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第114期

 

 

王一鸣 研究员

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大家下午好！对于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我国在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以后，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在发生变化，新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的重要性在提升。因此，我们又处在一个结构转型变化非常活跃、非常快的时期。我们已经持续了28年的高速增长，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的推进，传统要素的边际贡献率下降，要使这种增长延续下去，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要突出强调转变增长方式；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第三，如何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是第三个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60年代，前苏联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背景是美苏竞争，很多苏联学者提出，苏联的增长速度很快，不低于美国，但是苏联的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要远远要低于美国，是什么原因？当然他们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增长方式的问题，提出了外延增长和内延增长的概念。我们国家引进了苏联的这个提法，也提出了包括粗放型、节约型、外延型、内涵型等增长方式，从6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真正从国家战略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加速发展，增长方式问题也开始凸现，“九五计划”就明确地提出两个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体制转变的推进速度很快，取得的成效也很明显，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增长方式转变的推进并不理想，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即使与和我们发展水平接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粗放型特征依然非常鲜明。“九五计划”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到了十五时期，这个问题开始凸现，因为我们的资源和能源消耗翻番，对环境的排放也迅速增加，所以这个矛盾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一下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和理论解释。从哲学意义上，或者从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投入及其组合方式，也就是说，借助何种手段、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我们可以把这些生产要素进行分类：一类是由于生产要素积累而形成的，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这种投入的增加实际上促进了经济规模的扩张；还有一类是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同样的要素投入，其生产效率是不一样的。转变增长方式的实质，就是在要素投入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提高这种要素的使用效率，在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率下降的情况下，要有效地提高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的生产率。这是转变增长方式的本质和核心。那么增长方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发展阶段，或者说工业化阶段，第二个是体制条件，制度条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不一样，结构和要素的组合方式就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增长方式。同样的，在不同的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方式不同，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一样，也会有不同的增长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增长方式是特定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在经济增长上的一种表现，超越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的增长方式是不存在的，任何增长方式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有其客观必然性。我们要讨论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结合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

我们讨论几个理论模型。第一个是哈罗德Ÿ多马模型，G=s/v （I=v△Y ，S=sY，I=S），G代表经济增长率，I代表投资，v代表资本产出效率，在v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这是哈罗德Ÿ多马的理论原形，认为要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就要加大资本的投入。在这个模型之下又衍生出很多模型，比如罗斯托，他认为投资率必须超过10%，经济才有可能起飞，经济增长和投资是关联的。还有“双缺口模型”，即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同等的条件下，投资和储蓄的差额等于进口和出口的差额，储蓄缺口等于外汇缺口，也就是说，在国内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需要外部的资本来源，这种模型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增长和投资是关联的，强调投资的作用，强调储蓄和外来资本的作用。强调外来资本的作用是传统增长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很多学者都对此作过研究。刘易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要把储备率和投资率从5%左右的水平提高到12%-15%，甚至更高的水平，要形成资本积累，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投资增加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代名词。”，这是刘易斯书里的原话。

  第二个是索罗增长模型，也是我们现在应用最多的模型。索罗认为，经济增长率除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一个单位以后，本来经济产出也应该增加一个单位，但实际上经济增长远比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得要多，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索罗提出了一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包括技术、人力资本、制度变革等多方面的的因素，索罗模型分析了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它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用这种模型去分析问题。既然经济增长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FP，那么我们如何测度TFP呢？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一个难题，发达国家作过很多测算，但是差异很大。索罗曾经测算了从1909年到194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他认为有87.5%可以用技术进步来解释，显然他把TFP大大放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用资本存量的数据来替代资本流量的数据，所以大大低估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澳洲有一位学者，对中国（包括每个省）改革开放后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得出的结论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很快，主要是体制性变革因素引起的；90年代以后，全要素增长率增长速度下降；到了近几年，有些省份还出现了负值。这个结论可能和我们的直接感受比较吻合。所以，要解释TFP是很困难的，我们很难从单一的技术进步的角度去解释，因为还包括制度变动、宏观调控变化等因素。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较稳定，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的作用会比较明显，而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我们就很难回避制度对增长方式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新增长理论”。索罗模型仍旧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进行分析，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学者（最典型的是卢卡斯）开始把技术和知识这个变量内部化，提出了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卢卡斯把知识放入生产函数中，得出了很多有意思的结论，包括知识的正外部性、知识报酬递增效益等。他认为，知识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是不一样的，资本和劳动是报酬递减的，而知识是一种报酬递增的变量。卢卡斯主要讨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意义，认为人力资本的作用比物质资本大得多，他说，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就在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新增长理论从另外一种的角度，分析了一种新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十一五规划”提出创新发展模式，那么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是什么关系呢？发展模式的内涵比增长方式的内涵更为丰富，对制度的要求也更高。转变增长方式主要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在劳动和资本投入既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发展模式的内涵就更为宽泛，它不仅要求转变增长方式，还追求经济和其他部门的平衡，包括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于发展模式，我们要用发展的协调性、公正性和可持续性来衡量。当然，在现阶段，转变增长方式仍是创新发展模式的中心任务，如果增长方式不转变，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很难到位，只有增长方式转变了，发展模式才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发展模式转型会涉及很多外部性问题，比如排放，这些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还需要引入非市场机制，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参与。如何创造条件使得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型良性互动，这是需要我们讨论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强调的转变增长方式，与十年前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新的视角。

  第一，强调把转变增长方式与创新发展模式结合起来，要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我们现在提出要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如何使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第二，与十年前相比，我们更加强调节约能源和资源，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十年前我们讲转变增长方式的时候，还没有把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现在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了，政府也开始把一些约束性指标，如节能、降耗、减排等，纳入经济考核指标体系。如果十年前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有回旋的余地，那么经济发展到今天，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制约已经使我们没有回旋余地了，所以我们要更加强调对能源、资源的节约和对生态的保护。

  第三，与十年前相比，现在我们更加强调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没有创新能力的提升，没有人力资本的提升，我们就很难提高TFP。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包括资本、资源和土地的投入，要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要提升TFP，就需要自主创新。

  第四，现在更加强调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要实现制度创新，制度上的变革是最重要的。60年代，前苏联曾提出增长方式转变，但是最终没有完成这种转变，就是因为没有从制度和体制上入手。应该说，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十年前更深刻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具有世界意义，我个人认为这肯定会写入世界经济史。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或者说，如何解释这种持续高速增长？对此有很多解释，但是一些主要因素我们不能忽略。第一，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为基础的，规模不断扩展的市场和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第二，人口红利。这二十多年是劳动人口负担率下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大规模转移（一般来说，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产的五倍以上），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第三，市场化改革。制度性变革对TFP的提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开放。开放使我们可以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把我们的比较优势和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整合起来（比如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和国际上的资本优势）。从国际范围来看，一般来说，具备上述一两个要素的国家是有的，但是同时具备以上所有要素的国家非常少，我们之所以能够持续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就是因为我们具备了增长的条件。现在中国GDP总量排在世界第四位，很有可能超过德国，进入第三位；贸易额今年可能会达到1.76万亿，居世界第二。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增长的成本和代价都非常高，我们单位GDP的能耗比发达国家高三倍以上，GDP的份额和资源投入的份额相差很大，对原煤、钢、氧化铝、水泥的消耗都占全球四分之一以上。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依靠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优势，这种低成本增长也表现在我们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高度依赖，科技进步和创新对增长的贡献率是非常低的。我们处于低成本增长期和人口红利期的阶段，这就使得我们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到了十五时期，这种增长方式到了极限，能源、电力、投资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都提高了一倍多，比如煤炭产量增长了一倍多，水泥产量增长了79%，钢材的产量增长了187%，我们对很多资源的消耗都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却一直很低，基本上在35%左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技术还不是内生的，相当多的还是外来的技术，技术在总体上还处于模仿阶段。我们把增长方式的特征进行归纳，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投入。投资率这几年一直在40%以上，而印度保持8%左右的GDP增长速度，它的投资率只有20%左右，相对来说，它的资本效率比我们高得多。第二，资源消耗过大，浪费严重。由于资源价格很低，所以我们的资源消耗和浪费并存。第三，技术进步过度依赖引进，不是内生性的。第四，增长的外部性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我们的二氧化硫排放是全世界第一，2549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根据美国的预测，中国明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我们现在还在做炭贸易，没有受到排放的限制，一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我们会受到配额的限制，排放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另外，由于资源不能自给，我们的资源对外依存不断提高，石油、铁矿石的依存度这几年都在不断提升。

  关于转变增长方式，我们已经说了十年，现在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为什么这么困难？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发展阶段、体制条件、基本国情和发展战略的选择。

  首先，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分不开的，后两个因素是这两个因素的外延。所谓发展阶段，指的是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是从消费品工业到资本品工业的转型时期，或者说从轻工业到重工业转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能耗和资源消耗的强度是最大的。这是一个经典的图（略），描绘的是不同国家的能源消耗强度在不同年代的变化。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能耗强度很高，比我们现在要高得多；往后看，从美国到德国，再到法国，能耗强度的峰值不断下降；到了中国，能耗强度的变化呈倒U型，这个规律还在起作用，我们现在还处于“爬坡”的阶段，单位GDP的能耗还没有过这个拐点。从国际经验来看，单位GDP能耗大于1的国家有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家坡，它们都经历了弹性系数大于1的阶段。日本从1961年到1973年，在国民收入倍增时期，它的GDP能耗弹性系数是1.14，倒U型的规律在起作用；巴西从1971年到1990年，能耗弹性系数是1.27；台湾从1971年到1990年是1.19；韩国从1985年到1994年是1.27；马来西亚从1985年到2001年是1.2。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绕不开这个阶段，都会经历一个能耗弹性系数大于1的持续的阶段。

  第二个因素是体制条件。虽然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在提高，但是行业垄断、行政垄断依然存在，在垄断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没有动力。由于地区市场的分割，要素市场发育之后，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地方政府行为的不规范、财税投融资改革不到位、政府配置资源过度过大，这些都抑制了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升值压力。本来我们的资源稀缺，资源价格应该上升，但是制度性因素使要素和资源升值的价格信号被阻隔，没有传递到市场主体上，升值压力被抑制，造成了资源和要素市场的扭曲。

  第三个因素是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二元结构突出，城乡地区差异很大，劳动力规模大但素质很低，生产方式多层次化，有原始的生产方式，也有现代的生产方式，这些都加大了转变增长方式的难度。对转变增长方式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这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地方政府甚至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这不仅延缓了增长方式的转变，甚至还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市场机制严重扭曲。

  总结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就是要素和资源的低成本和高强度投入，而不是以生产要素效率提高来驱动的，因此实现较快增长就必须增加投入，形成了一种对投入的路径依赖。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其决定因素有哪些？以往支撑这种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能否继续发挥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要从传统增长方式这个泥潭中走出来的时候了，如果不走出来，我们的高增长期可能会终结，因为传统增长方式所依赖的几个条件已经开发发生变化。

  第一，要素投入。首先，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劳动力价格的变化。我们测算，按照新的人口战略，30年后我们的人口达到峰值——14.6亿，劳动力在20年达到顶点，总规模为9.23亿，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60岁）的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13年后可能会负增长，也就是到达“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价格会发生变化。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农民工供给不足的现象在沿海地区已经比较突出了。最近美国经济学家哈利根特写了一篇文章——《下一个大炮房》，他在文中指出，在度过人口红利期之后，中国会陷入困境，因为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难以维系。“刘易斯拐点”会不会很快到来，我们的劳动力供需格局会不会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劳动力成本会不会快速上升，从国际经验来看，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其次，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劳动力价格也会上升。再一个，土地价格。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以后，提高了土地补偿标准，土地出让要有基准地价。在我国，土地等资源的成本也非常低，由于资源稀缺，我们就要进口，价格肯定会上升。另外，外部成本内部化，就是环境治理的成本内部化，这部分成本也要增加。我们过去是依靠低成本要素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要素成本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第二，技术瓶颈制约也在明显加大。我们的劳动力技术产业的技术含量不高，所以对技术的需求不多，成本也很低，比如进口一条服装生产线，成本不高，对技术的需求量也小。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投资品的生产增加了，中间品的生产增加了，对技术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而我们的自主研发能力很薄弱，远远跟不上对技术的需求，技术瓶颈制约加剧。而且现在引进技术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美国和日本都已经开始限制技术转让。所以，我们要提高TFP，难度也很大。

  第三，资源环境的约束。按照传统的增长模式发展下去，环境也承受不了。按照2010年人均GDG再翻两翻的目标，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人均能耗也翻两翻？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源和环境肯定承受不了，会突破它的极限，一旦突破资源和环境的边界，可能会发生系统性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

  第四，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我们依靠这种低水平的加工贸易出口来维系高增长，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拉低了世界的通货膨胀率。但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在加剧。我们原来对日本是逆差，现在开始顺差了，对韩国原来保持较高的逆差，现在逆差也在迅速缩小。

  国际上一般有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我们概括为“自发渐进型”，不一定准确，就是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像美、英、德、法这些国家，它们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的条件下，企业逐步加快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使企业逐步增强节能降耗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政府通过立法来设定技术标准，这是一种逐步、互动的过程。为了实现这种转变，这些国家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显然，我们按照这种模式走是来不及的。第二种，新型工业化，也就是日本、韩国的模式，即所谓的“市场增进型”。这种模式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是培育市场，增进市场共勉，而不是由政府来配置资源。这种模式使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能够交互，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价格失灵的领域由政府进行干预，由此来加快转变的进程。第三种模式是前苏联和东流国家实行的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是不成功的。这种模式在局部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缺乏制度型约束，缺乏激励机制，所以难以持续。这三种模式中，第一种模式的时间成本太大，我们可以借鉴的是第二种模式。当然，我们要从国情出发，而不能简单照搬，要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的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我觉得现在应该强调市场配置是第一次调节，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干预，这是不同的顺序。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在提高，政府要着力解决的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政府职能要从经济管理向社会管理转变，要从内部性管理转向外部性管理。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具备一些外部条件。首先，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第二，外在压力加大；第三，市场化程度在提高。尽管要素市场发育之后仍然存在垄断，但是市场功能在增强，全球化使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技术的扩散，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与十年前相比，现在我们转变增长方式的外部条件更有利。但是，我们也面临很多特有的挑战。首先，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条件下，我们就面临后工业化国家的这种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经济形态的竞争压力，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结构转型过程，这对我们是一种挑战。第二，在创新能力还不强的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丧失的不利局面，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全其他国家用很长时间完成的增长方式的转型。第三，在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解决外部问题，包括环境、资源等。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特有的挑战。

  那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的单位GDP能耗高居不下，其中有70%是产业结构所决定的，重工业还在不断发展，单位GDP能耗就很难降下来。所以，结构调整是关键环节。我们现在的结构调整和以前不一样，不是单纯地调整产业间的比例关系，而是要把重点逐步转向创新、降耗、矫正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约束条件。结构调整在战略上的目标，就是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育以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这种新的竞争优势是以知识进步和劳动力水平的提升为基础，而不是以低成本为基础。从战略上来讲，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

  一，把高技术产业做强。现在我们的高技术产业有90%是组装业，我们现在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要改变对比较优势的被动适应，逐步推进高技术的发展，从加工组装向技术研发制造工业转型，通过转型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人力资本，推动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餐馆，它就是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怎样把这些劳动力转移到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适度控制传统重化工工业的发展，我指的是传统的重化工业，而不是现代重化工业。我们可以走出去，到国外去办一些资源加工厂，适度限制国内传统重化工业的扩张，不然的话，我们资源承受不了。但是，这种结构调整不是由政府主导，关键是要发挥市场的功能，校正市场价格的扭曲。政府的作用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包括信用制度、法律制度等，但是由于政府过去对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大，而制度建设又相对滞后，所以市场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干预，要改变这种局面。结构调整不仅是工业，还有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如果生产型服务业上不去，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上不去，交易成本就降不下来。现在的跨国公司都把生产和服务环节整合起来，比如华为，它现在的工业生产只占10%，你说他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所以，结构调整一定是关联的。

  第二，研发能力的提高。提升TFP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我刚才说了，新的竞争优势不同于传统竞争优势，它是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如何提升新的竞争优势？这离不开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技术进步有如此大的需求，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从战略上来说，我们要解决科技部门与经济部门的整合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年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如何整合呢？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是关键。政府要引导创新的要素向企业集中，培育一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可以接受集成外包的企业。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我不多讲了。再一个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于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很重要，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政府要转变观念，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

  第三，节能降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退路，必须往前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构市场机制。这个图（略）反映了我国单位GDP能耗的变化情况，总体来说，能耗从改革开放之后是下降的，但是近两年有所上升。我们的弹性系数在“九五”时期最低，只有0.07；“十五”时期是1.05，特别是2003、2004年，都超过1.5，2005年是0.97；这两年我们的节能量也是负的。应该说，“十一五”时期的节能形势非常严峻，按GDP能耗定比计算，我们要节6.5亿吨标准煤，如果按实有速度测算的话，还要高。我们和“十五”做一个比较，“十五”期间的GDP增量是5.7万亿，“十一五”期间按7.5测算的话要6.8万亿，实际上是很困难的，现在经济增速已经达到10%以上。能源消费增量按节能20%来控制的话，“十五”是9.2亿吨标煤，实际的增量，按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话，是3.26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在“十五”是1.6亿，弹性系数是1.04，我们要降到0.37。因此，节能降耗的形势很严峻。结构节能占70%左右，要完成的任务大概是4.55亿吨标准煤，而我们现在的重工业化趋势还在发展，所以要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道德约束是不起作用的，关键是把价格的作用发挥出来。价格信号不仅能够激励节约，还能激励技术进步，因为能源价格提高了，企业就会开发节能的新技术。有人担心，资源价格上涨之后，低收入人群怎么办？调价后的收益可以通过制度设定转为国家所有，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技术开发，还有一部分可以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较低的资源价格客观上刺激了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改革的任务就是要理顺价格，同时适当放宽垄断型资源行业领域的市场准入。最近英国《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这种投资过热、贸易顺差、流动性过剩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管制要素价格，而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大，文章认为，应冻结汇率来调节生产要素价格，这种要素价格的调整有利于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当然，应该承认，我们的要素价格太低了，被扭曲了。

  第二，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在调整汇率上我们有多种方法可以选择。我们可以冻结汇率，或者冻结价格，因为我们的资源价格是管制的，市场竞争不起作用，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冻结价格来动汇率，也可以既动价格也动汇率，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我们必须下决心去做这件事。

  第三，资源产权制度。现在财政部在山西、内蒙做“有偿使用制度”的试点，你要想获得开采权，必须上牌照，不是无偿取得的，资源的产权制度要明确。

  第四，财税体制。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增加，地方的相应减少，但是财权和事权结构没有做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没有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存在缺口，这个缺口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比如公务员涨工资，地方政府没有这个财力，只能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这种财力性转移支付都是刚性的，转移转过去就发工资了，怎么样办社会事业呢？因此，我们要增加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多数地方来说，政府收支缺口无法通过转移支付来弥补，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加大税收的力度，发展重化工业，使增值税的收入增加，增值税（而不是所得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这就使产业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受到了制度性的约束。从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到现在已经13年了，财税体制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进行一次战略性调整的阶段。怎么调？第一，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规模。比如义务教育，如果是县统筹，一个穷县的义务教育费用就占财政支出的70-80%，地方政府无力发展其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第二，增值税转型。第三，开征资源税、环境税。第四，整合专项转移支付。还有主体功能区、预算管理制度、环境税制度，都需要研究。

  第五，行政体制改革，也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的干预程度较高，而其公共服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市场监管职能还不到位，我们要在制度上做出相应的规定，使决策、执行和监督适当分离、相互协调，建立完善的政绩考核体系。

  最后一个，微观基础的问题。有了价格信号，市场主体会不会不起反映？尽管价格扭曲被校正，由于企业缺乏刚性约束，它根本无所谓，利率上涨我照样贷款。微观基础是很重要的，包括企业制度、企业治理结构，现在民营企业的企业治理结构就很规范。我们的企业很分散，怎么样提高集中度，提高规模经济等，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谢谢！