经济，包括衍生金融业务等。在全球一体化的框架内，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最重要的标尺就是美元。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每桶12-15美元，回归到现在的每桶60美元左右，相对于石油来说，美元贬值了三倍。从黄金价格来看，也从200多美元一盎司，提高到现在的600美元左右一盎司。日元、欧元也是如此，只不过欧元区和日本的制造业比重比较大，而服务经济的比重相对较小，因此贬值的幅度要小一些。欧元和日元相对于美元来说还有所升值，这是一个大过程，这个大过程与1990年到2000年的过程正好相反。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南亚国家的东西越来越便宜，只有美国的东西在涨价，资产、股票、美元都在升值，现在正好相反。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人民币跟美元挂钩，一直到去年才有所松动，现在从8.3变成7.8。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在国际投资者的带动下，国内以人民币标价的实物资产的价格这几年大幅上涨，最明显就是房地产，特别是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城市，像上海、北京，大量热钱进入中国购买房地产。从股市来看，我们去年对股市进行了一年的调整，开始放开。这几年中国股市的发展来自于两方面的贡献，一个是股权分置改革，温暖了投资者已经近乎绝望的心，给投资者一点回报，一点补偿；另外一个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从2000到2001年以后，股市在几个月内上涨几百点，百分之八、九十的贡献都来自人民币升值，仅人民币升值这一块，我们这些大的商业银行的使用率至少比平时提高20%。

    谈到房地产价格，首先要把背景搞清楚。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提供位差、价差、质量都不同的三类住房。比如农民工，现在北京和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30%，他们不能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廉租屋也只是本地居民能够享受一点。第二个是工薪层，他们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按照相关的规定，年收入6万以下的家庭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这是一个台阶。第三个是年收入10万以上的，他们可以购买商品房。商品房里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于投资或者投机的，为什么要投资或投机呢？最重要的背景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几年美元相对于实物资产在全球化相当于事物相当于阶级一般易通货的事物和实物资产的贬值传导到国内来了，这个空间有多大呢？国内的资产总体上再调整一倍是不多的，越是流动性好的，上涨幅度越大。现在的问题在哪呢？廉租屋近乎于无，连1%都不到，经济适用房在五年前曾达到一定的比例，后来越来越少，最后主要为搬迁户服务了。现在喊着降房价的主要是中间这部分人，他们不能享受保障性住房，如果买商品房，负担又太大。怎样把房价降下来？让投机、投资的房子都不超过90平方米？这种做法完全不对症。对于低收入和中间收入群体，国外都有财政补贴。比如廉租屋，基本上就是租用，农民根本用不了90平方米，一家三口，只要四、五十平方米就能住得很体面，比地下室、工棚强多了。中间这一类的房子，在国外是从家庭生活所得税里扣除，我们现在没有征收家庭生活所得税，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减税的方式，我们没有这样做。最后，经济适用房都是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都是富人在买。政府搞不清楚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如果现在搞不清楚，那你就多盖一些廉租屋，多建一些经济适用房，行不行呢？多为经济适用房屋提供一点廉价的土地行不行呢？现在问题是什么呢？这块没有涨上来，地方政府没有提供廉租屋和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住房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投资和投机，这是不可阻挡的，实物资产有一个涨价的过程。

    国家信息中心的高辉清博士去年搞了一个测算，是关于非正当收入，或者简单的说，叫做灰色收入，在经济学上叫做“寻租”。这个租金的空间有多大呢？保守估计，以2004年的资料为基础进行计算，大概有5万亿。2004年我国的GDP是16万亿，以前我们还统计公布过一个概念，叫社会总产值。八十年代，GDP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是40%多，九十年代中期GDP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0%多。社会总产值的基础是成本和费用，而灰色收入有很大一部分被打进了社会总产值的成本和费用中，没有统计到GDP中。绝大部分灰色收入落到个人或者特殊利益集团的腰包里去了，能够参与分配这部分收入的人有多少呢？大概是几百万到一千万人。新浪网曾经对经常购买奢侈品的人群进行调查，有多少人呢？2005年是1300万，是我们1%的人口。这1300万人的年均收入是多少呢？26万。1300万人乘以26万就是3万亿，1%的人拿了3万亿的收入。2005年我们的GDP是18万亿，分配到居民的大概是11万亿，这1%的人的收入是3万亿，占到26%以上。2004年，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额超过GDP的净增长额，比如GDP净增1万亿，居民储蓄增长了1.1万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GDP中的投资大概占40%，消费占60%，政府还占一块，如果把政府这块去掉，就是居民储蓄，居民净储蓄增长怎么会高过GDP的增长呢？这不成笑话了吗。说到改革，改革造成居民突然不消费了，都存钱了，前几年搞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也许有一些这样的现象，但是超过也不行啊。有人说是股市收入增加了，2004、2005年的时候股市根本没有收入，股民都是负收入。你要把这块灰色收入加上，假如5万亿的灰色收入里头，有2.5万亿进了个人消费，灰色收入怎么分配？凭经验，全就流到境外去了。居民存款增加额超过GDP增加额，这个判断有什么根据？2005年统计局搞边缘产业调查，凭空就长了2.3万亿，调查够了吗？增加得够了没有？你要把这一块加上去，实际上最低收入层和中等收入层这部分没有什么变化，可是这一块大大上去了，形成了住房供给上的三个差别特别大的台阶。而在商品房里，有很大比例是用于投资和投机，你搞限价，限制面积在90平方米，这样的调整能有效吗？供应是最主要的，要把住房的公共福利政策和政府的支持政策纳入所得税征收，或者其他各种方向上去。刚才讲到对灰色收入的调查，这个调查是很粗的，但是比较接近很多人的感觉。我们在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时候，要把它放在一个更接近客观事实的地方。我感觉，这几年的讨论在深化，我们年轻学者和观察家都做出了贡献。宋国青五年前在北大的一次讨论中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汇率是纲，我很受启发。后来我给他做了一个补充，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国际圈，对外汇率是纲，对内土地是纲，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大体不差。这是对宏观经济的看法。

    关于中国改革的走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中国走错方向了，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有一种意见是，改革不到位，什么叫不到位呢？我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中国的改革，就是走路。80年代，改革的第一步是在农村搞联产承包，城里开始是发奖金，很快变成厂长负责制，企业内部的政治改革，路这么走就不合适了。到了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开始放开了，双轨开始出来了，当时老百姓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由于腐败现象的出现，上面搞政治改革，研究的问题很深，压力很大。但是后来出现一场风波，这个研究就放下了，没敢动。我们也在研究，但是还没迈腿呢，出了一点事，结果经济改革往前滑，这条腿不迈，劈叉了，站不稳了。这时候改革的方向也不稳定，后来邓小平南巡，开放带动改革，确实往前走了，后来很艰难地把这条腿往后抽，就没这么走过。

    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像垄断部门的大公司管理层都跟政治有点联系，所以这个问题长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叫做“转型与失衡”。社会开始总的转型，不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要联合转型，现在领导人还提出四个建设，正好与这四个方向相吻合，叫做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失衡就是这样，一劈叉，就不稳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2001年中国加入WTO，把开放和资本、技术、管理的引进抬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叫做成套引进规则，也就是WTO规则。社会生活中引进足球规则、篮球竞赛规则，这是老百姓熟悉的，然后是人权、环保、全球安全机制、全球经济总协调，不仅是经济上的，非经济方面也做出很多调整。现在国内有一些新的提法，像和谐社会、统筹兼顾、四个方面的建设，政府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实行免除农业税、提高工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老百姓有点感觉了。对于反腐败，政府也下了真功夫，有些问题开始从根源上进行解决。比如土地，土地现在是最大的单向要素，其他要素与土地联系在一起才能有空间，像银行贷款，只有跟土地联系起来才能有空间，只要我们把土地管住了，整个空间就会大大压缩。我有一种感觉，最近五到十年，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不是GDP的增长，也不是盖了多少楼房，拿了多少冠军，而是所谓的价值体系的变化。不管是WTO规则、足球规则，还是安全机制规则、环保规则、人权规则、卫生组织规则，这个规则的背后都体现了全球价值体系。一百多年来，始终纠缠在我们内心挥之不去的，是所谓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现在这种体用之争已经开始淡了，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种转变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国家现在最重视的是三个评价体系，首先是国际评价体系决策机构都有一个这样的单位，每天收集国际上对中国的评价，摘选之后提供给决策者。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很关注，对中国的每一个大的举动都有反馈，或者批评，或者建议，或者赞扬，这个国际评价体系对于决策者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二，社会网络评价体系。很多主流媒体，包括官方媒体，都设有一些社会性栏目，实际上都属于这个评价体系，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第三，自我评价体系，包括一些官方研究机构的内部报告、《内参》、内部交流等，这在某些方面还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安全、政治等，但总体来说作用是在减弱的。现在这三个评价体系的互动性越来越强，将来也许会形成一种有机的、多层次的评价体系。这三个评价体系实际上汇集了多元化的理念，也汇集了多元化的利益，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渠道，把各种尖锐对立的冲突和意见汇总到一起，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提炼出某种共识。而这些共识就有可能为下一步的决策提供一个平台和基础，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希望所在。

    总体而言，对于中国的改革，我们要俯瞰这段历史，把历史延长一点，虽然很艰难，但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改革最先进走的、最快的部分，像经济改革，已经和国际接轨了，最慢的部分可能还处在拐弯的过程中，比如一些社会和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是一定要走下去，谁也不能把它拉回去。这就是我的一点体会。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